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阴三徐藏书记
绍兴地区的碑刻中，可以经常见到徐树兰的题记。如在石佛景区文昌阁北侧崖壁上有题壁一则，刻高6.92米，宽6.83米，下口离地高14.3米。篆书“柯岩”2字，竖列，篆书，字径高2.2米，宽1.08米。左旁跋铭为楷书，共9竖列，满行12字。
光绪丁酉六月，长白霍顺武，达县吴德㴋，无锡孙鼎烈，娄县黄安海、仁和陆鸣超，山阴鲍临、任塍、何濬、谢凤书、张嘉谋、邵筠、缪祥祯，会稽马传煦、钟念祖、徐树兰、徐兆兰、徐嘏兰、陶濬宣同游。时吴君由山阴移令钱唐，属濬宣摩崖题记，并濬勒“柯岩”二篆。僧本源监刻。
徐树兰、徐兆兰、徐嘏兰是一门三兄弟。徐树兰（1838—1902），字仲凡，号检庵，浙江绍兴人。光绪三年（1877）中举，曾任兵部郎中、候选知府、盐运使等职。后以母病归乡乡里，热衷于建设乡里，建设中西学堂、古越藏书楼、救疫局等。徐树兰建立了“绍郡中西学堂”，实行新式教育。受西方公共图书馆的影响，徐树兰又以创建公共图书馆为目标。
他认为公共图书馆与学校一样，都是孕育人文的主要场所。“泰西各国讲求教育，辄以藏书楼与学堂相辅而行都会之地，学校既多，大必建楼藏书，资人观览。一时文学蒸蒸日上，良有以也。”[189]古越藏书楼由之而出。古越藏书楼位于绍兴城区胜利西路，紧邻大通学堂。它是我国图书馆史上最早对公众开放、第一家具有近代公共图书馆特征的藏书楼。
古越藏书楼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开始创立，三年后才建成。由于工程量较大，此楼在徐树兰生前没有建成，其子徐显民后续任之，并向公众开放。此楼共有藏书七万余卷，并请冯一梅编纂《古越藏书楼书目》二十卷。这部书目打破了旧有的目录方式，分为学部、政部两类，两类之下，再分数十个类目，不仅涵盖了传统古籍，大量的新学、西学书籍也可置于其中。此目是目录学史上开风气之先的一部著作。
古越藏书楼的资金都是徐树兰自己筹措的，不仅自己捐银八千余两，还购置地产以营造藏书楼。辛亥革命前后，古越藏书楼曾一度停办。1915年徐氏后人呈请继续开办古越藏书楼，受到当时教育部的嘉奖。抗日战争前，古越藏书楼改名为绍兴县立图书馆。
徐树兰生前筹办的古越藏书楼促进了中国现代图书馆的发展。徐树兰的目的不仅在于存古，更注重传新。古越藏书楼借鉴西方公共图书馆，虽冠以藏书楼旧称，实际广泛收集大量新学文献和西方图书，体现其现代视野，有教化民众之功。蔡元培少年时期就曾在藏书楼校书，阅读了大量中西文献，促进了新思想的启蒙。
徐友兰也是绍兴著名的藏书家，其藏书楼为铸学斋，与古越藏书楼齐名。徐友兰（1842—1905），字佩之，喜好古籍。乡人薛炳曾为其作传，曰：“至于为学，无书不窥，旁及书画，性好收藏，凡旧抄、精刻、石墨、吉金、法帖、名画，有所见辄购庋八杉斋中，如是者数十年。”[190]他早期的藏书楼叫八杉斋，由于积累过多，就另建了铸学斋、述史楼，还有存放金石书画的石墨庵。(https://www.daowen.com)
相比于其兄徐树兰，他的藏书观念要传统得多，主要收藏古籍。徐友兰藏书不同于他人喜藏珍本、善本，而是有所取舍的。徐友兰的藏书目录有三种：一为《述史楼书目》一册，抄本，著录经史子集两千余种；一为《述史楼藏书别录》一册，抄本，书页有“铸学斋”标识，为清点藏书之册；还有徐维则《述史楼语古录》，稿本，有“铸学斋”标识，著录精善本约百种，并著录金石书画等收藏。[191]
