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其次是北宋风俗思想主要形成于时代大变革的社会历史时期，体现出北宋时期这些思想家激烈的思想冲突。
忧患意识是北宋时期思想家们共同拥有的精神取向，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21]为典型。他们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忧国忧民，极力向朝廷或更高一级管理者表白自己拯救天下的主张。而他们所述的天下，其实是孟子所述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22]之“天下”，即“天下之人”，主要指普天之下的民众。同时，他们也都强调，在社会发展中，“民为邦本”，此与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相合。但他们更重视“忧其民”与“忧其君”的共处，如范仲淹所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23]。忠君，忧国，乃忧其民，这是北宋时期风俗思想的重要基础。这些思想家胸怀天下，常常追怀历史，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比照现实，关注民生，所体现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也正体现出他们风俗思想的高尚品格。其风俗思想因此被赋予实践的品格、批判的精神，是我国风俗思想史上辉煌的一页。
“改革”，即“改易更革”，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所必须经过的阶段。而如何“改易更革”，便成为北宋时期风俗思想所要回答的一个难题。也正是在回应时代要求这一难题的过程中，他们之间形成的思想冲突，构成不同程度的矛盾。这并不仅仅是改革与保守的较量。就总体而言，北宋时期风俗思想以时间顺序，分为“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其中“熙宁变法”又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既大体上熙宁元年（1068）到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时代为新法施行阶段，而宋哲宗时代初期高太后执政，司马光尽废新法，此为又一个阶段，俗称“元祐更化”。改革改变了历史发展；说到底，其实就是在改革中具体形成北宋时期这些重要的风俗思想。
对于北宋时期的风俗思想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忧患意识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对于改革事业的思索，包括改革主张的提出，以忧患形成风俗思想的鲜明风格。其风俗思想又因为忧患意识和改革主张而形成突出的内容。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无论他们发生什么样的争端，他们所秉持的思想武器又都是对我国传统文化中“道”或称“先王之道”的阐释与表述。
“道”的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不同的思想文化内容。在北宋时期，学者更多地主张“文以载道”，被学者称为“倡始于柳开，见效于王禹偁，完成于欧阳修”，是“继承了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的主张”的古文复兴运动。[24]那么，以何形成“文以载道”呢？有学者将此与宋学的建立密切联系起来，提出“宋学形成于宋仁宗统治期间”，“庆历新政前后（1043—1044）是宋学形成的阶段”[25]，其又提出“宋仁宗、英宗之际，亦即嘉祐治平年间（1056—1067），宋学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形成了王安石学派（荆公学派）司马光学派（温公学派）、苏氏蜀学派和以洛、关为代表的理学派”，“自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变法，四大学派都卷入了由变法而激起的政治旋涡之中，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和斗争”[26]。这是有道理的。如此看来，这一时期的风俗思想当与宋学的建立形成具体的联系，这或许是一种必然。但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受到宋学的影响，北宋时期的风俗思想在新政、变法中形成和发展。
诚然，宋学的疑经，强调独立思索、经世致用，追求“内圣外王之道”，探究古代典籍的“义理”之所在，这些学术方式、学术风尚都直接影响北宋时期的风俗思想。
宋学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对前代学术思想与学术方法的继承与发展，并以此影响风俗思想。对此，有学者称，“宋代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相对安定，经济的发展，自然科学三大发明的完善，以及文化政策相对宽松，营造了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孕育着新的学术理论形态的转生”；其“新的学术理论形态”是“化解当时三大冲突”而“转生”的。即“传统经学解释学的冲突”“价值理想的冲突”和“外来文明的冲突”，从而形成“新学术的融突转生”。[27]而其自称继往圣道统，又被称为理学。[28]我国先秦时期经过整理而被尊称为经典的《诗》《尚书》《周人礼》《周人易》《春秋》等典籍被后世学者以传记、笺注、注疏、训诂等方式所进行的阐释，以汉代儒生为典型，被称为“经学”。宋代学者发扬了韩愈等唐代学者怀疑儒经的求实务真，对那些关于儒经的注释同样表现出怀疑，渐渐出现博采众长，诸如援引“佛”“道”“法”等文化思想“入儒”的义理之学。如学者所举例“李觏研究《周礼》，不是把《周礼》作为顶礼膜拜的教条，而是要从中找出解决当时宋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办法”。[29]李觏曾作为范仲淹的朋友，著有《周礼致太平论》，与胡瑗、孙复、石介“宋初三先生”等郊游，推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变革[30]。
