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
［德］汉斯-尤尔根·克拉尔
一
共产主义组织类型的历史哲学中介功能承担着将人与历史相结合的任务，卢卡奇具体地说明了这一中介功能，并超越了对其质的功能化的伦理定性，这一功能化的实现方式是，被构想为可理解的总体人格进行无条件的献身：具有可理解性的总体人格对于具有超越性的共产主义共同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此共同意志是主客体超越性同一的最高中介点。它的经验表现是政治领导，政治领导的核心功能使自觉的历史行动以及从人和历史到阶级的中介得以执行。作为超越性的总意志的经验表达，中央的指示是不会犯错的，只有通过它，政治与阶级的中介才有可能。
卢卡奇的阶级概念是社会存在意义上的本体论概念。他不是将阶级理解为抽象劳动（价值）的一种现实的表达，它的抽象只有在优先个体自身之上才能发生。阶级呈现为理想化的形式，即产品和个体在交换过程中呈现的形式。它将现实化的流通的抽象中介为理想化的因此也是意识形态化的上层建筑的抽象，这一流通便是生产的物化表现，它将个体孤立起来。它中介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以便维持阻碍着人类团结的差异性。阶级由生产中在经济上发挥功能的个体的位置所规定，且阶级将这种差异性的位置中介为统治结构。阶级是经济的阶级，而国家是阶级的国家。它是建立在经济条件基础之上的政治统治的中介媒介，这样个体的孤立化和他们的社会接触的所有表达都被延长了。如果一种阶级意识能够扬弃物化意识和无政府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分离，那么它也就暗示着，阶级终将被扬弃，且民众会自发形成一定的组织。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使用价值和物质需要的抽象；它的形象离这些使用价值和物质需要越远，它就越物化。这种抽象的现实基础是流通：阶级将它们中介为统治结构，包括法律、政治、国家、道德（解放的内容）。对于意识形态和统治的“上层建筑”，即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统治构架来说，阶级是具有建构性的。
假如上层建筑物化的抽象直接回到生产中的话，阶级的结构将如何改变？
二
卢卡奇试图在革命社会主义的组织问题争论的转折点上，即在俄国—苏联和西欧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矛盾中的列宁主义政党刚开始显现官僚主义科层化的物化征兆之时，讨论组织问题的理论前提。为此，他起草了一个组织的认识理论纲领，这一纲领必然纠缠于任何一种方法论强调的形式化缺陷，并且最终无法认清它的抽象的历史内容。尽管卢卡奇以简明方式从横跨半个世纪的关于组织和自发性的争论中总结了革命理论，同时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革命理论与第一工人协会中的历史哲学的关系，但他在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列宁之间的争论中，在革命工人运动的高潮中最自觉地表达了这一点，这是由对第二国际改良主义的批评引起的。成功的十月革命和失败的德国革命使得关于组织问题的争论在1918年后再次浮出水面，特别是在德国促成了卢卡奇和柯尔施共同引导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陷入正统和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工人叛徒之间的纠葛中。革命运动的失败指明了一种错误的自我意识。然而，最先进的阶级意识在物质上展现在无产阶级经济的政治和经济的组织形式之中。
三
“不能将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机械地分开。”（列宁）
组织问题并非纯粹技术的，而是革命最重要的“精神”问题之一；更确切地说，是最重要的策略问题之一。策略在特定方面是组织实践的理论。策略和组织是理论和实践关系的要素。
“在组织问题上的这种‘无意识’完全肯定是运动不成熟的象征。因为成熟还是不成熟的问题只能这样来判断，即看一种关于应做什么的见解在行动的阶级和领导它的党的意识中是以抽象和直接的形式存在呢，还是以具体和有中介的形式存在。就是说，当一个客观目标还在达不到的远处时，具有特别敏锐洞察力的观察者将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清楚地看到目标本身、它的性质和它的必然性。” (1)
