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调整阶段

2013年后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调整阶段。“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实现这样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并不容易，对我们是一个新的巨大挑战。^[4]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发展，逐步步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部分科技领域发展与国际前沿技术的差距越来越小，触及技术引进的“天花板”；由于人口结构变化，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我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低成本劳动力竞争优势削弱，劳动力成本显著提升；低成本资源环境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前期产业扩张的同时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各类环境污染呈高发态势，成为发展短板；发达国家积极推进“再工业化”进程，在高端产业领域阻碍我国进入，其他发展中国家加速工业化进程，在中低端产业领域与我国形成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内需和外需同时削弱，另一方面传统要素优势发生显著变化，我国供给格局出现转变。低附加值产业、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比重偏高，而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的比重偏低。原有的以钢铁、能源、建材为主的重化工业领域出现产能过剩；存量房规模明显偏高，房地产领域去库存压力加大；要素成本提升导致我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成本上升，生产经营压力加大。因此，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比如，我国一些行业和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时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国内庞大的市场没有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东亚地区提供高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资源的全球经济大循环，国际市场有效需求急剧萎缩，经济增长远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劳动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社会成本和生产成本上升较快，传统产业和增长动力不断衰减，新兴产业体量和增长动能尚未积聚。”^[5]基于此，我国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https://www.daowen.com)

我国供给格局呈现阶段性转变，供给结构向创新化、绿色化、协调化方向转型，第三产业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第二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2020年，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为7.7∶37.8∶54.5，其中第一产业比重基本平稳，由2012年的9.1%降至7.7%，第二产业比重降幅较大，由2012年的45.4%降至37.8%，减少了7.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大幅提升9个百分点，由45.5%提高至54.5%。与此同时，我国装备制造业不断向中高端迈进，高技术产业比重明显攀升。2020年装备制造业对全部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70.6%，电子、电气机械、汽车行业实现蓬勃发展，太阳能电池、笔记本电脑、工业机器人、3D打印设备、智能手表、民用无人机、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高附加值产品发展较快。

服务业供给能力有效提升。服务业总体保持较快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吸纳就业人数逐年增加，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牵引力。这一时期，制造业企业为提升核心竞争力，分离和外包非核心业务，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不断提升，新一轮税改打通了二、三产业间税收抵扣链条，促进了制造业、服务业的分工细化和融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得以快速成长。工程设计服务、质检技术服务、知识产权服务、金融信贷服务、保险理赔服务、人力资源服务、法律服务、广告服务等一系列生产性服务业得以发展壮大，为制造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提供了更多的专业服务支持。伴随新技术不断涌现、社会需求转型升级，新经济、新动能发展壮大，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我国服务业发展进入新阶段。与此同时，伴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生活性服务业不断提质增效。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传统生活性服务业加速转型升级，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等幸福产业蓬勃发展。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为改善民生福祉、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做出了重要贡献，有效支撑了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对经济增长基础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