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雅希音——教育碑刻
中国古代教育经历了一个由贵族化逐步走向平民化的过程。即首先出现的是由各级官府兴办的“官学”，其后出现由民间士人开授的“私学”，官私学随之逐步并立发展。
私学发展从开蒙到研学各有机构，如义学、义塾、书院等。随着私学的兴盛，两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书院。明末以后，由于官学废弛，书院十分兴盛，许多书院被官府接管，书院也变得工私兼半。建立书院多铭石纪事，这些碑刻或记载建立学校的过程，或记述重修学校的盛典，或叙述学校的章程，或记录官绅捐赠田地、钱粮等事，碑刻所记录的事件，从不同方面真实记录了当时的教育状况。
目前所知最早的古代教育碑刻是晋代的《皇帝三临辟雍碑》。碑文记载了晋武帝司马炎三次亲临辟雍视察之事。宋代教育极为发达，书院也极为兴盛，有关教育的碑刻数量很多。比如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镌刻的《京兆府小学规》、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的《芜湖县学记》、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宋徽宗赵佶御制《大观圣作碑》，影响最大的则是白鹿洞书院诸碑。
绍兴此类碑刻也是相当丰富，皆是有关教育思想、制度、机构、设施、事件的石刻，也是绍兴碑刻中比较有特色的一部分，尤其是明清时期的书院碑。研究这些碑刻可以了解古代教育制度，也可以考察绍兴当时的教育状况。
1.教育碑的类别
绍兴的碑刻，据其内容，可分为官学碑、私学碑、义学碑、书院碑、讲学碑、营运碑、科举题名碑7类，具体如下。
（1）官学碑
淳熙十四年（1187）《绍兴府上虞县重修学记》、至正十五年（1355）《上虞县学重建明伦堂记》、至正二十一年（1361）《康里公勉励学校碑》、正统六年（1441）《重修山阴县庙学碑》、正德三年（1508）《绍兴府重修山阴府庙学碑》、明嘉靖九年（1530）《绍兴府古小学学记》、正德三年（1508）《绍兴府重修庙学碑》、嘉靖三十七年（1558）《重修绍兴府儒学记》、嘉靖四十一年（1562）《重修绍兴府儒学记》、万历九年（1581）《绍兴府重修儒学记》、清雍正九年（1731）《重修绍兴府儒学碑记》、道光二十七年（1847）《新修绍兴府儒学碑记》、民国十二年（1923）《绍兴县重修文庙记》等。
（2）私学碑
乾隆三十七年（1772）《子里筠西家塾碑记》《仕畈坞兴学碑记》、民国十一年（1922）《里杜广智学堂碑记》、光绪癸卯九月《挺秀》、民国二十一年（1932）《诸暨盘山小学记》等。
（3）义学碑
乾隆三十九年（1774）《诸暨孙氏义仓义学碑记》、咸丰七年（1857）《孙家义学碑记》、大清咸丰九年（1859）《陈氏建造义塾碑记》、民国元年（1912）等。
（4）书院碑
乾隆八年（1743）《西山下蕉绿书院记》、同治十二年（1873）《重建龙山书院碑记》、光绪二十四年（1898）《达材书院前序》、清光绪四年（1878）《北山书院碑》、大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同山达材书院后序》等。
（5）讲学碑
正德十五年（1520）《绍兴郡学讲义之碑》。
（6）营运碑
绍兴五年（1135）《嵊县学田记》、嘉靖十四年（1535）《绍兴儒学赡田记》、同治三年（1864）《稽山书院宾兴田记》、民国十一年（1922）《里杜广智学堂碑记》、民国二十三年（1934）《潘履园先生捐资添建校舍叙》。
（7）科举题名碑
正德十五年（1520）《科甲题名碑记》、成化十四年（1478）《山阴县儒学登科题名记》、嘉靖十一年（1532）《岁贡题名碑记》等。
2.教育碑的学术价值
从绍兴的碑刻材料可以看出，此地宋元以来教育极为发达。这一点从教育碑刻所述的历史中可以找到一些原因。宋元以来，士人南迁带来了大批的文化精英和士人，这些人极大地促进了本地的文化事业。相应的，作为枢机地区的教育事业无疑也会得到长足的发展，宋以后的绍兴堪称文华宝地，教育的兴盛非往昔可比。大量的读书人期盼学而优则仕，希望通过科举实现人生价值，而大批的读书人也将“仁义礼智信”这样的儒家规范代代相传，对于教育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力。官方重视推广教育，地方民众关心教育，大量的官学、私学也应运而生。官方通过教育这种方式加强对民众的培养，对当地社会教化有着重要作用，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文教举措。
从以上诸例可以看出，绍兴的教育碑刻在时间分布上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言之，宋元碑刻较少，明清碑刻较多，尤其是清代最多。在空间上也存在不均衡性。诸暨、绍兴的教育碑刻最多，上虞、嵊州较少，可见集中性较强，存在地区差异。
