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北宋时期的风俗思想中，欧阳修、王安石和苏轼这样一批文学家出身的思想家，他们对于风俗的研究所表现的风俗思想更有意义。他们有充沛的情感，文学的想象力给他们更广阔的思想空间。尤其是非同寻常的人生阅历与别具一格的才气性情，使他们更多了对风俗文化和风俗生活的深切感受与理解。包括他们对风俗生活所歌唱的诗篇，都使其风俗思想具有更丰富更生动的内容。
在中国风俗思想史上，作家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言人，他们既有深厚的学养、学识，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又有炽热的情感，在对于风俗这一特殊文化现象的感受、理解与表达方式上，与一般的学者、思想家相比，又有着很多方面的不同。如屈原，高唱“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再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如陶渊明高唱“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再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如杜甫高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再唱“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以及韩愈的《祭鳄鱼文》与其所言“斯道也，何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是以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孟轲之死不得其传焉”[47]等等，他们将其对风俗文化与风俗生活的感受融于自己激昂的情感、崇高的理想、不拔的追求之中，化作诗句或充满激情的文辞，借以表达自己的向往。同时，以神话传说为典型的风俗文化也就化作他们扑朔迷离、云遮雾绕的意境，而正如此，神话传说成为神坛、祭坛、文坛上的圣品，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一次次受到洗礼，得到升华、涅槃，成为民族传统与民族精神的重要主体内容。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道特殊的景观。
宋代社会，尤其是北宋时期的仁宗、神宗年间，集中涌现了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梅尧臣、秦观、晏殊、黄庭坚等一大批在中国文学史上熠熠闪光的作家，唐宋八大家中的六大家都在这一时期出现，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相当少见的。这样一批卓尔不群的作家，一个个自命不凡，怀抱着炽热的激情和理想打量社会的一切；他们首先是一群以诗性才情名世而愤世嫉俗的文士，然后才是勤奋求索，向往“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究天人之际”的思想家，最后才是一群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政治家。与历史上的屈原、陶渊明、杜甫、韩愈他们一样，欧阳修他们胸怀壮志，壮怀激烈，热烈向往真理，尽情拥抱真理，与他们不同的是，由于宋代社会特殊的文化历史背景，欧阳修他们更多了一些能够亲身走向朝廷的机会，能够亲身投入现实社会实践中，从而有着耀眼夺目的作为。宋代社会特殊的政治条件给了欧阳修他们以特殊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实践的舞台，从而也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同样也影响着他们的风俗思想的形成、发展。
但是，同样作为作家出身的思想家与政治家，其出身不同，个人生活阅历与知识经验等条件不同，甚至在生活上同是朋友，其生活情趣不同，审美表现方式与文化价值立场不同，其风俗思想也不尽相同，甚至形成尖锐的冲突。但无论如何，他们的风俗思想都是真诚的人生追求与精神情操的表现，都是我国风俗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都值得我们珍视。
