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对日本的影响
鸦片战争对日本的影响
王晓秋
150年前爆发的鸦片战争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侵略战争,它打开了中国的闭关大门,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有着重要地位。将鸦片战争置于世界和亚洲全局中加以考察,特别是具体分析鸦片战争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将有助于我们对鸦片战争史研究的深入。本文试图着重探讨中国鸦片战争对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所发生的影响。
一 日本人关于鸦片战争的情报
中国鸦片战争的消息是怎样传到日本去的呢?
由于日本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外国人来日本和日本人出海贸易,只允许中国与荷兰的商船到长崎港进行有限制的贸易,因此,长崎便成为日本了解外国情况的唯一窗口。德川幕府规定在长崎入港的中国商人和荷兰商人都必须向管理外贸事务的长崎奉行(长崎地方最高官员)报告海外消息。这种报告统称为“风说书”,其中中国商人的报告叫“唐风说书”,又称“清商口单”;荷兰商人的报告叫“和兰风说书”,又称“阿兰陀风说书”。此外还有担任翻译的通事根据外国商人的口述或摘译外国报纸上的新闻编成的“别段风说书”。中国鸦片战争的消息最初就是通过这些风说书传到日本的。因为日本人称鸦片为“阿片”,所以有关鸦片战争的情报,又被称作“阿片风说书”。
现在见到最早提供有关中国禁烟运动消息的是1839年的一份和兰风说书。它报道:“广东禁止英吉利等国人之鸦片走私,官府奉旨严查藏匿鸦片的基地,同时对中国吸食者也加以重刑。”(1) 然而更重要的消息来源还是中国赴日商人提供的唐风说书,其中有大量关于鸦片战争的情报。据日本学者森睦彦的调查统计,自1840年至1844年,散见于各种书刊中有关鸦片战争的唐风说书,共有19件。其中1840年7件,1841年6件,1842年2件,1843年3件,1844年1件。(2)
下面举几个例子来看。如1840年7月,中国商人周蔼亭的风说书,题目叫《蒙问今为阿片一件》,说明这是应日本官方的询问而写的。风说书中谈到了英国人向中国贩卖鸦片的危害,道光皇帝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一直到中英两国发生武装冲突等等情况,大体上符合历史事实。(3) 1840年12月,中国商人沈耘谷等13人联名提出的风说书,已经谈到英军侵犯中国浙江沿海宁波、定海、乍浦、余姚等地的战况。(4) 由于多数赴日中国商船都来自浙江乍浦等地,所以他们对浙江沿海的战事比广东的知道得要详细具体得多。1841年的几份风说书报道了林则徐被免职,道光先后派琦善、奕山、奕经为钦差大臣的消息。1842年12月,中国商人顾子英等8人提供的名曰《英夷侵犯海疆蔓延四载》的风说书,叙述了鸦片战争最后阶段直至议和的经过。还有1844年12月,中国商人周蔼亭等向长崎奉行提供了一份关于鸦片战争比较详细的报告,流传的抄本题为《英国侵犯事略》。它概述了鸦片战争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还附录了《南京条约》的条文。
“唐风说书”与“和兰风说书”在当时都是属于官方秘密书类,由长崎奉行上交幕府收藏,只有在幕府任要职者才能看到。这些风说书之所以能流传民间,主要是由担任翻译的通事和幕府的工作人员泄露传抄出来的。如著名学者盐谷宕阴利用在幕府高级官员水野忠邦身边供职的条件,收集抄录了有关鸦片战争的各种风说书和其他资料,加上自己的评论,在1847年(日本弘化四年)编成《阿芙蓉汇闻》一书。(中、日民间亦称鸦片为阿芙蓉,这是从阿拉伯语译音来的。)该书引起当时日本各界人士的重视,被认为是有关中国鸦片战争情报最好的资料集而争相抄刻,广泛流传。笔者见到的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的抄本,共七卷。此外其他收录有关鸦片战争风说书的日本书籍还有《阿片类集》《清兰阿片单报》《唐风说书集》等。
日本人获得关于鸦片战争消息的另一个来源是流传到日本的一些中国书籍和资料。
有一部中国书《夷匪犯境闻见录》,传到日本后就有各种抄本和1857年明伦堂的刻本。此书收录了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各种上谕、奏折、布告、檄文,中英双方往来照会文书以及条约等原始资料,内容相当丰富,当时在日本流传甚广,成为日本许多描写鸦片战争的作品写作的重要依据。
