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倭国统一的主体
沈仁安
关于倭国统一的主体和中心问题,国内外史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日本传统观点认为,大和朝廷使北九州等地服属,统一日本。战后,有的学者提出九州势力(邪马台国,或狗奴国,或骑马民族)征服畿内的九州势力东迁说和河内地区新兴势力打倒大和政权,建立河内新王朝的王朝交替说。我国学者一般采取大和统一说。例如,近年出版的《简明日本古代史》认为,“邪马台国衰落以后,统一日本的历史任务,便落到了大和国身上”。我也主张邪马台国在北九州,但我认为,不是大和国征服邪马台国,而是邪马台国凭靠其先进的优势武力,在与大和国的争霸战争中获胜,东进而称霸畿内,并逐步统一倭国。当然,限于资料,今天还不可能具体地叙述这个过程。但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到这个历史迹象。
一、 记纪的传说
一般认为,记纪(《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宫廷“物语”(故事、传说),应神天皇以前神话、传说的色彩很浓,以后则似有一定史实作为依据,因而可信成分增加。下面主要根据记纪关于应神天皇的记载试作论述。
第一,应神天皇出身于北九州,与大和国的王统无血缘关系。据记纪记载,神功皇后征伐新罗时怀妊临产,为此以石缠腰以镇之,回筑紫后立即生皇子应神天皇。神功皇后征伐新罗和生应神天皇皆系编造,不可信。但应神天皇生于北九州而非大和,则是确实的。这个物语的舞台在北九州。又据米泽康研究,物语中神初出的场面带有西部日本的地方色彩;物语中类似于幼神诞生的女神产子信仰,在北九州到对马海边广为流传,这一事实也表现了物语的地方性。(1) 这些都可以作为旁证。
从世系上说,虽然记纪以仲哀天皇与神功皇后之子的形式,把九州出身的应神天皇与大和国的王统联结起来,但矛盾很多。井上光贞、吉井岩、直木孝次郎诸氏恢复的真实世系虽不尽相同(如下表),但一致证明应神天皇在世系上与大和国的王统无联系。
(1) 记纪:
(2) 井上:
(3) 吉井岩
(4) 直木:
又,大和国诸王的和风谥号称“iri(入)”,而应神系统天皇称“wake(别)”,如应神天皇homudawake,履中天皇izahowake,反正天皇mizuhawake等。和风谥号的不同也反映了王统的不同。上田正昭氏认为“wake(别)”非单纯的尊称,它含有“分开”或“年轻”的意思。(2) “wake(别)”与“iri(入)”不同,这个称号本身恐怕就寓意于王统的不同吧。
第二,应神天皇东进入主畿内是一场血腥的征服战争。据记纪记载,神功皇后和应神天皇返回大和时遇到了大和国的香坂王和忍熊王的抵抗。香坂王和忍熊王在采石造坟的掩护下,“兴东国之兵”。香坂王不慎为怒猪吞吃,忍熊王见其状而毫不畏惧,仍然严阵以待。神功皇后和应神天皇方面,“率数万之众”“因疑人心”,母子分两路进发。应神天皇出南海,泊于纪伊水门,神功皇后直指难波。途中亦非风平浪静。起初神功皇后船队回海不能进,会师纪伊后又遇“常夜行”即日夜不分的恶劣气候。这虽是自然现象,但似乎暗示遇到了某种阻力。双方接战后,激战四次。第一次,忍熊王攻应神天皇部队;第二次双方相战于山代(书纪称菟道);第三次,应神天皇军败忍熊王军于逢坂;第四次,应神天皇军全歼忍熊王军于沙沙那美(狭狭浪栗林),忍熊王与将军伊佐比宿祢投近江琵琶湖而死。记纪形容当时的情况称:“悉斩其军”,“血流溢栗林”。可见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殊死战。而在历时近两个月的战争中,应神天皇方面始终占有优势地位,战略战术也很巧妙。如佯称应神天皇已死,置丧船一艘,藏兵其上,忍熊王误以为是空船,攻之,不意丧船军下,忍熊王卒不及防而退,初战失利。双方在山代(菟道)对峙时,应神天皇军又诈称归顺,实则藏弦于发髻中,待诱忍熊王解兵断弦后,发起总攻击,一举败之。而忍熊王方面不仅处于劣势,而且似乎缺乏大战经验。尚未出师主帅之一香坂王即为怒猪所害,开战后一再上当受骗、应神天皇军发起总攻时,“今无储兵”,即没有准备预备队,只得败逃,说明其战略战术相当拙劣。双方在军力和策略上的这种明显差距,正说明应神天皇是掌握了大陆传来的先进技术和战略的北九州势力。