风俗思想既是宋代作家的文化思想，也是他们的社会思想，更是他们的道德文章，表现出他们的见识、学识，也表现出他们的品格与操守。如欧阳修，被称为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其“好古嗜学”，“天才自然”，“丰约中度”，“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48]苏轼给他很高的评价，把他视作与历史上李白、韩愈、司马迁、陆贽他们一样的巨人[49]。欧阳修早年追随范仲淹，投入庆历新政，高呼变革，而且他也曾经奖掖过王安石、苏轼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在熙宁年间的王安石变法中，他却站在王安石的对立面，激烈地抨击新法。又如苏轼，《宋史·苏轼传》称其“器识之宏（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50]，其“‘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但其“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51]。其早年与王安石在政治上形成对立，与欧阳修、司马光他们是政治上的战友，后来却能够理解并接受王安石的新法，又与司马光形成政治上的冲突，等等。应该说，这正是他们崇尚真性情的道德文章在其文化思想包括风俗思想上的表现，体现出他们独立思索、从不依附权贵、从不掩饰自我的高尚品格。这也是中国古代风俗思想史上尤为珍贵的一页。
再者，这些作家或出身贫寒，或长期居于社会底层，熟稔民间疾苦，洞悉社会发展的症结所在，无论是他们认识和理解风俗文化与风俗生活的方法，还是其立足点，都具有脚踏实地、求真务实、以民为本、心系朝廷和国家社稷的品质。其风俗思想的表现方式则不尽相同，千姿百态。
如欧阳修以特立独行的批判方式形成自己疑古辨伪的理论风格，对整个宋代社会之前的风俗思想进行了必要的理论清洗。他特别重视礼教对风俗良性发展的重要作用，一再强调“三代”传统的维护，借以抵抗佛老“鄙俚”“怪妄”之俗，他所要坚持、维护、修复的正是冠以“尧、舜、三代”之名的“正统”。欧阳修看到了“民”与“世”同佛教文化的密切联系，与之相抗衡的文化标准，就是他引述“孔子有三皇设言而民不违之说”时所倡明的“上古之至道”，即“所以使民不倦者，皆伏牺、神农、黄帝之为也”，即“上有淡泊清净之风，下无薄恶叛离之俗”。[52]所以，他对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天人相应等学说给予一定的礼遇。其中，他将经学与风俗思想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易》《周礼》等典籍，包括河图洛书、谶纬学说等内容，进行的批判、质疑、驳斥，显示出其战斗风格。当然，他的疑古也常常表现出唯理思想，如其对于《诗经·生民》中后稷的解释，所述“后稷之生，说者不胜其怪”，以为“怪妄”，[53]便不免偏颇。他所要强调的，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在事实上以“民”与“俗”为重要依据，显示出他风俗思想的民本内涵。但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本思想的表达者，他的风俗思想与他的文化思想在根本上或在总体上都是以国家、社稷为出发点的。其所表现出的风俗思想的学理逻辑，就是传统等于风俗，风俗等于传统，而传统规定风俗发展的重要基础就是“圣人”连同“民”“邦国”相互影响中社会发展的结果。在其著述中，欧阳修一直坚守着这种逻辑规则。他使用“野俗”“世俗”“闾阎鄙俚”等概念，其依据是“君子之志”，其描述的天下既是朝廷与黎民百姓的统一，是“邦国”的化身，是我国传统知识分子以国家、社稷为最高利益及其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文化传统为理论根据的。他眼目中的“世俗传讹”“世俗言语之讹”“俚俗之缪”“当时流俗”等语句，强调的重点，所阐释的重点，都是一个“俗”字。而他论“俗”的目的，正在于对“世”即社会现实的密切关注。“世俗”就是现实社会发展中形态万端的“风俗”，对“讹”即“缪传”的变异性内容的学理论述，尤其是他所坚持的立场及其具体的论点，是宋代社会这样一批学养深厚、文彩奕然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对于风俗文化所表现出的理论关照方式的典型代表。这是宋代风俗思想的时代特点。尤其是《归田录》等著述，我们从中看到的既有学理的显示，又有故事（史实）作为证据的趣味性，堪称笔记体的风俗思想体系特征。其通过风俗事项讲述具体的事故，然后在讲述中表现其丰富、独特而生动的风俗思想，而且处处显示出“我”的在场，增强其表达的真实性。又如《集古录》，体现的是欧阳修读书生活的一斑，包括他的趣味、治学态度、治学方法，也包括他别具特色的风俗思想。