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生中后期近畿地区生产力发展状况和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
汪向荣
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是日本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近百年来国际史学界注意和论争的重要问题之一。
作者认为:邪马台国,作为当时日本列岛上一些“国家”的共主,应该是列岛上生产力最发达的先进地区。北九州虽曾是最先传入并独占来自中国大陆先进文明的地区,但传入以后,仅止于吸收而没有消化,只模仿而没有独创。因此,到弥生后期,即邪马台国时代,以大和为中心的近畿,无论在农耕生产上,还是金属器的制造上,都已远超北九州,成为日本列岛上生产力最发达的先进地区。人口的集中和铜铎的制造,是说明生产力发达的有力根据。所以,邪马台国当在以大和为中心的近畿地区,而不在九州。
一、 问题的提起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日本古代史的研究,凡涉及日本国家的权力形成和统一过程,主要依据的材料只有两种,一是出土的遗物和遗迹,另一是根据8世纪初成书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1) 中的神话、传说。出土的遗物、遗迹虽然可靠,但只能说明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之内有过人类的某些活动,并不能说明该地区的全部历史。而《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所载的神话、传说,不但都是事后的追记,而且其中还有些是套用中国典籍,照搬中国故事(2) ,很难遽信。
探讨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是研究日本古代史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这种探讨的意义,不仅在于确定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而且直接关系到日本古代史中最主要问题之一,即关于国家权力的形成和统一过程等问题的解决。
有关邪马台国问题的论争很多,但主要集中在它的地理位置上。论争主要是由于对文献资料的解释和使用的不同而引起的。当然,文献的考证、解释是必要的,但今天其他有关学科的惊人进展,所提供的资料和根据也极丰富,完全可以用来判断和证明从文献中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因此在研究邪马台国问题时,必须从多方面加以探索,而不能局限在文献资料的论证解释上。
这里,我利用了前人的成果,试从生产力的角度来探索一下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问题。
九州说和大和说
由于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是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所以国际上许多东洋史学者和日本史学者,都曾对之加以研究和讨论。(3)
学者们对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主要有九州说和大和说两种不同意见。前者主张邪马台国在日本列岛上的九州,后者却认为在近畿地区的大和。大和说者认为,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就是神功皇后,也就是后来被目为万世一系的皇室祖先;九州说者则认为,卑弥呼不过是那里一个部落(“国家”)的女酋而已。
日本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论争,由来已久。不过到1910年以后,论争更深入,两派的学者们都更进一步地从各种不同角度,做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因此,有人把它称作明治史学界的成就之一,(4) 我认为这种提法,并非过誉。
古代日本最早用文字撰写的史籍《日本书纪》,就注意到了女王卑弥呼的事。《纪》在神功皇后摄政第39年、第40年、第43年的各条中,引用了《魏志·倭人传》中有关的记事。这表明在《纪》的编撰者心目中,卑弥呼和神功皇后是同一个人的不同称谓,或者说是中国人对神功皇后的称呼。卑弥呼既然就是当时天皇的神功皇后,那么她所主持的邪马台国,必然就是大和朝廷。这种想法,一直到新井白石在《外国之事调书》中改变他原来的主张以前,没有什么人提出过疑问,即认为邪马台国是在近畿地区的大和。就是新井白石在《古史通或问》中,分析了《魏志·倭人传》中有关的里程,并比较了地名的古音等,得出“邪马台国即今之大和国也”的结论时,也认为卑弥呼“乃神功皇后之事”(5) 。后来,他才改变主张,提出邪马台国不在大和,而在筑后山门郡之说,成了九州说的首倡者。
主张邪马台国在九州最有力的,是稍后于新井的本居宣长。他认为《魏志·倭人传》的记载不正确,主张邪马台国是当时九州的一个“国家”,而不在大和;卑弥呼是当时在九州筑紫一带熊袭部落的女酋,她假冒神功之名,向中国纳贡受封,和大和朝廷根本不涉。他这种论点,以后在其所著的《钳狂人》中,更加予以强调。本居宣长在邪马台国研究上所用的方法,虽和新井白石相似,但其出发点却是不同的。本居是日本国学派的首倡者,他对历史事件的看法,有一种先入观,即,万世一系的皇朝,决不可能向其他国家称臣纳贡,受封受赐。因此,向汉、魏奉献纳贡,并受封赐印的,决不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大和朝廷,而是边地土酋冒名所为。他还认为《日本书纪》神功皇后记中所引用的几条《魏志·倭人传》文字,是后人所撮入,并非原有。这种以政治上的考虑代替学术研究的做法,虽然受到了后人的批判、非议,(6) 但其影响还是很大的;近代的九州说者,除了在细枝末节与其有些不同以外,大多数人仍都认为邪马台国是当时九州的一个部落,或熊袭人的部落。象鹤峰戍申就从多方面肯定其是熊袭人的部落;(7) 近藤芳树则更称:“当时支配筑紫的熊袭族,窃天皇所都夜麻登之号,而名其所居为邪马台,自称倭王以通汉。”(8) 他还把后汉时接受金印的倭奴国比作琉球,说“倭奴盖冲绳之古音也”。虽然,早在他写《征韩起源》,提出这样主张之前十年,这块“委奴国王”的金印,已在九州的志贺岛出土了。
在这些主张邪马台国在九州的学者们中,有些是属于国学派的,他们从皇国的威信出发,否认邪马台国与天皇所在的大和,有任何关联。可是,有一个国学派学者伴信友,却从另一角度来维护皇国的尊严,主张邪马台国应在大和,而不在九州。他说,神功皇后在得悉中国大陆上三国相争后,就准备乘乱出兵征服中国,因遣使(他认为是当时熟悉外事的伊都国王)诣魏,以窥测大陆上的实情。(9)
中世纪,日本学者在邪马台国问题上的论争,只局限于少数人之间,影响不大。明治维新后,西欧的治史方法传到日本,被普遍地应用了;在邪马台国问题的研究上,也受到了影响。不过,当时日本古代史研究的重点是有关上古史的年代问题,至于对邪马台国的研究,还没有当作独立专题,只是在探讨日本上古史年代时有所涉及,因此影响有限。到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白鸟库吉和内藤湖南(虎次郎)分别发表有关邪马台国不同论点的专文以后,此问题才又引起了日本史学界的注意。因此,有人把这一年称为邪马台国研究史上划时代的一年。(10)
白鸟和内藤两人在邪马台国问题上的不同论点,一直到现在为止,还可以说是九州说和大和说的代表。
持九州说的白鸟库吉(1865—1942年)在1901年出版的《东亚之光》第五卷第六、第七期上发表《倭女王卑弥呼考》一文中指出:卑弥呼、邪马台国问题之不易解决,原因之一在于《魏志·倭人传》中所用里数的标准不一,又不合当时中国的尺度。在确定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时,他提出了三个标准:1. 邪马台国位于不弥国之南;2. 自不弥国至邪马台国,须由有明海航行;3. 女王国(邪马台国)以南,有一名为狗奴国的大国在。