另一种中国书《乍浦集咏》,乃是浙江乍浦文人沈筠编的一部当地文人的诗集。其主题是纪念鸦片战争中乍浦的殉难烈士,谴责英军暴行。该书1846年出版,当年就有24部被赴日中国贸易商船带到了日本。第二年又出了名为《乍浦集咏钞》的4卷2册日本刻本。
这些报道中国鸦片战争消息的阿片风说书和中国书籍,为日本人编写描述鸦片战争的作品提供了素材,也为日本各界人士总结和吸取中国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提供了资料。
二 日本人对鸦片战争的描述
鸦片战争的消息传到日本之后,当时的日本作家、学者立即根据这些消息,编撰了不少描述鸦片战争的作品,其反应之快,令人吃惊。
笔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看到两部非常珍贵的日本江户时代描写鸦片战争的作品。一部名为《海外新话》,共5卷,1849年(日本嘉永二年)出版。作者署名枫江钓人即岭田枫江的笔名。正文之前有作者所写的序诗云:“巨炮震天坚城摧,夷船进港汉军走。……哀哉百万讲和金,往买夷酋一朝咲。”在诗的最后,岭田枫江点明了写作此书的宗旨:“天赐前鉴非无意,婆心记事亦微衷。呜呼!海国要务在知彼,预备严整恃有待。”(5) 可见,他写作这部书的目的是要日本政府和人民吸取中国鸦片战争的教训,加强海防,防御外来侵略。据该书例言所述,作者写作主要参考了《夷匪犯境录》《侵犯事略》《乍浦集咏》等书。为了适应日本各阶层读者的口味,他采取了当时民间流行的军谈小说(即描写战争的章回小说)的形式,语言尽量通俗易懂。
《海外新话》的卷首有《英吉利记略》,介绍英国的地理、历史、现状,指出英国乃世界强国,决不可以西洋僻境之夷人而蔑视。其次有《坤舆略图》(即世界地图)和《清国沿海略图》,图上用红色标出英军侵犯的中国府县。书中还附有虎门销烟、定海血战、陈化成战死、南京议和等插图。全书正文第一卷以“鸦片烟毒附黄爵滋上书事”开始,最后第五卷以“两军和睦事附和约条目”结束。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书较详细地描写了林则徐,广东禁烟经过及广东、定海、镇海、乍浦、吴淞口、镇江等地抗英战斗场面。作者赞扬江南提督、老将陈化成“霜风知劲草”,身先士卒,浴血奋战,最后为国捐躯,“面色犹如生时”。
《海外新话》这部描述中国鸦片战争的作品,由于没有得到幕府的许可而私自出版,竟被幕府毁版并列为禁书。作者岭田枫江也遭到迫害,被处以禁锢之刑,入狱二年。甚至连为《海外新话》插图的画师也受株连死于狱中。
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另一部书名曰《海外新话拾遗》,顾名思义是补充《海外新话》的。也是1849年出版,作者署名种菜翁,五卷五册。全书以卷一“英将义律窥清国情势事”开端,至卷五“五所交易馆之事”(即开放五口)收尾。这部书比《海外新话》增加了达洪阿台湾抗英、广东90余乡村民愤怨起兵(即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等内容。本书还在风说书中误传的英王女被擒之事加以渲染夸张。说英军这位女将“神态万化,轻如蝴蝶逐花,风吹红叶”。后来在余姚县被俘,发现她原来竟是老英王的三公主,当今英国女王的妹妹。实际上,在余姚被俘的是英军运输船鸢号船长的夫人诺布尔。(6)
记载鸦片战争的历史著作有斋藤竹堂的《鸦片始末》。斋藤竹堂是日本幕末著名的历史学家、日本第一部世界史《蕃史》的作者。《鸦片始末》是他在南京条约签订后一年即1843年写成的,主要根据“阿片风说书”等资料,叙述鸦片战争历史并加以评论,提醒日本人应重视中国鸦片战争的教训。
佐藤信渊的《海陆战防录》也是写鸦片战争的历史著作。书中谴责了英军侵略暴行,同情中国军民的抗英斗争,还歌颂了爱国将领陈化成。作者写道:“英人闻其威名,不敢妄近上海。故英人有不怕江南百万兵,只怕吴淞陈化成的话。”(7) 此外,还有长山贯的《清英战纪》等书。
这些由日本作者用日文写作的关于鸦片战争的小说和历史著作,使日本上自幕府官员、大名诸侯、各级武士,下至普通民众,广泛了解中国发生的鸦片战争,从中得到教训和启发。这些作品大多是在战后几年之内出版的,反映日本人对中国鸦片战争之关心重视和反应之快,也说明了鸦片战争给予日本多么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三 日本人对鸦片战争的认识
英国发动的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最后以中国的失败、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它究竟对日本产生了什么样的震动,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呢?
