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的日子里
1966年的3、4月间，邓小平率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到西北各地视察三线建设。一路上，他谈笑风生，主要的话题是如何发展西北地区的经济和搞好三线建设。
4月8日，康生打电话叫邓小平即刻回京。接到电话后，邓小平紧急从延安坐专机直飞北京。这时，身为总书记的他，一点也没有料到，一场将会给我们党和国家，给我们全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即将到来，而他本人日后也成了这场运动首当其冲的人物之一。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
对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邓小平缺乏思想准备。对“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些做法，邓小平是不赞成的。
8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中提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虽然没有点名，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指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一些领导同志。
毛泽东的这篇大字报发表后，邓小平就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
1967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取消邓小平出席政治局会议的资格；1967年7月，邓小平在中南海的家中被批斗，此后实际上已处于被软禁状态；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等人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没有同意。
到1969年，“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三年多的时间。
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林彪一伙乘中苏边境局势紧张之机，命令全军处于一级战斗状态，并对首都实行“战备疏散”。在这个命令下，当时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等分别被遣散到河南、江西、广东、安徽等地，并由当地省军区实行监护。名为“战备疏散”，实为政治迫害，以达到他们清除障碍、排除异己、篡党夺权的目的。
周恩来对“一号命令”将大批老干部“疏散”到外地的做法感到十分气愤，但也无力扭转大局，只能想方设法，尽可能地对这些老干部予以保护，并作了周密细致的安排。他给江西省革委会打电话，指示说，中央领导同志陈云、王震、邓小平要到下面去蹲点，搞些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也适当参加些劳动。对邓小平的安排，他特意指出：毛主席在九大说过，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邓小平是去农村锻炼，当然，不能把这些老同志当全劳力。他已经65岁，身体也不太好，收房费也要适当地照顾一下。在选择住处上，要尽可能地好一些。一下从北京到南方，气候上和生活上，他也许不习惯，你们要尽可能地给予方便。周恩来指示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研究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来。
由于周恩来总理的事先关照，邓小平到江西后才避免了许多曲折和磨难。江西省革委会原来打算让邓小平去赣州，周恩来提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而且又是山区，条件较差，将邓小平安排在赣州不妥，应在南昌市郊为宜。关于邓小平的住房，周恩来也提议应是一栋两层楼的楼房，最好是独家独院，既能散步，又较安全。于是，江西省革委会把邓小平夫妇安排在南昌市郊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并让他们住在厂子附近的望城岗原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校长曾经住过的一栋两层小楼里，人称“将军楼”。
10月25日清晨，邓小平夫妇和继母夏伯根离开了北京。
3天之后，一家三口住进了“将军楼”。
“将军楼”是一栋两层楼房，楼上有6间房子，楼下除大厅之外，左右另有两个单间。邓小平一家住在楼上，管理秘书兼警卫黄文华和其他管理人员住在楼下。在这里，邓小平开始了长达3年的监禁劳动生涯。