白鸟认为:“自后汉末年至三国时代,倭国即九州,分成南北两大国。北部是女王国(邪马台国)所领,南部则属狗奴国。女王所都的邪马台国,参酌《魏志·倭人传》中所载里数、日数以及行程,可以断言,是在其领域的西南部。”(11) 他还根据《魏志·倭人传》的记事中,极少提到女王国以东的情况这一点,推断说,当时大和朝廷的势力,还没有达到九州;否则,是决不会被遗漏的。
内藤湖南(1866—1934年)也在同一年出版的《艺文》第一卷第二、第三和第四期上发表《卑弥呼考》一文。他在文中提出了和白鸟库吉相反的观点,主张邪马台国在大和,不在九州。他致密地考证了原文中的人名、地名和官名之后,下结论说:“根据中国方面的记录,则邪马台国之在大和,决无可异议之余地。”(12) 但他不同意把卑弥呼比作当时天皇的神功皇后,主张是倭姬命。
内藤把《倭名类聚抄》(13) 中一些郡、乡地名的发音,和《魏志·倭人传》中一系列国家名称的发音相比以后,认为这些“国家”大小不一,大的相当于村、乡,小的则不过是一个神社的所在地,两者相差极大。他又主张,这些“国家”的分布范围极广;也就是说,邪马台国的统治领域相当大,“恐较现在之大和国为大,殆包括当时朝廷所有之直辖地区”(14) 。
他们两人都认为《魏志·倭人传》原文中有某些错误,须加改正。如白鸟说,陆行一月当为“陆行一日”之误,而内藤则说,在中国古籍中,方向常有混错,《魏志·倭人传》中所记的方向,相差有九十度,即南应作东。对这种改动古籍原始文献的事,不但他们彼此之间互相攻讦,且为后人所非议,被目为出自各人的需要而作的擅改。(15)
到现在为止,日本学术界关于邪马台国论争中的两种论点,除个别细节以外,几没有超越上述两人的主张。因此,一般就以他们两人的论点,作为论争中不同意见的代表。
考古学者以出土的遗物和遗迹为根据,参加了这一论争,他们的结论虽也不脱离上述两种意见,但大多数倾向于大和说。尤其是富冈谦藏、梅原末治和现在的小林行雄一派,他们以出土的青铜器来说明公元以后(中国的三国时代)日本列岛上和中国大陆通交的情况,进而论证当时拥有极大势力的倭女王卑弥呼就是大和朝廷的主权者。因此,邪马台国,当然就是近畿的大和。(16) 另一个考古学者笠井新也更直接用《邪马台国者大和也》这样明显的标题发表论文,(17) 阐述他的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史学界中,除上述不同的两派外,还有少数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从事研究的。他们从30年代起,就参加了这一论争,作出了贡献。他们认为《魏志·倭人传》是目前世界上研究日本古代史的唯一宝贵文献。(18) 主张要从各方面作综合研究之后,才能确定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不能单凭文献学的推敲、考证。他们认为,从《魏志·倭人传》记载中,可以了解到公元3世纪前后的日本列岛社会结构和阶级情况等事实(19) ,这是考察的重点。他们为邪马台国的研究,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邪马台国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和普及。从专家学者之间的讨论,发展成广大群众关心的问题;其研究成果不但在专门学术刊物上发表,而且也成了通俗刊物,小说、戏剧乃至电视、广播的题材。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关于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和卑弥呼是谁等问题,尚未得出定论。即令《魏志·倭人传》所说的“亲魏倭王”金印出土,也未必能结束此项论争。(20)
二、 《魏志·倭人传》是重要文献
日本和中国,由于地理上相邻近,所以很早就有通交往来,中国史籍中也理所当然地记载这些事实。这些记载,是今天研究日本古代史和中日两国关系史最可靠的根据。《三国志》所载的《魏志·倭人传》是中国正史中最早、最详尽记述日本列岛上情况的一篇,(21) 也是到目前为止,研究邪马台国问题的唯一文献资料,因此受到珍视。
《魏志·倭人传》全文不很长,仅1987字,但涉及范围却极广泛,从地理位置、行政制度、风俗人情、规章组织、物产器具一直到当时两国间的遣使、通交情况都有记载。这篇记传是公元3世纪左右,即中国曹魏时,中国人记载的有关日本列岛上一些情况的唯一资料。公元3世纪前后,在日本还没有历史记载,一般称为“史前时代”或“阙史时代”,不惟没有文字记载,即口口相承的传说、神话也不多。今天想了解这一时期的情况、历史,除了出土的遗物和历史遗迹可以约略地提供一些轮廓外,没有别的根据。可是,这篇出诸中国人手的《魏志·倭人传》,却能详尽地说明当时各方面的情况。
从《魏志·倭人传》记述的内容看,可以认为作者对当时日本列岛上情况的了解,是比较全面和清楚的,特别是对于对马(海)国(22) 、一支(大)国、末卢国、伊都国、奴国、不弥国和邪马台(臺)国七个“国家”,记述尤详;至于其他一些“国家”,则不过留下一个国名而已。他们有一个共主,即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在这女王统治的“国家”南面,还有个不属于女王统治,且与之不和,以男子为王的狗奴国。
《魏志·倭人传》的最后一段,记述了魏景初三年(公元239年)(23) 至正始八年(247年)间,中日两国通好交往的史实。
公元3世纪,在日本列岛上虽已有少数比较先进的地区,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但绝大多数地区,却仍滞留在原始社会,或正开始向奴隶社会过渡。《魏志·倭人传》所记,正是当时这些比较先进地区的情况。
从《魏志·倭人传》所记的内容看来,其材料的来源,很大可能是根据曾出使日本列岛的(带方)郡使的报告,或到洛阳奉献的倭使们所述;有些,还可能是编撰者们亲睹或耳闻的事实。《三国志》编撰者的陈寿和《魏书》所据祖本《魏略》的编撰者鱼豢,都曾在三国时出仕,并且都到过洛阳,很可能亲见或直接耳闻使节往来,至少他们也能见到有关档案资料。因此《魏志·倭人传》中,一再而用现在时概念的“今”,和一般史籍的行文不同。因为编撰的时间和事情发生的时间,相距不远,所以《魏志·倭人传》的可信程度很高。尽管这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记载中有失实,夸张乃至矛盾的地方,仍属不免。
把《魏志·倭人传》中的记载和今天日本列岛上出土的遗物、遗迹一相比较、对照,就可以知道传中所记的准确程度。因此,日本的史学家们从来都很推崇它的正确性;早在两个多世纪前的新井白石,在他致另一位学者佐久间洞岩的信中,就说:“《魏志》所记,盖实录也。”(24)
就日本的历史时期论,《后汉书·倭传》所记,是弥生时代前、中期的事(其袭用《魏志·倭人传》内容,是另一件事,这里所说是指不同部分);而《魏志·倭人传》谈的是弥生后期日本列岛上的情况。我们知道,公元前后正是日本列岛上发生大变革的时期,从以采集经济为主的绳文时代,过渡、进化到农耕经济为主的弥生时代,而弥生中、后期更是列岛上主要地区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代。《后汉书·倭传》和《魏志·倭人传》中所记,就是反映当时列岛上最先进地区的概貌。弄清这一段时期的历史,对于研究中日关系史或日本古代史,是有重要意义的;尤其对于研究日本古代史中国家权力的形成和统一过程等问题,意义更为重大。
三、 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决定邪马台国地理位置的关键
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魏志·倭人传》中说得很详尽,按理说,不应有所争论。但由于所用方向、里数、日程等标准不一,后人解释时有困难,这样就因为各人看法不同而产生了相异的论点。上面说过,这些相异论点的根据是对《魏志·倭人传》解释的不同所致。