元代的教育碑较少，绍兴共见两通，分别为至正十五年（1355）《上虞县学重建明伦堂记》和至正二十一年（1361）《康里公勉励学校碑》。这些碑文与少数民族政权维持稳定不无关系。这两次重修活动都是发生在元末，此时起义频繁，绍兴亦在范围之内。战乱之下，各教育机构遭到破坏，师生流离。在这种情况下兴学修院，一方面是为了维持教育秩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获取汉人的认同。校庠是进行教育宣化之重镇，通过重修这样的举措，维护士子的地位，也可进一步稳定地方。至正二十一年（1361）《康里公勉励学校碑》：“盖学校政教之原，国家之所崇尚。兵兴以来，视以为非当务所急者有之矣。今我公负匡世之才来振台纲，明政教于扰攘之日。盖将修文德以怀柔凶悖，可谓知所本哉。此其功效之大，岂徒斯学之士有所赖而兴?将见大江以南司风纪之任者于是而知所劝矣。”
府学、县学等官学，大都为官方拨资修建。至正十五年（1355）《上虞县学重建明伦堂记》：“郡官奉命，惟谨经画营度，因学旧所储材次第缮修。”嘉靖四十一年（1562）《重修绍兴府儒学记》：“绍兴府儒学，前郡守仙台李公尝一修之矣！嘉靖辛酉，为今郡守圭山邵公莅越之明年，刑清政。举，雅意文学，则又斥赎金之羡，重修之堂殿斋庑庖廪库厩，咸焕然。”
古代的官员、士绅大都热心当地的教育事业，他们或多或少会参与到官学的兴建过程中。绍兴的教育碑刻中也不乏此例。府学、县学作为绍兴地方官府重要的文化教育场所，许多士绅参与其中，多有捐资。嘉靖三十七年（1558）《重修绍兴府儒学记》、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重修绍兴府儒学记》皆有叙述。为了保证有足够经费，县学、府学还有官方给予的学田，可用以支付教工束脩和学生口食。绍兴五年（1135）《嵊县学田记》：“嵊县建学久矣，至绍兴三载县学长谕始与诸生共出力，创买田地为齑盐之计。既而告之于县，县为命公吏置案牍，岁督其入，以给厨馔。尚虑绵历岁月，事或遗忘，则又书其步亩之广袤，税赋之重轻，暨佃户之姓名租课之多寡，咸刊诸石以传不泯。”士绅亦有捐田助学者。大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斯宅华国公别墅记》：“因立祀田六十亩零，春冬祭田二十亩零，家塾田六十亩零，文庠田四十一亩零，武庠田十六亩半，祠田四十亩零。颓然老矣，显扬之事，只以望之后人。凡我子孙，其庶体此意焉。”
至于义学，最早为北宋名相范仲淹所设立，主要是招收贫寒子弟以开蒙识字，不过不授高深学问。绍兴碑刻中不乏此类。如《萍溪宜园仓塾碑记》，现存在诸暨西施殿，高2米，宽1米，会稽青石，碑首为圭角，局部有漫漶。《萍溪宜园仓塾碑记》：“义学之制始于宋之四大书院，及元，则各州县有书院山长，皆今之义学所由昉也。”因是私塾，故又称“义塾”。《陈氏建造义塾碑记》：“延经、蒙二师于祠内，训诲族中子弟，多历年所。”
绍兴义学、书院碑刻较多，也反映出明清时期绍兴地区教育的普及。仅上虞一域明清就有10余所书院，如月林书院、泳泽书院、南山书院、中峰书院、水东精舍、康州书院、古灵书院、东庐书院、经正书院、娥江书院、稽东书院等，至于绍兴享誉一时的更有蕺山书院、鼓山书院、稽山书院、阳明书院、证人书院、龙山书院、阳和书院、五云书院等。
这些书院、义学的场址多为私人捐助，创建者大都是本地的士绅。私学或书院是讲学之所，既需要师资保证，又需要场所支撑，这些都离不开当地官宦士绅的支持。与官学不同，官学是由政府给予薪资，并相应地要拨给“学田”。如上揭之《嵊县学田记》，部分学田为官方给予，有些则为善士自捐。私学所需的经费，碑刻中反映的来源主要有3种，即学田、捐资、机构经营所得。自宋代实施学田制以来，学田成为学校运营、教资、学生补助的主要来源。私学为保持其运营，也模仿官学设置学田。《里杜广智学堂碑记》：“斯时，先生为众望所归，族中如月舟、兆霖诸君亦竭力赞助，阅数寒暑而鸠工告竣，更名曰‘广智学堂’。又捐田十有余亩益以旧有塾田，而常年经费勉可敷衍。”这些学田主要筹自私人，或为地方望族出给族产。《吴节母义田记》：“暨阳望族析产，必有庠田，未闻有中式田。吾祖虑秀才通籍后当还田，特制以壮公车行色。”或由士绅捐助田产，旧时的官绅等多兴建义学以为善举。《孙家义学碑记》：“是在有志者创立义学，庶贫家得所肄业焉。”
【注释】
[1]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45-70页。
[2]朱剑心：《金石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182页。
[3]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页。(https://www.daowen.com)
[4]（清）杜春生：《越中金石记》，清道光十年（1830）詹波馆自刻本，卷六，第6页上。
[5]（清）杜春生：《越中金石记》，清道光十年（1830）詹波馆自刻本，卷四，第1页上。
[6]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岳志》，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页。