可以用分析的方式对解放的目标设定本身加以区分，正如革命的终极目标（telos）可以被历史的客观进程本身所拆解。革命的终极目标并非静态的目标想象。对于革命性实践组织的追问，由于如今我们将其目标作为“抽象的、直接的”想象而变得困难了；实践本身将一个拥有颠覆性意识的人抽象为空想主义者。政治倾向如今要求对具有解放性的、抽象的目标设想（Zielvorstellung）进行具体化，然而这也是理论策略和作为对象性真理的实践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组织是策略的对象性真理，是它在物质上可见的感性力量。组织是最接近理论的实践要素，策略是最接近实践的理论要素。卢卡奇是在对空想主义的批判意义上来讨论组织问题的。空想主义预言了解放幻想的抽象目标想象，却没有思考革命问题的解决方法和实践。对组织问题的理论探讨，描绘了思想中的解放目标设想的具体化——这本身也是实践的一个批判组成部分，在这里实践在一个既定的社会组织的框架下发生。组织是无产阶级“社会”的颠覆性形式，它将理论变成了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马克思所要求的：成为“物质力量” (2) 。卢卡奇认为，抽象的终极目标，即革命意识作为问题的目标设想，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它自身的具体化和实现它的道路：“他们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是因为他们把这种形势只看作一种事实，或至多是要求解决的问题，但未能认识到这个问题本身既包含着解决办法，又包含着导致解决办法的途径。例如，‘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 (3)
贫困倾向于内在地扬弃自身，贫困所带来的对抗将最终炸毁资本主义体系，这一点从内在的必然性上来看是确定的，但它归根结底必须通过肉体的个体的革命性实践才能实现。卢卡奇援引马克思的观点，认为贫困向革命意识揭示了它的自我扬弃的手段，也暴露了它的定位，从对社会经济必然性的一种解放意识的纯粹认识，越来越成为一种政治的物质的行动的问题。正如卢卡奇所提到的，在“无产阶级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时”，总是在不同的阶段具体生产着一种“行动的辩证法”。“因为一个任务总是起初以抽象的可能性出现，以后才以具体的形式得到实现。只有在这第二个阶段达到时，在有可能看到那个注定成为环境及其实现途径的具体总体时，问题的提法是否正确才有讨论的意义。” (4)
卢卡奇以组织化工人运动史中关于总罢工的争论为例进行了说明。它只是伴随着第一次俄国革命才进入一个更接近实现的具体历史阶段。然而卢卡奇在这里的处理太过线性了，没有讨论事实上对有组织的实践来说的关键问题，即将总罢工具体化为一种实践上必要的斗争手段的历史进程，是否在客观上没有倒退。也就是说：总罢工在目的与手段的革命联系中具有什么样的解放功能？它与以革命爆发为代表的狭义上的革命政治和经济实践有多接近？
对此需要说明的是：过去一百年来的历史进程迫使社会主义组织越来越被理解为一种手段，它首先再一次产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卢森堡在消极条件上“已经假定的”东西。历史进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退步伴随着消极条件的减少，这些消极条件只在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增长了。共时性在客观上导致的非共时性、不平衡发展，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更明显地加剧了，这种差异限制了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意义上的阶级革命的根本普遍性，即世界革命的可能性。“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一为快速工业化而设计的理论适应了当时的需要。富国和穷国之间、资本主义社会的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以及如今以近似殖民的方式被剥削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对立正在加剧——“第三世界”的人民还保持在前资本主义统治体系的天然贫困之中，对立的加剧增加了殖民地国家在一定区域内发生社会革命的可能性，而西方帝国主义消灭资本主义的实践的可能性变小了。