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缩之制——水利碑
绍兴水文、水利碑刻众多。徐智麟《绍兴历代水利碑文纂辑》收录了200多块水利碑。[35]这些碑刻对研究绍兴历代水文、水利史具有重要作用。
1.水利碑的类别
绍兴的水利碑，据其内容，可以分为水利设施、水利管理、水利祭祀、水利规约、水患水灾、水文图6类。具体如下。
（1）水利设施
有事关建闸者。宋沈绅《山阴县朱储石斗门记》、宋邵权《重修山阴县朱储斗门记》、宋张焘《越州山阴县新建广陵斗门记》、宋厉居正《夏盖湖新建二闸记》、宋陈谦《水利记》、宋孙应时《清水闸碑记》、元夏泰亨《重建海堤水闸记》、明刘宗周《建茅山闸记》、明蒋谊《新灶诸闸碑记》、明王鉴之《泾溇诸闸碑记》、明王
《山阴县新闸记》、明王俨《复夏盖湖二闸记》、明周忱《重二闸记》、明赵俶《皂李湖三闸记》、明王景章《复通明堰记》、明宋濂《上虞创建柯韩二闸记》、明胡思伸《新安闸记》、明倪
《新安闸记》、明刘光复《白塔湖埂闸记》、明刘光复《朱公湖埂闸记》、清张珣《孔堰闸碑记》、清李珠林《重修永济闸碑记》、清觉罗吉庆《重修三江闸碑》、清李寿榛《重修三江闸港碑记》、清王念祖《重修茅山闸记》、清石蕴玉《重修茅山闸碑》、清曹章《曹黎湖重修四闸记》、清吕子班《重修斗门老闸记》、清徐树兰《西湖底造闸记》、清徐树兰《西湖闸闸栏碑记》、清寿侨《新建普安闸记》、清齐召南《丰安闸碑记》、清王风采《王公闸碑记》、清范善业《王公捐俸筑堤碑记》。
有建塘、修坝者。以“塘”名之者，如元刘仁本《上虞塘工记》、明李益谦《防海塘记》、明谢肃《上虞海塘记》、明钱象坤《开浚后郭壅涂永固患塘碑记》、明姚翔风《重修小查湖堤塘记》、明姚夔《重修越郡石塘记略》、清俞卿《山阴海塘碑记》、清陈绂《俞公塘纪事碑》、清佚名《湖口庙捐修避唐碑》、清毛甡《重修西江塘碑记》、清《赵公塘碑略》、清俞卿《上虞海塘碑记》、清王文达《上虞海塘记》。以“堤”名之者，如明李杰《增修东堤记》、明陈源《重修徐公堤记》、明俞则全《重修东堤记》。或称“砩”，如明《增修祥溪砩记》、清陈晃《重浚行砩记》、清孙钦若《新开城南孝行砩道记》。或称“埂”，如明刘光复《沙埂埭记》、明刘光复《花园埂碑记》、明刘光复《大侣湖庙嘴埂记》。
有建桥者，如元王祎《钱清江浮桥记》，明刘光复《太平桥碑记》《祝桥记》《会义桥记》《新亭桥记》《跨湖桥记》《善感桥记》《金浦桥记》，明叶敬《重修太平桥记》，明王华《钱清石桥记》，明吴騵《钱清江石桥记》，明路迈《镜方桥记略》，明魏骥《干溪桥记》，明骆问礼《明显桥记》《千秋桥记》，明姜子羔《梁公桥记略》，明陶望龄《渡东桥记》，清翁余忠《三板桥记》，清陈尚扆《募修荷湖塘路碑记》，清钱茂竹《稷山园桥梁命名碑记》，清徐大猷《金潭双溪洞桥记》，清邢佳畹《重修南桥记》，清李以炎《重修西门桥记》，清沈谦《重修西门桥记》，清李富孙《通宁桥记》，清尹巽《望仙桥记》。亦有筑亭者，如明吕若愚《均水亭记》、明吕本《均水亭记》、明吕光洵《南堤亭记》等。
（2）水利管理
最早可见为宋代《杜杞议复鉴湖定水则题记》，在宛委山飞来石上，为杜杞设定水则事。元贡师泰《复湖记》、元张守正《白马湖实田钧粮记》都是有关湖水田地治理的碑刻。明戴琥《山水水则碑》事关水闸的管理。明王阳明《浚河记》、明季本《浚河记》、清张铎《重浚涂头东刚港碑记》皆是关于疏浚城河。明颜洪范《漳汀湖记》、明吕本《西溪湖记》、明徐渭《西溪湖记》皆为湖水治理之事。清《西乡合巡水利碑记》为乡民用水之事。