由于邓小平在国内外都有影响，江西省革委会对他的安置非常重视，他们指定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党支部书记罗朋负责安排邓小平的工作。罗朋曾是邓小平的老部下，对邓小平来厂劳动和安全问题考虑得尤为细致，想方设法给邓小平以多方面的照顾。他和几位厂领导经过研究，决定把邓小平安排在修理车间工作。为了使邓小平在厂里免受干扰，厂房内外、车间内外有关打倒邓小平的标语都被彻底清除。罗朋还规定其他车间的工人一律不准进修理车间，不准喊“打倒邓小平”的口号，不准干扰邓小平夫妇的正常劳动。如遇外单位人员来厂干扰时，要及时制止，确保邓小平的安全。
在休整了四五天之后，邓小平主动要求开始工作。上班的那天，秘书黄文华带着邓小平夫妇步行去厂区。
这时的邓小平俨然一身工人打扮，不注意的话，谁也不会发现他竟是共和国的领导人。
来到厂区，他们直接走进了厂党支部办公室，黄文华把邓小平夫妇介绍给了支部书记罗朋。罗朋热情地招呼邓小平夫妇坐下，在简单地介绍了厂里的情况后，便领着他们来到了修理车间。
邓小平在修理车间负责清洗机器零件。
这年南昌的冬天似乎来得格外的早，空气中透着一股股寒意。邓小平全然不顾这些，二话不说，立即投入了劳动。他卷起袖子，把需要清洗的零件放进盒里泡着，一个个认真地清洗起来。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邓小平感到双腿发麻，直不起身来。毕竟是60多岁的老人了，蹲着干活，时间长了，谁也吃不消啊！
车间主任陶端缙看到后，忙把邓小平扶起来，让他先休息一下。
“老邓，你能锉零件吗？”陶端缙问道。
“这个要得，锉刀活，可以出出汗。”邓小平答道。
陶端缙赶忙去准备工作台和工具台。不一会儿，一切准备停当。
邓小平安置好一个零件，熟练地拿起一把锉刀，有板有眼地锉了起来。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邓小平才锉了几下，就把陶端缙给折服了。陶端缙看着邓小平认真的神态和标准的姿势，心想，这老邓还真有这么两下子，这起码有四五级工的水平！他哪里知道，这是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老行当。
钳工这个工种劳动强度很大，随着时间的推移，邓小平的钳工技艺也愈加熟练。每当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邓小平就会露出会心的微笑。
邓小平夫妇在拖拉机修配厂劳动的日子里，总是早上7点多钟出发，中午11点多钟下班。无论是酷暑盛夏，还是数九寒冬，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刮风下雨，他们夫妇总是按时进厂，准点上班，从不无故缺勤。
早上一进车间，邓小平便立即聚精会神地开始干活，经过他加工的零件，从没有出过废品、次品。到了下班的时间，他在收拾停当后，和工人们道声“明天见”，便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回家去。
邓小平刚到拖拉机修配厂上班时，都是通过工厂的大门进入车间。这样需要绕一个大弯，多走好几里的路程。
罗朋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感到，邓小平夫妇顺大路来厂上班，很容易惹人注目，不太安全。于是，罗朋便考虑如何能避开大路，并尽可能缩短邓小平夫妇上下班的路程。他找来陶端缙，两人沿着厂区围墙进行实地考察。
在围墙的一角，他们发现此处跟“将军楼”处在一条直线上。如果从这里能开一个小门，沿着山坡从田间小道可直达邓小平的住处。这样不但大大缩短了路程，而且僻静安全，可以说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工人们对这一想法也极为赞赏。罗朋在和邓小平的管理秘书黄文华商量后，便和工人们拆开围墙，安了个小门。为了避免雨天路滑不好走，罗朋又画线定点，在山坡上修了一条小路，可以直达厂区。
这条小道修好后，邓小平夫妇上下班再也不用绕大弯子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人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邓小平夫妇或戴着草帽，或撑着雨伞，在这条小路上行走着。他们经过这条小路时很少言语，或低头沉思，或极目远视。千百次坚定的足迹，踏平了这条小路。
在这条不寻常的小路上，邓小平艰难地走了3年。当地的人们亲切地称这条小路为“邓小平小道”。
在拖拉机修配厂劳动期间，邓小平夫妇同厂里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工作中，工人师傅们非常敬重和关心他们。
一次，邓小平正在劳动，突然眼睛发花，一下子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同车间的工人程红杏立即跑回家拿来了白糖和开水。当邓小平好转后，陶端缙驾驶一部丰收二七型拖拉机，将邓小平送回“将军楼”休息。
