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过去与现在
［匈］拉斯洛·西克莱
很快就到了我们可以对20世纪的共产主义著作进行编目的时候了。我们必须列出这一清单，为此，我们需要新的划分、新的编目。共产主义和这些著作的关系是过去时的，在这些著作中，共产主义的历史被勾勒出来，通过这些著作，共产主义的历史也同时流传开来。每本从现在来看与共产主义主题相关的著作，都变成了被改写的历史，它们与朝向终点的当下联系起来，成为对新现实的表达。可能这些都意味着：并不存在什么是现状迫切需要做的东西，或者相反？可能现在恰恰可以来评价那一从封闭性出发而成为整体历史的开端。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一部开端性的著作，是一部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划时代的著作，是一部在世界和民族战争、在革命之中诞生的构想后资产阶级和非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系统著作。这部巨著还是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产儿，同时也是胜利和溃败的共同产物。一方面是党的工作，即为创造历史做准备，另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这两个方面直到1923年年底才结合在一起。
作为19世纪共产主义的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最优良传统，同时书写和参与历史（他们是作者，也是剧中人）：他们是从事共产主义实践运动的政治家，同时还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家和科学家。卢卡奇是这一创建传统的自觉的继承人，他决定性地丰富了共产主义文献的编目表。他创造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连续性，将马克思和黑格尔共同推进到20世纪，推进到政治运动之中。他看到了作为政治实践的党的工作和科学理论之间的联系，也看到它们之间常常形式迥异、时而生死攸关的矛盾。
按照作者所说，《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和《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是在被迫赋闲时期专门为这部文集所撰写的。除了这两篇文章，《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其他文章均是在从事党的工作之余完成的。纠缠于瞬息万变的政治关系的具体性，意味着一种无法被认清的“时代限制性”。卢卡奇本人提醒读者注意，《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反映了对革命的期限和速度的过分乐观的期待。“读者不应该指望这些论文有一种系统的科学的完整性。” (1)
我认为，弥补这一缺陷，即对革命运动的理论问题进行系统化、科学化的完整重建，在当时并非应当完成的任务，同样也并不是如今可以完成的目标。在我看来，《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具体的历史性问题——这是卢卡奇在序言中已经谈过的问题，而且他的著作也解决了这个问题——并非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是不是这一奠基者的“继承人”。我们是不是卢卡奇这样的继承人：不只是做“经典作家”的跟随者，而是通过发展黑格尔—马克思的传统来创建连续性？
站在21世纪的门口，“传承”甚至都成了特殊的问题。难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遗产不是已经意味着一种当代世界体系，一种现存的无产阶级运动，一种没有未来的过去的“遗产”了吗？马克思和他那个时代的黑格尔一样，成了一条“死狗”。假如说有什么保留下来的，假如说经典作家的著作还存在一些能够经得起考验并证明具有马克思主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一种科学文化上的意义——这样的话，就等于作出了一个温和的裁决：它属于博物馆的藏书。乔治·马尔库什（Cyörgy Márkus）最为精确地描绘了当前的境况：“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获得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科学上的（也就是学院内的）尊重，它理论上令人崇敬的（在思想上真诚严肃的）形式却没有对任何激进运动造成任何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描述了一个完整的圆。”
连续性问题可以重新表述为：还会再发生关于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卢卡奇遗产的争论吗？是否还会讨论马尔库什所描绘的圆形轨迹的遗产？
随着时代发展，那些为了改变世界并被这种普遍观念建构集合在一起的传承者和信奉者，始终不可避免地遭遇“真正的学说”问题。卢卡奇认为有必要提出的“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是否还有生命力？假如我们想要接受他的答案，那么我们就不能将正统等同于在辩证的马克思主义中已经存在的“研究方法”，而应首先将其理解为“历史性”。这一强调普遍存在于这本书中，而且是清晰明确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 (2) 无产阶级是一个革命的历史的阶级，它“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而且按这种方式，理论直接而充分地影响到社会的变革过程时，理论的革命作用的前提条件——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才能成为可能” (3) 。
如果仔细回顾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到目前为止，在正统派和革新派关于卢卡奇遗产的争论中，追随者、学徒、信奉者和讨论者有着可观的数量。在有着为数众多的被革除身份的人和扔石头的人的地方，同样也不会缺少党的追随者。博士论文如雨后春笋般出版。但是哪一个卢卡奇是在场的，哪一部分遗产仍有生命力：他的哲学、伦理学、美学还是本体论？人们可以从卢卡奇那里自由而丰富地、以多元化的方式作出选择——“在一个改变了的时代以一种改变了的方式”作出选择。
继承他的遗产，就必须超越社会主义，超越两极的世界体系。并不存在持续不断的、朝向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线性连续性。假如我们想要致敬这本著作，并抓住周年纪念日所提供的机会，那么我们就必须选择一条继承遗产的新路径。
但是，假如我们回溯一下我们已经知道的继承这笔遗产的一些方式，肯定会富有教益。在卢卡奇生前，“正统派”的探索就已经开始了，在这一尝试中，卢卡奇的学生围绕本体论问题展开了讨论，他们自称是作为《历史与阶级意识》作者的卢卡奇的学生，并且坚定地拒斥了卢卡奇晚期作品中对这一著作的坚决否认。这一否认之否认所涉及的争论点，就是物化的原初阐释的有效性：“只将物化理解为类似于僵化过程的概念，是我们无法接受的。问题并非是认识论的形式。《历史与阶级意识》所阐发的东西在今天依然经得起考验。” (4)
