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家薛炳考略
在石佛寺大雄宝殿后上山石阶左侧城隍峰岩壁上，有一则摩崖。该摩崖框高2.3米，宽1.2米，隶书，阴刻。共8竖行，满行13字，字径11厘米。（图3.18）录其全文如下：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余将北征，同人饯余于是。千年象教，印度忽焉。此子疲于津梁，此中惟宜饮酒。岘首佳客，有如叔子。新亭名士，谁为夷吾。息壤在兹，赤石鉴之。山阴蔡元培识，会稽徐维则书。同集者:江宁许登瀛，山阴胡道南、何琪、薛炳、陈星衍，会稽徐尔谷。
此题记为蔡元培所写，徐维则书。文中记述了蔡元培即将北上，好友七人于石佛寺大雄宝殿为其饯别一事。文中慨叹佛教西来，而今却难于教化。诸位积聚在此，饮酒歌啸，期以经世济国。会中七人如胡道南等皆有名望于世，唯有一位薛炳，未见其传述，本文试作一些补充。
薛炳，生卒年不详，字阆仙，浙江绍兴人。据蔡元培所言：“薛君炳，君名炳，字阆仙，山阴县人。少时与我同受业于王子庄先生，那时君年十六岁，我十四岁。”[180]蔡元培生于同治七年（1868），此无疑义。据此推断，薛炳则应该生于同治五年（1866）。两人年岁相当，又同为乡党，所述应为确凿。
图3.18 《蔡元培题记》(https://www.daowen.com)
薛炳笃好经学，注重考据，被当地学人誉为山阴汉学大家。精通经学的薛炳，治学也极为勤奋，专攻《毛诗传》《礼义疏》。“君好书好客，我于书肆中见有好的书，无力购买，一告君，君就往购，与我共读，我很受君的益。君治经，守家法，治《毛诗传》，治《礼义疏》，详读数次，用红笔点勘，一句一字不放过。”[181]薛炳还精于《荀子》研究。徐友兰铸学斋藏有他所著三十一卷《荀子大义录》。蔡元培服膺其学，曾赞曰：“阆仙治《荀子》数年矣，其初欲辨荀子非子思、孟子，及《性恶篇》非荀卿所著而已。钻研本书，征比群籍，名论迭出，旁记间书，积稿数寸，近始条举件系，为《荀子大谊述》。”[182]亦精善文学，为“姚江同声诗社”名誉社董，曾为徐树兰作《徐树兰传》。
蔡元培与薛炳都受业于王懋情。1896年2月24日，蔡元培与薛炳同往庙下兔山，为其业师王懋情扫墓，并撰写《展先师王子庄先生墓记》。其中有一些论述说明二人早年在绍兴师出同门。
薛炳还是蔡元培的姻亲。王荣庭是绍兴城内一家典当铺的出纳，为人朴实。王有二女，长女嫁与秀才薛炳，次女为王昭。蔡元培的夫人王昭为薛炳的姨妹，蔡、王的婚姻即由薛炳介绍促成。[183]蔡元培自言：“我元配王昭夫人，即君之姨妹，所以君与我为僚婿。”[184]幸运的是，蔡元培与王昭感情极好。薛炳在考中秀才后，却屡次应试未中，故而对身居翰林的蔡元培很是钦佩。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蔡元培居里期间，薛炳曾经将蔡往年的日记抄录副本，以免丢失。十月底，蔡氏离乡返京前，薛氏亦曾赋诗送别，诗云：“同学相交二十年，读书事事让君先。相期莫作幽忧论，自顾终惭寡欲贤。申固昏因成旧梦，孟敦文字隔真诠。前途多少风云在，不敢离情入赠篇。”[185]蔡元培任中西学堂总理时，延请马用锡、薛炳、马纲章等教授文学、史学、哲学等课程，并将所聘教员名单报知府熊起碚批示：由马用锡（湄莼）任经学、史学、词学教员，薛炳（阆仙）为经学、词学教员，马絅章（水臣）、冯学书（仲贤）为词学教员，赏乃勋（星槎）、褚闰生为蒙学教员，蓝寅（筠生）、俞墉（伯音）、陈凤锵（子仪）为英文教员，戴儒珍（铭甫）为法文教员，杜炜孙（亚泉）为算学、物理教员，寿辅清（孝天）为算学教员。[186]
中西学堂的教员中，分为新旧思想两派。新派有马用锡、杜亚泉等，他们信奉进化论，时常贬斥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传统风气，而薛炳则比较传统守旧，极力反对新派，蔡元培批评他反对变革。由于思想上的巨大差异，薛炳和蔡元培逐渐分道扬镳。蔡元培对薛炳的学术观点也不赞同，对其《荀子大义述》就提出过异议。蔡元培曾说：“（薛炳）治《荀子》，钩考甚勤，说《性恶篇》非荀子自作，是其徒所附益的；《非十二子》篇中之子思、孟子，乃是阴阳家邹衍、邹爽的别号，不是孔伋、孟轲，虽不免有牵强傅会之处，但用力是很勤的。”[187]
光绪廿四年（1898）秋，蔡元培返回绍兴担任中西学堂总理，对其表弟马用锡的学问十分欣赏，就聘请他作为理学教习。薛炳颇感冷落，不仅认为自己的学问要好得多，而且在科举上马用锡也是不能与之相比的。后来，蔡元培与马用锡等人组织日文学习班、蒙学会等，薛炳未曾参与。蔡元培说：“（薛）君不甚赞同革新的理想。绍兴中西学堂中，反对我及马君的，实自君始。”[188]蔡指的就是在兴学教育的过程中，薛炳对他所举事务的冷淡和反对。民国七年（1918），蔡元培以北大校长兼任国史馆长，也曾聘请薛炳担任国史馆的编纂，但是薛炳呆了没多久就辞职回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