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三线建设
1964年，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央作出新的重大战略部署：调整一线，建设三线，改善工业布局，加强国防，进行备战。根据这一部署，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几百个大中型项目开始在西南、西北三线陆续兴建。
所谓一、二、三线，是按我国地理区域划分的，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地区为三线。三线分为两大片：一是包括云、贵、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地区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三线；一是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地区及豫西、晋西地区的西北三线。
对三线建设，邓小平非常重视。1965年5月，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要加强对三线地区基础工业的建设，要用6年的时间，把西南后方的基础打好。1966年2月，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政治工作会议上他再次指出：要把立足于国防的一、二、三线战略布局搞好。第三个五年计划，要以建设大小三线为纲。他还说：从长远来说，三线建设，对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消灭三个差别都有好处。
1965年11月1日，邓小平受党中央委托，带领中央部委的有关负责同志前往川、贵、云，视察西南地区的“三线建设”情况，到现场就地解决有关问题。
随同邓小平视察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余秋里、铁道部部长吕正操等。
在四川，邓小平等听取了四川省委负责人廖志高的工作汇报，就党的建设、生产和“四清”等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
21日下午，邓小平在贵州省贵阳市金桥饭店听取了第七机械工业部黔北基地建设的汇报。
参加汇报会的有：李富春、薄一波、李井泉、程子华、吕正操、陈璞如、程宏毅和贵州省委书记贾启允、省长李立。
七机部沈钧扼要汇报了基地建设的规模、布局、建成时间以及明年任务的安排与存在的问题。
邓小平说，这个基地的规模比起北京、上海那一套要节约得多。他问道：“现在这样摆，厂与厂之间的协作便利吗？”
沈钧说：“厂与厂之间距离3至5公里，生产协作还较方便。”
“那还算好，依靠汽车就行。”邓小平说，“哪年建成？”
“三年任务，两年建成。”沈钧回答说。
邓小平一向是十分严谨的，又问道：“两年完成，从哪一年算起？”
“从明年算起，到1967年基本建成。”
沈钧在汇报中说到了基建用的砖明年上半年还缺两千多万块的问题。
薄一波问道：砖石和地方订合同没有？砖困难啊！从外省调砖实在不好，石头能用吗？
陈璞如说，根据西南局的指示，必须两条腿走路，砖要用，石头也要用，他们已经动员向石头进军了。
李井泉说，动员群众打石头，请启允同志帮助他们组织群众打石头。
邓小平说：“打石头有好处，可以增加耕地，可以盖房子，可以搞民用建筑，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一连说了四个“可以”。“这里有的是山，要‘愚公移山’，要动员群众打石头，地方上要搞个规划。”
邓小平还帮助出主意，他建议说，厂房的下部分可以用石头，完全用石头不行。
当汇报到关于扩充电源和架设四条电力线路的问题时，邓小平说，没有电网是不行的。贵州有煤，火电快。贵州要很好地规划，要综合利用，各行各业在这里搞多少工厂，要些什么，要多少，怎么个解决法？
说到二、三类物资的供应问题，邓小平指示，物资供应、粮食规划、生活用品供应都要跟上去，要全面规划。
程子华说，物资部准备在西南地区搞几个物资供应点，最近又听说要推迟，要到后年才实现，我们不同意推迟，已经打电话去了。
邓小平说：“物资部要为下面服务，要为建设服务。物资供应只能分地区，不能分部门，尤其是大规模建设的地区，西南、西北两个大三线，一定要这样。”
在汇报到基建队伍的组织机构问题时，邓小平询问施工队伍是从哪里调来的。针对七机部搞基建没有经验、贵州的力量又不行的问题，邓小平提出要从外地找一些有经验的人来。
李井泉建议给陈丕显打电话，要上海来包。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邓小平说，这个办法好。给赵尔陆打个电话，叫他和上海解决“三材”——人才、技术、材料，要上海负责，不然的话不知道哪年建成。
邓小平最后总结说，你们这里是几个不落实：一是施工队伍不落实，二是交通运输不落实，三是砖不落实，四是电不落实。这还是才开始，真正建起来还有不少问题。很危险！要上海包，完不成任务，陈丕显打50板，王秉璋（七机部部长）打50板。
薄一波对七机部的同志说，你们的工作还是不错的，把情况反映上来了。
邓小平说，这是一个诉苦会。
这次视察，现场解决了不少问题，对基地后来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22日上午，邓小平等听取了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处的汇报。
会议开始时，邓小平问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你们书记几个人，是哪几个？
贾启允把省委书记处成员的名字一一向邓小平作了介绍，邓小平又问及每个人的分工情况，然后说，你们是五湖四海来的，大家靠拢来，没有别人，我们就是集中起来，坚持下去。
接着贾启允汇报了最近召开的省委工作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情况，并谈到了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的问题。