第三,应神天皇的统治中心设在河内,但为了控制旧势力,也在大和建立据点。与大和国诸王宫室在大和境内不同,应神系天皇既在河内,也在大和营造宫室。应神天皇因初征服大和国,统治权尚不巩固,在建难波大隅宫同时,也于大和国的根据地建轻岛明宫,以便监视旧势力。应神以后历代天皇则交替在河内与大和之间营造宫室。仁德天皇于难波建高津宫,履中天皇则迁至大和伊波礼若樱宫,但反正和允恭两天皇又迁回河内多比柴垣宫和远飞鸟宫,以后安康、雄略、清宁三代天皇又移至大和石上穴穗宫、长谷朝仓宫和伊波礼瓮栗宫,至显宗天皇再迁回河内近飞岛宫,最后的仁贤、武烈两天皇复迁宫于大和石上广高宫和长谷列木宫。(3) 在频繁交替迁移宫室中值得注意的是,建于大和的宫室全部在大和国根据地的周围,而无在其中心地者。这说明,应神系天皇终此一代,始终对大和国旧势力保持着警惕。应神系天皇死后几乎全部葬于河内,因而陵墓皆在河内。如应神——川内惠贺之裳伏冈,仁德——和泉百舌鸟耳原,履中——和泉百舌鸟耳原,反正——和泉百舌鸟耳原,允恭——河内惠贺长枝,安康——大和营原之优见冈,雄略——河内多治比高鹯,清宁——河内坂门原陵,显宗——片冈之石坏冈上,仁贤——埴生坂本陵,武烈——片冈之石坏冈。这也可以说明其统治中心在河内。
至于为什么以河内为统治中心,日本学者从大和朝廷的角度出发,或认为是由于出兵朝鲜的需要,因此重视濑户内海的交通,或认为是为了开发河内平原。然而,出兵朝鲜仅仅控制濑户内海的交通是不够的,最根本的是要掌握北九州。如果是为出兵朝鲜而采取的措施,那就应该如神功皇后亲至筑紫那样,把统治中心转移到北九州才是万全之策。由此可见,因出兵朝鲜,重视濑户内海交通而将统治中心转移到河内的解释是说不通的。开发河内平原恐怕派遣得力官员进行即可,而无须连统治中心也搬过去。应该说,河内平原的开发是统治中心转移到河内的结果,而不是统治中心转移到河内的原因。其实,应神天皇以河内为统治中心,原因很简单,他是要避开大和国的旧势力的反对。离开旧势方顽强的旧统治中心,另选新统治中心,对一个新政权来说是当然的。而作为来自九州的倭国第一个统一政权,选择既能控制濑户内海的交通,又离旧大和国统治中心不远的地方作为新的统治中心,从而既可以保持与自己老根据地的联系,又便于监视旧势力的动向(加上设在大和的据点),这不是很高明的政治策略吗。
第四,下列传说和事实说明,应神天皇似乎是作为统一的政治实体的倭国的开国鼻祖。神功皇后是在南征熊袭,北伐新罗的异常战争环境中,在天照大神和三海神的庇护下,才平安地怀胎和生下应神天皇的,可见应神天皇的出身传说带有浓厚的始祖神话色彩。应神天皇是“神”字三天皇(神武、崇神、应神)之一,在天皇世系中占有特殊神圣的地位。后世的继体天皇以应神天皇五世孙证明其正统性、仅次于伊势神宫的皇室第二宗庙八幡宫以应神天皇为主神,都不是偶然的,恐怕和应神天皇的特殊神圣地位有关。以淡路岛为中心的“国生神话”(关于日本列岛形成的神话传说)发展为天皇即位重要礼仪之一的八十岛祭。八十岛祭意味着大八洲之灵附着于新天皇,即用咒术的方式保障新天皇的倭国支配者身份。冈田精司从氏所祭神的性质、祭神的场所和名称等考证得出结论说,八十岛祭作为天皇即位的仪式始于5世纪的河内王朝。八十岛祭在难波举行,难波为圣地。山根德太郎氏考证《万叶集》中大伴家持的长歌(四三六O),认为其中有难波宫室是从神代就已开始创造的意识。(4) 而都于难波始自应神天皇。又,据直木孝次郎氏考证,天皇系统的氏族出自神武天皇至应神天皇者153氏,出自仁德以后天皇者仅3氏,说明记纪的编撰也是以应神天皇作为一个界限的。此外,应神天皇的年代大约处于五王时代和古坟时代中期的初期,是实在性很强的人物。
必须指出王朝交替说的主张者大体上也是以上述各点作为河内王朝说的论据的,但他们回避了最重要最关键的事实,那就是应神天皇出身于北九州。但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因为不仅应神天皇从北九州东进入畿内,神武天皇也是东征入大和的。这两个被记纪视作最重大的现象,很难设想是完全虚构而可以加以否定的。离开了这两个关键点的任何学说,不管其论据如何充足,都只能说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楼阁。既然将河内王朝的出现解释为畿内联合政权内部一构成员的河内地方势力取代大和的中央权力,那就要回答河内地方势力在河内平原开发以前是由于什么原因和如何成长的,以至具有足以推翻中央权力的强大力量?作为畿内政权地方势力的河内王朝,在它没有统一倭国以前,同大和中央势力一样,也应是比较后进的,那么又如何解释中期古坟出现的那些大陆文化因素呢?用畿内政权内部势力交替恐怕也无法解释中期古坟与前期古坟间的质变。因为这种质变仅仅用政权内部势力的交替而无更有力、更先进的外来力量的进入是很难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由此,我以为,以应神天皇为代表的九州势力即邪马台国东进,征服大和国,称霸畿内,开始了倭国统一的新时期,这个说法比之大阪豪族取代大和政权,建立河内王朝的说法,恐怕更接近于历史的事实。