从藏书目录来看，徐友兰的藏书宋元本很少，大量的都是明刻本、原刻本、抄本、稿本等，甚至还有残本。所藏明代刻本中，又以毛晋汲古阁刻本最多。比较难得的是，他还喜藏活字排印本、日本刻本等，可谓另辟一径。当然这种舍珍善?而蓄稿抄的方式，与其经济情况也密不可分。按照薛炳的说法，他曾经一度在商界受损。“以故十数年来，折阅巨万计。”[192]友兰亦抄书、刻书。《述史楼书目》中，记徐氏抄书二十余种。他还汇刻了三大丛书：《会稽徐氏述史楼丛书》《融经馆丛书》《绍兴先正遗书》，在当时影响很大。
其子徐维则是他藏书的主要帮手。徐维则（1866—1919），浙江绍兴人，字仲咫，号以愻、一孙、贻孙等。他与蔡元培同为光绪己丑科（1889）举人，发江西候补知县。后来弃官从学，善治金石小学，也是金石收藏家。著有《东西学书录》《石墨盒碎锦》等书。蔡元培曾聘其于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工作。鲁迅与徐维则来往颇密，除了书信相通，常互赠拓片等。鲁迅在《集外集拾遗补编・吕超墓志铭跋》：“明年（1918）徐目孙先生至京师，又与一本，因得校焉。”[193]
徐嘏兰是徐树兰、徐友兰的堂弟，其藏书楼为十四经楼，很少被人提及。徐嘏兰，生卒年不详，字福钦，号福斋。此人排行第七。[194]与蔡元培交好，多以“福钦世叔”“徐七先生”等称之。光绪廿三年（1897）二月十二日“致徐仲凡世伯、谷芳、福钦二世叔……书”“廿八日，晚至西郭徐氏，以明日福钦世叔为嗣君伯贞成室，邀陪送舅也。”[195]
此人曾入国子监。据徐维则科卷，徐嘏兰曾任“国子监生化翎四品衔分部郎中”[196]“国子监生花翎四品衔分带郎中”[197]。光绪五年（1879）八月初一日，李鸿章、曾国荃有奏章《晋赈捐运请奖折》，请为候选郎中徐嘏兰“加四品衔”。[198]曾任浙江宁绍专员，查理田垦。“查复有浙江宁绍职员徐嘏兰等廪酌议章程。”[199]光绪十四年（1888），李鸿章擢其为三品。“四品衔分部郎中徐嘏兰，请加三品衔。”[200]《绍兴县志采访稿》的《光绪二十九等年先后禀请严禁山会两县钱粮浮收加价绅士提名》中称“三品衔候选知府徐嘏兰”。[201]此人造福乡里，曾与蔡元培共事兴学。“至司马池头，看乔轩，晤以
，同访徐七先生，以得府局棉花捐札示也。”[202]又，造坝建堤。“风急潮猛，全堤矬陷，致成歉岁，镇靖乡民徐嘏兰等，筹办赈抚，目睹险象。次年春，以工代赈，重修完竣。”[203]
光绪廿二年（1896）十月，蔡元培曾为徐嘏兰写《会稽徐氏十四经楼藏书记》，言其藏书之事：“福钦世叔富藏书，而以十四经名其楼。盖所谓读书家之藏书，异于辨板本、较楮墨以横通鸣者。”[204]“十四经”为南宋以来形成，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士人针对南宋官方的“六经”制度而另行提出的。[205]“十四经”在常见的“十三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大戴礼记》。蒋湘南亦有书斋名此，另有七经楼。“经阁筑三成筑楼藏书名十四经楼，琴挂蓑衣壁。”[206]徐嘏兰的藏书应该重在收集经学著作，所以蔡元培言其为“读书家之藏书”。经学家王绍兰（1760-1835，号南陔）的经学著作，即为其藏物。“见王南陔先生未刊著述数种……凡若干册。”[207]
比较而言，徐树兰藏书重在博通中西，不求版本之珍稀，强调实用；徐友兰藏书以古籍为主，主要为明清刻本、稿抄本；徐嘏兰则以经学为主，重在读书通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