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手段选择符合于具有广泛直接的个人依赖性的封建统治结构，因此法农（Fanon）能够正确地从封建的主奴关系出发宣告一种在物质上残酷的“暴力”的理论，一种直接的决定性暴力的实践（没有很多意识的内涵）。也就是说，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实践也拥有一种广泛符合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没有范例的特征。从另一方面来说，殖民地国家的社会革命也广泛地拥有了革命社会主义的内容。由此，这些国家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以一种僭越的方式（usurpatorisch）被部分资本主义化了，但是这一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在政治上被操纵用来扶持封建统治制度，这是一种时代的错位。（这对于今天政治的基础重要性来说可供借鉴）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的对抗性结构以有限的方式反映了地方性和区域性的时代错位，其革命（民族的和社会主义的目标以不平衡的方式综合在一起）在形式和内容上的矛盾状态便是例证。以上事实似乎表明，内在对立的、颠覆性的和革命性的力量似乎阻止了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具体否定的可能性。如今，可能性不再明确地存在于普遍永存的世界革命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地方性民族性的狭隘构想之间。
只有当革命变成一个政治的日常斗争的问题，一个政党的组织问题、工人阶级及其革命先驱在物质上可见的意识表达才能被具体地提出：“如何组织革命党的问题只能从革命理论本身中有机地发展出来。只有当革命成为日常的问题时，革命组织的问题才会迫切要求进入群众及其理论家的意识。” (5) 卢卡奇将直接的革命组织问题，从将革命提升为日常问题的历史状况的强制中抽离出来。组织问题在当前是否只能在一种由直接革命要求所规定的日常斗争的组织中才能提出？甚至革命的日常斗争中组织问题紧迫的现实性，也只是“逐渐地”为他提供理论认识。卢卡奇列出的原因如下：
1. 无产阶级政党确凿的机会主义，由于教条主义的和策略上的盲目性，阻碍了“革命的正确理论认识”。
2. 传统中无意识生长的、并未按照革命的要求进行计划的西欧的组织形式。卢卡奇援引了罗莎·卢森堡关于自发的群众运动和有组织的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的讨论，有组织的阶级斗争被理解为一种理性的、机械的计算；因为根据罗莎·卢森堡的观点，这种组织并不是以战术—操纵性的方式在技术的行动命令中被规定的，而是以战略—政治的方式；它“并不存在于群众罢工的技术准备和领导之中，而首先存在于整个运动的政治领导之中” (6) 。战略—政治的组织问题当然无法被战术—技术的计算所取代。建构一种位于两个规划阶段之间的二元论，意味着对早已变得盲目的并已经转向其核心概念对立面的自发性进行拜物崇拜。20世纪前二十年里革命日常斗争的一个中心的组织问题，就是对大众的积极的自发性进行内在启蒙。（这同样表现在列宁和罗莎·卢森堡那里，他们提出了政治领导和自发性的群众运动的问题。）
对于如何改变群众意识，托洛茨基提供了一个组织骨干的战术—技术构想的案例。 (7) 在卢卡奇、托洛茨基和罗莎·卢森堡那里，组织问题被等同于政治领导问题，即党以及党在政治上的领导机关的问题，然而考虑到群众的运动和意识形态，罗莎·卢森堡关于自发群众运动和政治组织领导之间关系的叙述，将组织问题在功能上具体化了，确定了“它在革命过程内部的真正职能” (8) 。关于群众运动和政治领导的关系中的组织问题的讨论，在与历史行动相关时便拥有了革命过程，换句话说，群众运动与政治领导的关系是革命斗争和日常斗争的一种。卢卡奇关于组织问题的叙述是从对空想主义的批判出发的，因为后者预设了一个抽象的空想目标。解放的终极目标是实现革命；也就是说，卢卡奇是一开始就将组织问题作为革命的一个首要问题进行讨论的；在群众运动与政治领导的关系中，组织在革命过程中的功能以及实现解放目标的道路都被确定了下来。群众运动与政治领导的关系——后者作为组织问题的已证主题（thema probandum）——是在“最终目标”和运动、理论和实践的革命理论参照系中被加以讨论的。在这一关系中，以历史哲学和内在历史的方式被扬弃的伦理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即在条件性的目的与手段的理性的假设性命令和范畴命令（从实践的观点设计的绝对性的前提概念）之间进行中介，后者是具有解放性的理性兴趣（我能够希望什么？）的内在历史目标，这一兴趣在思维中起到中介理论和实践的作用；但这意味着，革命的反作用力催生出组织问题。