这里还要着重谈谈神武东征传说问题。这个传说虽然不能原样信为史实,但也不能认为是全无事实根据的凭空编造。这个传说恐怕是邪马台国东迁过程的神话化、传说化,是历史事实的曲折反映。反对者会责难说:这是复旧,是后退,因为神武传说的实在性和史实性早已由津田左右吉氏的严厉批判所否定。然而,津田左右吉氏的批判不是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问题在于其批判是否真有道理。应当承认,津田左右吉氏的批判也未脱出皇国史观的窠臼。倒如津田左右吉氏批判的主要理由之一是,“神武东征以日向为出发地,这是很奇怪的。在《日本书纪》中被描写成‘膂肉空国’(如脊背上的肉那样贫瘠的土地)的未开发地怎么能成为皇室的发祥地呢?”这不是同江户时代的国学家、明治时代的历史家从维护皇国尊严出发,认为大和朝廷向中国王朝朝贡和受册封是不可能的一样,也是皇国史观在作怪吗?其实,古人并不认为向中国王朝朝贡、落后的日向作为皇室发祥地,有什么不光彩的地方,否则记纪就不会这样记述了。津田左右吉氏从合理性批判记纪无疑有正确的一面,但其合理性的准则毕竟是皇国史观。今天看来其批判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不应把津田左右吉氏的批判奉为金科玉律。
津田左右吉氏对神武传说的批判开创了一种研究法,这种研究法为后人继承发展,已成为当前研究神话的一种研究法,但这个方法本身是否科学也是值得怀疑的。这个研究法可以称之为“分解投影法”,即把神武东征传说分解为几个部分,如从日向出发,东征和大和平定等,分别寻求类似的史实或例子,说是其投影。例如,有的学者认为,从日向出发因为九州是出兵朝鲜的前进基地、东征模仿天武天皇的壬申之乱、大和平定以大和政权征服矶城地方为范本等。姑且不问把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人物和不同事迹编造为一个传说的必要性何在,即使从可能性而言也有问题。倭人恐怕更长于朴素的记实,而不善于如今的作家那样,为了塑造一个典型的文学形象,而把不同人的事迹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友田吉之助氏批评“以远近法历史观为基础的反映法是站在现代立场上去解释过去的历史”,(5) 这个批判是颇为中肯的。
“分解投影法”导致神武传说研究中的主观随意性。历史是不会重演的,但历史上的类似现象却是很多的。拿行军路线来说,由于地理条件决定,有些地方是兵家必争或必经之地,从古到今都是如此。因此寻求类似的现象并不困难,其可能性甚至可以说是无限的。这样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如选择向日之意的地名说、根据古代贵族阶级的时代划分观和空间划分观创作说、继体王朝交替说、河内王朝交替说、南大和地方统一大和说,以及不同系统的神话传说拼凑说,等等。“分解投影法”并无统一的客观标准,只要相似就行,因而可以因人而异,竞相争奇。
“分解投影法”旨在证明神武东征传说是编造的,并着重研究其如何编造。这看起来似乎是与皇国史观彻底决裂,因为它一股脑儿否定了神武东征传说。但在实际上它并未真正与皇国史观划清界限,因为它回避了对神武东征传说本身的研究,没有提出一个足以与皇国史观相抗衡的合理解释。回到对神武东征传说本身的正面研究上来,揭开其神话的外衣,探索包藏其中的历史因素,这才是神武传说的正确研究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神武东征传说是邪马台国东征畿内历史的传说化、神话化。而这决不是复旧、后退。恰巧相反,这是真正与皇国史观彻底决裂和划清界限。邪马台国凭靠实力,通过血腥的征服战争,消灭大和国,入主畿内,统一倭国,这个事实难道不正是对宣扬皇权神授、天皇万世一系的皇国史观的彻底否定吗?