这是邓小平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几天前他在四川听取廖志高汇报工作时，就曾对四川省委提拔年轻干部问题作过指示。
当贾启允反映有少数县委的同志不愿提“老”，尚未感到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的迫切性时，邓小平说：“我们这些人都是二十几岁掌大权，我们军队中的领导同志在红军时代都是二十几岁当师长、军长。”
邓小平问贾启允：你们地、县委书记的平均年龄比四川的大吗？
贾启允说：县委书记平均年龄41岁。
“四川是40岁。”邓小平说。
“地委47岁。”贾启允回答。
李井泉插话说：“四川是45岁。”
“贵州地、县委书记平均年龄比四川大1岁。四川县委书记、副书记经过调整后，可下降到38岁，你们多少？”邓小平问。
“我们计划降到35岁以下。”贾启允答。
邓小平高兴地说：“我总是双手赞成就是了。”
邓小平向省委指出：地县领导要年轻化，要提拔新生力量、充实干部队伍。他问道：“县委书记年轻化，有没有遇到困难？你们具体化了没有？”
回答说：“已有了一个规划，落实到人。”
邓小平说：“那就好。没有人吃洋火吗？要准备有人吃洋火、告状，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处理要细致，方针要贯彻，这是一个长远的问题。吃洋火要吃多少才死人？”
有人插话：“西南山多，可以跳崖，用不着吃洋火。”
邓小平接着说：“有的是真想死，有的是威胁。”
当汇报到贵州当时干部的组成情况时，谈到领导干部中，华北来的多，还有一部分从南京、江西招收的学生；1958年中央下放2000干部到贵州；1964年又调来2000；现在县里部、科、局长级干部，70%是外省的。
邓小平说：“这些人多数是知识青年，那时20几岁，现在30多岁。有文化的干部须下基层锻炼，要接触实际。他们可以到工厂，搞‘三定一顶’，参加劳动锻炼，取得实际经验。要有意识地调些优秀的、实际工作经验比较缺乏的干部，放下去搞三五年再上来。这种人越年轻越好，二十几岁，不超过30岁。搞5年，35岁，有的可以调到地、省。他们下去，甚至要到车间直接参加劳动，讲清楚去锻炼。这样做是为以后着想，为接班着想。”
他曾对省委负责人吴实说：“十个手指不可能一样齐，各级领导班子中，有的能力强一点，有的能力弱一点，重要的是团结。这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在贾启允汇报到贵州的工作情况时，邓小平还针对贵州省情，就如何充分发挥山区优势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他对省委负责同志说：“真正富的是山，这里的副业比四川好搞，山稍微整一下，收入不知有多少。贵州将来比成都坝子富。你们单是种树，就不知有多大收入。林子太少，要大造林，山区要发展林业牧业。贵州人民要多吃肉，要比全国水平高。山上可种木本粮食，如橡子树；木本油料，如核桃。林木都要配备好品种。”
当邓小平进一步了解到贵州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旱灾，而地下水又丰富时，指出：“四川水不流失，贵州的水流走了，只是洞里有点水。贵州的林木储量有多大？贵州到处可以变林区。”他强调要通过植树造林涵养水源。
根据贵州山区自然资源的特点及经济发展规律，邓小平说：“省委重点抓农业，粮食要达到自给，山上多种树，发展林牧业，山下要发挥矿产资源优势，做到能源、交通开路，形成贵州独具特色的能源工业与材料工业优势，搞好矿产深加工，增加产品高附加价值。”
邓小平提出的这一适合贵州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对贵州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23日上午，邓小平等在贵阳去六枝的火车上听取了三机部贵阳地区办事处副主任、基建处长关于三机部在贵州地区建设的布点情况、建设规模以及存在的问题。
当汇报到电有困难时，邓小平说，贵州搞火电快，大方火电站自己搞，搞自备电站，归工厂管。三四个厂搞个公司，统一管起来。
汇报结束后，邓小平说，他们三年计划两年完成，整个工作要重新部署，如电、运输和施工力量都要重新考虑，由程子华负责。
24日，在六盘水，邓小平等听取了煤炭部、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负责人钟子云、范文彩、丁丹等同志关于六盘水矿区的生产建设情况的汇报后，非常高兴。他说：看到西南有煤、有铁，就放心了，不然建好多工厂也没有用处。办好西南的两个大型的联合企业就好了，就有希望了。在六枝矿区，六枝煤矿的负责人汇报说：“北煤不南调，六盘水煤炭基地建成后，年产4000万吨原煤，东调2000万吨，供应攀枝花钢铁基地1000万吨，贵州留1000万吨。”这个方案当即得到邓小平的充分肯定。邓小平高兴地说，南方大煤炭基地在贵州。
邓小平对省委书记处负责同志说：“汞在世界上很吃香。要把贵州汞的藏量摸准，搞点现代化开采。”
当有人提出“从贵州运走磷矿石，最好不用包装、省纸袋”时，邓小平说：“磷矿石量大了不行，成百万吨运输就是个问题。单向运输出去，没有东西运进来，运费贵，成本高。解决办法就是对矿石进行加工。铝进行深加工，产值高。磷也要搞深加工，要算一算6万吨黄磷需要多少投资、多少电。要变成了黄磷出去，使产值大大增加，将来贵州是大工业区。要把乌江水电站搞上去，把湘黔铁路修好。”
邓小平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敏锐地看到了六盘水在西南“三线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潜在的发展优势。到六盘水之前，邓小平在四川的渡口，代表党中央确定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方案时，就考虑到了攀枝花与六盘水的相互依存关系。他说：“煤钢联盟，看来中心还在煤。”到六盘水后，他看到这里丰富的资源和三线建设的环境，对这片荒凉的土地寄予了厚望。此后，他在昆明听取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余秋里汇报西南钢铁工业发展问题时说：“攀枝花、盘县、水城的条件，肯定比酒泉好。”还说：“这里的条件太好了。”邓小平还指出：西南少铁，就不是硬三线。所以当余秋里谈到要在盘县搞一个炼铁厂时，邓小平当即予以肯定，并指出，可以考虑在水城、盘县多搞点火电，可以就地消耗煤。