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欧阳修“集古”却不“拟古”，时刻关注社会发展，其常常言“尧舜及三代”，特别强调历史经验与历史教训，强调对“道”的追求。他常常在风俗文化中努力寻找“俗”与“道”的差异，以此述说自己的感受与理解，而且特别注意将这种差异置于一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欧阳修与许多有识之士一样，时常敏锐地察觉到风俗与民俗的复杂联系，尤其是“上有所好，下所习之”的文化复制意义。同时，他更密切关注到风俗生活与风俗文化的导向，所以常常借题发挥，及时提出具有干预性意义的“剳子”等意见，具体表现出其现实性尤强的风俗思想。其风俗思想常常将感知的触觉伸向上古即历史文化的最久远处，表现出博大的胸怀、广阔的视野，而且细加考究、疏证，正本清源，表现出精密深邃的严谨，更重要的是其战斗精神、批判精神及其对时代人生的热烈拥抱。
王安石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他的文化思想包括他的风俗思想，既是其改革事业发展的精神动力、思想资源，又是在改革事业中日渐完善、发展，形成自己的理论思想体系的。与欧阳修相比，他的风俗思想更多的是在向他人表述自己的思想或与他人论争中具体展现出来的，尤其具有鲜明的斗争精神和非同寻常的实践品格。其《上仁宗皇帝万言书》可以看作其风俗思想的纲领性文献，他着力论述“风俗日以衰坏”与社会变革的必然性等社会问题，《宋史》称“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54]。王安石敢于直面现实，重视法度的完善，重视在发展中随事情的具体变化“改易更革”于“当世之变”，追求“合先王之政”的“道”，“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55]。其风俗思想的核心在于济民，在于安业，通过社会发展中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的相互协调，形成美俗、良俗，直指时弊，即“流俗”。他所关注并概括总结的“风俗日以衰坏”，也成为他后来不断论及的话题。他所阐述的“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与“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的新美风俗理想，同他“教之之道”“养之之道”“取之之道”“任之之道”的改革理想相融合，不断注入新的思想内容，形成他独特的风俗思想。我们可以看到他经过多年思索与实践，经过深入思索，最后总结并形成了自己的风俗思想体系；其变革天下的文化思想和政治思想直接影响了他所献身的改革事业，也影响了他的风俗思想的发展。他所提出的“摧制豪强兼并”“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等主张与政策，首先遭遇的就是社会主流强势力量的豪强、权贵们的反对。不用说，“便农”“趣农”之“农”，从来都是社会的弱者；其富民、强国理想尽管曾得到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但他与“农”人一样，仍然在政治斗争中更多的是处于劣势。其主张“变风俗”与“立法度”是一体的，其所称“当务之急”，是他非常清楚问题的重要、迫切、严峻、艰巨。其“变风俗”与“立法度”的基本目标是“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答司马谏议书》），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上皇帝万言书》），是“均天下之财，使百姓无贫”[56]！其风俗思想之所以能够融入其变法事业、变法思想之中，其尤为重要的就是“使百姓无贫”的崇高境界。相比此之无私，更多的人是在以国家社稷为名维护某种集团、阶层的利益，这更显示出王安石非凡的胸襟，其风俗思想亦更显示出品格的卓越。王安石“变风俗，立法度”，欲“新美风俗”，对“流俗”表现出强烈的愤慨，甚至对于宋神宗在“流俗之言”面前的动摇、妥协，及其从俗、入俗，表现出不满。他曾经直言“今欲制天下之事，运流俗之人，当自拔于流俗之外乃能运之。今陛下尚未免坐流俗之中，何能运流俗，使人顺听陛下所为也”[57]。他对“流俗之人”给予鄙视，称“流俗之人，罕能学问，故多不识利害之情，而于君子立法之意有所不思，而好为异论”[58]。他强调的“变风俗”，一直是“新美”，是“厚”，是“使百姓无贫”，如荀子所讲“美善相乐”。而且，王安石坚决反对“流俗”，却从无嫌贫爱富，从无拟守上智下愚的等级观念。如其曾对富弼、冯京、司马光的“流俗”之行表示轻蔑，称“今风俗未定，异论尚纷纷”，如果使“流俗”有此“宗主”，“即事无可为者”。[59]对于下层百姓，他打破上尊下卑的界限，将“井屠贩之人”亦“皆召至政事堂”，重视草泽人的意见，诚如其所称，此“兴利利弊，非合众智则不能尽天下之理”，所以听“诸色人”的“陈述”[60]；他多次主张对于新法的施兴不能莽撞，须“伴问百姓，然后立法”，“法成，又当晓谕百姓，无一人有异论，然后著为令”[61]。尊重民间，问政于民，实际上是使民问政、参政，这与乐府制度的察天下俗以知政体得失有巨大不同，具有鲜明的亲民意识。这与其“使百姓无贫”的理想是一致的，是我国风俗思想史上极少见的内容。
