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性理论立场：现代学校治理理论

在英语中，“治理”的英文单词governance的词根为govern，意译为统治、管理、主导的意思^[78]，与之相近的英文单词还包括governe、governement等，其译意同样有指导、引导、驾驭等含义，因此，从西方语言文化看，治理的本质内涵是对于事物的主导、驾驭与指引，强调一种柔性的掌控与管理。与英语的语义相类似，在中文语义体系中，“治理”一词同样具有统治、管理、指引等相近的内涵。在诸多管理学的工具书词典中，检索“治理”这一术语，一般都被定义为政府或者社会组织等机构在组织目标的指引下，通过组织结构关系的处理，对组织的运行进行的指引、管理等一系列行为集合^[79]。

福柯（Foucault）眼中的“治理”，应该是为了达成目的而采用的一系列对人、事、物进行最为合理的安排与处置的策略性行动^[80]。而进行这些策略性的行动需要对被治理者的内在动机、需求和期望给予足够的重视与满足，这样才能实现治理的最终目的^[81]。所以，在这一基础上，福柯对于“治理”的定义进行了非常简洁的归纳，他认为，治理就是对行动所采取的行动，意为“行动的行动”（the conduct of conduct）^[82]。著名的管理学家凯克特（Kickert）更为强调社会在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在政府功能缺位的情况下，对于社会目标的实现，社会组织应当具有自我诊断、自我引导以及自我组织的功能，由此形成了一套社会治理理论^[83]。国内学者俞可平在中国儒家“善文化”的影响下，结合西方治理理论，提出了自己对于现代社会治理的观点，他认为，治理就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善治”目标，为此，社会组织采取一定的政策手段满足公众期待，调整公共关系的管理活动与过程^[84]。

长期以来，教师队伍的治理始终是现代学校治理的中心议题。采用新韦伯主义的“社会藩篱”理论来分析教师队伍的治理问题，关键因素在于设计建立一套完善的高门槛的教师专业发展制度，充分保障教师专业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性优质资源，并且严格淘汰不具备资格的人员，形成在教师专业人员与非专业人员之间专业的“藩篱”，以此来维护教师职业的专业地位^[85]。这就要求政府和学校能够建立一套对教师专业资格与专业发展开展有效评价的制度体系，服务于教师专业身份的确认与专业水平的评估，促进教师专业的发展。因此，教师评价制度成为现代学校治理中的关键环节。(https://www.daowen.com)

针对教师评价与教师队伍治理的关系研究，有学者采用了福柯的“治理术”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对教师评价的治理环境、内部关系、结构体系以及运行效度等进行了全面分析，结果发现，教师评价的有效运作需要通过调动教师个体的自我变革才得以实现，这恰恰是教师评价所应体现的治理目标。只有将教师评价的治理理性聚焦于教师专业发展，通过设计一系列丰富的评价政策与方式，才能利用制度杠杆撬动教师发展的动能。^[86]

治理理论对于教师评价在组织管理与个人发展之间的弥合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学者在现代学校治理视域下，从组织管理与教师发展两个面向对教师评价的指标体系进行了建构。其中，组织管理的评价指标，重点倾向于组织关系的处理、资源的调动、利益的分配，最终指向组织管理的高效化与现代化。而在教师发展的评价指标中，则侧重于教师专业发展的自觉性、自主性与创造性，激励支持教师实现个人的专业发展目标^[87]。

但是，在现实中，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相当的差异，进而产生了矛盾。有学者研究发现，为了实现学校组织目标的达成，最大限度地激发教师的工作潜能，学校实施了高标准高利害的绩效评价制度。但是，这项制度并没有对教师的专业发展产生过多的正向影响，反而成了一种限制与干扰，教师群体表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焦虑与迷茫。为此，有学者认为，现代学校治理理论对彼此的融合做出一定的努力，建议将教师评价的重心转变到教师职称评审制度，以此来联结教师个人发展期望与学校组织发展期望，通过实现教师专业发展的目标，来促成学校组织目标的实现^[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