工业化进程提速阶段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二、工业化进程提速阶段

1978—1997年是我国工业化进程提速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对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3]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民经济格局尤其是供给格局调整表现为,1979—1980年底着重调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1981—1982年,着重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中国民收入超分配问题,削减基建规模,控制消费,平衡财政收支。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格局调整增加了改革和市场的因素,力争协调处理好对外开放关系,积极解决回城知识青年、城镇闲散待业人员的就业困难等。随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经济调整目标逐步实现,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三次产业结构日渐趋于合理,国民经济格局全面实现调整并得以优化,“六五”“七五”“八五”计划期间,产业结构趋于正常。

表1 1981—1995年我国产业结构变化情况(单位:%)

图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资讯。

从供给结构看,我国第一产业占GDP比重快速下降,第二产业稳中有升,第三产业大幅上升。1981—1995年,第一产业从31.3%下降到19.6%,降低了11.7个百分点。尽管农业生产比重下降,但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上升,农产品产量逐步提高,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民生活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从22.7%提高到33.7%,提高了11个百分点,商业活动明显增加,市场活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八五”计划时期,我国在发展目标上主要强调确保经济与社会稳定。党的十四大正式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开放的目标确立下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得到承认,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供给结构得到改善,产业升级改变了就业结构。1995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降至52.2%,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升至23%,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提高到24.8%,其中第三产业比重比1981年提高了11.2个百分点。这一时期,我国劳动力快速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由于大量劳动力转移到生产效率更高的部门,我国经济增长提速。GDP增速由1981年的5.1%上升至1995年的11.0%。从工业内部结构来看,轻重工业结构趋向协调,在全部工业总产值结构中,轻重工业比例从1981年的51.5∶48.5转变为47.3∶52.7。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促进了贸易结构优化,工业制成品占出口商品比重从1981年的53.4%迅速提高至1995年的85.6%,初级产品占比从46.6%大幅度下降至14.4%,我国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不断提高,出口竞争力提升。由于我国供给格局日趋优化,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也得到较大改善,人均GDP从1981年的497元,提高到1995年的5091元,提高了10.2倍。(https://www.daowen.com)

这一阶段,供给格局实现高效转变,主要得益于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我国推进实施了经济体制改革。制度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有效释放了被传统体制压制的生产力。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伴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断稳固和完善,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摆脱了贫困落后的局面,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释放出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加快了农业同现代科技的结合,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乡村工业体系,开辟了中国工业化的新路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允许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允许集体经济自主经营和分配;第二方面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通过实行“责任制”和“放权让利”,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第三方面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健康运行,并逐步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二是我国具有强大的市场需求。受改革开放前的高积累、低消费政策以及“大跃进”“文革”等因素影响,我国经济“短缺状态”特征较为突出,社会生活消费品明显不足,生产效率不高,产业结构不平衡,人民生活长期难以得到改善。改革开放后,供给格局转变、产业结构更趋合理、供给能力提高,我国居民长期被压抑的消费需求逐步得以释放,市场空间日益拓展,多样化需求进一步促进了生产领域的发展,特别是投资少、见效快、技术含量低的轻工业产品销售旺盛,短缺经济特征逐步得到扭转。

三是我国对外开放步伐加大。我国积极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实行“三来一补”发展加工贸易,开放一般制造业,外商投资领域更加广泛。通过对外开放,我国充分发挥数量型人口红利的“比较优势”,积极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金,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缓解了产业经济发展中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瓶颈,提高了产业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成为促进供给格局转型的重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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