苏轼的文化思想博大精深，其风俗思想亦同样深刻、丰富，也更为复杂。其才华横溢，胸怀坦荡，却屡屡遭人嫉恨而身世坎坷，但其不改理想追求，尤其是与风俗思想伴生的意志、毅力、品格，表现出其坚定的民本立场与忠于国家社稷的无私情怀。特别是其晚年，以病老之躯跋涉于岭南，其风俗思想仍以“淳美”为追求，视风俗为国家“元气”，强调“周知天下之风俗”，探索“风俗日以薄恶”的社会原因与历史原因，与“厚风俗”的方法、道路。
苏轼一直非常注意入境问俗。如其在《密州谢上表》中所称“入境问俗，又复过于所期”以“推广中和之政，抚绥疲瘵之民”。[62]其早期的风俗思想典型地体现在“熙宁四年二月某日”的《上神宗皇帝书》；如其在奏书中所述，“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63]。所谓“厚风俗”，就是通过“结人心”，实行“存纪纲”的社会调适手段；“厚”的实质意义即“淳”，“淳厚”，与杜甫所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淳”是一致的。其出发点与目的同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中针对的“风俗日以衰坏”实际上也是一致的；只是“立风俗，变法度”的方式、方法不同，而他们的风俗思想的差异，也正在这里。当然，其不同之处还在于时代背景的不同，王安石是对宋仁宗时代积弊甚重而发，苏轼则是针对宋神宗时代政治改革如火如荼的新法气象而发。他的政治理想即“厚风俗”“结民心”以“安万民”，使“治平”之一号名有所实，恢复“三代之制”。当然，他所讲“安万民”之“敦教化”“劝亲睦”等种种方法，用“三代”作对比，都是为了抨击新法。其风俗思想在理论上是没有什么过错的，而在实践中也就显得“迂阔”甚至脱离或违背实际了。换句话讲，就是他简单地把“风俗日以薄恶”完全归咎于新法、新人之“新”，违背了“三代”“先王”之“制”。这就难免有偏颇了，似乎他过分强调了复古即尊先王之制的意义。(https://www.daowen.com)
“乌台诗案”后苏轼贬居黄州的一段日子，这是他风俗思想发生重要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当年踌躇满志步入京师，到颇有沮丧离开京师，苏轼的风俗思想不再有浓郁的坐而论道之风，而是更多地切近现实，“哀民生之多艰”。如其熙宁七年（1074）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的身份，奏《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开题即称“河北、京东比年以来，蝗旱相仍，盗贼渐炽，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数千里，麦不入土，窃料明年春夏之际，寇攘为患，甚于今日”[64]，应该说，这是现实生活的描述，也是风俗生活的再现。既是风俗，就有传承；苏轼“入境问农”，以“周知天下之风俗”，所以非常重视一地区的风俗发生背景，他借以述说历史地位与现实状况，强调自己奏状的必然性与重要性。元祐四年（1089），其以龙图阁学士除知杭州，再一次离开京师，其风俗思想亦随之发生变化。这就是历史上的蜀党、洛党之争，苏轼与程颐所争，亦可看作风俗生活、风俗文化的观念差异，即他们风俗思想表现的差异。此后，苏轼转至扬州、颍州等地，他总是把周济天下灾伤作为头等大事，留意民风，关注风俗，把风俗兴衰看作国家兴旺与否的标志。
尤为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苏轼的风俗思想有着浓郁的历史文化情结与强烈的批判意识。他对于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现象，总是将其置放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宏观思索，或将其与历史上的类似现象进行联系、比较。尤其是对于风俗文化与风俗生活，他的正本清源意识相当强，通常对历史的演变作出梳理、甄别，以此论述某种风俗的价值与意义。用今天的话说，即具有历史民俗学的色彩。