（3）水利祭祀
最早的水利祭祀应该是祭祀大禹者。如李协《会稽大禹庙碑》，邵元冲《重修会稽大禹庙碑》。其次是祭祀东汉“利济王”马臻。如唐韦瓘《修汉太守马君庙记》、清平圣台《重修马太守祠碑记》、清《马臻墓碑》等。有崇祀明代汤绍恩者，如清李铎《奠汤公碑记》、清舒瞻《重修明绍兴太守汤公祠堂碑记》、清宗稷辰《重修三江汤公祠记》、清马新贻《孚惠宁江伯汤公灵济庙碑》、清胡天游《灵济庙碑》。还有祭祀王阳明的，如明倪元璐《王公祠碑记》、清连撷香《王公祠序》。其他还有明吕光洵《朱公德政碑》、明刘光复《茅渚埠江神庙记》、明陶望龄《前诸暨令刘公生祠碑》、清顾元揆《三江司闸正神莫讳龙庙碑》、清张三异《朱公祠碑记》、清孙鲁《张公皂李湖生祠碑记》、清赵琴《重修濮阳公祠碑记》、清孙德祖《会稽钟公祠碑记》等。
（4）水利规约
乾隆时期的《马汤会碑》，位于绍兴柯桥区阮社籍咸桥东侧的后庙中。碑文记载了东汉马臻和明代汤绍恩筑兴治水利之功，设定会员以酒捐、田捐等形式作为维护当地水利设施的资金，并制定了一些具体的规则。清翁兆京《翁氏堰记并堰规十则》也是关于湖水利用的约定。清沈润生《水车轮灌碑》则是关于水车利用的规约。
（5）水利禁令
明王同谦《禁开皂李湖碑记》、清方元若《罢湖田记》、清俞卿《江田告示》为禁止围湖造田之事。清俞卿《禁造城河水阁碑》、清李亨特《禁造城河水阁示》为禁止在城河边搭建阁楼。清佚名《永禁私筑濠湖大簖示》、清佚名《黄湖庙奉县永禁碑》、清佚名《绍兴府批发皂李湖永禁碑》为禁止围湖肆意渔猎。清《禁毁驿亭石塘碑》、清《王家堰禁碑》为禁止破坏水利设施。
（6）水患水灾(https://www.daowen.com)
明俞应畿《潮灾记》记录明代山阴发生的一次严重潮患。清姜图南《天乐荒乡恤免碑记》、清陆士莺《救荒碑记》、清刘应斌《江北荒田免重差碑》记录荒灾及救灾等事。清任浚《会稽邑侯张公捍海纪事碑》、清陶方琦《捍海楼记》记录官民抗击水灾之事。
（7）水文图
（明）戴琥《绍兴府全境图》为绍兴全境水域地形。元徐勉之《上虞三湖图碑记》为上虞夏盖、白马、上妃三湖水域地形。
2.水利碑的学术价值
绍兴的这些水利碑刻主要是关于城内水域和城外水域两大方面。关乎城外水域者，最早应该是北宋张焘撰写的《山阴县新建广陵斗门记》，碑文记录了东汉马臻修筑鉴湖斗门之功及斗门之重要。同期者还有宋沈绅《山阴县朱储石斗门记》、宋邵权《重修山阴县朱储斗门记》、宋张焘《越州山阴县新建广陵斗门记》、宋厉居正《夏盖湖新建二闸记》、宋陈谦《水利记》、宋孙应时《清水闸碑记》等。明清以来这类石刻尤多，尤其是建闸、修闸一类的碑刻。
筑坝设堤以防潮患，历来为施政者所重。如元刘仁本《上虞塘工记》、明李益谦《防海塘记》、明李杰《增修东堤记》、明《增修祥溪砩记》、明刘光复《花园埂碑记》、明刘光复《大侣湖庙嘴埂记》、清陈晃《重浚行砩记》等。
水利设施的管理维护更是长期保障，亦为地方官吏所重。北宋庆历年间七年（1047）七月，杜杞题刻《杜杞议复鉴湖定水则题记》，记述与群僚设定水则之事。“转运使、兵部员外郎直集贤杜杞，议复鉴湖畜水溉田，时与司封郎中知州、陈亚、左班殿直勾当检计余元、太常寺太祝知会稽县，谢景温、权节度推官陈绎，同定水则于稽山下，永为民利。”明成化年间，绍兴知府戴琥设立《山会水则碑》，用以管理玉山闸。为明示继任者水利之要，又曾刊刻《绍兴府境全图记》一碑，记述府境之水利形势及江河源流之发展演变过程，并立于署衙之中。