当时由于六盘水交通闭塞，贫瘠落后，要解决新增10万建设大军的生活供给问题，尤其是蔬菜瓜果等，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事。邓小平在视察期间从工人那里知道大家想吃到新鲜大白菜时，当即批示秘书与北京有关部门联系，很快调进50万斤大白菜支援六盘水矿区。
在贵州考察期间，邓小平看到一些城镇居民拿着票证，排着长队购买东西，感到心里不安。他对省委负责同志说：“现在买东西都要票证，苦了老百姓！我们争取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也就是在1979年前后取消票证。”
三线建设改变了贵州历史上交通不便的状况，继黔桂铁路建成后，川黔、贵昆、湘黔铁路也相继建成。大批军工企业及民用企业、科研机构进入贵州，使贵州形成了拥有航空、航天、电子三大军工基地和一批地方大中型骨干企业的现代工业体系。
11月25日，邓小平一行回到成都。30日，由成都乘飞机去西昌。12月1日到达渡口。
渡口，1987年更名为攀枝花市。攀枝花位于四川、云南交界处，有丰富的铁矿资源。渡口这个地名是毛泽东定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在西南进行“大三线”建设后，选定了金沙江畔一个含钒钛的磁铁矿区（储量约为56亿吨）为重点，计划建成一座具有现代规模的新型钢城。在讨论地名时，有的同志说那里只有9户人家，一个渡口，从来没有名字。毛泽东说：“那就叫渡口。”毛泽东提出在渡口建设基地后，国家计委立即组织80多人的工作组，由程子华、王光伟两位副主任率领，到成都同西南局和四川省委商定建厂事宜。
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部分同志建议另选厂址，理由是攀枝花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农业生产基础差。他们认为，钢厂应建在交通方便、有大城市作依托的地区，并提出了18个地点供选择。工作组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普查了这些厂址，绝大多数地点既无铁又无煤炭资源，有的还要占用大量耕地，被否定了；只有乐山的九里、西昌的牛郎坝和攀枝花的弄弄坪可供选择。在评议中，程子华和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及专家，都倾向于攀枝花的弄弄坪，因为攀枝花地区不仅有丰富的铁矿资源、较多的煤炭资源和取之不竭的金沙江水资源，并且靠近林区，距离成昆铁路和贵州六盘水（六枝、盘县、水城）大型煤炭基地较近，地点也较隐蔽，又不占农田，是建钢厂的理想地区。而西昌的牛郎坝虽距攀枝花较近，但有地震问题（历史上曾发生过10级地震），还有与农业争水的问题；乐山的九里虽然地势平坦，扩展余地大，又靠近工业城市，但距铁矿和煤矿太远，也有占耕地的问题，都不是建大型钢厂的理想地区。
由于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部分同志仍有异议，论证工作迟迟不能定案。后来周恩来总理说，既然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有不同意见，程子华定不下来，就到毛主席那里定吧。周恩来带着李富春、薄一波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大为不满，说，乐山地址虽宽，但无铁无煤，如何搞钢铁？攀枝花有铁有煤，为什么不在那里建厂？钉子就钉在攀枝花！
1964年10月，李富春、薄一波到西南研究确定三线建设的总体规划。先到昆明召集西南局和云、贵、川三省及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开会，传达了毛泽东对钢厂定址在攀枝花的意见，统一了思想认识。同时初步议定攀枝花钢铁基地第一期工程的规模为年产铁矿石1350万吨、生铁160至170万吨、钢150万吨、钢材110万吨。从1965年开始，陆续调动十几万建设大军进入该地建立渡口特区。特区总指挥由冶金部副部长徐驰担任，下设冶金、矿山、电力、交通、建筑等8个指挥部，开始建设。不久，特区改为市。
这次邓小平到渡口后，认为在这里建设后方钢铁基地的条件得天独厚，当即代表党中央确定了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方案。
邓小平认真听取了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汇报，并叫徐驰介绍了情况。他把详细情况问清楚后说：“这么多人，没有一个好的安排，好的计划，怎么工作？”随后他特意叫随同他来渡口的余秋里及小计委的一班人留在渡口，召集会议研究解决办法。
第二天，余秋里、谷牧等小计委的同志便召集市委、市政府及各建设指挥部负责人开会。余秋里在会上说：“这里资源丰富，是一块宝地，党中央毛主席都很关心，特意叫小平同志带我们来看一下，了解一下情况。小平同志离开渡口时，专门交代，要我同这里的同志们一起研究一下你们所面临的困难，找出解决的办法。目前，你们的工作存在很大的盲目性、随意性，没有定出好的计划。”
12月2日，邓小平在昆明听取了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的工作汇报，对云南的工作发表了重要的指示。
对云南省的边疆农场建设，邓小平说，现在只有10万人，太少了。你们这里自然条件很好，要下决心在10年内发展到100万人。其中有50万左右是男女壮丁，把民兵组织起来，就可以结成一条国际线，一旦有事，这是个很大的力量。邓小平提醒，特别要注意的是，要把当地少数民族的积极分子吸收进来，但也要自愿的才吸收。他提出，农场要在当地起带头作用、帮忙的作用，既是生产队，又是战斗队和宣传队，办了农场，就把当地群众的生产、文化、卫生都带起来了。农场不一定是全民所有制，可以生产队核算，生产队是集体所有制，用评工记分的办法，一帮一，一帮二，经常评比，这样国家节省开支，生产队又可以安排家属中的附带劳动力。
3日上午10时半，邓小平来到了昆明钢铁厂视察。