中国正史的编撰原则,基本上是沿袭《史记》的,写作态度严肃,采用史料力求真实。《三国志》虽有曲笔阿时情况,但对和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夷”“蛮”国家,还是能充分反映真实情况的。《魏志·倭人传》之所以被日本史学界尊为“实录”,原因即在于其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弥生后期日本列岛上的各种情况。
弥生时代,在日本历史上是个划时代的阶段。生产落后而且长期停滞的绳文时代,日本列岛上始终以采集经济为主。亚洲大陆,主要是中国的先进文明,经常不断地从朝鲜半岛传入,使其生产力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到公元前二三世纪时,随着生产力的逐渐提高,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从釆集经济向农耕经济过渡,结束了长期落后停滞状态。弥生时代,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特征是:以种植水稻为中心的农耕经济的发展和金属器文化的发达。汉武帝设立四郡,直接经营朝鲜半岛的部分地区,对日本列岛上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是,这种变化是因地区而不同的;各地区的生产力发展,并不平衡。《魏志·倭人传》所记,只是当时日本列岛上比较先进地区,即生产力比较发达地区的情况,而不是整个日本列岛。邪马台国是这些比较先进地区的代表。因此,在判定邪马台国地理位置时,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个关键因素。这点,可以从文献上知道,也可以从出土遗物、遗迹和其他方面来加以验证。
作为弥生时代特征的、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耕经济和金属器文化,都是从中国大陆经过朝鲜半岛而传去的先进文明。当其开始传到日本列岛时,最先接受的是地理上和朝鲜半岛相隔最近的北九州地区,经过一段时期后,才逐渐向东扩展。日本列岛上开始从原始的采集经济向农耕经济过渡,可以说是从北九州起的。
今天在日本列岛上,到处可以见有石镰、石刀、钓针、铦和贝冢、竖穴等代表绳文时代的遗物出土和遗迹发现,就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北九州地区,即和朝鲜半岛相距最近的九州北部,到公元前二三世纪,即绳文末叶,弥生前期,由于受到不断传入的先进文明的刺激和影响,生产力有了发展和提高,因而生产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今天见到的北九州地区水稻农耕经济的遗迹,(25) 细形铜利器的存在,(26) 说明那时北九州地区已成为日本列岛上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地区。同一时期,除了以大和为中心的近畿地区,偶尔有大陆移民传入一些先进技术和文化外,其他地区都远远落在后面;就是大和一带,也不能和北九州相比。因此,那时候和中国通交来往,并被载入中国史籍的倭国,作为代表日本列岛的“国家”,也是在北九州地区,而不是在其他地区。1784年福冈县志贺岛所发现的金印和汉镜、青铜器、铁器(27) 等随葬品的出土,证明了这一事实。
《后汉书·倭传》中所记公元57年(汉建武中元二年)光武帝赐给倭奴国王的金印(“汉委奴国王”金印)于1784年在北九州地区主要的福冈县志贺岛出土。从出土情况看,虽然还有某些可疑之处;但至少可以说明,当时和中国大陆往来,受后汉王朝封赐,被视为日本列岛上代表国家的倭奴国,其所在位置必不过远。此外,在北九州地区的须政、三云、井原
沟和樱马场等遗迹中,发现大量汉镜和新莽的货泉等遗物,这都是不曾在其他地区见到过的。尽管这些镜鉴的入土时间,还无法肯定,但由其和铜剑、铜戈、铜矛等铜利器的同时出土情况论,可以知道,这些随葬品的入土,是早于近畿地区的铜铎,属于弥生初、中期的。这些遗物、遗迹说明一个事实,即当日本列岛上其他地区生产力还很低,可能还停留在使用石器的原始时代时,北九州地区已进入应用金属器和种植水稻的时代了。
生产力的发展是逐渐的,弥生时代是以种植水稻的农耕经济为主,但仍然还会有以渔猎为主的釆集经济存在。不仅在弥生前期、中期如此,即到弥生后期,也还存在着半农半渔(猎)的状况。这些,可以在《魏志·倭人传》的文献中见到,也能在出土的住居遗迹中见到。
采集经济,主要是依靠渔猎。渔猎对象的移动性很大,所以依渔猎为生的人类,其居住地点也需随渔猎对象的移动而定;从而发生移居频繁、居地多倚山靠水,并且也不一定要聚族而居等现象。可是,进入农耕经济以后,由于种植水稻需要技术和协作,粮食生产又需要一定时间,生产所得的粮食也不用随得随食,能加储藏,所以对住居的要求,就和采集经济时代不同;不但可以相对地安定,而且也要求有多数人聚居。因此,从居住遗迹的变化上,也可以观察到生产力的发展情况。
作为绳文时代遗物的石刀、石镞、钓针等,多数是在贝冢附近发现,而贝冢又多半分布在山水附近,这说明绳文时代人类生活的情况。进入弥生时代后,就不一样了,现在所能见到的弥生时代最早的居住遗迹是福冈县的板付遗迹。(28) 这个遗迹存在的时期,虽还无法确证是属于弥生前期,但和在近畿地区发现的弥生中、后期的遗迹比,显然是要早些。板付遗迹中,虽不见有住屋的遗迹,但有一圈环濠,环濠内外还有作为储藏仓库用的穴仓;不过,其构造基本上还和绳文时代的住居相似,规模也没有在近畿地区发现的大。这些事实说明:当时在北九州地区虽已进入农耕经济,但规模还不大。居住在环濠内的家族数,比采集经济时代要多些,但并不很多;穴仓说明他们当时生产所得的粮食,已有余裕,可供储藏;环濠的存在,更说明他们已经定居,因此要有环濠那样的深沟以自卫,防备野兽或敌人的袭击。这些都是过去所没有见过,所不能比拟的。
弥生中期以后的住居遗迹,又和板付遗迹大不相同了。例如静冈县的登吕遗迹,不但规模大,而且其结构也不是竖穴或半地下,而是建立在地面上的了;(29) 大阪府堺市四池和和泉市池上等遗迹的规模则更大。(30) 从现在发掘出来的遗迹看,当聚居的住户不多时,住屋四周就挖沟(如福冈县比惠遗迹);到住户多至成群之后,其住屋周围就挖环濠。因此,环濠的大小,就可以说明住居的规模。到现在为止,虽因日本在这方面的材料还不多,无法判定其全貌;但单就目前发掘所得,也大概可知道一些。像大阪府安满遗迹,中期的环濠东西长二百公尺;到后期则更大,北沟和南沟之间的距离,竟达五百公尺。(31) 这种变化,说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日本列岛上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逐渐由散居而聚居了。
生产力的发展,也可以从墓葬中随葬品的变化上见到。在代表绳文时代的贝塚遗迹中,虽可以见到有些制作相当精巧的小型土器随葬;(32) 但属于生产用工具的随葬品,却都是石制的。进入弥生时代以后,随葬品中,尽管还可以见有石制品,但已陆续发现有铁制品和青铜制品了;尤其是青铜器的存在,更是弥生时代的一大特征,因有称弥生时代为“青铜器时代”的。(33)
一般在谈到金属器文化时,都以铁器作为代表,就在日本,也有人将弥生时代的金属器文化称为铁器文化的。但从铁器传到日本列岛的情况和以后的发展看,可以知道,单从铁器的情况是很难说明当时生产力变化的。
铁器传到日本,最早是在绳文后期,可能比青铜器的传入要早一些。铁器传入后,首先是应用,以后才是制造,二者间相隔很久。从现在日本列岛上所见到的出土铁器遗物来看,可以认为在弥生前期,只有在九州地区使用铁器;中期以后,日本各地就普遍地使用铁器了。那时,日本列岛上大部分地区,都能制造铁器。
日本列岛上较多地发现铁器遗物和遗迹,是1950年以后的事。在所发现的铁器遗物中,属于弥生前期的,到现在为止,只知道有三处:两处在九州,一处在和九州相接的山口县。(奈良县的唐古遗迹中,也曾见到过有铁锈痕迹的鹿角制刀柄。(34) 有人认为,唐古遗迹所在地是个低湿地,水份多,湿度大,铁器又易于生锈腐蚀,难以保存,所以没有铁器遗物留下。但从鹿角制刀柄上的铁锈痕迹,却可以证明在弥生前期,近畿地区也曾使用过铁器。)