一些水利碑刻内容为修浚城河者。如王阳明的《浚河记碑》记载了绍兴知府南大吉护理城河之事。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南大吉（1487—1541），字符善，号瑞泉，明陕西渭南人。嘉靖二年（1523）以部郎出守绍兴府，当时城河壅塞，水患频发，故有治河事。“越人以舟楫为舆马，滨河而廛者，皆巨室也。日规月筑，水道淤隘，蓄泄既亡，旱涝频仍。商旅日争于途，至有斗而死者矣。”碑中，王阳明盛赞了南大吉治河之功。
清俞卿所撰《禁造城河水阁碑》亦叙治理城河之事。俞卿，生卒年未详，字恕庵、元公，云南陆凉州（今云南省陆良县）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由兵部郎出绍兴知府。因河道淤塞，污染严重，下令治河。“尔越文明旧盛，胜国二百七十年，取巍科登公辅者踵相接，至于今少衰矣，实兹河之淤塞，故河在五行居其二，水与土相生者也，水土生生之义亏，地气塞而文明晦，是不可不急以浚。架阁者几何家，速毁尔阁，毁之实所以成之也。尔民其敬听毋梗！”[36]为警示民众，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设立《禁造城河水阁碑》，制定规章管理。“当念河道犹人身血脉，淤滞成病，疏通则健，水利既复，从此文运光昌，财源丰裕，实一邦之福，非特官斯土者之厚幸也。倘日后仍有自私图便、占河架阁等弊，许邻佑总甲指名报官，以凭按律究治；若扶同容隐，察出并罪。各宜永遵，毋得玩视。”
清李亨特所撰《禁造城河水阁示碑》亦记修治城河诸事。李亨特（?—1815），奉天正蓝旗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任绍兴知府，下令疏通城内河道，并立《禁造城河水阁示》。“绍郡城河自南门受水，直进江桥，分流别浍，四达交通，仍流泻于昌安门，山、会二县于此分界。商贾幅辐辏，市民恶其地狭，架水阁于河上，舟行几不见日月，或时倾污秽溅人，往来者苦之。兹河为郡城血脉，淤塞不通，故闾阎凋瘵，文明晦而科甲衰。康熙五十四年，俞前守下令尽撤之，并镌石碑二，一立府仪门，一立江桥张神祠，日后仍有占河架阁等弊，许邻佑总甲报官，按律究治，扶同容隐，一体科罪，以昭永禁。”
水利碑刻更多的是官方权威的体现，有重要的社会管理功能。将各种水利事件刊于贞石，其设立可以警示民众，起到教育民众知晓水利之要、促进民间水利自治自护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维护水利秩序。水利碑刻的权威性督促民众维护水利秩序，具有预防警示的作用。宋明以来绍兴地区的水利碑刻既有官方水利设施建设与维修，也有民间自发筹建维护水利的叙，还有分水规约的制定等。这些都体现了水利碑在引导民众治水护水的作用。水利碑刻中的民间碑刻也体现基层水利行为的具体细节，公开和权威是其主要特点。通过具体说明禁例，告诫民众遵守水利条例及其惩治，能规范个体行为，以免破坏水利设施、影响水利运转等。水利碑石作为一种物质存在，尤其是刊刻为典，立于庙亭，无论是制作还是展示，都较为讲究。
