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地区其他隶书石刻简析
1.清代9品
绍兴地区清代时期的隶书石刻有9品。嘉庆五年（1800）《大禹陵庙碑》、嘉庆六年（1801）《捐输大禹王庙工记》、嘉庆九年（1804）《陈氏重修青藤书屋记》3块碑的书法结体规整，笔力遒劲，功力非凡，用笔严谨匀称，淳雅清古。其中《大禹陵庙碑》汉隶风格比较突出，尤其是与东汉的《肥致碑》相似。咸丰三年（1853）“古斋”，用笔浑厚圆润。光绪二年（1876）“云骨”，用笔劲健沉着，结体变方为长，不作波挑燕尾，熔《衡方》《张迁》诸碑于一炉。光绪十三年（1887）“青泉”，笔力均匀，波挑明显，含有篆意。光绪二十年（1894）“汉鹿画像”，用笔方正，笔画沉稳。光绪二十三年（1897）《蔡元培题记》，笔力沉着、自然圆浑，稳重却不失灵动，营构精心。光绪二十六年（1900）《王德元题记》，用笔浑厚而不肆意，结体端庄而不拘谨，融汇篆隶，形神兼备，卓有意趣。（图4.21—图4.29）
图4.21 《大禹陵庙碑》
图4.22 《捐输大禹王庙工记》
图4.23 《陈氏重修青藤书屋记》
图4.24 《古斋》
图4.25 《云骨》
图4.26 《青泉》
图4.27 《汉鹿画像》
图4.28 《蔡元培题记》
图4.29 《王德元题记》
清代金石学兴起后，篆隶随之复兴。这一时期的隶书参法汉魏石刻，脱离唐宋隶意，用笔厚重，结体多变，逸态横生，形成秦汉之后篆隶书法的另一个高峰。清人能够融会贯通、博采众长，将汉碑、简牍以及其他新发现的古代书法加以整合，融汇篆、隶笔法于一体，经过不断实践，最终树立了有别于汉隶的新艺术形态。绍兴隶书石刻清代9品，正与此时隶书的发展相一致，结体灵动，章法多样，厚重而不呆板，沉着又不乏灵动。
2.民国时期5品
绍兴地区民国时期的隶书石刻共有5品，即《唐宋名人摩崖题字处》《陈星衍题记》《会稽大禹庙碑》《祭大禹陵碑记》《重修贺秘监祠记》。其中《重修贺秘监祠记》最具特点，此碑的隶书写得有筋有骨，有血有肉，既有简牍墨迹之精妙，又得晋人书风之神采，章法工整，具有强烈的个性特征。末行署“中华民国二十六年（1937）八月蔡元培撰，马禩光书”。马禩光（1883—1966），字孝焱、孝先，绍兴小皋埠人，居于陶堰。他与乡人徐生翁齐名，又博通经史，精于词章。（图4.30—图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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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0 《唐宋名人摩崖题字处》
图4.31 《陈星衍题记》
图4.32 《会稽大禹庙碑》
图4.33 《祭大禹陵碑记》
图4.34 《重修贺秘监祠记》
3.时代不明的5品
绍兴地区时代不明的隶书石刻有5品，分别为“芗岩”“碧血丹心”“古七星岩”“赵陆”“云崖”。从材料及字体风格推测应为明清时期的石刻。其中“古七星岩”在石佛景区“七星岩”景点“幽胜留名”摩崖的下方。据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柯山小志》载：“取义七星者，盖石岩嵌空，合半之数。”[9]岩外夹壁如门，岩内分列东西二石，洞壑轩敞，深潭澄碧，清幽凉爽，为避暑胜地。清绍兴诗人吴寿昌有《七星岩》诗赞：“北斗七星明，南岩一穴成。寒蛟蟠不测，仙鼠集无声。手泽磨崖觏，情缘宿树生。洞天容再往，端合谢尘缨。”[10]（图4.35—图4.39）
图4.35 “芗岩”
图4.36 “碧血丹心”
图4.37 “古七星岩”
图4.38 “赵陆”
图4.39 “云崖”
隶书萌发于篆书，其风格多样，异彩纷呈，在书法发展史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隶书产生于战国时期，成熟于秦汉，尽管在隋唐之后退出了实用范畴，但是在碑版、题跋等处仍得以应用，至今不衰。
绍兴诸多隶书石刻的留存正是反映了当时书体在碑刻中的应用情况。这些隶书石刻除《大吉买地券》外，都不是日常使用，而是见之于文人的笔端。这些石刻或为题名，或为题记。尤其是明清之后，隶书除多见于书画之物外，也较多应用于铭刻。相对于楷书、行书，隶书由于古雅端穆也被文人尊崇为古体，并被选为铭石之体凿刻于石。这一点在绍兴隶书石刻中表现得极为明显，通过这种考察明晰书体的功用，对于理解书体背后所隐含的历史文化背景有重大意义。当然，除了隶书，其他字体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其演变发展、原因背景及形成意义都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层的挖掘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