日本列岛上使用铁器,当然是由朝鲜半岛传入的。朝鲜半岛上很早就会冶炼和制造铁器,朝鲜和日本相距很近,自古就来往频繁,因此朝鲜冶炼铁器的技术,必然会传到邻近的日本列岛。弥生前期日本列岛上生产最发达的地区,就是和朝鲜相距不远的九州,尤其是北九州,那里不但已大量使用从朝鲜半岛传入的铁器,而且还传入了冶炼、制作技术,开始就地生产了。从现在发现的遗物知道,他们最初制造的是铜戈形的武器。现在在九州地区,即使在隔海的对马岛上,都曾发现过铸造铁器的铸型(范)和小规模的化铁炉、铁渣的遗迹,这说明当时在那里制造和生产过铁器。根据遗物和遗迹证明,进入弥生中期以后,不仅在九州地区,连远离九州的一些穷乡僻壤也都使用和制造铁器了。例如在宫城县宫户岛渔村遗迹中,发现过铁制的铦;东京伊豆群岛中的利岛上,出土过一把铁制小刀;甚至连神奈川县三浦半岛的一些洞窟中,也发现属于弥生中、后期铁器的遗物。这些事实说明当时列岛上使用、制造铁器已很普遍。
在这些铁器遗物中,令人瞩目的是铁斧状的铁器遗物。就目前在日本列岛上所发现的铁斧状遗物的形状有两种:一种就像我们今天使用的铁铲那样,用一块方形铁板,将其一端的两边向内弯卷,装上木柄使用。这种铁斧,在日本称为袋式斧,大小约十公分左右,主要的出土地点集中在九州;最远的东限,也仅至广岛县。另一种则是类似磨制石斧那样的板状斧,虽不如袋式斧大,不过五至十公分左右,但有刃,有单刃、也有双刃,其出土地区则在日本列岛的关东、中部地区,西限也只到广岛县,九州地区仅见过二例。(35) 这两种铁斧的出土地区,大体上和青铜器的分布范围相同;而这两种铁斧,都是属于弥生中、后期的。
朝鲜半岛上也曾见过不少袋式铁斧出土,九州地区发现的袋式铁斧,即使不直接来自朝鲜半岛,也是仿制的;和铜剑、铜戈、铜矛等铜利器一样,都不是日本列岛上所独创的,何况两者的分布圈又相同。(36) 袋式铁斧和铜利器的制造,都足以说明当时九州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而分布圈和铜铎相同的板状铁奔,也和铜铎一样,并没有在中国或朝鲜见过有出土,可以认为是日本列岛上所独创的,根据磨制石斧而自行制造的。从其有单刃和双刃的情况看,可以想象,那时因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使用铁斧的范围已较广。就是说,自制这种板状铁斧时的生产力,无疑要比使用、制造袋式铁斧时要进步。因此可以从板状铁斧的制作和分布区域等情况中了解到,弥生后期在铁器使用和制造上表现出来的生产力水平。
弥生中期以前,九州地区,特别是北九州一带之所以成为日本列岛上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原因只有一个。即当时列岛上所吸收、输入的先进文明,都是通过朝鲜半岛而来的;九州由于具备地理上邻接朝鲜半岛的优越条件,最早也最多地吸收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先进文明。当时列岛上其他地区,都还很落后。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九州,尤其是北九州独占了这种先进文明,以后,再由那里逐渐向列岛上其他地区传播。但是,从今天见到的出土遗物,还无法说明九州地区在输入和吸收这种先进文明之后,曾经有过消化和创造的痕迹。
从历史的发展论,经由朝鲜半岛而传入日本列岛的中国大陆先进文明,曾推动、促进和提高了日本列岛上的生产力水平。到弥生时代以后,这情况更明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过去绳文时代那种因生产力落后所造成的地区间的平衡状态被破坏了。到铜利器所代表的时期,九州地区的生产力在列岛上遥遥领先,成为日本列岛上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远非其他地区所能比拟。当时这地区中最强大的,也是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倭国,(37) 也就是《后汉书·倭传》中名为委(倭)奴国的,已和中国通交,接受中国的封赐了;现在在九州地区出土的金印和为数不少的汉镜,都说明这问题。
但是,生产力的高低,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九州地区虽然因地理条件的优越,最先也最多地吸收和输入中国的先进文明,促使它提高了生产力。然而也因为地理环境的限制,使九州地区对传入的先进文明,并没有能进一步地消化,始终停滞在仿制阶段。弥生文化最主要的特征是农耕和金属器制造,九州地区在这两方面就止于模仿,这从今天出土的遗物中可以见到。可是在另一方面,原来生产力比较落后的近畿地区,却由于不断地受到通过北九州而传入的先进文明的刺激和影响,加上其他地理等条件方面适于耕作的原因,把吸收来的先进文明,经过不断地消化、创制,迅速地提高了生产水平,最后代替九州,成了日本列岛上生产水平最高、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
为什么在一二百年这样不长的时间中,九州地区的生产水平就落到近畿地区后面了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农耕,尤其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耕,和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的关系极大。在这点上,九州的条件要比以大和为中心的近畿要差。九州,主要是北九州一带,虽然也有成片的平原、低湿地;气候也很温暖,适宜于水稻的生长,也有河流可供灌溉。但不能不注意到北九州的福冈平原等,成片土地的面积都不大,都有山脉横亘其间;在当时条件下,不如近畿地区有大和盆地那样成片的低湿平原,中间没有阻隔,适于大规模的耕种。九州地区的气候,确很温暖,但因四面环海,易受风灾影响,河流也较大,不易控制。而以大和为中心的近畿地区,虽也濒海,但在湾内,风灾及不到,所以绝少风害;那里也是河流纵横,而且都不大,极易控制利用。这些自然条件,对农耕来说是极有利的;就在这方面,九州不如近畿。
更重要的是人的因素。在促使日本列岛上生产力提高和发展的因素中,人的条件是很重要的,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或朝鲜半岛移居到日本列岛的有技术或文化的人。这些移民,他们当然向列岛上生产力最发达,生产水平最高的地区移动、集中。他们和日本列岛上受过先进文化熏陶,懂得技术的人的移动和集中,促使这一地区生产力的提高;而这地区生产力的提高,反过来又吸引外来和国内有技术、文化的人员集中。往复循环,就拉开了以大和为中心的近畿地区和九州地区间的距离,使原来是列岛上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从九州移到近畿。
四、 人口是农耕经济发达的一个标志
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耕,除了需要地理、气候、技术和物质条件以外,还要求人力的条件。因为农耕生产的许多环节,都要求有多数人的协作,像挖掘灌溉用的水利工程。农耕水平越高,人口越集中,人口的密度也越高。因此,人口数字的多寡,是农耕经济发达与否的一个标志,尤其是在古代。
《魏志·倭人传》中,很清楚地记载了当时日本列岛上一定地区(邪马台国统治下的部分地区)的情况,其中也包括从带方郡到邪马台国为止一些“国家”的人口数字。当然,这些数字不一定准确,但至少可以从中观察到当时这些地、区(“国家”)间,人口集中的相对比例,再从这些人口情况来衡量该地区的农耕水平,进而了解其生产力水平。
《魏志·倭人传》中,对人口有具体记载的,是邪马台国等八个“国家”:
(38)
这些数字,除伊都国而外,其他七国,也只是相对的正确,可供参考。由于《魏志·倭人传》中人口的计算单位,是“户”和“家”,而不是“人”和“口”,因此很难知道确切的数字。
怎样理解这些数字?