二、 古坟的质的变化——形态
古坟时代一般分为前、中、后三期。中期古坟与前期古坟比较有许多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恰可与记纪的记载互相印证。
第一,王陵的巨大化达于顶点,出现超大型前方后圆坟。前期古坟最大的无超过400米的,300米以上的也只有一座即景行天皇陵(涩谷向山古坟,坟丘长310米,一说290米)。中期则出现了两个400米以上的超大型古坟。耸立在位于大阪湾的堺市高地上的仁德天皇陵(大山古坟),是长486米,高35米的巨大前方后圆坟。据推算,建造这样的巨坟,仅运土一项就需要载重量五吨的卡车562300台。若按一天一千人计算,要花费四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完成。其次是耸立在大阪府南河内郡美陵町誉田低矮丘陵上的应神天皇陵(誉田山古坟,或誉田御庙山古坟)。该陵地处交通要冲,在石川与大和川的汇合点。应神天皇陵全长420米,高36米。坟丘的长度虽不如仁德天皇陵,但其溶积超过仁德天皇陵(约143万对140万立方米)。
关于超大型古坟出现的原因,甘粕健认为:“为了压倒处于竞争关系的势力(地区政权),显示大王的权威,而建造更大规模的坟丘。”(6) 然而,这个解释未必揭示了这一历史现象的本质。应神、仁德两天皇陵出现的年代日本学术界各说不一,就目前研究水平看,设定为5世纪前半较为合适。而这正是倭王武上表文中所说的“袒祢”统一倭国的时代。因此,与其说超大型古坟的出现是“大王权力与地区政权之间激烈的实力较量”,不如说,作为最初的统一的政治实体的倭国的最高统治者,模仿中国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大业后建造巨大的骊山墓,也建造了超大型古坟,以显示自己的功绩和权威,更符合历史的现实。
第二,古坟设计技术的进步,出现新型的前方后圆坟。前期古坟多建于丘陵,主要利用自然地形,加工整形而成。坟丘前方部低,宽度和跨度小,与后圆部不成比例,有头重脚轻之感,因而被称为镜柄型或帆立贝型。无周濠者居多,即使有周濠也不整齐。中期古坟则建于平坦的洪积台地或冲积平原,人工造山,由人工堆土而成。设计、筑造技法明显改进,前方部发达,宽度与跨度加大,高度约与后圆部同,或高于后圆部。因此,前方部与后圆部的比例协调,两者联结紧密,成庄重而有力的形状。一般有宽广而整齐的周濠围绕。如应神陵、仁德陵有整齐的马蹄形二重周濠。内部结构也相应由前期的竹片形、长而大的木棺,改变为庄重的长方形石棺,用六块巨大板右加工、组合而成。石室仍是竖穴式石室、但狭长形改变为宽短形。坟形、结构与规模是互为表里的。如果说,前期形式的前方后圆坟是地区性大和国统治者身份的象征,那么,更进步的中期形式的前方后圆坟就可以说是倭国统一者身份的象征。
第三,古坟绝对数猛增,古坟群时结构复杂。前期古坟分布的特点是“一定地区、一定时间、一座古坟”,即在广大的地区内只有很少几座古坟。进入中期后,古坟分布范围扩大,过去没有古坟的地方也建造了古坟。一定地区的古坟分布密度增加,从而形成许多古坟群。如位于河内羽曳野市、藤井寺市的古市古坟群有55座古坟,其中主要古坟19座。位于和泉堺市的百舌鸟古坟群有80座古坟,其中主要古坟20座。中期古坟群的结构比前期古坟群复杂,它以主坟为中心,周围配置规模、形状不等的古坟,形成金字塔式的结构。
日本学者森浩一氏将古市、百舌鸟两古坟群及其附近古坟群的古坟分为七类:① 前方后圆坟,坟丘规模大(目测全长约在110米以上),有周濠和陪冢;② 前方后圆坟,坟丘规模同①,有周濠,无陪冢;③ 前方后圆坟,坟丘中小规模,有周濠,无陪冢;④ 有圆坟或方坟,坟丘中小规模,无陪冢;⑤ 陪冢,前方后圆坟,有人体埋葬;⑥ 陪冢,圆坟或方坟,有人体埋葬;⑦ 陪冢,是否埋葬人体不明,有大量遗物。(7) 考虑到前方后圆坟有中期型式和镜柄型、帆立贝型等前期型式的区别,实际上可能还不止这七类。如典型的仁德天皇陵,在其周围分布有中期型式前方后圆坟1,帆立贝型前方后圆坟4,圆坟10,方坟1。而埋葬在主坟周围的古坟中的被葬者,可能是主坟被葬者的侧近,或其统治机构的大小不等的官吏。可见,以主坟为中心、金字塔形的古坟群结构,不仅更加显示了主坟的威严,而且反映了随着统一国家的建立和管理事务的增加,统治机构也复杂了。