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这里。当他走进昆明钢铁厂后，见到该厂领导还是7年前的李铎同志，高兴地说，搞工业就是需要专业干部。为了保证领导能干一行钻一行，应该保持干部的相对稳定，使他们有较多的学习实践、总结提高的时间，早日实现从外行向内行的转变。
李铎经理向邓小平等汇报了昆钢的近期和远景规划。
邓小平问：30万、50万吨钢如何搞，100万怎样搞？要搞方案，主要搞板材，需要多少投资？多少年完成？又说，第一步规模不考虑30万，按50万搞，第二步搞100万。
当有人顾虑云南地处边疆，搞大了万一有战争要挨轰炸时，邓小平说，如果搞30万吨的规划，以后还要改造，这不好。今后打起仗来，30万吨也是炸，50万吨也是炸，就搞50万吨。
当汇报到矿石资源时，邓小平说，你们自己搞好多矿石，攀枝花有好多矿石，以攀枝花矿石为主，你们的矿石作配料。
对于设备更新，邓小平说，新增设备要考虑好一点，71立方米的高炉要淘汰。要有现代化水平，加大对旧设备改造的力度，提高劳动生产率。50万吨钢不能再用1万人，几千人就可以了，如果再用1万人，在全国钢铁企业中还是最落后的，所以你们不要当这个“副班长”，小高炉搬到其他地方用。
李井泉插话说，小高炉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
邓小平说，小转炉也要淘汰，50万不吹氧是不行的。
他又问：搞50万吨的，你们什么时间拿出方案？需要什么设备？需要多少钱？什么时间建成？
李铎估计说，集中力量打歼灭战，50万吨3年可建成。
邓小平说，应该快点。
在昆钢，邓小平还说，云南的发展重点，从长期着眼，是有色金属。因为云南这方面条件特别好，“宝”很多，要搞成一个有色金属省。
5日上午，邓小平视察昆明机床厂。
这个厂7年前他也视察过。
邓小平看了该厂新开发成功的“光学坐标镗床”后，非常高兴，对厂领导和操作工人说：“你们制造的精密机床，在全国很有名气，但生产量太少，目前国家还要靠进口。今天我来，主要想解决生产精密机床问题。不然天天叫进口，进口几千台还叫不够，日子不好过呀！今天，要解决精密机床的需求必须立足于国内生产。”
邓小平问：坐标镗床今年生产多少台？
厂负责人说，我们厂今年生产41台，一机部4个直属厂今年计划一共生产157台。
邓小平说，太少了。假如我们的精密机床年产能达到2000台就过关了。
“你们这个厂要统统搞精密机床，普通机床不做，净做精密机床，能年产多少台？”邓小平又问。
回答：“现在的设计水平是年产300台，要是普通机床转出去，搞专业化，把现在生产普通机床的车间加以改造，人员跟普通机床转出一部分，留下一部分，可以年产500台。”
问：“建一个精密机床厂要多少钱？”
答：“年产300台坐标镗床厂，专业化的，只加工和装配，估计要2000多万。”
邓小平说：“一个坐标镗床厂投资2000多万，不算多嘛！”“你们这个厂的设备进口的多不多？”
回答：“大部分用的是国产的，很少数的设备是国外进口的。”
邓小平说：“一个精密机床厂的设备大部分是国内的，少数是国外的，装备一个精密机床厂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云南工业要上去。搞一个300台的坐标镗床厂，一个300台的磨床厂，一个300台的齿轮机厂，就是要搞精密的。”“专业化有好处。你们要净搞精密机床。什么都搞，杂七杂八的，劳动生产率低，技术也不容易提高。”
厂负责人说：“是有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是全能厂，从铸锻件到加工装配全套都有。”
邓小平坚决地说：“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云南视察期间，邓小平还格外关注云南烟草工业的发展。在视察昆明卷烟厂时，他称赞说：“云烟，很好嘛！毛主席在1959年成都会议上，吸了云烟，还满意地点点头。我还经常用云烟招待外宾。周总理出访东南亚，还拿云烟作礼品嘛！”
当他看到机械卷烟，每分钟能生产2000支烟时，非常高兴地对厂领导说：“烟就像流水似的，机械化就是好呀！”他勉励该厂“要不断改革，提高质量，创名牌，满足市场需要”。
在了解云南三线建设的情况后，邓小平说，受交通的限制，建设项目一时不能摆得太多。云南要搞铁路建设，铁路建设的标准要高些，并具体指示，成昆铁路按年1300万吨运力设计，内江昆明铁路按年800万吨运力设计。
在视察中，邓小平反复指出，云南要继续解决农业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抽出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其他方面。云南条件好，在农业上必须搞多种经营。比如发展棉花、甘蔗、烤烟、亚热带作物和畜牧业等，粮食问题过关了，就要设想更多地安排经济作物、油料作物的生产。
几个月后，1966年3月，邓小平又带领中央20多个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到大西北视察，为的还是三线建设。
3月10日，邓小平一行到达西安的当天，就听取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工作汇报。当汇报到西北要搞水土保持时，邓小平说：水土保持，黄土高原种树，要搞一百年才行。
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也汇报了陕西的情况。当汇报到陕西工业情况时，邓小平插话说：工业，主要是配套问题，小工业要多搞一些，这是个方向性的问题。多办小厂，把城市的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人人都参加劳动，小偷小摸就少了，向市人委闹事的人就少了，大厂的生产也可成倍地提高。全国都要走这条道路。(https://www.daowen.com)
在陕西，邓小平不顾劳累，连日奔波，先后视察了在陕西的航空工业、兵器工业，如三机部的六院第八、第十二、第三十研究所和庆安机械厂等。视察西飞公司时，邓小平观看了我国自行研制的国产战斗机的飞行表演。
在陕西，邓小平还主持召开了有国家三线负责人李富春、薄一波，有国务院一些部委负责人，有西北三线建设负责人及西北局、陕西省委负责同志参加的重要会议，主要研究了西北特别是陕西的航空、航天等国防工业和三线建设的发展问题。
3月16日下午3时，邓小平乘专列抵达兰州。