卢卡奇对罗莎·卢森堡的责难的关键点在于，她在所有组织问题的具体化和对其高估的批判上，都未能围绕组织问题来讨论与政治领导有关的问题，因而在革命过程中未作出能够“使无产阶级的党能够进行政治领导” (9) 的革命组织的功能规定。革命过程中的政治领导的组织功能规定，据说从实践上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争论中获得了成功，罗莎·卢森堡在其中选择了支持落后的孟什维克派。具有当下政治相关性的革命理论问题（跟着“进步的”资产阶级革命或者与农民革命共同斗争，首先是在非历史地中断的革命理论的意义上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或者将农民的斗争更新为一种无产阶级革命（“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以及由此而来的组织策略问题，在这些点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都影响了卢卡奇。
卢卡奇认为，没有人，包括罗莎·卢森堡，在当时把握了革命和组织理论问题之间的辩证联系，因此也从未对组织的认识进行宣传，以至于“罗莎·卢森堡、潘涅库克等人的正确政治见解，也未能变得足够具体——甚至作为政治思潮” (10) 。但是这和列宁对组织理论的强调有什么关系呢？卢卡奇看到了组织问题是如何在群众基础与政治领导的关系中被讨论的。他将这一关系解释为从内容上看是革命的。这一关系拥有（如果将列宁和罗莎·卢森堡这两极集合在一起的话）一个对于作为革命实践的政治日常斗争来说具体化了的特征。处于中心的是革命意识问题，正如在政治领导和群众基础的关系之中，作为对压迫、饥饿、贫穷和痛苦的体验的关于具体政治阶级意识的理论变成了“物质力量”。组织问题因此是理论向政治意识的“物质化”。组织不仅将领导结构化（strukturiert），而且也随之将“自主的”群众结构化，这是对他们的领导者持续修正的基础。要坚持的是，在群众基础与政治领导的关系之中，组织问题在根本上关系到政治领导，当然它以党为其表现。但是难道群众不是也必须被组织起来吗？或许卢卡奇还停留在卢森堡主义的二元论层面？与现存意识团体（先锋队策略的“领导”）的组织无法分离的是鼓动与宣传。因此组织问题可以从它直接的革命的现实联系中解决，并被转移到反资本主义的制度反对派、社会主义的反对派的前革命形式之上。
组织才使得理论具有约束力，从理论观点中产生一种实践的真理。这具有认识论的意蕴。 (11) 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真理是对象性的真理，也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一种“与客观性有关的思维立场”。一个理论观点，或者说渗透着理论观点的真理，只有通过外在于理论的实践道路来确定。有些观点内部包含了如何创造理论客观性的方式，也就是说，这些观点要求在实践上得以实现，以便在实现中能够扬弃自身，这些观念的有效性高低取决于其被实现的程度。这些观点表达出一种真理的概念，这一真理的概念不只是对象性的，还是对象—实践性的。
四、 组织的认识论规定
1. 组织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它由此获得具体性和现实性，即对象性的现实媒介：“因为组织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介形式。正像在每一种辩证的关系中一样，这一辩证关系的两项只有在这一中介中和通过这一中介才能获得具体性和现实性。” (12) 后一观点是否是超验的？辩证法是否被重新纳入“超验性”之中了？因为关于建构的问题（Konstitutionsproblematik）始终会显露在一个已经建立起的现实中：建构的东西（das konstituens）因此并非是超验的东西，而是一个有着相应客观内容的尘世中的主体。主体和客体的非同一性并不在同一性之中，而是——为了能够展现其中介性——就是它们的非同一性。组织在卢卡奇那里拥有了一种本质上是超验性的建构功能；卢卡奇的组织概念忽略的是，理论和实践始终是已经被中介了的，且组织和革命的具体化问题正是在此中介的框架中被讨论的。这并不意味着，借助纯粹理论将行动状况的无结构的多样性建构为客观性：组织并不拥有超验性的建构功能。