首先,中英鸦片战争的炮声向沉眠于锁国睡梦中的日本敲响了警钟。鸦片战争的巨大冲击波震荡了日本,引起了日本各界人士的忧虑与警惕,产生了紧迫的危机感。
当鸦片战争的消息传到日本之后,当时幕府总理政务的老中(幕府将军以下的最高级官员)水野忠邦立即认识到:鸦片战争“虽为外国之事,但足为我国之戒”(8) 。
水户藩主德川齐昭原来以为“清国无论如何乃一重要之大国,夷狄不敢轻易问津”。当他听到鸦片战争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他说:“最近谣传清国战争,人心浮动,如果确有其事,则任何事情,均可置诸不问,唯有全心全意致力武备耳。鉴于清国战争情况,急应公布天下,推延日光参拜,以日光参拜经费为武备之用。”(9) 日向国佐士岛津忠宽在向幕府上书时,也忧心忡忡地说道:“今清国大乱,难保何时波及日本。”(10)
常言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听到中国鸦片战争消息之后,日本各界人士纷纷提出要以鸦片战争作为日本的“前车之鉴”。山田方谷在奉命巡视山阳一带海防时,写了这样一首诗:“勿恃内海多礁砂,支那倾覆是前车。浙江一带唯流水,巨舰溯来欧罗巴。”(11) 诗中警告日本政府不要单纯倚仗海疆天险,从中国浙江到日本的海路相通,欧洲的炮舰一下子就能到达日本,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就是前车之鉴。
连荷兰人也用中英鸦片战争来警告日本。1844年荷兰海军上校科普斯率军舰帕兰邦号驶入长崎港。他带来了荷兰国王威廉二世的亲笔信,提醒日本注意“近来英国国王向中华帝国出兵而发生激战的情况,”并警告日本如拘泥于锁国之旧习,必将重蹈中国的覆辙,“贵国今亦将罹此种灾害”(12) 。以此敦促日本迅速开国。
日本统治阶级在中国鸦片战争的影响之下,犹如大梦初醒,开始认真考虑加强海防、抵御外敌的政策。
其次,日本人士以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为鉴,进一步分析总结中国失败的原因,吸取其教训。
中国过去在日本人眼里是十分崇拜的文明礼仪之邦,堂堂的中华大国。可是这一次竟然被一个以前视为西方“夷狄小国”的英国所打败,这难道还不值得认真深思吗?著名的日本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曾经这样质问国内拒绝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保守派:“西洋各国精研学术,国力强盛,就是周公孔子之国(指中国)都被它们掠夺,你想这是什么缘故?”(13)
日本人士分别从各种角度来总结中国战败的原因。他们认为清政府政治腐败、武备不修,是失败的主要原因。狩野深藏在《三策》中写道:“宋钦宗、清宣宗(即道光帝)请和纳贿,优柔不断,以取祸败。彼孰不以讲武备也令天下,顾唯名而无实,是以怠惰委靡,终以不振矣。”(14)
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封建统治者过去妄自尊大,闭目塞听,既不向外国先进技术学习,又不了解世界形势,甚至仍然把西方各国当作昔日的夷狄加以轻视,结果遭到惨败。1844年6月,斋藤正谦在谈到中国战败原因时指出:“清国自称中夏,把外国视为禽兽,然而这些国家,机智敏捷,机器出色,清国却没有任何防备。外国乘船海上纵横,清国反受他们凌辱。”(15) 盐谷宕阴在《阿芙蓉汇闻》中也强调:“英知清,清不知英,清以华自夸,英以见夷而怒。怒则备,
则忽,未战而胜负见矣。”(16)
日本学者批评中国儒学,只讲究钻牛角尖的烦琐考据,做空洞无物的八股文,脱离实际,不能为反侵略斗争服务。1842年,佐久间象山就尖锐地提出:“清儒虽然学问考证精密,但毕竟是纸上空谈,没多大实用。”(17)
日本人士还认为中国武器和军事技术的落后,也是失败的一个原因。高岛秋帆在向长崎奉行提出的建议书中谈到,英国比中国土地狭小,而胆敢来侵袭,并且大败中国,主要是由于中国不修武备,武器劣弱,尤其是炮术的落后。因此,他竭力主张学习西洋炮术。