陪同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全国妇联主席蔡畅，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王林，以及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冶金工业部、水电部、国防工办等部门的主任、部长、副部长等15人，司局长30人。
从3月16日到4月1日，邓小平一行先后参观了兰炼、兰化、兰石、白银、金川、酒钢、404厂、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厂矿工程和20号基地等11个部门，接见了甘肃省工交财贸五好、六好会议全体代表和白银厂、刘家峡、酒钢、404厂、金川、20号基地等单位部分职工6835人。其间，还召开了西北甘、宁、青、新四省区书记会议。历时18天，行程3350多公里。
初春的西北春寒料峭，风沙迷漫。邓小平迎着风沙，深入到现场视察。
3月18日上午，他来到了兰化公司，视察正在新建的砂子裂解炉、聚丙烯、高压聚乙烯工程、丙烯腈试验车间及橡胶厂的聚合、橡胶等车间。
兰化公司负责人林华陪同视察。
在视察砂子裂解炉装置时，邓小平问：这个装置是否用来解决5万吨橡胶？
林华回答说，主要用来解决纤维和塑料，橡胶是解决一部分，但主要用科研成果丁烯氧化脱氢来解决。
“能不能用天然气？能不能用石油气？”
“天然气不能用，石油气和比石油气重的如轻油，可以用。”
邓小平对砂子裂解炉装置占地小，厂房少，设备露天化很感兴趣，他说，这不是高楼大厦，很好嘛。
来到聚丙烯抽丝房时，林华介绍说，抽丝方法与北京合成纤维差不多。
邓小平问：“生产规模多大？”
“3300吨。”
邓小平说，这不比北京500吨的大（指占地面积），这就节约多了。
在去橡胶厂的途中，邓小平问：合成氨生产多少吨？林华回答说：今年18.5万吨。
在橡胶厂橡胶成品车间，看到松香软胶生产时，薄一波问道：不是说没有过关吗？林华回答说，现在已经过关了，只是我们利用了原设备长网机，成带不好，但这种松香软胶不要求成带，不影响质量。这时薄一波向邓小平介绍说，这是去年国家31项重点科研项目里边的。
视察后，邓小平对一些问题当即拍板：纺织部西固聚丙烯腈纤维厂改在兰化公司建设，这是搞综合利用，是必须这样搞的，还能节省投资少占农田，因此，决定该厂改建在兰化公司内并由化工部管理，毋庸再议，这是最后决定。
3月20日，邓小平在兰州听取了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关于甘肃情况的汇报，并就三线建设和农业种树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21日上午，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谷牧、李人俊、林乎加等，和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王林，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甘肃省副省长冯直，以及中央十几个部的部长、司局长来到白银公司视察。
在露天矿，邓小平一下车，就称赞说：“你们这里是艰苦奋斗。”
当汇报到白银厂到1970年要生产5万吨铜、5万吨铅锌时，邓小平十分关切地问5万吨铜什么时候能产出，冶金部部长吕东回答说：“1969年到1970年。”
当听到现在把黄铁矿卖出去，每年要少回收1万吨铅锌时，邓小平说：“很可惜。”
在去选矿厂的路上，白银公司负责人茅林汇报了白银厂的综合利用规划，邓小平说，就是要好好抓综合利用。
茅林说，冶炼厂的设计能力是3万吨，我们准备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把冶炼厂的生产能力提高到4万吨，在不进行大的扩建的情况下达到5万吨。
邓小平听后点头说：对嘛，要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
当茅林汇报到现在厂里还有一半的生产班组没有党小组，24%的班组还没有党员时，邓小平十分严肃地说：这还不行。
在选矿厂，吕东说，这个厂是按苏联设计建设的，花了8000万元，现在建这样一个厂子，5000万元就够了。
邓小平带着浓重的四川音说，花学费嘛。
中午12点，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在冶炼厂的广场上接见了白银厂、十一冶和白银地区的五好标兵、五好职工、各级领导干部和职工（共1700人），并在一起照了相。
在去火车站的路上，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对邓小平说，白银厂的职工群众情绪比过去好多了。过去许多人不安心在这里工作，现在都安心了，生产秩序也比过去好多了。
邓小平听后，表示满意。
酒钢是西北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3月23日，邓小平来到了嘉峪关地区的酒泉钢铁厂。
吕东汇报了酒钢的建设情况。
邓小平说：酒钢地处三线，毛主席非常关心，要尽快把酒钢建设好，不能再动摇了！搞钢铁要打歼灭战，要走大庆道路，要搞工农结合，除了少数技术骨干外，要搞农民轮换工。
对于酒钢的建设方案，邓小平提出了明确的要求：1968年建成镜铁山矿，要有一个高炉出铁，1969年出钢75万吨，1970年出钢坯，把初轧建起来，1971年全部建完。
邓小平的指示为酒钢的全面发展乃至嘉峪关后来建市奠定了基础。
3月25日至26日，邓小平视察了酒泉导弹试验基地，并慰问了职工、解放军官兵以及家属，听取了基地各单位领导的汇报，观看了地空导弹的发射试验。“你们把戈壁滩建设得很不错，过去是风吹石头跑，遍地不长草，现在有了铁路、公路、树木和房子，像个小城市，这是你们辛勤劳动的结果。你们还培养了一支能吃苦、思想过硬的专业技术干部队伍，这是我们建设国家、发展国防科技事业的宝贵人才，要关心爱护他们。你们还要多栽树，树能美化环境，能拴心留人。树栽多了，将来变得更好。”
3月27日上午10时35分，邓小平乘坐的专列徐徐驶进金川白家嘴车站。
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陆续走下火车。