邓小平刚到厂里劳动的时候，几乎很少说话。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这里同其他地方的混乱情况完全两样，他感到从厂领导到普通工人，对他没什么情绪和恶意，工人们处处给他以方便和照顾，他的心情舒畅了许多。后来，罗朋、陶端缙、程红杏等都多次去“将军楼”做客，受到了邓小平一家的欢迎。
后来，在邓小平一家要离开江西时，他们回忆起3年来工人们的深情厚谊，心中充满了感激和难舍之情。几年之后，卓琳特意执笔给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写了一封信，再次表达了全家对这些纯朴、善良的工人们的感激之情。
在江西的日子里，邓小平一家也经受了生活上的磨难。
初到江西时，家中只有3位老人。60多岁的邓小平显然是家中的“壮劳力”，那些清扫拖地、劈柴砸煤之类的家务自然也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卓琳身体不好，血压的高压常在200左右，但她也不顾头晕疼痛，抢着做最累最脏的活。她还时常犯病，卧床不起。每当这时，邓小平总会耐心地尽着做丈夫的义务，为她端饭送水，细心照顾。
“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也受尽了屈辱和歧视，但她依然坚强镇定，尽力为这个家分担着生活的艰辛。
自从被监管后，邓小平的工资被停发，改发生活费。全家的经济收入从500元下降到200元。这200元既要维持3位老人的生活，又要帮助远在各地的儿女们。
为了节省开支，3位老人在院内开荒种菜、养鸡。每天早晨起来，邓小平一边在院子里散步，一边给蔬菜施肥、浇水或锄草。几个月后，蔬菜长得翡翠碧绿，辛勤的耕耘换来了丰硕的果实。邓小平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一次，邓小平在菜地里散步时，看到即将收获的蔬菜，情不自禁地喊道：“卓琳呀，快来看，丝瓜又开花喽！”
听到喊声，卓琳快步从厨房走出来，看到邓小平高兴的样子，不解地问：“老头子，你高兴什么呀？”
“你看，丝瓜开花了，结了小丝瓜喽！”
“又要有丝瓜吃喽！”邓小平挑起水桶，兴致勃勃地依次浇灌着每棵蔬菜。
邓小平还自己动手做豆瓣酱，这是四川人家中必备的当家菜。在制作时，邓小平为了节省，就尽可能少放油。
邓小平还制作米酒。
吸烟，是邓小平多年养成的习惯。原来他每天要吸两包熊猫牌香烟，后来因经济困难改为抽两盒前门牌香烟，再后来改为只抽5支。
有时洗脸盆漏了，他就用棉球堵起来继续用，或把脸盆拿到车间让工人们焊一下。
为了保持健康的体魄，邓小平坚持锻炼身体。每天坚持走一万步，其中五千步是去工厂上班路上走，另外五千步则是每天傍晚绕着“将军楼”在院子里走。
除了劳动、锻炼以外，邓小平把余下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他每天坚持看报、听广播，还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的书籍。对他来说，能够有时间坐下来读书，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后来，孩子们到江西探亲时，邓小平常给他们讲述一些书中的精辟之处，有时还讲些历史典故，甚至出题来考他们。
在阅读过程中，邓小平从不照本宣科，他常常把马列著作和古典名著与实际相结合，抚古思今，古为今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邓小平被打倒，他的几个子女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在邓小平谪居江西的日子里，中国政坛发生了两件大事：先是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陈伯达阴谋败露，接着是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1971年11月的一天，邓小平和新建县拖拉机厂的工人们一起听厂领导传达了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听完文件传达后，邓小平回到“将军楼”，说出了久久憋在心里的一句话：林彪不死，天理难容！随后，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揭露、批判了林彪的反革命罪行，表达了愿为祖国和人民重新做些工作的愿望。
不久，被林彪“一号命令”赶到江西东乡红星垦殖厂劳动的王震返回北京。回到北京后，王震首先向毛泽东揭露了林彪的反革命罪行，并详细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的情况。他向毛泽东力荐邓小平，希望毛泽东早日起用邓小平。
1972年1月6日深夜，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林彪迫害的陈毅元帅，走完了他一生坎坷的旅程。1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陈毅元帅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毛泽东本人也拖着病弱的身体参加了追悼会。