第四,大型古坟集中于河内,河内成为王陵的中心地。前期200米以上的大型古坟集中在大和,大和是大和国的统治中心。然而,中期200米以上的大型古坟和400米以上的超大型古坟,皆集中于河内(8世纪以前包括和泉)。如古市古坟群有:应神天皇陵(誉田山古坟,420米)、河内大冢山古坟(330米)、仲津姬陵古坟(286米)、仲哀天皇陵(239米)、墓山古坟(219米)、津堂城山古坟(205米)等。和泉百舌鸟古坟群有:仁德天皇陵(大山古坟,488米)、履中天皇陵(360米)、土师二山财古坟(290米)等。大和地区中期虽也有200米以上的大型古坟,但在总体土与河内相比远为逊色。如北部的佐纪古坟群;宇和奈边古坟(269米)、市庭平城陵古坟(252米)、磐之媛陵古坟(219米)、小锅右坟(212米);西部葛城地方:御所市室宫山古坟(240米)、高田市筑山古坟(210米)、广陵町巢山古坟(205米),新木山古坟(200米)、河合町川合大冢山古坟(200米)等。因此,王陵从大和移到河内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那么,应该怎样解释这一事实呢?日本学者中有墓地移动说和盟主权移动说。前者认为,王陵的移动不过是以大和南部为基地的最高首长转移其墓地而已。后者认为,王陵的移动是河内地区成长起来的政治集团,取代大和地区政治集团,而掌握盟主权的结果。如果孤立地看王陵从大和向河内移动,那么,以上两说皆可成立。但是,如果把上述四方面的变化以及下面将要谈到的随葬品方面的变化综合起来看,那么,这两说都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应该说,中期古坟并不是前期古坟的单纯延长或量的发展,两者在规模、形态、古坟群结构、中心地和随葬品方面有质的不同。墓地移动也好,大和国盟主权移动也好,都不可能带来如此巨大的变化。造成中期古坟与前期古坟质的差别的唯一可能的原因应该是: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从而引起了墓制方面的变革。我想,舍此别无其他原因。当然,统一势力来自九州的邪马台国,上述古坟资料并未提供直接证明,但从下述随葬品的变化中可以得到旁证。
三、 古坟的质的变化—随葬品
中期古坟在随葬品方面最主要的特征是,夸示被葬者生前经济、军事实力和大陆式贵族生活的随葬品,逐渐取代了宗教的咒术的宝器。表现在:第一,铁材和铁器的大量随葬。奈良市宇和奈边古坟的陪冢大和6号坟(圆坟)一次出土大小铁杆872条(重140千克)和各种农、工具713件。
第二,武器在随葬品中占更大比重。应神天皇陵陪冢有山古坟(方坟)一次出土铁器3000件,其中铁镞即占1612个。武器的革新尤其值得注意。防御用武器铁横矧板皮缀短甲、铁三角板皮缀短甲和冲角副胄定形量产。鋲留(铆钉)技术传入后,又设计了新型的眉庇副胄和配套的鋲留短甲。如大阪府南河内郡美原町黑姬山古坟(前方后圆坟)一次出土了24组眉庇副胄和鋲留短甲。更后则有能自由屈伸、适于骑马战的挂甲。攻击用武器也相应改进。镞由扁宽平根发展到细身尖根,更加锐利,穿透力更强。此外,剑发展为直刀,枪发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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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锐利,再安上不足两米的柄,成为最有力的进攻武器。(https://www.daowen.com)
第三,马具的出现。马具初见为应神天皇陵陪冢丸山古坟出土的镀金龙纹透雕鞍及其他马具。倭人本不养马,不乘马。马具的随葬说明倭人接受了大陆的骑马风习。应神天皇陵和仁德天皇陵有最古的马埴轮(明器),相传百济王派遣阿直岐向应神天皇献名马二匹,也可互相佐证。马具除鞍外,还出土有辔、镫、云珠、杏叶、马铎等。如履中天皇陵陪冢七观古坟出土了铁制辔、木芯铁板张轮镫、环铃等马具。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和歌山市大谷古坟出土有马甲胄,说明倭人已经懂得在战争中马也要武装起来。