没有进休息室，没有先听汇报，邓小平等径直来到露天矿工作现场。邓小平向工人们挥手致意：“你们辛苦了。”职工们回答说：“首长辛苦。”邓小平手捧矿石边掂量边询问，从品位到储量，从剥离量到日出矿量，问得很细，陪同的同志一一作了回答。
在看完1700堑沟和露天采矿场后，邓小平等来到金川公司成就展览室参观。虽然展览室比较简陋，但邓小平看得十分认真。他肯定金川矿山资源是个不可多得的“金娃娃”，是我国的“聚宝盆”。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还指出，金川应当办农场种粮食，植树造林搞绿化。
在沙盘模型前面，金川公司党委书记田汝孚全面汇报了金川铜镍矿床的特点、金川公司的生产流程、生产状况以及生产发展的前景。
邓小平边听、边问。
在选冶厂参观时，公司领导向邓小平介绍了厂长王培生，邓小平握着王培生的手问：“多大年龄了？”王培生回答说：“37岁。”邓小平高兴地说：“好，还年轻哪。”邓小平对镍的生产流程、总回收率、资源综合利用等情况问得十分具体。他称赞了金川公司刚刚着手的综合回收铂、钯、钴硫等副产品的技术开发项目。
视察结束时，邓小平等在新厂区接见了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和第八冶金建设公司的干部及先进生产者代表共1000多人，并合影留念。
下午5时许，邓小平一行离开金川。临走前，他勉励广大干部和工人说，在国际上卡我们脖子、国内经济处于最困难的关键时刻，你们在祁连山下的戈壁滩上生产出国家急需的产品——镍，真是为祖国争了光呀！你们要吃苦耐劳。向大庆人学习，争取多出镍，出好镍，为支援国防、加强战备贡献力量。
3月29日，邓小平一行来到了青海的西宁，下榻在胜利公园招待所。
当晚，邓小平被当天《青海日报》刊登的一篇长篇通讯所吸引。这篇通讯的题目是《穷则思变，治山治水》，文章报道了化隆回族自治县德恒隆的群众自力更生、改变山区落后面貌的事迹，突出展现了沙连堡党支部书记马木华等少数民族干部的风采。看完了报纸，邓小平被深深地感动了，他看到了振兴青海的希望。
第二天，火车从西宁出发继续向西飞驰。
在列车中部的一节车厢内，中共青海省委、省人民政府的负责人杨植霖、王昭、高克亭等正在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汇报的内容很广，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给青海经济带来的损失，到省委、省政府为恢复经济所做的努力；从农牧业经济的发展到三线建设的进展情况；从柴达木资源勘探与开发到青藏铁路建设；从“三五”计划建设目标到民族工作；等等。邓小平静静地听着，有时赞赏地点点头，或者插上一两句话。在座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和中共西北局领导刘澜涛也不时插话，询问一些细节，或者作些说明。虽然他们此行的目的主要是视察我国核工业的发展情况，但邓小平同样关心着青海省各项事业的发展。汇报结束后，邓小平说青海工作最根本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把农业搞上去，另一个是解决好民族问题。
在此次的青海之行期间，邓小平对20世纪50年代末青海弄虚作假成风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青海省是“大跃进”的重灾区，不顾省情、不切实际的蛮干不仅造成工农牧业生产的大幅度滑坡，也使群众生活遇到严重困难。调整后的省委、省政府按照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压缩基建，发展农业，狠抓粮食生产，只用三年多的时间，就使粮食产量由1961年的7.9亿斤增长到13.42亿斤，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对此，邓小平非常赞赏，充分肯定了青海省委坚持实事求是扭转困难局面的做法。
农牧业是当时青海的主要产业，如何发展农牧业，是省委、省政府领导汇报的重点。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汇报了“三五”时期青海农牧业的发展指标。按照青海省“三五”计划要求，到1970年，全省按农业人口计算，每人搞到一亩亩产500斤的水地，一亩亩产300斤的垴山地，一亩亩产200斤的水平梯田，全省人均占有粮食800斤；全省人均占有羊毛20斤，肉食品生产再上新台阶；要加速发展柴达木盆地的绿洲农业，为柴达木盆地资源开发奠定扎实的基础。邓小平仔细地听着，并反复询问、核实农牧业生产的各种数字，比较各种数字之间的关系，他一再表示：发展农牧业，“你们的潜力很大”，牧区人口每人每年仅羊毛一项就可收入四五十元；农业区“川水地潜力大”，农业生产完全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
邓小平对柴达木资源的开发表现出浓厚的兴趣。50年代中期开始的柴达木资源开发，虽然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挫折，依然表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青海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当杨植霖汇报到交通运输是制约资源开发的重要因素，并要求早日修建青藏铁路时，邓小平同意省委“三五”后期开工修建的设想，他说：要考虑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本着节省钢材，节省投资的原则，搞轻轨、窄轨，站与站的距离远一点，站台也搞简易的，用内燃机车，先起过渡作用，用10年再说。要求省委和铁道部先算个账，搞好规划。
当谈到资源开发与农牧业关系时，邓小平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50年代末的经验教训，指出：柴达木盆地作为将来的大工业区，要大力发展农业，“农业上不去，大开发就有困难”，强调了农牧业在资源开发和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