日本思想家盐谷宕阴对清政府政治腐败的批判也相当透彻。他指出:“虽有良策,断之不明,行之不速。”即使“知西洋器艺之精”,然而“或惜财而弗造,或惮劳而弗习”。官吏不负责任,“边吏诿过于宰辅,宰辅诿咎于边吏,上下相蒙,唯利之视”。而且将领克扣军饷,“以致士卒不振”。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非无策可以购舶建船,而东南数千里,未尝备战舰一只”。由此可见清廷之“满朝聩聩”(18) 。加上道光皇帝用人不当,赏罚不明,竟将“材兼文武、忠贞奉公”的林则徐革职,而重用琦善、伊里布之流投降派。盐谷宕阴形象地比喻道:“良将者,国之虎也,槛虎而放鼠,欲以制狐狸,难矣!”(19)
日本有识之士吸取中国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结合日本当时的状况,纷纷提出了学习西方、加强海防、改革内政的主张和建议。
1858年,幕府老中崛田正睦在与熊本藩世子细川庆顺谈话中说:“中国拘泥于古法,日本应在未败之前学到西洋之法。”(20) 这反映日本统治者中间一些头脑比较清醒敏锐的人物已经从中国鸦片战争的教训中认识到,日本要想避免重蹈中国的覆辙,就必须学习“西洋之法”,进行变法改革。当时,不仅幕府主动进行了改革,而且日本地方各藩,如萨摩、长州、佐贺等强藩,也纷纷进行藩政改革,制造西式船炮,训练西学人才和新式军队。这一切都为日本从开国走向明治维新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早在1842年11月,佐久间象山就吸取中国鸦片战争经验教训,提出海防意见书,即《海防八策》。他指出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以后很可能也要来侵犯日本,强迫日本签订像《南京条约》那样的城下之盟。因此,他主张以铸大炮、造军舰、兴海军,为当前“最大之急务”。他还强调“不令外夷开易侮之心,是防御之至要也”。(21) 并建议采用西洋制度改革兵制,组织义兵。
精通西洋炮术的高岛秋帆是最早从鸦片战争冲击中吸取教训而主张加强海防的。他在1840年秋天,已经通过长崎奉行向幕府提出了改进炮术以加强武备的建议书。他指出日本“诸炮家之炮术,乃西洋已经废弃之数百年迟钝之术,成为无稽之华法”。从而强调“防御蛮夷而熟悉其术,乃至关紧要之事”。(22)
日本的武士们还从鸦片战争中借鉴战略战术,了解英国的侵略伎俩。广濑旭庄说:“清国之乱虽甚,然视鄂罗斯、英吉利掠取其地之策,亦可明其取我邦之地之伎俩也。唯我邦一向有备,见清之被侮,更应慎矣。”(23) 佐藤信渊编写《海陆战防录》也是这个目的。他说:“本邦人和西洋夷无战,难得其议。然天保十一年(即1840年),清国数十度之战,皆大败,不能与其对阵,最终割地、赔款、求和。因此,特地记录清英水陆几十仗的战法并加评论。”(24) 可见,他写这部书是为了总结鸦片战争期间中英各次战役的经验教训,以备日本一旦与西方列强发生战争时参考。
综上所述,日本人士从中国鸦片战争中受到震动和启发,吸取了不少经验教训。这对以后日本处理对外关系和开国问题是很有益处的。同时也促使日本有识之士提出维新改革的要求。故而鸦片战争对于日本来说,真不啻“天赐之鉴”也。
四 《海国图志》对日本的影响
分析鸦片战争对日本的影响,不能不提到魏源的名著《海国图志》对日本的巨大影响。
鸦片战争的炮声惊破了清朝统治集团的迷梦,中国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间一些爱国开明的有识之士,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研究外国史地,了解国际形势,寻找救国的道路和抵御外敌的方法。战后出现了一批介绍和研究世界地理、历史、现状的著作。魏源的《海国图志》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
林则徐在广东任钦差大臣期间,曾组织人翻译了英国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辑成《四洲志》一书。书中叙述了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不过它基本上还只是一部译作。1841年6月,林则徐被革职流放,在北上途中经过镇江时,会见好友魏源,两人同宿一室,彻夜对榻畅谈。林则徐把《四洲志》手稿和自己在广州组织人收集、翻译的外国资料交给了魏源,嘱托他进一步研究外国史地。魏源立即动手,埋头著述。除了引用《四洲志》全文外,还征引历代史志14种,古今中外各家著述70多种,此外还有各种奏折30多件和一些亲自调查来的材料。