第四,金、银、镀金装饰品取代了铜、玉制品。前期古坟时代,倭人对黄金无兴趣,爱好勾玉、管玉、透明玉等首饰及碧玉制腕饰,崇尚青色。而这时开始喜爱金银装饰品。古坟出土金银装饰品有冠帽、耳饰、饰履等。如滋贺县高岛郡加茂稻荷山古坟出土了金耳饰、镀金冠、镀金履、镀金鱼佩,七观古坟出土有镀金裤带。此外,武器如大刀、甲胄以及马具也以镀金装饰。这时仍用玉做装饰,但色调更加丰富多彩,在青色的翡翠和碧玉中,增加了赤玛瑙、茶色琥珀、白色水晶、黄色和浅绿色透明玉等。
甘粕健根据随葬品,复原中其古坟被葬者的形象说:头戴花饰镀金冠,两耳垂挂精巧金耳饰,衣带飘悬成双镀金鱼佩饰,腰佩镀金龙纹环头刀,足踏镀金靴,从头到脚金光闪耀。(8)
井上光贞也描述说:
出现了全新类型的族长。他们身披威武的甲胄,腰佩长刀,手持其锐无比的长矛,穿戴晃眼的金色服饰,有时坐骑——马也武装起来了。(9)
可见,中期古坟的被葬者已经完全大陆化,从他们身上看不到前期古坟被葬者那种司祭者性质。这无疑是王权现代化的结果。然而,问题在于王权现代化是如何实现的?是大和朝廷移动墓地所引起的,还是河内王朝掌握盟主权而造成的,或是九州势力邪马台国东征畿内而带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应从事实而不应从成见出发。比较大和、河内和北九州中期古坟随葬品出土情况,不难发现其间的差别。大和地区虽不乏仅次于河内王陵的大型前方后圆坟,并且如大和6号坟那样,有大量铁材、铁器随葬,但没有或很少发现甲胄、马具和金银装饰品等现代化、大陆化的随葬品。河内地区是大型、超大型前方后圆坟的集中地。与此相应,在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仅从前面列举的部分实例看,也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北九州地区的古坟出土品虽在总体上与河内地区存在着很大差距,但就个别古坟、个别遗址而言,其出土品的质量并不劣于河内地区的大古坟。如福冈县浮羽吉井町的月冈古坟,虽是全长只有95米的前方后圆坟,但却出土了带金具、镀金马面、镀金鞍金具、马铎、辔、木芯铁板被轮镫等大陆色彩浓厚的遗物,以及眉庇副胄和短甲等八组甲胄。玄界滩上的冲之岛遗迹被认为是4世纪后半到奈良时代的祭祀遗迹,仅已调查的遗迹就发现了5万件遗物。其中岩上和岩阴遗迹相当于古坟时代中、后期,出土铜镜42面,铁刀241把,以及镀金带金具、马具等,即使与当时大古坟的随葬品相比也毫不逊色。以上三地区古坟出土品的种类和数量,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可能会有所变化,但基本趋势大概不会改变。
从三地区古坟出土品的对比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井上光贞正确地指出:“在奈良县没有发现像大阪誉田和百舌鸟古坟群那样随葬漂亮甲胄的古坟。这不是因为奈良县没有中期大型古坟,而是由于当时的大和还存在着许多与前期同样性质的族长的缘故。”(10) 换句话说,在三个地区中,大和的现代化程度最低。显然,现代化程度最低的势力不可能带来高度现代化的文化,因此大和朝廷移动墓地而引起王权现代化的可能性应该完全排除。这样就只剩下河内王朝掌握盟主权和九州势力邪马台国东征畿内两个可能性了。决定这两个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出土品不劣于大古坟的冲之岛遗迹和月冈古坟。
日本学者往往站在畿内中心论的立场上来解释这些现象。他们认为,冲之岛遗迹是大和朝廷的国家祭祀,因此才有如此丰富的奉币(供品);月冈古坟的被葬者只有在与大和朝廷结成同盟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大陆文物,或者由大和朝廷赐予。然而,这些传统的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拿冲之岛遗迹说,大量的出土品是长时期内逐步积累起来的,不是大和朝廷作为国家祭祀而一次奉献的,因此不能与畿内大古坟进行单个对比。书纪记载,应神天皇四十一年,阿知使主等自吴至筑紫,时胸形大神乞工女等,阿知使主便以兄媛奉献胸形大神。胸形大神即海神宗像神。这个传说至少可以说明,对冲之岛宗像神社的冲津宫奉币者有来自大陆的归国使者或渡来人。日本学者也认为,冲之岛遗迹的出土品,既与新罗古坟出土物相同,也与畿内古坟出土物相同,其中的汉式镜又接近北九州的弥生文化。由此看来,冲之岛遗迹处于大陆文化与近畿文化的中介地位。把这种情况解释为大陆文化经过冲之岛(北九州)而向近畿传播,不是更为合理吗?月冈古坟也同样。中国有句古语:“近水楼台先得月。”处于大陆交通线上的北九州地方,不经过大和朝廷,也可以甚至首先获得大陆文物。因而,九州势力邪马台国征服大和国,带来大陆风文化,从而出现现代化的统一王权,和河内王朝夺得盟主权,促进王权现代化,这两种说法比较,应该说,前者的可能性更大。