青海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藏、回、蒙、土、撒拉、哈萨克等是世居的少数民族。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挑唆、分化及其他一些历史原因，各民族间相互仇视、相互对立，隔阂很深，各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严重制约着青海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邓小平非常关心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西去的火车上，在听取青海省委工作汇报时，他一再指示要在西宁多办街道工业，使回族群众能够参加工业生产，要注意发展牧区经济，改善藏族、蒙古族群众生活。当杨植霖提出省委、省政府决心要在“三五”末期改变青海面貌时，邓小平说：改变面貌的关键是解决民族问题。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本民族的领袖人物，解决民族问题是不可能的。大队要有大队的领袖人物，公社要有公社的领袖人物。要选派那些优秀分子，特别是青年，让他们去参军，参加工厂劳动，到军队、工厂这两个熔炉中去锻炼，让他们学汉文，也学藏文，让他们读毛主席著作，逐渐地培养他们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变成工人阶级，然后再回本社、队工作，使每个大队都有这样的骨干。所谓改变面貌，首先要改变这个面貌，这是基本功。你们说把青海建设成为真正巩固的战略后方，这是个标志。
火车稳稳地停靠在海晏，邓小平等换乘汽车向著名的金银滩草原驶去。
这里是新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驻扎着一支隐姓埋名的队伍，依靠他们连续几年的奋战，第一颗原子弹诞生了。这时，他们的目标已经瞄向了氢弹，而且研制工作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邓小平来到海拔3200多米的金银滩，望着茫茫草原和远处起伏的群山，非常兴奋。他对随行人员说：原以为核基地一定在山沟里，没想到是在辽阔的草原上。他浮想联翩，想起了当年的长征，他说，这里与当年我们走过的毛尔盖差不多。
在国家二机部和221厂负责同志的陪同下，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视察了核基地模型厅。这里展示的大量图片和模型，重现了第一颗原子弹从设计、模型制作、模拟试验、实际生产到实验成功的全过程，体现了全厂广大科研人员与职工数年艰苦奋斗的历程和取得的重大成就。
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是在苏联的帮助下于50年代中期开始起步的。50年代末，中苏关系出现裂痕，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党中央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能事业。钱学森、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邓稼先等一批忠诚于祖国科学事业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他们在设备简陋、资料不足，甚至连食物也不充足的情况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科研工作。这是一项涉及多种学科、综合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有多种专业、高水平的科技人员通力合作，从理论物理、爆轰物理、中子物理、金属物理和弹体弹道等方面进行研究试验。不久，他们成功地突破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并在实验基地进行了缩小比例的聚合爆轰出中子试验，获得了一系列实验结果并使这些结果得到了综合验证，令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诞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64年，221厂又相继解决了其他一些技术上的关键问题，在各方面的密切配合下，终于生产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并于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某试验场地面爆炸成功。
邓小平边走边看，看完后对基地负责人刘西尧、李觉、吴际霖等人说：我要看你们要干的。说着，离开模型厅，向实验部走去。
当邓小平在模型厅参观时，刘西尧、李觉向他介绍了基地党委贯彻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加快氢弹设计、研制工作的情况，邓小平听后非常满意地说，就是要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包括工人的意见嘛！
邓小平视察的时候，我国氢弹的研制工作处于有了突破性进展的紧要关头。尽管氢弹需要由原子弹引爆，但其基本原理、理论设计和实验等问题比原子弹更为复杂，氢弹爆炸的条件更难创造。国外对氢弹的技术严加保密，因而要突破它就更困难，必须完全依靠我们自己去探索。当时国际上这种探索都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而法国已经用了四年多的时间，仍未在氢弹领域有所突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完成以后，1963年9月，科学家开始向氢弹理论进军。1965年3月至8月，经过对各种设想的反复比较研究和科学论证，确定了探索氢弹原理的主攻方向。1965年底，基本完成氢弹的理论设计，根据这个设计，核基地实验部于1966年元月制订了爆轰模拟实验方案，并进行了一系列小型试验。
在实验部，邓小平亲切会见了为中国原子弹、氢弹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王淦昌。