他终于在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即1843年1月)编成《海国图志》50卷。以后又陆续加以修订增补,1847年扩充为60卷,1852年又增补到100卷。其内容除了世界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历史地理简述外,还包括论海防战略战术的《筹海篇》4卷,以及《夷情备采》3卷和关于仿造西洋船炮等方面的论述、图说10多卷,此外还有世界地图与各国地图70多幅。这是近代中国人自己编撰的第一部关于世界历史地理的著作,而且总结分析了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探求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之道,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魏源的《海国图志》出版后很快就由中国赴日贸易商船带到日本出售。据长崎的进口汉籍帐目记载,1851年就有中国商船带去《海国图志》3部,1852年又带去1部,1854年又有两位中国商人分别带去15部。(25) 这些书大部分被官方征用或由幕府官员买去,供不应求,价格不断上涨。
《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后,立即受到日本有识之士的重视和欢迎,纷纷加以翻译、训解、评论和刊印。一时在日本出现了许多《海国图志》的选本,其中有翻刻本(即按原文翻印)、训点本(即在汉文上下旁边加上训读符号或假名)及和解本(日文译本)。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日本人觉得《海国图志》是他们迫切需要的“有用之书”。但由于这部书的输入量有限,而且多数被官方买走,民间很难看到,因此广大日本民间人士渴望通过翻印出版,以读到这部著作。再有对日本人来说,毕竟汉文较难懂,所以要加以翻译、训点,有助于民众阅读,广泛流传。另外,《海国图志》全书分量很大,于是日本学者根据当时的需要,摘其精华或有关部分,进行翻印、训译,编成选本,并加以序跋,抒发读后的感想和评论。(https://www.daowen.com)
据笔者在日本访问研究期间在日本各图书馆寻访所见,并参考日本学者鲇泽信太郎的《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等书,发现从1854—1856年仅仅3年之间,日本出版的《海国图志》的各种选本就达20余种之多。其中翻刻、训点本有6种,日译本有15种。按选本的内容分,有关筹海篇、夷清备采、武器图说等方面的有5种,关于美国的有8种,英国的3种,俄国的2种,法国、德国、印度的各1种。从中也反映出当时日本人对世界各国不同的关心程度。像《海国图志》这样一部中国书籍在出版后短短数年中,在另一个国家日本竟然出现这么多版本的翻印本和翻译本,这在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史上恐怕也是十分罕见的。
《海国图志》为什么会引起日本人这样大的兴趣呢?首先是因为这部书使他们大开眼界,帮助他们了解到世界各国的情况。
锁国时代,日本人只能从来长崎贸易的荷兰商人那里得到一点十分有限的西洋知识,因此当日本遭到西方冲击时,朝野上下痛感世界知识之贫乏与了解外国情况的重要。学者大槻祯在《海国图志·夷情备采》的序中指出:“海防之道,莫要于知夷情况也。知夷情,则强弱之势审,而胜败之机决矣;不知夷情,则事事乖错,变每出意测之外矣。故知夷情与不知夷情,利害之相悬,奚啻天渊哉!”他盛赞魏源的《海国图志》,“其叙海外各国之夷情,未有如此书之详悉者也。因译以刊行。任边疆之责者,熟读之得其情,则战以挫其锐,款以制其命。国势一张,折冲万里,虽有桀骜之资,彼恶能逞其伎俩哉!”(26) 广獭达也认为:“读此书以了解海外情势,不至于对外国人或轻视傲然,或恐惧害怕。”(27) 只要了解外国,便能减少盲目性,并采取正确的外交政策、策略来对待。