[7]（宋）陈田夫：《南岳总胜集》，《中华道藏》，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3册，第93页。
[8]（清）王昶：《金石萃编》，清嘉庆十年（1805）经训堂刻本，卷二，第5页上。
[9]曹锦炎：《鸟虫书通考》，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519页。
[10]（汉）赵晔：《越绝书》，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49页。
[11]（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597页。
[12]（宋）施宿：《嘉泰会稽志》，民国十五年（1926）影印嘉庆十三年（1808）刊本，卷九，第15页下。
[13]（宋）赵明诚：《金石录》，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2页。
[14]（宋）乐史：《宋本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0页。
[15]毛远明：《碑刻文献学通论》，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04页。
[16]（唐）封演：《封氏闻见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8页。
[17]绍兴档案局、会稽金石博物馆：《宋代墓志》，西泠印社2018年版，序言。
[18]此类碑文皆为作者释读，以下皆不再出注。
[19]（清）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7页。
[20]（宋）施宿：《嘉泰会稽志》，民国十五年（1926）影印嘉庆十三年（1808）刻本，卷七，第30页下。
[21]（明）萧良乾：《万历绍兴府志》，明万历十五年（1587）刊本，卷二十一，第45页上、下。
[22]（南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页。
[23]（宋）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宗元浙江方志集成》，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6443页。
[24]（宋）施宿：《嘉泰会稽志》，民国十五年（1926）影印嘉庆十三年（1808）刊本，卷八，第29页上。
[25]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绍兴摩崖碑版集成》，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1页。碑文出自此书者，不在出注。
[26]（清）俞卿修，徐彩纂：《康熙绍兴府志》，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刊本，卷二十三，第17页上。
[27]徐元梅修：《嘉庆山阴县志》，嘉庆八年（1803）修民国二十五年（1936）绍兴县修志委员会校排印本，第6页上。
[28]（宋）施宿：《嘉泰会稽志》，民国十五年（1926）影印嘉庆十三年（1808）刊本，卷七，第30页下。
[29]《市区首次发现汉代买地券砖系古代较为成熟的买地券》，《柯桥日报》，2012年10月10日第3版。
[30]（清）平恕修：《绍兴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新文丰出版社1986年版，第9册，第51页上。
[31]涂畲：《新昌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新文丰出版社1986年版，第9册，第240页下。
[32]（清）平恕修：《绍兴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新文丰出版社1986年版，第9册，第49页上。
[33]（清）平恕修：《绍兴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新文丰出版社1986年版，第9册，第49页上。
[34]（清）蒋鸿藻：《诸暨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新文丰出版社1986年版，第9册，第101页下。
[35]徐智麟：《绍兴历代水利碑文纂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序言。
[36]韩炬：《毁水阁记》，《绍兴府志》，卷十四，乾隆五十一年刊，第8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