王淦昌，1960年12月24日从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回国后，立即奔赴核基地，投入核武器的研究工作。1963年他在221厂实验基地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和验证，为核武器的生产打下了可靠的基础。邓小平一再勉励王淦昌等科学家要为国家核工业的发展出力，鼓励他们大胆探索，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并要求基地领导为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
视察中，邓小平十分关心基地的建设和正常运转。当他踏进厂区，看到前来欢迎的人群时，生怕因自己的到来影响正常的科研和生产秩序，当得知都是不值班的职工和家属时，才安下心来。陪同邓小平视察的薄一波告诉基地负责人，小平同志这次来只是走走看看，不要惊动太大。
看到厂区树少，邓小平一再提出要多种些树，多组织职工家属生产，提高生活用品自给率，改善生活。
邓小平还视察了生产部及1分场102车间。
每到一地，他都谈到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在102车间，邓小平夸奖工程师、车间主任沈国锋年轻、有活力，并要求221厂领导注意发挥3000多名科技工作者的作用。
视察结束后，应厂领导要求，邓小平欣然命笔，为核基地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遵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别人已经做到的事，我们要做到；别人没有做到的事，我们也一定要做到。”
就在邓小平这次视察结束的8个月后，核基地按预定方案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14个月后，也就是1967年的5月，制造出第一颗氢弹，6月17日，成功地进行了我国第一颗导弹空投氢弹试验。
3月31日，回到兰州的邓小平听取了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书记王恩茂有关新疆情况的汇报。邓小平说，西北地区的关键问题是农业，不是工业。新疆发展大有可为，经济搞好了，就是军事上的准备。军事上的准备，除了办几个地方军工厂外，还要搞民兵，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搞民兵师。
4月1日上午，邓小平在余秋里、谷牧和西北局书记王林、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书记杨静仁、一机部副部长白坚、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的陪同下视察了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
邓小平等到厂门口下车后，受到了全厂4000多名职工和2000多名师生的夹道欢迎。
邓小平在机器厂厂长张居庆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工厂的两个主要生产单位：钻机分厂和容器分厂。
走到钻机分厂前，邓小平问道：“你们建厂10年了，建厂时间很长了。”
张居庆回答说：“是，建厂10年了。”
“我前两年来过，那时候什么东西也没有搞成。”邓小平说。
“去年12月5日，工厂已正式交付国家验收。”张居庆答。
当看见夹道欢迎的人群中有很多小学生时，邓小平问：“这些小孩是学生吗？”
厂党委副书记杨世杰说：“是我们厂子弟小学的学生。”
“小学是自己办的吗？”
“是自己办的。”
到了分厂后，邓小平没有去办公室，在车间听取了厂里的汇报。
厂技术人员以图表方式介绍了工厂的生产指标、1965年试制成功的几种有代表性的重要产品和正在试制的几种重要新产品。
在汇报到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时，厂总工程师董其璞说，去年全厂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是8400多元，今年每个人要达到1.7万元。
邓小平听了之后，非常兴奋地说：啊，1.7万！
当汇报到今年试制工厂自己设计的4000米钻机的机械化程度较高，操作人员只要七八个，比苏联设计的130钻机少近一半时，邓小平连连点头说：好！好！
在车间，邓小平看到一些青年人在干活，问道：“这些是不是学生？”
陪同人员说：“是半耕半读的学生。”
“他们怎么劳动？”
“三四年级一礼拜劳动，一礼拜学习，一二年级四小时学习，四小时劳动。”
在去容器分厂的路上，邓小平问：“一台钻机卖多少钱？”
张居庆说：“100多万元。钻机上面的配套件要几十万元，我们自己生产的零部件几十万元。”
邓小平又问：“现在试制的4000米钻机卖多少钱？”
“正在试制，要生产完了才知道。”
“你们一年生产多少台钻机？”
“设计水平75台。能提升75吨的25台，能提升130吨的50台。现在品种有变化，过去没有生产过4000米钻机。将来还要突破洋框框。将来生产多少台，还要看国家需要。”
“你们计划一年生产多少台？”
“我们准备将来一年生产100台。”
邓小平对身旁的一机部副部长白坚说：“100台太少。这样的厂是不是全国只有这么一个？”
“是，只这一个。上海有个石油配件厂，只能生产些配件。”白坚回答说。
邓小平连连说：“100台太少了！太少了！”
来到容器厂后，余秋里高兴地喊道：“大厂房、大家伙！”然后他仔细观看了电渣焊正在焊接的高压加氢换热器，向邓小平介绍说：总书记，这个好，这么厚！（用手比画了50毫米）当余秋里介绍大型四辊弯板机全国就这么一台时，邓小平问道：“这台设备是谁制造的？”还问工人好不好用。
在容器厂，邓小平听取了职工“三查”、反浪费的情况介绍，还参观了4000吨水压机。
视察结束后，邓小平与全厂五好职工、先进生产工作者及一部分干部合影留念。临走时，厂长张居庆说：“总书记对我们有什么指示？”
邓小平说：“没什么。很好。你们厂潜力很大。” (1)
(1) 本节讲话内容，参见《邓小平视察纪实（1957—1994）》（上），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