因此,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史地的名著《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对于幕末不太了解世界形势的日本人来说,简直是天赐的宝书,打开了他们的眼界,武装了他们的头脑。所以杉木达在《海国图志·美理哥国总记和解跋》中高度评价道:“本书译于幕末海警告急之时,最为有用之举。其于世界地理茫无所知的幕末人士,此功实不可没也。”(28)
其次,《海国图志》不仅提供了世界史地知识,而且总结了中国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不少加强海防抵御外敌的建议,这对于幕末面临西方列强侵略的日本人,也有很大启发和帮助。
学者南洋梯谦曾叙述自己阅读《海国图志》的感受。开始他以为魏源所讲的御夷之术,可能是自我吹嘘,“余以其言为过情难信”。后来,他仔细读了《海国图志》特别是其中的《筹海篇》,“谓水陆异战法,器械亦随变,惟巨舰大炮之尚。洋夷虽有英、佛(即法国)俄罗、弥利(即美国)之别,而至器械则同,大舰与炮矣。于是有水手操麾弓马之将,就卒伍之势”。这才相信“魏氏之言不诬也”。并推崇《海国图志》是一部“天下武夫必读之书也,当博施以为国家之用”(29) 。
当时不少日本人士都盛赞《海国图志》对日本加强海防所起的作用。如赖醇在《刻海国图志序》中指出:“使海内尽得观之,庶乎其为我边防之一助矣!”同时,他又提醒:“然各国殊势,俗尚异宜,有彼此可通用者,有彼便而我不利者,要在明识采择焉耳。”(30)
可以说,《海国图志》影响了日本幕末的一代知识分子,尤其是给予那些要求抵御外敌革新内政的维新志士以启迪,从而推动了日本的开国与维新。
《海国图志》对日本维新志士的影响,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位是日本幕末尊皇开国论的倡导者佐久间象山。他把魏源称为自己的“海外同志”。他在《省諐录》一书中谈到自己读了魏源的著作《海国图志》和《圣武记》以后的感想时,感慨地说:“呜呼!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谓海外同志矣!”(31) 他一方面十分推崇魏源的著作,然而又不是盲目接受,而是结合日本的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的海防主张。如他不同意魏源只强调坚壁清野、严密防守的战略,而主张讲究炮、舰,主动出击敌人于外海。佐久间象山在鸦片战争的影响和魏源的启发下,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加强海防,改革内政,批判幕府的锁国和腐败,倡导尊皇开国论。他与魏源的思想,都是在西方侵略冲击之下产生的爱国主义革新思想。他们分别成为中日两国维新思想的先驱,两人真是名副其实的“海外同志”。
另一个例子是佐久间象山的学生、著名的维新志士吉田松阴。1854年,他因企图私登美舰偷渡出国考察海外形势而被捕。他在狱中写的读书笔记中多次谈到读魏源《海国图志》后的体会。吉田松阴认为“清魏默深(魏源字默深)的筹海篇,议守、战、款,凿凿中款。清若尽之用,固足以制英寇,驭俄法”。(32) 他还指出由于当前俄、美、英、法等西方列强纷纷侵扰日本,致使“魏源之书大行于我国”(33) 。吉田松阴利用《海国图志》等书提供的世界知识,结合日本实际,批判幕府的锁国政策,同时提出了尊皇攘夷、维新改革的主张。
总之,魏源的《海国图志》在当时已成为日本朝野上下的一部重要启蒙读物,对于日本幕末开国与维新思想的形成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也谈到魏源《海国图志》对日本的影响。他说:“魏氏又好言经世之术,为《海国图志》,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日本之平象山(即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之辈,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34)