《魏志·倭人传》中所记述的日本列岛上部分地区的情况,包括人口数字,虽然是根据到过那里的郡使,或从那里来的倭使提供的资料;但编写撰述的陈寿或鱼豢,都是中国人,他们肯定是用中国人的标准来对待的。在人口数字上,自无例外,也是从中国人的标准来估计的。那时代的中国人是怎样推算、估计的呢?
《汉书》《后汉书》中,都记载有地理上和日本列岛相近,直辖于封建王朝的辽东、玄菟和乐浪三郡的人口、户数。这些地区因为是汉王朝的直辖领,而且还被视作经营朝鲜、日本的根据地,在生产水平上,当然要高于非直辖地区的蛮夷之邦。现在把两汉书中所载这三郡的人、户数列下:
这些数字,显然也不完全正确。尤其是玄菟郡的数字,不仅两书相差很远,而且《后汉书》所记的户数与人口数间的比例也失当。因此,这些数字也只能作为参考。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时在这三郡中,每户的人口平均数是五六人,有的可能还要少一些。这一数字,从当时边远地区的具体情况看,应该说是合乎情理的。
如果也用这个数字来推算,那么《魏志·倭人传》中所列日本列岛上部分地区八个“国家”的人口数,要达75万人以上。这数字在当时日本列岛的具体情况下,是不是合理,有没有可能,都是成问题的。因为当时中国本土上户口的情况是,吴国在灭亡时,其“民口”不过230万;即令再加上一成左右公职和军职人口,最多也不过二百五六十万。以此数字来和《魏志·倭人传》所记八个“国家”人口比,就看出不合理了。吴国,即使到灭亡时,其领地也比邪马台国的领地要大;而且从生产力的水平、发展情况方面,吴虽非当时中国大陆上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但也远非这些刚从原始社会过渡过来的日本列岛上部分“国家”所能比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大陆上生产力并不是最落后的吴国,其人口数决不会,也不可能低于刚脱离原始社会、生产力不如吴国的日本列岛上部分地区(“国家”)的。因此说,《魏志·倭人传》在这方面的记载,显然是有错误的,只能作为相对的比例对待。
1978年,日本民族研究所的小山修三曾用电子计算机推算日本古代的人口数。在他的推算中,也提到了在弥生后期《魏志·倭人传》中提及的一些地区的人口数字。(39) 这些数字,由一些具体因素来衡量,是较近于情理的。他所推算出有关的人口数是:
(40)
在上述绝对数字中,近畿地区和九州地区相差不大,但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却相差达一倍以上。近畿是每平方公里3.33人,而九州则仅1.56人。如果再看一下绳文时代后期,这两地区的人口绝对值和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则更能发现问题。
由这推算数字中,可以知道:
九州地区和近畿地区的人口,从绳文时代后期到弥生时代后期的四五百年中,无论在绝对值,还是在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方面,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就绝对值而论,九州增长了10倍多,而近畿竟达25倍左右;即近畿地区人口增长的速度要比九州地区高一倍半以上。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也是近畿高于九州,九州是6倍半,近畿是25倍半多,是九州的4倍左右。促使人口数字和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增长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应该说是其中主要的因素。
近畿地区人口的增长速度高于九州地区,说明在这几百年中,两个地区在生产力水平方面发生了变化。绳文后期生产水平还不高,生产力还落后的近畿地区,人口稀少,分布密度也不大;可是后来,由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提高,成了日本列岛上最先进的地区,所以人口的增长率也急遽上升,超过了弥生前期列岛上最先进的九州地区。
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弥生后期日本列岛上,因生产力发生变化而起的反应。这数字,也间接说明了弥生后期农耕最发达地区的位置。
再就当时人类居住遗迹的情况看,农耕经济和采集经济,在使用人力的要求上是不一样的,因此居住的方式也相异。农耕经济要求人力集中和协作,在住居方面就表现在聚居多于散居。当然,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浙进,而不可能是突变;所以现在见到的弥生前期的遗迹和绳文时代改变不大。像在九州地区福冈平原,虽早在弥生前期已进入农耕阶段,但种植的农民仍然和过去一样,三三两两地分居在高地或土丘之上;群居虽已开始,规模还不大。弥生时代最古的住居遗迹,福冈县板付遗迹就是建筑在高二三公尺土丘上的;这遗迹中住过多少户,因为没有住居遗迹可寻,无法知道。不过,从环濠的范围看来(东西85公尺,南北110公尺,其中还包括有多数作为仓库用的穴仓)(41) ,其户数不可能很多。其他一些遗迹,像福冈县宝台,三泽、比惠等则更小。稍后些,即弥生中期以后的住居遗迹,就比较大了;这种规模较大的住居遗迹,虽然在九州地区或其他西日本一带,也有发现,(42) 可是更多的却在近畿地区发现。再后一些,则在东日本地区也能见到了像大阪府高槻市的安满遗迹,其面积有10万平方公尺,和泉市池上遗迹是50万平方公尺,堺市四池遗迹是30万平方公尺(43) 。(https://www.daowen.com)
住居规模的扩大,说明农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要求人口集中,因此人类聚居的规模,也逐渐扩大。慢慢地,就更进一步,由集落扩大而形成村落了。
在近畿地区见到的弥生中期和中期以后的一些集落遗迹,已不在土丘或山峰等高地上,而位于冲积平原,即低地上了。这情况即在西日本也如此,其原因主要是生产的需要。近畿地区仍有些建立在高地上的集落遗迹,在这些遗迹中,还能见到大量大型石镞的出土,有人主张,这些集落是当倭国大乱时,用来作为防卫的,并不是平时的住居。(44)