这天，在八宝山火化场休息室里，毛泽东对陈毅的夫人张茜和在座的领导干部讲了很多意味深长的话。在谈话时，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并把邓小平和当时任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在场的周恩来马上示意陈毅的子女，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
8月3日，邓小平再次致信毛泽东。
8月14日，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作出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 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的两本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 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 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的。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实际上是对邓小平工作的重新肯定，也可以说是准备起用邓小平的一个信号。
周恩来立即将毛泽东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的原信交中办印刷厂印出，分送政治局委员传阅。另外，他果断决定，立刻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即日解除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
这年的11月和12月间，邓小平先后两次到井冈山和赣南地区参观考察。
11月12日，邓小平偕夫人卓琳和生活秘书黄文华、警卫李树林及司机一行5人，登上了一辆灰色的老式“伏尔加”轿车，开始了他谪居江西3年多以来的第一次出行。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出行，因为此时邓小平的头上仍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帽子，还没有恢复任何职务。沿途要去和经过的地委办公厅都接到了江西省委这样的电话通知：
1. 要按省委主要领导待遇接待。见面时可称他为“小平同志”或“老首长”。
2. 小平同志到了各地，都要由领导出面接待、陪同。
3. 各地在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的时候，只讲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后工农业出现的大好形势。
4. 接待时不能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不能照相。
5. 要绝对保证安全，特别是交通安全。
6. 接待一定要热情，要做好准备工作。
通知交代了在接待时应注意的一些细节问题，比如盖的棉被重量最好不超过5公斤，邓小平下榻的卧室内要准备两张床、两条毛毯，等等。
通知还特别强调：要组织力量将小平同志所经之地的标语进行清理。邓小平出行这件事必须绝对保密，接待保卫工作应内紧外松。对沿途各县布置接待任务时，不能用电话，要由地区派人下去，当面向各县负责人口头布置。
“伏尔加”轿车载着邓小平一行离开新建县向南驶去。上午10点左右，途经素有“药都”之称的清江县（现樟树市），这是邓小平此行的第一站。
在听完县革委会负责人的简单汇报后，邓小平去参观县城南郊的江西盐矿。
在江盐，邓小平受到了出乎他意料的欢迎。
因为这天恰逢星期天，矿里五六百名轮休的职工，从清晨起，自动会聚在通往矿办公楼的道路两边，等候着邓小平的到来。
原来，头天傍晚，矿党委书记齐志亭、矿长王海清接到省里关于邓小平次日要来盐矿看看的电话通知后，这两位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一时兴奋，居然忘了上级有关保密的指示，马上将邓小平来矿的喜讯告诉了矿里的职工，并拿起扫帚，带领大家，奋战半夜，把整个矿区打扫得干干净净。
上午11时许，邓小平来了。
看见矿里这么多人来迎接他，邓小平深为感动。他赶紧下车，不住地向簇拥在他周围的神情激动的男女老少点头、微笑、打招呼，表示他最真诚的谢意。
邓小平先后观看了江盐的卤水库、平锅熬盐、盐仓和真空制盐车间。
邓小平离开江盐时，齐志亭代表全矿职工送给他几小包精制食盐。
礼轻情义重。邓小平心头一热，郑重收下了这份凝聚着全体江盐工人特殊情义的珍贵礼物。
在县招待所吃完饭后，邓小平不顾陈祉川等人的再三劝阻，执意按规定交了伙食费和粮票，表现了这位老革命家的廉洁风貌和高尚情怀。直到现在，樟树市政府招待所还保存着当年邓小平交的伙食费的发票存根。这张虽已年深月久、字迹却依然清晰如新的发票存根上写着：邓小平等2人，交来伙食费0.64元，粮6两。发票存根编号：0005776。发票存根上的时间是：1972年11月12日。
吃过午饭，邓小平一行参观了四特酒厂后，又沿着昌赣公路继续往南赶路。