“三代”是苏轼心目中的理想时代，在这一点上，他与欧阳修他们相同。在他看来，“三代”的风俗之淳厚在于君亲民爱，“天下之人”皆“惟其习惯而无疑”，而“后世风俗变异”，则当“用今世之所便。以从鬼神之所安”。其中，“变更秦国之风俗”对于“法令大行”，“依仿以为法”于“其制礼之意”的实质，与其当年所倡“爱惜风俗，如护元气”[65]相应，其“元气”即在于此“三代”。苏轼有自己的历史进化观，他承认“后世风俗变异”的必然性。而他从来反对“帷便利之求”，更看重“道德之深浅”与“风俗之厚薄”，他推崇司马光所谓“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66]的论断，屡屡以“风俗之厚薄”作为批评王安石“不加赋而上用足”，将反对“变更易革民下”的历史根据归于“三代”，归于“尧、舜、禹、汤，世主之父师也”，力劝朝廷“恭敬慈俭，勤劳忧畏”[67]，但他又审时度势，及时改正自己的缺陷，在司马光“尽废新法”时挺身而出，抵制和反对司马光的过激行为。
苏轼的晚年充满凄凉与裴哀。其奔波、跋涉于穷山恶水间，身心都受到极大的摧残。他愈挫愈勇，心系中原，不忘朝廷，常常期盼着北归。同时，他坚持“入境问俗”，留心于岭南、海南等不同地区的风俗，尤其是他对于世俗宗教等生活现象，或作记述，或作议论，成为其风俗思想的一部分。当然，佛教也好，道教也好，相关之风俗文化、风俗生活在苏轼的胸臆中都是支持其与邪恶势力搏杀的利器。在艰难困苦与邪恶力量面前，苏轼从不低头，其风俗思想所表现的不仅仅是对于具体风俗事项的述说、论断，更是彰显出其不息的斗志。此亦应人所云，“礼失求诸野”，正是苏轼屡遭困厄，其身心受以摧残，同时也受到磨炼，其贴近风俗，关注风俗，便从风俗之中得到教益、慰藉、支持。
司马光就不同了。他主要是一个历史学家，尽管他也曾经吟诗做赋，他更多的是以历史经验的总结为主要依据，以理性批判作为自己风俗思想的表达方式。
司马光特别推崇“中庸”思想。他在《中和论》中首称“求道贵于要”，“道之要在治方寸之地而已”。其所称“中和”其实就是“中庸”，如其所说，“君子之心，于喜怒哀乐之未发，未始不存乎中，故谓之中庸”，“中、和一物也”，“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68]“一阴一阳谓之道，然变而通之，未始不由乎中和也”。[69]由此出发，其风俗思想中的中和便自然可见。
司马光的风俗思想主要表现在强调道德教化，强调“和厚风俗”，强调“谨守祖宗之成法”，意在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王权利益。他常常把“和厚风俗”与“张布纲纪”并列为“务实”的基本措施；其倡言“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系于习”[70]。这是他风俗思想的基本观点。他以为，“习”是风俗变化的表现，也是风俗变化的动力。如“赤子之啼，无有五方，其声一也”，“及其长，则言语不通，饮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为者”，其“是无他焉，所习异也”，此“至于古今亦然”，即“习与不习而已矣”[71]。他坚持的一直是“当守先王之礼”，极力摒弃非道通的“阴阳之书”“世俗委巷之言”“市井愚夫”与“状如俳优，又类戏剧”等“鄙俚无稽”者，这是其风俗思想的基本立场。同样，司马光的忧患意识溢于言表，应该说这是很可贵的，其强调对历史传统的重视也是有道理的，但他把评论事物的标准有些简单地归于“以先王之道揆之”[72]，即未免偏颇。表现在其风俗思想中，可以看到他在许多地方出现自相矛盾的内容。
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尽废新法，其风俗思想与其复出之前便有了许多不同。其中，在他的“劄子”等文章中出现尤其频繁的一个字眼，就是“民间疾苦”。而“民间疾苦”在他此前的文章中几乎没有，他所提更多的是“国家大政”和“自古始以来”等内容。
司马光终究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对于包括风俗文化、风俗生活在内的中国历史的研究，形成其个性鲜明的风俗思想。应该说，其以历史研究为背景的风俗思想，成就远大于其社会政治思想的建树。或可以称之为学者本色，其道德思想主义造成其坚忍不拔的追求，也造成其狭隘与固执。特别是其主持的历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司马光以一句句“臣光曰”，点评历史，论述历史上的风俗，尽情述说自己的感受与理解，如其在“表”中所称，“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73]，在展示其史学思想包括风俗思想的同时，显示出其性情与品德。《资治通鉴》影响了后世的历史研究，更影响了后世的文化研究，自然包括风俗思想研究。司马光在这里所显示的风俗思想，给我们许多借鉴，给我们许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