在这些集落中住居的户数,初期还不太清楚;但从代表弥生前期的土器,即板付式土器的发现情况看,有人认为弥生中期以前,集中在北九州地区的集落,一般都不过是二三户,最多也不过五六户而已。如每户人口以四五人计,则一个集落就是十至三十人左右(45) 。到中期,尤其是中期后半叶以后,每一集落中的住户数有了显著的增加。像上述大阪府和泉市的池上遗迹中,仅在2万平方公尺范围中出土的土器重量,就达100吨之多,由此可以推测到当时生活在那里的人数,决非少数。后来,一个集落中又分成几个住户群,住居的人数当然更多,像弥生中期末叶的津山市治遗迹中,可以见到有三个住户群的单位集团(46) 后期,在东日本所现集落中的住户数,则更多、更集中了。如横滨市第三殿台遗迹中,有20户以上;长野县山岸是21户,静冈市登吕遗迹中,仅北方部分就有12户。这些都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达,社会结构也随而变得和过去不同。当然有关这方面的情况,现在知道得还不多,有待于深入探讨。但《魏志·倭人传》中,明白地记着:“有屋室,父母兄弟卧息异处。”显然,以家族、近亲为中心的集落已经形成。
再就这些集落的持续居住、利用时间看,据现在所知,北九州一带,主要是弥生前期的集落,持续利用的时间都很短;而中期以后,在近畿地区见到的集落,持续居住和利用的时间都较长;尤其是作为近畿中心的大和地区的更长。当然,这种集落的存在、持续居住和利用时间的长短,和环境有很大关系,但也不能不认为和生产力的增长变化有关。生产力发达和生产集中地区,生产者居住、生活的地方,当然会尽可能加以长期持续利用,并加扩展的。因此,这也间接地证明近畿地区,特别是大和地区在弥生中期和中期以后,已代替九州地区而成为日本列岛上的中心地区了。
这些事实,即人口的绝对值和分布密度的增长,住居集落的扩大等,都标志着弥生中期以后,日本列岛上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已从九州地区移到以大和为中心的近畿地区了。
五、 铜铎也是有力的证明
到现在为止,在日本列岛上出土的铜锋,大约有350多个;其中大的有高达一公尺半左右,而小的仅十公分左右。和铜铎同样的青铜器,在中国还没有发现和出土过,类似的有编钟。在朝鲜虽有式样上极相似的马铎出土,但其体积却远比铜铎要小。就是在日本列岛上,除近年在九州地区发掘到几个以外,其余都是在以大和为中心的近畿地区发现的,其范围西起广岛、岛根一线,东至长野、静冈(47) 。而制造铜铎用的铸型(熔范)除1980年在九州地区佐贺县鸟栖市柏比町安永田遗址出土的以外,(48) 其余都是只在近畿地区发现的。在近畿地区,除了发现有铜铎的铸型,还掘出过制作铜铎的作坊遗迹和铜的渣滓等,说明弥生中期以后,在这一带曾制作过铜铎。而九州地区,从现在发现的青铜器遗物、遗迹看来,只能说明曾制造过铜剑,铜矛和铜戈等铜利器;可是制造铜铎,除上述在佐贺县安永田遗址见到的小铜铎铸型外,还没有发现过其他铸型,更没有作坊遗迹或铜的渣滓,因此很难说明这里曾制作过较大型的铜铎。
日本列岛上青铜器的制作,也就是一般称为铜利器或铜铎等的制造,两者的开始时间,大致相隔不远,都是弥生前期,最迟也在弥生中期(49) 。不过,大型铜铎的制造要晚些,可能是弥生后期的事。现在把九州地区称作铜利器文化圈,近畿一带名为铜铎文化圈。从这两类青铜器的制造难度,需要的技术水平而论,这种区分实际上是表明了弥生时代,特别是中期以后日本列岛上不同地区生产力的水平。
铜铎,特别是大型铜铎的制作,不但在工艺上比较复杂,而且还必须有一定水平的经济条件作为基础,否则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要判明弥生后期,即《魏志·倭人传》中所记述的时代日本列岛上哪一地区生产力最发达,铜铎是有发言权,而且具有决定性作用的。
日本列岛上所见到的青铜器中,像铜镜,铜剑、铜戈和铜矛等,都是从中国大陆或朝鲜半岛传入,然后由当地仿制的。唯独铜铎却是日本列岛上所创制。从造型设计开始,一直到铸型(熔范)的制作,原料的配合和浇制等过程,都是他们自己独立从事,无成例可援的。日本列岛上能制作青铜器,无论是仿制或独创,都说明其生产力已发达到一定程度;而铜铎的创制,更进一步地反映出当时这地区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程度。
青铜器从中国传到日本列岛的时候,日本还处于石器时代,可是那时中国早已进入铁器时代,青铜器只作为礼器,不再具有很大实用价值了。因此传到日本的青铜器,也只有部分还具有实用价值,如铜镜和细锋的铜利器等,更多的也是作为礼器(当时日本列岛上统治阶级用以作为权力的象征)而使用、传承;即使某些原来具有实用价值的制品,象细锋铜利器也逐渐地变成礼器,成了权力的象征。铜镜也是这样,日本列岛上有自己创制或仿制的,几乎完全是作为礼器而制作的,没有任何实用价值。铜铎,究竟作什么用,现在还不太清楚,是到目前为止,在日本所发现的青铜器中最难了解的一种,但不具有任何实用价值这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从铜铎的出土地点及其出土的数量来推测,可以认为,当时是把铜铎作为一种供祭祀用的礼器使用和制作的。至于为什么要制作这样的礼器,尤其是高逾一公尺以上的大型铜铎,现在还无法明了。有的认为铜铎的大小,表示祭祀部落(集落)人口的多少;不过从同时出土的个数看来,这恐怕不是唯一的理由。但制造这样大型的铜铎,没有一个具有相当熟练和高超技术的专业集团,没有良好的调度、指挥和协调一致的合作,是难以完成的。同时,如果当时这一地区的农耕经济没有发达到一定水平,有足够的能力支持这样一批具有熟练技术的专业集团从事非农耕生产的话,也是不可能制造完成的。因此,从不同地区在制造青铜器的水平上,除了能见到其在金属器制造方面的生产力水平外,也能观察到其在农耕经济方面的生产力水平。
九州地区发现过不少铜利器的铸型,但这些铸型所能浇制出来的铜剑、铜戈和铜矛等铜利器都不大,单人,至多是二三个人就能从事制作。可是在近畿地区见到的铜铎,有高逾一公尺以上的,这种大型铜铎的浇制,决非少数人所能完成。而且这种铜铎接合得十分合适,没有纯熟的技术和协作,也是无法造出的。从这些大型铜铎上,很容易看出弥生后期日本列岛上在制造金属器方面的技术水平。
浇制大型铜铎,从制造工艺上论,不但在配置铸型上,必须镶接嵌合合适;在冶炼浇制上,古代没有大型的熔罐,需用许多熔器熔融配制成的青铜原料,然后又要同时灌入铸型之中,不能相差,否则就无法浇制成器。这种掌握时间、火候和先后顺序等一系列制造工艺,需要相当多的具有熟练技术的工人,在统一调度和指挥下全力协作才能完成。
大阪府茨木市东奈良曾发现过大量青铜器的铸型和鼓风箱的零件(50) 。从这些遗物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概念:
