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宋时期民间文化思想即风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固然与北宋时期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而更重要更直接的是北宋时期像范仲淹、欧阳修这样一批思想家，对于风俗这一民间文化现象所作的理解、把握与概括总结的结果。他们的风俗思想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与其各不相同的知识背景、人生经历与追求，特别是他们的思想品格、道德情操、理论主张等内容密切相关。诸如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等重要变革，都直接体现在不同人的风俗思想中。
现代民俗学理论把民间风俗分为四个基本部分，即物质生产为主要内容的物质民俗、以社会组织社会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民俗、以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民俗和以民间语言主要是民间文学为主要内容的语言民俗。[5]而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民俗是风俗的一部分，风俗包括民俗等社会生活习惯，其各个部类相互关联，在文化属性上是一个整体。所以我们注意运用现代民间文艺理论，却更重视我们是在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具体把握北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民间文化思想，主要是民间文艺思想理论的研究。
诚然，人是文化的产品（产物），文化塑造了传统和传统中的人，而传统以历史为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影响并作用于人的成长与发展。或者可以说，人在风俗中形成生命的开端和结束，任何一个民族和个人都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及其所形成的文化。
一位美国学者对这样一个问题论述道：
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的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6]
同样，民间文艺是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历史文化积淀而成，而又以风俗文化、风俗生活等形式表现历史文化影响下的社会生活形式和内容。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风俗具有非常重要的教化功能、规范功能、整合功能、维系功能、协调功能等社会功能。
在我国古代风俗思想史上，人们特别重视风俗的教化功能和规范功能，把风俗对社会的反映和以精英文化为主要内容对世俗的影响作用这两个基本方面的意义强调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移”“易”“辨正”和“礼”便更为重要。如应劭在《风俗通义》中强调道，“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7]荀子在《乐论》中说，“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8]刘向说得更明白，“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以施于百姓”。[9]以“移风易俗”而“施于百姓”以“教道”，成为我国风俗思想史上相当普遍的理念。亦如孟德斯鸠所说，“风俗和礼仪不是立法者所建立的东西，因为他们不能建立，也是不愿建立的”[10]，他强调的是“法律”与“风俗”之间的相悖；而在北宋时期，这种矛盾便以那些具有政治身份的思想家著作中的“风俗颓弊”等描述方式屡屡出现。而他们更多的是倡言“教化”，鼓吹“新美化之”“和厚风俗”“变风俗，立法度”等主张，以不尽相同的风俗思想“拯救天下”。最典型者是张载，他在《宗法》中倡言“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11]，而其影响更广的声音是由此发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2]。此亦为北宋时期流行尤为普遍的思想风尚。
北宋时期风俗思想是宋立国之初所确立的社会发展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他们崇尚文化，重视对历史文化的整理，形成鲜明的时代特色。
如司马光《涑水记闻》“杯酒释兵权”载：
太祖既得天下，诛李筠、李重进，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何如？
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https://www.daowen.com)
语未毕，上曰：“卿勿复言，吾已谕矣。”[13]
其“武臣亦当读经书”等载：
太祖闻国子监集诸生讲书，喜，遣使赐之酒果，曰：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
太祖聪明豁达，知人善任使，擢用英俊，不问资级。察内外官有一材一行可取者，密为籍记之。每一官缺，则披籍选用焉。是以下无遗材，人思自效。[14]
以此管窥之，可见其“能强干弱支，致治于未乱故也”[15]。如人所说，“强干弱支政策的推行，防止了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的分庭抗礼及将领兵变的内乱，换来了较长时期社会的安定，为政治经济学术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文明”，但是，这也形成另外一种弊端，“防止了内乱，却削弱了抵抗外患的力量”，“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兵皆仰天子以食，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因而出现“‘积贫积弱’，恶性循环，社会危机加深”[16]的局面。但无论如何，其“大重儒者”，“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县，以京朝官监临财赋，又置运使，置通判，皆所以渐收其权”[17]等策略，有力刺激了宋代思想文化的活跃。亦如王夫之所论，“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殴刀之辟”，“宋之士大夫高过于汉、唐者”。[18]故如《宋史》（《忠义》一）所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勇于死敌，往往无惧。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19]换言之，思想者之人身得到国家保障，其自由、自主、自信，便生出学术思想的生机。所以，北宋时期风俗思想在整个中国风俗思想史上形成空前的繁荣发展，各派林立，激烈、坦荡之情尽现于言表。
北宋时期风俗思想的繁荣源于政策的宽松自由，当然包括城市社会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日益形成传统与现实的冲突，影响到社会结构阶层的变化，亦与知识分子包括朝臣出身的学者他们的自觉意识，即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共同形成这种风俗思想充分显示思想者个性的局面。应该说，二者缺一不可。
对于朝廷而言，政策的保障和支持除了这些“大重儒者”的理念，其表现还体现在对于历史文化典籍的整理等措施，营造了崇儒尚文的社会环境，即有利于风俗思想等人文思想发展的思想文化氛围。其中一个典型就是《太平广记》的编纂，在事实上体现出李昉等人奉宋太宗之命集体编纂的一部类书，成书于宋太宗的太平兴国期间（自太平兴国二年三月至次年八月）。其整理、保存自汉代至宋初包括大量民间传说故事的所谓“以野史传记小说诸家”“编成五百卷，分五十五部”的“赐名《太平广记》”[20]之书。其编写体例即反映出这一历史时期的风俗思想。
《太平广记》与《太平御览》《事物纪原》等保存风俗文化尤其丰富的典籍，用今天的话说，是历史文化遗产的整理编纂。其整理编纂所体现的风俗思想，直接表现为“目录”各卷中的分类与注说的具体内容。
如其第一至第五十五各卷的“神仙”，第一卷列神仙为“老子”“木公”“广成子”“黄安”“孟岐”；第二卷列神仙为“周穆王”“燕昭王”“彭祖”“魏伯阳”；第三卷列神仙为“汉武帝”；第四卷列神仙为“王子乔”“凤纲”“琴高”“鬼谷先生”“萧史”“徐福”“王母使者”“月支使者”等，“墨子”等历史人物列第五卷。这种分类方式，其根据应该在于李昉等人对各个所谓神仙人物的具体事迹即神话传说故事等内容的理解。
又如其第五十六卷第七十卷为“女仙”，其列入“西王母”“江妃”“董永妻”“麻姑”“骊山姥”等民间传说中的女性；其第七十一卷至第七十五卷为“道术”，第七十六卷至第八十卷为“方士”，第八十卷至第八十六卷为“异人”，此后各列为“异僧”“释证”“报应”“征应”“定数”“感应”“谶应”“名贤”（附“讽刺”）与“妖怪”“精怪”“灵异”“草木”“畜兽”“禽鸟”“水族”“昆虫”“蛮夷”“杂录”等。其保存民间传说故事之丰富，内容之浩瀚，堪称我国民间文艺史上第一部巨大规模的“民间传说故事集成”。其编纂理念，自然是我国古代风俗思想史的重要内容。其关注民间传说，包括对风物等风俗文化、风俗生活的记录、整理方式，不难在此后的《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风俗志著述中看到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