2. “组织在理论和实践之间进行中介的特征，最清楚地表现在它对各种不同思潮表现出比政治思想和行动的任何其他领域更大、更准确、更可靠得多的敏感性。” (13) 组织因而仿佛地震仪一样对政治派别做出反应；在组织媒介中的这些关于政治派别的地震仪记录，对于卢卡奇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一种正确的理论和实践的真理标准：它因此准确说明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二条？它以唯物主义的方式表明，只有实践，即一种作用于对象而进行的对象性活动，才能是理论观点的真理标准，它证明了此岸性、力量以及思维的物质存在。然而提纲中的这一条在很大程度上还未被进行区分，以至于它往往会被以教条化的方式理解。教条主义在这条提纲中已经被扬弃了。
a） 理论的真理只有通过理论之外的道路才能被证明。然而在唯物主义的真理概念之中，只要理性概念也可以获得实践的伦理意义，那么实践就不只拥有证实的功能，即不仅是使理论简单地屈从于实践；理论还必须以合适的方式将对象性实践加以“中介”，黑格尔的相适理论（Adäquationstheorie）概念以思辨的方式隐含了这一过程。组织是理论和实践相互修正和批判的媒介。组织是理论和实践的批判的中介：这是将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对象性实践）包含在内的中介的不同层面，因此也是相适性（Adäquation）的不同层面；在这里，实践不只是让相适性被动地接受检验和证伪的中介，而是相适性首先在实践中被生产或阻碍。革命批判的实践因此要做的，并非只是在实践上验证理论的真伪，而且还要在理论上验证实践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仅在假言命令的框架下）。
b） 纯粹的理论是不具有约束性的想法，因此也是具有宽容性的想法（doxa），在其中“迥异的观点和方向可以和平共处”，与此同时，“纯粹的行动”——自在自为——是一种“个别的人和团伙的个别行动的混杂”，一个“本身错综复杂的麇集”。因此，在唯名论的意义上，就其内容而言，它是一个相互未被结构化的奇点的混乱的多样性，是在抽象的形式—内容—关系中的理论与实践。组织将理论交给了实践的约束，“作为生硬的，相互排除的方向”，就是说理论必须作为实践的中介形式才能够验证它的真理性。因此，当实践成为真理的标准时，对批判的行动来说，这种中介必须被制造出来。因此，对于实践中所做的关乎理论真伪——同时也是关乎实践对或错的决定来说，组织中介的对象性表现形式是具有建构性的。实践是理论的标准，因此就要问：什么是实践的标准？实践批判理论。谁来批判实践？
对卢卡奇来说，问题并不在于组织是一个对象性的因而也是对象化的（甚至受制于物化的）中介工具。问题在于从组织策略上提出一个问题，当它考察“在其总体性之中，即中介了过去和未来的角色”的功能时：“怎么办？”（卢卡奇继续在列宁的意义上批评罗莎·卢森堡，他积极地引用他所认为的罗莎·卢森堡针对列宁所做的被证明为错误的指责的地方）“怎么办这种问题的提法试图在对形势的估量中，在对行动的准备和领导中，找出那些必然地从理论导致最合适的行动的因素，因此它试图找出把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的本质规定性。” (14) 在组织上未受批判的实践（而且这种实践的批判是一种自我批判、内在批判）中，抽象的、灾难性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相互关联。在组织上，对个体的行动只能以症候的方式做判断。在卢卡奇那里尚不清楚的是，组织作为理论和实践的中介，本身是否是一种实践上的或理论上的手段，或者属于一个第三媒介。有时候似乎卢卡奇将组织只是理解为对特定问题从组织理论上进行的讨论；但是这可能是“从实践观点对理论进行真正的批评” (15) ，也就是说是从实践的观点而非从实践自身进行的讨论。
五、 第二国际与左派
机会主义是由它在组织问题中的实践位置所规定的：卢卡奇以第二国际为例，解释了修正主义并没有以组织策略的方式探讨解放的终极目标。“组织问题的这一功能使得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机会主义总是极其厌恶从任何理论分歧中推论出组织结论。” (16) 从历史方面具体来说就是：“国际中的所有俄国以外的激进派别的弱点是，当它们的革命立场与公开修正主义者和中派的机会主义发生分歧时，它们既不能够也不愿意给它们的革命立场以任何具体的组织形式。” (17) 在卢卡奇看来，公开的修正主义和中派的区别，就在于它在理论上以抽象的方式保存了革命目标，但在实践上却是修正主义的。 (18)