另一种继承卢卡奇的探索，是在保证延续性的同时带有一种本质上新的批判性观点，它直接与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与《资本论》相关，而对卢卡奇著作的批判只是一带而过。1970—1972年间，卢卡奇学生圈的三位哲学家——乔治·本斯、雅诺斯·吉斯和乔治·马尔库什——写了一本书，题为《一种批判的经济学说何以可能？》（由于出版禁令，这一著作直到20年后才出版）。这种继承方式最根本的改变，就是作者将卢卡奇的著作历史化了。他们认为，20年代的卢卡奇绕过了马克思的经济批判学说，在实践哲学的观点中没有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保留任何空间。学生小组的负责人直接批判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他们认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存在着一种几近于神秘主义的乌托邦主义，其中马克思以最激进的形式思考了异化的消极后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学生们认为，青年马克思之所以对此问题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立存在“经济学上的不确定性”。(https://www.daowen.com)
从1968年到70年代初，在相信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年代里，不论是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批判性分析，还是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历史化，都没有改变卢卡奇的学生们的信念。他们始终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这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准确把握了关键的问题：马克思的批判理论是一种物化的批判，它将相互纠缠在一起的物的和社会的联系在概念上进行了剥离”。
卢卡奇自己重新阐释的遗产引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这是一种形式的正统主义），它在这一时期的基础依然是超越资产阶级社会，并催生出一种反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愿景。
我们能否将之前的继承方式视作“卢卡奇哲学解体”的标志？ (5) 与解体相伴的总是对结果的追问。解体所预示的那些新东西是什么？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难，这一问题与上面已经提及的悖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东欧剧变之后我们还要继承什么？此外，“哲学的终结”再次被宣告，且是以更为激进和持续的方式。这样的讣告自然是指涉那些具有特定意义的哲学。也许我们应该回顾一下海德格尔的观点，在他看来，随着马克思对形而上学所实现的颠倒，哲学已经到达了它最终的可能性，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致”状态。或许人们也可以认为，根本没有什么需要去继承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任何东西都算不上遗产。
乔治·马尔库什非常正确地发现，形而上学终结的观点只有表现为对现代世界的表达时，它才是可能的，对于这种态度来说，西方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以末日预言作为威胁的衰落历史的终结。对我们来说唯一保留下来的东西，就是做好准备期待大转折。持这种“观望态度”的立场也是坚决拒绝当下的姿态，它同时阻止我们去描绘“未来”的图景，我认为这种态度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劝说我们接受当下一切声称自己是完全不同的事物。
一方面，人们责难当下，并且不对未来抱有任何虚幻的设想，这自然也排除了乌托邦式的想象，但另一方面又力图不堕入“观望态度”之中，这是否可能？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遇到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问题：关于未来的问题。今天卢卡奇的著作能否作为对过去的见证而被阅读和继承呢？我希望，存在着这样一种阅读方式，即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阅读卢卡奇著作时所运用的方法。在关于历史概念的笔记中，本雅明摘录了卢卡奇的一句话，即“斗争的、压迫的阶级自身是历史认识的主体”。本雅明之所以摘录这句话，是因为他认为这句话能够帮助那些在法西斯统治时代的人们看清未来的困境。他之所以摘录这句话，是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法西斯主义的反对者以进步的名义表达了历史的规范，那么法西斯主义只会因此而壮大。继承者们必须非常严格地理解本雅明在关于预言和回忆的关系时所说的话：“众所周知犹太人是被禁止研究未来的。相反，托拉和祷告在追忆（Eingedenken）中传授未来的信息。对于那些沉溺于未来并想要在预言家那里获得信息的人来说，这使得未来祛魅了。”
对于卢卡奇（以及本雅明）的继承者来说，对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未来读者来说，确实有一些问题需要回顾。他们需要历史，这样才能将他们自身的历史向前推进。
（李乾坤 译，刘健 校）
()* * 本文出处：László Sziklai，„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tsein—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in Jahrbuch der Internationalen Lukács⁃Gesellschaft 1998/1999，Paderborn：Institut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Lukács⁃Institut，1999。
拉斯洛·西克莱（1942—2021），匈牙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长期担任卢卡奇档案馆负责人。著有《马克思主义和艺术史》（1978）、《卢卡奇与法西斯主义时代》（1985）和《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发展（1930—1945）》（1993）等。
(1)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页。
(2)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8页。
(3)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9页。
(4) Vorwort zu den „Aufzeichnung der Schüler für den Gen. Lukács.
(5) 关于东欧剧变前后卢卡奇评价的最重要的事件，参见拉斯洛·西克莱1995年的《曾经：观念史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