日本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吸取中国鸦片战争的教训,积极学习西方,变法改革,从而导致开国倒幕维新,成为日本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起点。而中国清朝封建统治者在鸦片战争后,却不认真总结失败教训,亡羊补牢,改弦更张,反而迷信和议,苟且偷安,因循守旧,还要打击迫害主张学习西方与改革的人士。结果更加腐朽虚弱,使中国在半殖民地的深渊中越陷越深。连日本学者盐谷宕阴在谈到魏源《海国图志》时也感慨不已,“呜呼!此为忠智之士忧国所著,未为其君所用,反落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矣,亦为清帝悲之。”(35) 因此,我们考察鸦片战争对日本的影响,不仅对于深入研究鸦片战争史,而且对于进一步对比分析鸦片战争以后中日两国所走的不同历史发展道路,也都是有意义的。
(本文作者王晓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原文刊于《世界历史》1990年第5期)
(1) 森睦彦:《作为鸦片战争情报的唐风说书》,见《法政史学》第20号。
(2) 森睦彦:《作为鸦片战争情报的唐风说书》,见《法政史学》第20号。
(3) 盐谷宕阴编:《阿芙蓉汇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书。
(4) 盐谷宕阴编:《阿芙蓉汇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书。
(5) 枫江钓人:《海外新语》序诗,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
(6) 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页。
(7) 佐藤信渊:《海陆战防录》,见《渔舟全集》第2卷,第433—445页。
(8)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78页。
(9) 《水府公献策》卷下,引自小岛晋治:《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和思想》,第292—293页。
(10) 《大日本古文书》(幕末外国关系文书之一),第846页。
(11) 东京大学史学会编:《明治维新史研究》,东京富山房1930年版,第439页。
(12) 清夫信三郎:《日本政治史》第1卷,第188页。
(13) 井上清:《日本现代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18页。
(14) 东京大学史学会编:《明治维新史研究》,第437页。
(15) 藤间生大:《近代东亚世界的形成》,第60页。
(16) 盐谷宕阴:《阿芙蓉汇闻》,卷2。
(17) 小西四郎:《鸦片战争对我国的影响》,《驹泽史学》2号。
(18) 盐谷宕阴:《翻刻海国图志序》,《宕阴存稿》卷4。
(19) 盐谷宕阴:《论宣宗黜林则徐》,《隔鞾论》。
(20) 藤间生大:《近代东亚世界的形成》,第60页。
(21) 佐久间象山:《省諐录》,东京岩波书店1944年版,第93页。
(22)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1卷,第177页。
(23) 广濑旭庄:《九桂草堂随笔》卷6,引自《明治维新史研究》,第436页。
(24) 佐藤信渊:《防海余论目录》,引自增田涉:《酉学东渐与中国事情》,第87页。
(25) 大庭修:《江户时代唐书持渡书研究》,大阪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67年版,第570、575页。
(26) 大槻祯:《海国图志·夷情备采叙》。
(27) 广濑达:《亚米利加总记自序》。
(28) 杉木达:《美理哥国总记和解跋》。
(29) 南洋梯谦:《海国图志筹海篇译解序》。
(30) 赖醇:《刻海国图志序》。
(31) 佐久间象山:《省諐录》,第97页。
(32) 吉田松阴:《吉田松阴全集》第4卷,东京岩波书店1939年版,第37页。
(33) 吉田松阴:《吉田松阴全集》第4卷,东京岩波书店1939年版,第52页。
(34)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卷6,第33页。
(35) 盐谷宕阴:《翻刻海国图志序》,《宕阴存稿》,卷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