中派可以认可一场革命的历史现实性，但却不能将其运用到政治的日常决定中，这一矛盾也反过来影响了左派［潘涅库克（Antonie Pannekoek）、罗莎·卢森堡］的设想。第二国际在组织上的方向缺失影响到了左派在组织策略上的问题：罗莎·卢森堡对机械组织的批判也导致了对自发的群众行动的高估。社会逐渐无产阶级多数化的有机革命理论，与自发的群众斗争的有机革命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机制和有机体之间发挥作用的是理性化组织）。这导致了一场纯粹无产阶级革命的沉默前提。
罗莎·卢森堡的无产阶级概念“极其深刻地表明了革命形势将会如何动员迄今未组织起来的而且的确是组织工作达不到的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农业工人）。她表明了这些群众将会如何在他们的行动中表现出甚至比敢于傲慢地对待他们、认为他们不成熟和‘落后’的党和工会高得无法比拟的阶级意识” (19) 。
无产阶级并不是孤立的，对它不能仅仅按照其在生产过程中的经济位置来定义，而且还要按照其在实践上的组织程度，也就是在一种对象性的方式中变得自为的程度来定义。
对于卢森堡在组织上并未充分准确表达的组织的革命构想，我们有必要将其构想为一个纯粹无产阶级的方案：因为在这场革命中“正确的，在实践上符合于目的的手段选择”的问题，只是一个类本能的内化了的革命行动的最大化启蒙问题，它要归功于无产阶级的客观阶级定义。（卢卡奇在这里补充了马克思的理论，无产阶级由于阶级地位而成为这个社会现存的否定。）尽管其他阶层也会参与到革命之中，但“没有任何东西、也不可能有任何东西使他们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这样理解的革命的党” (20) 会使这些阶层转变为反革命。卢森堡的纯粹无产阶级的革命也被无产阶级自身所分化了，他们的阶级意识完全没有伴随着经济危机而发展，因此他们的行为也落后于危机。卢卡奇援引列宁指出，“斗争将十分迅速地展开，工人群众的意识会跟不上这种发展。” (21) 正如卢卡奇所解释的，根据斯巴达克斯纲领（Spartakusprogramm），“资产阶级社会的客观崩溃能够比无产阶级形成革命的阶级意识更早成功”。列宁从关于落后意识的假设出发，发展出了他的布尔什维克党构想。（这和无产阶级的成熟与否并不相关？）但是卢卡奇强调，在这一情形中包含着出现孟什维克的可能性。卢森堡通过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发现的在垄断利润中获利的工人阶层的资产阶级化而论证了这一点，这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得到进一步加强。然而无法从经济学角度加深这一解释的内容。无产阶级的行为方式并不直接形成于其在经济上的立场。虽然卢卡奇也并非从纯粹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出发，但是这在今天必须要扩展到许多阶级和阶层，因为是否只存在一个经济的阶级，一个在全部社会普遍化了的雇佣工人阶层能将无产阶级扬弃于自身之中？
六
卢卡奇试图将组织问题的认识论作为颠覆性实践的方法论提出来。
卢卡奇关于组织问题的认识论为实践中的革命组织分配了一个功能，康德将这个功能划归于先验统觉起源性的综合统一中的意识之上。组织归根结底并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和中介，而且是一种物质实践；它是阶级自为的对象化，是无产阶级感性上物质化的阶级意识，其中，组织对象性地建构阶级意识，使之成为阶级斗争。
组织问题对于革命的现实意义，存在于群众基础与政治领导的关系之中，这一关系包括了自发性和组织的问题。在这一关系中，一种先验性的架构功能被应用于组织之上；“个别人和团体的个别行动的混乱”的未被结构化的多样性，将通过它而成为一种组织化行动的客观性。行动的实践的客观性存在于它与理论的组织化中介之中，也就是说，通过组织，行动成为革命或对革命的准备的策略框架中的要素，即通过“历史的总体，历史过程的职能，它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中介作用”，行动变得可以理解了。因此只有组织化的行动才是颠覆性的革命策略的组成部分。还未采取物质力量的理论，就是纯粹不受束缚的玄想。组织将它转译为群众的实践经验，并表现为理论在感性上所宣告的力量。
资本主义会向社会主义有机进化的自然规律的教条主义观点，与正统理论相对，按照前一种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将会自然、必然地被创造出来。然而这种可能的力量如何变成现实？今天事实上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纯粹客体的无产阶级，只是潜在地、潜藏地共同被决定的主体，其如何在现实中作为主体出现，是受到这种“合规律性”的影响，但不再是自动地、宿命论地被决定的。危机只有在非常不同的方向上才能释放出行动的力量。