1. 当时在这里,曾有过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作坊,制作青铜器;
2. 这个作坊中,拥有相当数量的技术熟练工人,至于熔冶和制作间是否有分工,就目前出土的遗迹,还不能判定;但从利用风箱一点看,可能已有分工。
日本考古学者,根据所发现的芈物、遗迹,提出近畿地区中部,在弥生中期就能铸造铜铎;到中期后半叶,近畿地区的东部和西部,也都能铸造了,慢慢地更扩展到边缘地区。现在出土的作坊遗迹虽不多,但在近畿地区一定还可能有。(51) 也就是说,在弥生中期以后,近畿地区已集中有相当数量具有高度熟练技术的金属铸造工人,并且也有了能容纳大量工人工作的作坊。而当时的九州地区,却不如此,只能铸造一些比较简单的小型青铜器,不需要集中多数熟练工人和设备比较复杂的作坊等条件。
青铜器铸造中,原料的配制也是件很重要的事。九州地区出土的铜利器和近畿地区出土的铜铎,其原料的化学组成,经过分析知道是有很大不同的。梅原末治曾对北九州地区出土的细锋铜矛等铜利器,和近畿地区出土的铜铎作过分析。铜利器所用原料中铜锡比例是84:16,(52) 和当时从中国输入的青铜器原料的组成极相似。而铜铎原料中铜锡比例,则是88.6∶11.4(53) ,与中国输入青铜器原料配合的比例相差颇大。
根据这一分析的结果,可以认为九州地区自制的青铜器,很可能是将从中国或朝鲜输入的青铜器熔融以后,再行浇制而成的;(54) 即使不是,这些自制青铜器的原料,也完全是依照中国所用的比例配组,毕竟是由中国大陆去的移民从事的。近畿地区铸造铜铎所用原料中的铜锡比例,已和九州铜利器的原料完全不同。当然也可能两者使用原料的铜锡产地不同,性能相异;但至少可以知道,当时在近畿地区的工匠集团,已能根据具体情况而自行配制;不再利用中国铸造时的配组比例,或熔融输入的了。
在九州地区出土的铜利器、铜铎的铸型比较小,复原之后最大的也不过20公分左右,不能和近畿地区高逾一公尺以上的相比。就这些目前能见到的青铜器而论,无论是体积上,还是铸造工艺方面,铸造铜铎显然要比铸造铜利器复杂、先进。
比较一下铸造铜铎需要的各种技术,和铸造铜利器的技术,就可以知道前者所代表的生产力要比后者所代表的发达、先进。也就是说,从弥生中期后叶起,日本列岛上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是在称为铜铎文化圈的近畿地区。《魏志·倭人传》中所说的邪马台国,应当是,也只可能是当时日本列岛上生产力最发达的先进地区,因此是在以大和为中心的近畿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
在决定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这点上,代表弥生中、后期日本列岛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铜铎,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六、 简单的结语
《魏志·倭人传》在说明当时日本列岛上主要国家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方面,提供了很多的资料;但因为这文献出自1700年前日本国的邻国人之手,错误和不清楚之处,是难免的,从而引起解释不同、主张相异,也是可理解的。从今天日本列岛上出土的遗物、遗迹看,这些资料绝大部分都能得到验证。因此,在探索日本古代史的研究中,《魏志·倭人传》仍然是唯一可据的文献资料。到现在为止,日本列岛上出土的遗物、遗迹,除证明《魏志·倭人传》中记载的可靠性外,也为确定当时生产力水平提供了大量的根据。表示人口的资料和遗迹说明了农耕经济的发展情况,铜铎的存在是有重要意义的。
铜铎的铸造,说明能制造铜铎的地区,在金属器文化方面,已在从中国大陆输入的先进文明基础上,迅速地发展到能够自己制造的程度。以生产力水平而论,弥生后期,也就是《魏志·倭人传》所记的那个时代,日本列岛上生产力最发达、最先进的地区是以大和为中心的近畿地区。而这个地区也正是《魏志·倭人传》中所说,当时日本列岛上一系列“国家”的共主、由女王统治的邪马台国。当然在日本还将陆续出土和发现新的文物。尤其是足以左右这种推论的金属器,所以这推论是不是需要改动,还不可知。但至少就目前而论,应该认为是这样的。
(作者汪向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1) 这里所说,是指日本最初用文字记载的史籍,虽然在《日本书纪》卷十二中说:“去来穗别天皇(履中)四年,始于诸国置国史,记言事,达四方志。” (转下页)
(2) (接上页)卷二十二又载有推古朝修史的事。但这些史籍都没有留下,也无法证明其存在。至于以后所传的《先代旧事本纪》十卷,其序中虽称是推古朝所撰,但日本学者殆均认为是伪书,说是:“后人依托,非当时旧本。”(《大日本史》卷八注)。因此,现在均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作为现存日本用文字记载史籍之始。
如《日本书纪》卷一,论天地由来一段,即系袭用《淮南子》、《三五历记》而来。
(3) 如WilliamGeorgeAston(1841—1911年),BasilHallChamberin(1850—1935年)等在他们有关日木史的论著中,都曾提到过。
(4) 藤间生大:《埋着的金印》初版本,岩波书店,1950年。
(5) 《古史通或问》。
(6) 如藤间生大就在《埋着的金印》(初版本)中,批判了这种以政治观点代替学术观点的见解。
(7) 鹤峰戍申:《袭国伪僭者》(1820年)。
(8) 近藤芳树:《征韩起源》(1846年)。
(9) 伴信友:《中外经纬传草稿》(1806年)。
(10) 藤间生大:《埋着的金印》(初版本)。
(11) 见白鸟库吉:《倭女王卑弥呼考》文。此文先发表于《东亚之光》(1910年出版),后收入《白鸟库吉全集》第一卷中。
(12) 内藤湖南的《卑弥呼考》文,先发表于1910年出版的《艺文》,后收入《读史丛录》中。
(13) 通称《和名抄》,935年左右成书。
(14) 见内藤湖南:《卑弥呼考》。
(15) 如松本清张等。
(16) 梅原末治:《上代近畿文化的发达》(《思想》第12期,1922年)。
(17) 笠井新也:《邪马台国者大和也》(《考古学杂志》第12卷第7期,1922年)。
(18) 早川二郎:《大化改革的研究》(《历史科学》2卷9期,1933年11月)。