关于古坟出土的甲胄、马具的意义,日本学者通常也是从对朝鲜战争的角度进行解释的。他们说,武器的优劣在战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了对抗高句丽的骑马战,倭人吸取大陆的先进技术和战术,进行武器、武具的革新,因此,甲胄、马具及其他先进武器、武具大大发达起来。但这是外因论的片面解释。实际上,日本学者也承认,倭人的甲胄(如眉庇副胄)和马具特别富于装饰性,其作为仪仗的意义远远超过实用价值。显然,用这样的马具和甲胄装备起来的骑兵队,不足以对付剽悍而善战的高句丽骑兵队。但对于那些还不掌握骑马战术的其他倭人集团(如大和国)来说,则是一支可怕的威慑力量。邪马台国正是掌握了先进的武器和战术,凭着这支威慑力量,才征服大和国,统一了倭国。因此,即使不能完全否定武器的革新和骑马战的采用是为了对抗高句丽,这也决不是主要的理由,主要的理由应是倭国内部统一战争的需要。
必须指出,在强调中期古坟与前期古坟有质的差异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在前方后圆的基本形态上,中期古坟有继承前期古坟的一面。这说明,两者只是同一墓制的不同演进阶段,而不是如同古坟墓制与弥生墓制那样截然区别的两种墓制。中期古坟与前期古坟间没有断层,因此以此为主要论据的江上波夫氏的骑马民族征服说是不能成立的。但是,中期古坟有继承前期古坟的一面,也不能成为大和朝廷移动说和河内王朝盟主权说的论据。相反,它恰恰说明邪马台国东征畿内说。因为,很明显,新的征服者、统一者,只有适当地采取原有的统治制度,才能减少原有势力的反抗和阻力,并把他们吸收到自己的新统治体制中来,从而巩固征服者、统一者的地位。邪马台国正是这样做的。它征服大和国后,一面继承大和国的墓制传统,作为吸引原有势力的手段,一面又加以发展,以显示自己更高的权威。也正因为这样,古坟时代才由前期古坟,演进到与前期古坟既有继承关系又有质的差异的中期古坟的更高阶段。
三、 中国史籍中倭王称谓的变化
邪马台国东征畿内,统一倭国,作为东亚世界重要成员的倭人的这个重大历史转折,不能不在中国正史中有所反映。
取得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社会一员的资格,是东亚各国生存所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因此,自奴国王以来,加入中国王朝的册封体制,接受其册封,就成为北九州倭人的历史传统。来自邪马台国王统的倭国最高统治者也继承了这个传统。《晋书》安帝义熙九年条称:“是岁,高句丽、倭国及西南夷铜头大师并献方物。”《南史》倭国传也记有:“晋安帝时有倭王赞遣使朝贡。”义熙九年是413年。至此,中国分裂混战已达一个世纪,即将进入南北两朝对峙的南北朝时期。安帝也可以说是东晋王朝的末代皇帝。他于396年即位,至义熙九年已在位17年。在中国继续分裂,东晋王朝行将灭亡,而又非新帝即位时,倭人突然恢复中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册封关系,重新回到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中来,这不能不说与邪马台国征服大和国,倭国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有直接关系。回想一下邪马台国建立当初的情况不也与此十分相似吗?正当司马懿与公孙渊酣战时,女王卑弥呼就迫不及待地冒着战火,向魏国遣使朝贡,以取得魏帝的册封。可见对于倭人的新国家来说,取得中国王朝的承认是多么重要。