共产党是“对这种飞跃的有意识态度的组织形式，从而走向自由王国的第一个有意识的步骤” (22) 。在卢卡奇看来，是个体自愿地服从于它的“自觉的总意志”，因为资产阶级的个体自由建立在一个普遍的压迫体系之上。共产党是作为一个非经验的共同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一个由经验个体自愿纪律化而构成的绝对意志而发挥作用。共产党是无产阶级超越自身而实现启蒙的、非经验的共同意志；它并非能够展现其自愿纪律化的经验个体的总体的超验主体，虽然它本身也是非经验的，但它只能以经验的方式通过个体成员的行动来表现自身。
团结是通过相互的纪律化来影响未来自由的状态，正如这种状态将个体成员联合为行动的整体。团结是自觉的总意志。
在卢卡奇看来，党提出了革命实存的问题，因而党在历史哲学层面起到中介个人日常生活和历史的作用。此外还需要补充两个中介维度：组织既承担了人与历史之间的具体中介的功能，也作为积极的政治单位（党）“在每个成员的行动和整个阶级的行动之间起中介作用” (23) 。卢卡奇认为，要将个体的组织性需求汇聚成总体人格，就要求个体将中心化的约束进行内化。卢卡奇要通过总体人格概念来扬弃商品抽象及其在资产阶级法律中观念化的衍生表现形式，尽管这只是一种可理解的主体。“只有当一个共同体内部的行动成为每一个参加者最关心的个人事情时，才有可能消除权利和义务的分裂这种人与他自己的社会化分离以及他被控制它的社会力量肢解的组织表现形式。” (24)
七、 论文《先验的集体和超验的团结性。卢卡奇组织问题的认识论》草稿
导言
卢卡奇是第一个明确在理论上要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将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规律学说运用于组织问题的理论家，并因此在这一问题上运用了阶级意识和物化这两个对革命理论来说具有决定性的关键概念。他是按照列宁的政党类型来提出组织问题的。凭借同样的理论工具体系，卢卡奇想从理论上阻止党的物化，然而他首先从理论上论证了物化。他无法摆脱一种明显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这一认识论必然与客体联系在一起，并与一种历史哲学共同发生——的困境：先验性的困境。这在以下方面得到了印证：他受到对孟什维克的批判的启发，未能摆脱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仅把组织问题规定为一个“精神”问题。
Ⅰ. A
1. 组织的中介功能和它的理论等级（空想主义、日常斗争、中派、政治功能：自发的群众基础和政治领导）
2. 认识论的中介功能——理论和实践中介的形式——以及列宁主义政党模式的先验性困境。
3. 历史哲学的中介功能——对自由国度的预期——，讨论对罗莎·卢森堡的无产阶级组织的批判（通过作为伦理扬弃的第一阶段的政治伦理所实现的人和历史的中介——不是像罗伯斯庇尔和康德的德性政治，而是客观的阶级伦理）。
4. 共产主义共同意志的先验性建构，以及在可理解的总体人格中公民和布尔乔亚的二元论（在党之中所意图的对抽象劳动的扬弃和通过集中的统治机制的物化所进行的再生产）（团结的集体，而非物化的交往）。
Ⅰ. B
党作为历史的形而上学主体，它的成员作为共产主义世界精神（并非一个经验的，而是一个从中抽象出的理论的和伦理的，也就是一个可理解的总体人格被安置其中）的工具。（因此卢卡奇没有正确评价马克思的要求，即认为解放必须首先建立在革命阶级的自我解放，一种物质上的自我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纪律上的压力之上。）
Ⅰ. C
革命斗争中集中组织消亡的必然性——被同志们自发的个别纪律中的集中自我纪律所取代。(https://www.daowen.com)
Ⅰ. D
无产阶级的集中制与意识形态危机。（意识与意志，认识与道德，理论与实践理性的角色）
Ⅱ.
以列宁主义政党模式为基础的组织的历史形式规定性。
论题：将政治经济学批判运用于组织问题，意味着要以当时政治和经济的历史关系为基础来讨论组织问题。
Ⅱ. A
列宁的政党类型是在上层建筑和基础的俄国差异性模式之中发展出的。
Ⅱ. B
潘涅库克经济的帝国主义政治化的规定（群众行动）。
作为过程的组织，即有意识地制造的历史；革命的意识并不是在斗争中以组织化的或机械的方式产生的，而是通过政治和经济的有意识的组织化中介。作为所有我们的行动的先验统觉的组织。
补充Ⅰ.