(19) 祢津正志:《原始日本的经济和社会》(《历史学研究》第4卷第5期)。
(20) 1976年2月号《历史公论》“围绕日本古代国家成立的诸问题”举行座谈会,直木孝次郎和井上光貞均发表了类似意见。
(21) 中国正史(二十五史)记载日本列岛的事,列为专传的,由朝代的先后而论,应以《后汉书》为最先;但《后汉书》是刘宋时范晔所撰,而《三国志》的编撰者陈寿,是西晋时人。因此由成书的顺序说,《三国志》要比《后汉书》早150年左右。再从内容上看,可以看出《后汉书·倭传》的记载,除最后部分外,都是根据《三国志》中《魏书》“倭人”条,略加改动而成。不但内容相若,甚至在某些文字上也完全相似。当然,从其改动情况看,相信范晔在撰述《后汉书·倭传》时,是另有根据的,除了文字上有变动外,还可以见有实质性的改易,没有具体根据是不可能这样做的。不过基本上还是根据《魏志·倭人传》的。因此说《魏志·倭人传》是现存讲述日本史前时代情况的唯一文献。《魏志·倭人传》的正式名称,应是《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中的“倭人”条。为了避免和中国正史中另一《魏书》相混,东洋史学界一般称此传为《魏志·倭人传》,本文中也用此名称。
(22) 本文所引用的文字,是根据中华书局校订标点本;()中的字,是不同版本中使用的。这里三个“国家”的不同名称,除邪马臺国有讨论余地外,其他对海、一大等,显系传抄、刊刻之误。至邪马台与邪马臺,因非本文涉及范围,故从略。本文中仍用邪马台一词。
(23) 原文作“景初二年”,但《日本书纪》所引,及《梁书·倭传》、《太平御览》均作“景初三年”。按汉于景初二年灭公孙渊,将带方郡改为直辖领,没有可能在这中遣吏将送倭使去京都的。因疑“景初二年”系“景初三年”之误。现在一般均认为应作三年,本文从之。
(24) 1724年(日享保九年)闰四月下旬或五月初,新井白石给佐久间洞岩信中,提到去年水户(彰考馆)的史学者在谈及《魏志·倭人传》中倭国国名,主张是传闻之讹时,提岀了他的看法。说这些记载,都是魏使往来见闻的记录;因此,他最后的结论是:“《魏志》所记,盖实录也。”
(25) 藤崎、板付、有田等遗迹,长浜贝冢。
(26) 板付田端遗迹、金隈遗迹。
(27) 汉镜,泛指前汉镜和后汉镜两种。
(28) 冈崎敬、森贞次郎:《福冈县板付遗迹》(收入《日本农耕文化之生成》书中。日本东京堂,1961年)。
(29) 日本考古学会:《登吕》每日新闻社,1954年。
(30) 大阪府堺市四池遗迹是30万平方公尺,大阪府和泉市池上遗迹的面积,则为50万平方公尺。
(31) 佐原真:《农业的开始和阶级社会的形成》(《日本历史》第一卷,岩波讲座1980年版,岩波书店)。
(32) 神泽勇一:《金子台遗迹之绳文时代墓地》(第一生命保险会社,1966年)。
(33) 森浩一:《铁》(社会思想社,1974年)。
(34) 末永雅雄、小林行雄、藤冈谦二郎:《大和唐古弥生式遗迹之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
(35) 川越哲志:《弥生时代铁制工具之研究——关于板状铁斧》(《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第33号,1974年)。
(36) 森浩一:《铁器的分布》(收入上田正昭、森浩一、山田宗睦:《日本上古史》,筑摩书房,1980年)。
(37) 这里须说明的,《后汉书·倭传》中的倭、倭奴国和《魏志·倭人传》中的邪马台国,虽,同在日本列岛上,但不一定就在同一地区。倭、倭奴国也不一定是邪马台国的前身,或是其另一名称。同样的,邪马台国也未必就是以后大和朝廷的祖先。这些,都有待于今后深入讨论,本文中,不拟涉及。
(38) 关于伊都国的人口,目前所能看到的各种版本《三国志》,皆作“有千余户”。但《翰范》卷第三十所引《魏略》逸文中,却作“到伊都国,户万余。”相差竟达十倍之多,不能无疑。按伊都国,据《魏志·倭人传》所载,其地位相当重要,仅次于邪马台国,不惟是“郡使往来常所驻”之处,而且在那里,还设有检察女王国以北诸国的“一大率”。从这些记载看,伊都国的人口才千余户是太少了。邪马台国是七万余户,而地位仅次于邪马台国的伊都国,其人口竟和“无良田,食海物自活”的对马国相若,似很难说通。《魏志·倭人传》是以《魏略》为祖本的,可是在伊都国的人口数字上,竟有这样大的出入,实难理解。其唯一的解释,就是引用或传抄时的错误。按情理,似应以户万余为是。这里因是引用《魏志·倭人传》文,所以对其人口数字不加更改,仍作“有千余户”。
(39) S.Koyama:《JomonSubsistenceandPopulation》(《SenriEthnologicalStudies》第二期,一九七八年)。
(40) 这里的中国是指日本的中国地方,即指本州西部的冈山、广岛、山口、岛根、鸟取五县。
(41) 冈崎敬、森贞次郎:《福冈县板付遗迹》(《日本农耕文化之生成》东京堂,1961年)。
(42) 如山口县绫罗木乡遗迹的规模是13万平方公尺。
(43) 佐原真:《农业的开始和阶级社会的形成》(收入《日本历史》第1卷,岩波讲座1980年版)。
(44) 藤森荣一:《摄津加茂石器群在弥生式文化中的意义》(《古代文化》第14卷7号,1943年)。
(45) 小野忠熙:《弥生时代的西日本》(收入藤冈谦二郎编:《日本历史地理总说》先原史编。吉川弘文馆,1977年)。
(46) 小野忠熙:《弥生时代的西日本》(收入藤冈谦二郎编:《日本历史地理总说》先原史编。吉川弘文馆,1977年)。
(47) 大塚初重:《弥生时代》(《考古学论丛》,山川出版社,1976年)。
(48) 冈崎敬于1980年1月21日公布,在九州佐贺县鸟栖市柏比町安永田遗址出土一个铜铎铸型的碎片,厚七公分、横七公分、纵六公分,是用砂岩制的。此碎片约当全铸型的六分之一,复原以后的铸型高约二十公分,左右有横带纹,属于弥生中期。见《西日本新闻》1980年1月20日朝刊。
(49) 佐原真:《铜铎的制造》(《世界考古大系》第二卷,平凡社,1961年)。
(50) 东奈良遗址调查会:《东奈良》(1975年)。据载,茨木市东奈良发现的青铜器铸型中有四个流水纹的石制铜铎铸型,一个袈裟襷纹的石制铜铎铸型和一个土制的戈型礼器铸型。
(51) 佐原真:《铜铎的制造》(《世界考古大系》,平凡社,1961年)。
(52) 梅原末治:《关于铜铎铜矛》(《日本考古学论考》)。
(53) 梅原末治:《关于铜铎铜矛》(《日本考古学论考》)。
(54) 持有这种见解的如小林行雄、杉原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