水利碑的制作较为讲究，一般选质择地坚硬的石料，如会稽青石、太湖石质等，尤其以会稽石居多。优质的石料一方面体现了对水利碑的重视，也可保障文字内容保存得长久。为示其庄重，碑首及碑侧或有雕饰。例如宋嘉祐八年《山阴县新建广陵斗门记》，额已佚，碑身为会稽青石质，碑侧及碑下雕刻卷草纹。明成化年间《山阴县新闸记》，太湖石质，高约2米，宽80厘米，碑额篆“山阴县新闸记”6字，四周镌刻云纹。清道光十五年（1835）《重修三江闸记》，额题“重修三江闸记”，雕刻二龙戏珠图案，珠内刻“寿”字。光绪十年（1884）《重建白塔湖新闸记》，青石质，圭角，高2米，宽80厘米，额篆“重建白塔湖新闸记”。明丘浚《重修水利记》、清姜希辙《三修大闸碑记》、清朱阜《重建山西闸碑记》、清胡廷俊《增建均水诸闸记》、清倪望重《重修白塔湖新闸记》、曾养甫《重修绍兴三江闸碑记》等皆是石料、图案俱佳者。
水利碑刻或者树于街衢，或立于亭阁，有些则放置在庙祠、官署之中，其展观作用不言而喻，所展示的对象也较为广泛，具有极强的教化效果。比如成化十二年（1476）《山阴县新闸记》、成化十二年（1476）《水则碑》就置于绍兴府城内佑圣观内，《绍兴府境全图记》原在绍兴府署内，嘉庆十一年（1806）《重建跨湖桥碑记》立于马太守庙，清咸丰元年（1851）《捐修塘碑》立于湖口庙，万历三十一年（1603）《三院道府水利禁示条款》在刘公祠内。这些碑刻所处的环境较为庄重，也能凸显其重要社会作用。有些碑石则置于水利设施之旁，与水利设施称为一个整体，可以昭示民众。如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捐俸置田添造三江应宿闸每岁闸板铁镮碑记》即树立在三江闸东南侧彩凤山西麓。为了强调某些水利碑刻的地位，官方或民众还建立碑亭以起到保护的作用。如清咸丰元年（1851）所立《捐修塘碑》，曾有碑亭防护。
绍兴水神崇拜繁盛，亦有诸多石碑，如《斗岩金井龙王重建殿宇捐碑》《茅渚埠江神庙记》等，主要是记叙水利神灵护佑地方的传说和故事。在治水过程中，诸多圣贤能吏以治水有功为士人敬仰而封神，为后人所祀。绍兴最早得以受祀的是治水之大禹，故而绍兴大禹庙处碑刻林立，尤其是历代谕祭之碑最多。其他还有祭祀东汉马臻的《重修马太守祠碑记》，祭祀明代张夏的《里仁庙重建碑记》，祭祀明代刘光复的《前诸暨令刘公生祠碑》，祭祀明代汤绍恩的《孚惠宁江伯汤公灵济庙碑》等碑刻。作为水利祭祀、尊崇的对象，这些碑刻通常都放置在庙宇、祠堂等地，以此作为教化百姓之物。崇祀背后所隐藏的水神信仰，更多体现的是其对民众水利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上的影响更有利于对乡民意识的控制。水神信仰一方面是通过官方而得以树立的，另一方面也需要得到民众的认可。通过祠庙的建设，碑石的树立，可以推动地方乡民在水利水权上的认识。这种认识又通过岁岁年年的祭典和重修活动得以加强。重复性地祭祀和重建，强调水神恩德，无疑是具有示范性和权威性的。当然随着时代变迁，官方所塑造的水神也有变换，比如早期的马臻到后来的刘光复、戴琥、汤绍恩等。附神灵意志于水利规则，民众多趋之若鹜，对于形成简单有效的社会规范也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近代以来，绍兴的水利碑刻渐少，但是却并未消失，比如《重修绍兴三江闸碑记》，盛鸿郎《小舜江供水工程碑记》《平水江水库碑记》《上浦闸碑文》《三白堂水电站碑记》等。这说明水利碑在近现代仍具有一定的昭示作用。水利碑刻既蕴含水神信仰，可知其思想认识；又多载水利事件，能考其迁变；又明示禁令规约，官民之制约，于此鸿富矣！通过水利碑刻，了解古代水利设施、水利管理、祭祀信仰、禁令规约等，考察当时的水利秩序，对今天的水利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