1. 卢卡奇解释列宁的格言，人们不能将组织的问题机械地与政治分开，这样的话，组织问题就不是作为技术问题，而是作为“精神问题”提出来的。这在革命理论的历史参照系中，难道不是包含了一种唯心主义的出发点吗？
2. 卢卡奇将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对立，具体化为作为解放目标和它的实现的革命手段之间的中介的组织问题。
a） 因此卢卡奇给组织分配的是哪一种历史和道德哲学的地位？
b） 在组织问题和革命的直接现实性的联系之中，这种关联应当如何以政治的方式表达？
3. 卢卡奇最先指出，列宁和卢森堡关于组织问题的争论既相互对立，又在关键点上相互补充，即通过共同批判修正主义实现了相互团结。列宁提出的是一种关于组织的机械主义观点，而罗莎则停留于以自发的群众行动为基础的组织观点。
在面对列宁主义的采取先锋策略的骨干党的组织类型时，卢卡奇将组织和自发性的关系确定为政治领导和群众基础的革命组织关系，这是否正确？
4. 在组织问题的这种功能规定的框架中，卢卡奇指责卢森堡未能在自发的群众行动框架中“再次以组织的方式”运用“政治领导问题”，因此未能认识到革命理论和组织策略的同属性。
假如卢卡奇基于这种责难将组织的认识水平规定为“理论和实践的中介形式”的话，他可以得到什么结果？
进一步要提出的问题：
a） 组织形式以何种方式构成了行动的客观性？
b） 组织形式以何种方式使理论的方向斗争具体化为有条件的物质性力量？
c） 为何中派和布尔什维克的区别展现了组织形式的问题？（组织作为过程首先意味着：组织自身必须完成自觉的革命实体的一个经验的建构阶段。）
d） 国家在经济中改变了的角色：带有直接经济能力的、在经济外部的强制力量以及相对于阶级的独立性。
e） 经过经济的政治化，政治与经济的物质性意识不断物化的二元论，这种物化在制度层面也在逐步扩大物化——因此组织必须在日常生活基础上被建构起来。
f） 革命小组：作为建构阶段的革命实体和骨干成员（细胞）。
g） 作为革命理论问题的党的问题——今天的集体主义。
h） 抽象劳动的扩大化和成果规则，意识的改变，经验的可能性，与群众的对话：意识的启蒙是什么意思？群众还在梦想着什么？
i） 在集中制中还存在着走向中心的可能：意志、意识、革命的和前革命的政治（革命的参照系）？作为革命组织原则，“没有哪个不具有功能！”
（李乾坤 译，刘健 校）
()* * 本文出处：Hans⁃Jürgen Krahl，Konstitution und Klassenkampf：Zur historischen Dialektik von bürgerlicher Emanzipation und proletarischer Revolution. Schriften，Reden und Entwürfe aus den Jahren 1966-1970，Frankfurt am Main：Neue Kritik Verlag，1971。译者对于文中涉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引文，都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中译文进行了核对和替换；对于文中涉及《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引文，都按照中译本进行了核对和替换。——译者注
汉斯-尤尔根·克拉尔（1943—1970），德国法兰克福学生运动的核心，与柏林的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遥相呼应。被公认为学生运动中最具才华的领袖。克拉尔是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的学生，曾率领革命学生占领社会学研究所而遭到阿多诺的控告。代表作为《马克思商品分析的本质逻辑》（1966/1967），逝世后由其好友编辑文集《建构与阶级斗争：论资产阶级解放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辩证法》（1971）。
关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笔记产生于法兰克福社会主义德国大学生联盟（SDS）项目小组于1967年冬到1968年春的讨论，它在理论上研究革命社会主义中的组织问题，并在实践上为1967年冬季学期的法兰克福高校反抗运动做准备和推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使得系统地对组织问题进行唯物主义探讨成为可能。按照汉斯-尤尔根·克拉尔在本文最后的计划，讨论的成果将以项目组集体文章的形式发表。
(1)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2—39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3)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3页。
(4)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4页。
(5)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4页。
(6) R. Luxemburg，Massenstreik，Partei und Gewerkschaften，Politische Schriften，Bd. 1，Frankfurt，1966，S.198.
(7) Vgl. Leo Trotzki，Geschichte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Frankfurt，1960，S.13-14.
(8)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5页。
(9)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6页。
(10)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6页。
(11) 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
(12)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6页。
(13)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6—397页。中译本中将Chrackter译作“能力”，这里改译为“特征”。——译者注
(14)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7页。译文有改动。——译者注
(15)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8页。
(16)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8—399页。
(17)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9页。
(18) 参见卡尔·柯尔施《唯物主义观点，与卡尔·考茨基的争论》，1928年。
(19)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01页。
(20)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02页。
(21) 列宁：《关于德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的报道》，转引自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6页。——译者注
(22)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14页。
(23)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18页。
(24)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19页。译文有改动，原译文将Recht翻译为“权力”，这里改译为“权利”。——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