但是,倭王赞虽多次向东晋王朝和继起的刘宋王朝遣使贡献,却始终未获除授。这是因为倭国的统一事业始于赞而完成于珍。倭王赞尚未完成统一事业,因而在东晋和刘宋皇帝看来还不具备除授“倭国王”的资格。只是到了倭王珍时,才于430年被刘宋文帝正式赐予“倭国王”的称号。自珍以后,济、兴、武诸倭国王的地位,也一再得到中国南朝历代皇帝的确认。
“倭国王”,顾名思义,就是“倭国之王”。这里的“倭国”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政治实体。“倭国王”称号的赐予说明倭人已经统一为一个国家即倭国,和这个统一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得到中国王朝的承认。在这以前“倭国王”的称号一次也未见于中国正史。
我们来回溯一下自《汉书》到《宋书》中国正史中有关倭王称谓的变化。
《汉书》:(公元前后),“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分为百余国”意味着百余小国各自分立,这时尚无“倭王”的称呼。
《后汉书》:(公元57年)“倭奴国王遣使奉献”。始有“倭奴国王”的称号。“倭奴国”意为倭人中的奴国,它是百余国中的一国。
《后汉书》:(公元107年)“倭面土国王师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倭面土国王”也是倭人中的一国——面土国的国主,但“等”字反映了以面土国主为中心若干小国形成了联合。
《魏书》:(三世纪)称邪马台国为“女王国”、女王卑弥呼为“倭女王”“亲魏倭王”“大倭王”(《后汉书》)。“女王国”“倭女王”,意指倭人中以女子为王的国家。卑弥呼受魏帝册封为“亲魏倭王”。又因统一了百余国中的近三十国,言其是诸国中之大者而称之为“大倭王”。
《宋书》:(五世纪)始称“倭国王”,如上所述,系表示倭人统一的国家——倭国之王。
应该说,中国正史中倭王称谓的变化,如实地记录了倭人从小国林立到形成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里,“国”始终是指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不管这个政治实体的范围如何。在中国史家的笔下,“国”是一个具有确切含义的概念,而决不是随便乱用的。从中国正史中倭王称谓的变化似乎也可以窥视到中国史家为了正确地记录倭人统一过程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字斟句酌的严肃态度。
中国正史记载的倭五王继承了北九州的传统,向中国王朝遣使贡献,并被赐予了“倭国王”爵位,这一史实,对于邪马台国东征畿内说,增添了有力的旁证。总而言之,无论从日本还是中国的文献记载以及考古资料,都可以得出九州的邪马台国东进,征服大和国,入主畿内,统一倭国的结论。
(作者沈仁安,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原文刊于北京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编《日本学》1990年第2辑)
(1) 转引自井上光贞:《从神话到历史》,中央公论社,1965年,350—351页。
(2) 上田正昭:《倭国的世界》,讲谈社,1976年。
(3) 远飞鸟宫和近飞鸟宫,有解释在大和境内者。本文取上田正昭、直木孝次郎和平野邦雄等的河内说。
(4) 转引自铃木靖民:《古代国家史研究の步み》,新人物往来社,1983年,132页。
(5) 友田吉之助:《日本国家起源论的再检讨》,《东亚古代文化》50,1987年,185页。
(6) 甘粕健:《古坟的形成与技术的发达》,《岩波讲座日本历史》1,1975年,317页。
(7) 森浩一:《群集坟与古坟的终末》,《岩波讲座日本历史》2,1976年,96—97页。
(8) 甘粕健等:《埋在大地下的历史》,新日本出版社,1974年,174页。
(9) 井上光贞:《从神话到历史》,397页。
(10) 井上光贞:《从神话到历史》,3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