受这些因素的重要影响，北宋时期风俗思想从我国古代典籍《周易》《尚书》《春秋左传》和《中庸》等经典中获取解释现实的思想文化资源。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范仲淹多次在自己的著述中援引《周易》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以此论证变革现实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包括变风俗的意义，形成其风俗思想特色。如其天圣五年（1027）《上执政书》中所言“惟圣人设卦观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变者，其能久乎”[31]，以述“苟且之弊，积习成风”[32]和“修四方之政教，正百司之纲纪，澄清风俗”[33]。之前，其天圣三年（1025）《奏上时务书》引此述说“风化其坏”与“文质相救，在乎已，不在乎人”[34]的道理。又如其《答手诏条陈十事》，以此述说“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纲纪寖隳，制度日削，恩赏不节，赋敛无度，人情惨怨，天祸暴起。惟尧舜能通其变，使民不倦”[35]。(https://www.daowen.com)
范仲淹是关学的重要创建者，其风俗思想对后世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不仅他如此援引古代典籍中的道理藉以论说现实，而且劝导他人，如此使自己的思想更加深厚。如张载，“志气不群”，“无所不学”，其“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许，上书谒范文正公”，“公一见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36]
张载“读其书，虽爱之，犹未以为足也，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37]。其用力最深者就是《周易》，提出气一元论等哲学思想，其讲井田，推崇《周礼》，著有《正蒙》等著述，其中有许多涉及风俗。如其论“浮屠明鬼”，称“自其说炽传中国，儒者未容窥圣学门墙，已为引取，沦胥其间，指为大道”，“其俗达之天下”而使“人人著信”，“上无礼以防其伪，下无学以稽其弊”[38]云云。又如其《经学理窟·周礼》中所述“《周礼》是的当之书”，其中“必有末世添入者”，“必非周公之意”，其“如深山之人多信巫祝”[39]等道理；其《经学理窟·宗法》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40]；其《经学理窟·礼乐》论“郑卫之音，自古以为邪淫之乐”，“盖郑卫之地滨大河，沙地土不厚，其间人自然气轻浮”[41]等。其风俗思想有许多与范仲淹相似、相近，以此可见北宋时期风俗思想与宋学的联系。
有学者把程颢、程颐为主所形成的洛学与所谓关学并称为“理学派”[42]，从其风俗思想的一些相近地方看，确实有道理。
程颢、程颐兄弟，理学家所称“明道先生（伯淳）”“伊川先生（正叔）”，其风俗思想在学理上与范仲淹和张载相近，都重视对《周易》和《周礼》的研究和运用，但就其风俗思想内容而言，更接近于司马光，甚至可以视作所谓“温公学派”。其兄弟著述被后人整理为《二程全书》（或称《二程集》），包括《河南程氏遗书》《河南程氏外书》《河南程氏文集》《周易程氏传》《河南程氏经说》等。他们在学术思想上相互砥砺，相互支持，对于风俗，表现出相同的态度，在总体上表现出对风俗文化探究的同时，极力捍卫所谓“礼”与“道”。
如其中“二先生语”记程颢关于“若能于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会禅”“修道之谓教”和“佛学只是以生死恐动人”等命题的论述，称“后汉人之名节，成于风俗，未必自得也。然一变可以至道”，“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43]其论说“嘉礼不野合，野合则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则死不墓祭。盖燕飨祭祀。乃宫室中事。后世习俗废礼，有踏青，藉草饮食，故墓亦有祭。如礼望墓为坛，并墓人为墓祭之尸，亦有时为之，非经礼也。后世在上者未能制礼，则随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则祠堂之类，亦且为之可也”[44]。
他们也强调重视风俗与教化之间的关系。如程颢《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劄子》：
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宋兴百余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尽美，士人微谦退之节，乡闾无廉耻之行，刑虽繁而奸不止，官虽冗而材不足者，此盖学校之不修，师儒之不尊，无以风劝养励之使然耳。窃以去圣久远，师道不立，儒者之学几于废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则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师学不正，则道德何从而一？方今人执私见，家为异说，支离经训，无復统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于此。[45]
其他如程颐《易说》中《系辞》，《书解》中《尧典》《舜典》和《诗经》中《国风》等著述对于风俗文化的解释，包括其对于神话传说、民间歌谣的研究所表现出的风俗思想。如其对《诗经·齐风·东方之日》的解释，其称“齐国政衰，君臣皆失道，故风俗败坏，男女淫奔。日兴君，月兴臣。日月明照，则物无隐蔽，奸匿莫容，如朝廷明于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俗”，这首诗因此被概括为“诗人以东方之日，刺其当明而昏也”[46]。在我们许多人看来，这样一篇充满热烈情爱的歌谣，却完全消解了生活与情感的意义，而被赋予政治隐喻，即可见理学之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