下午4点左右，邓小平一行到达吉安，受到井冈山地委（吉安地区当年曾一度改名为井冈山地区）副书记吴平等人的热情欢迎，并被安排住进了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住过的地区交际处（今吉安宾馆）一号房。
晚上，邓小平与井冈山地委（今吉安地委）的负责人老崔交谈起来。老崔，全名崔永明，是赣州军分区副政委、地委常委。1942年到1943年，他曾在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保卫部当侦察员。那时，邓小平是一二九师的政委，可以说老崔是邓小平的老部下。这次江西省委特意安排他全程陪同小平同志。
他关切地问起遂川、万安、泰和等县各有多少人口及其他情况。当听到老崔操着一口纯正的山西口音向他介绍情况时，他感到格外亲近，仿佛又回到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太行山区。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宛希先烈士，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和他在二野时的老部下张国华将军。陈正人和张国华都是吉安地区人，一个是遂川县人，一个是永新县人。这两位同志都在1972年不幸病逝。
地委负责人向他介绍了当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邓小平听着、思索着，感慨地说：“好多年没有出来了，这次出来什么都新鲜。”
当听到介绍林彪企图篡改井冈山的历史时，邓小平两眼凝视着客厅门外的两棵大枫树，平静地说：“这是不可能的，历史还是历史，历史不能篡改，那是‘左’的路线。”
14日，邓小平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参观。
邓小平在博物馆看得很仔细，当看到一幅中央“八七会议”旧址的照片时，他不由自主地反客为主，向身边的人们介绍起这次会议的有关情况。是啊，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会议的亲历者，对这样一次标志着重大转折的重要会议，他怎能忘怀呢？介绍完“八七会议”的有关情况，他还对“八七会议”作了高度评价。他说：会议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搞农民暴动，举行秋收起义，号召共产党人拿起枪杆子，同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秋收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力量汇集井冈山，点燃了农村暴动的烈火，开辟了一条革命的新道路。邓小平的生动介绍，等于给人们上了一堂党史课。
下午，邓小平还参观了茨坪毛泽东旧居，凭吊了红军烈士墓，并考察了井冈山工艺美术厂。
15日，天气晴好，邓小平一行重上黄洋界参观。
“首长，这碑文上毛主席的手迹《西江月·井冈山》，不是主席1966年重上井冈山时写的，而是郭老来井冈山后，在武汉东湖请毛主席手书，立碑时按主席手迹临摹的。”讲解员的话打断了邓小平的思绪。
“哦。”邓小平将目光转向纪念碑。
“首长，1969年林彪到井冈山时，他也题过词。叶群跟着也题词。”
听说叶群居然也为黄洋界题词，邓小平以一种不屑的口吻说：“她不在！”
从黄洋界下来，又转到了五大哨口之一的八面山。八面山地势比黄洋界更高，从公路到哨口遗址还有一段不近的山路，井冈山党委书记程世茂和几个井冈山外事办的年轻人簇拥着邓小平爬坡。一位细心的工作人员看到邓小平的腿有些吃力，考虑到邓小平已是69岁的人了，又拖着一条伤腿，便劝他不要去了。但是，邓小平坚持一定要走上去，一位工作人员在路旁的小竹林里给他折了一根小山竹当拐杖。邓小平高兴地接过小竹棍，敲敲腿，风趣地对大家说：“我这一身零件除了这条腿，其他都是好的。”
在去双马石的小路上，一位年轻人听说邓小平是第一次上井冈山，便在路旁拔了一棵桔梗，介绍说红军当年在井冈山就是吃这个。邓小平接过这棵桔梗，拿到自己的鼻子前闻了一会，不由想起了当年过草地时的情景。当时，整整七天七夜，大草地上面野草无际，下面黑水弥漫，渺无人烟，气候变化无常，许多红军战士倒下了，他们死于饥饿，死于疾病，死于误食毒草，死于沼泽之中。邓小平带着对往事的追溯，严肃地说：“对，这种草其他地方也有，红军长征时也是吃这个，有些麻口，这个既可以充饥，又可以解渴。”
年轻人用敬佩的目光注视着这位革命前辈，有的还把桔梗放进嘴里细嚼，品味其中的甘苦。
这天，邓小平还到离茨坪十多公里以外的黄坳地母宫毛泽东旧居和朱砂冲哨口等地参观。
17日吃过早饭，邓小平一行离开井冈山前往泰和县，途中还参观了五大哨口之一的桐木岭哨口，至此，井冈山的五大哨口，邓小平都走到了。
考察农业机械化，是周恩来总理交给邓小平此行的任务之一。邓小平深知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忍辱负重，昼夜操劳，鞠躬尽瘁，他希望能为这位多年的战友加兄长分担点忧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7日上午，邓小平到达泰和县，住进了泰和县革委会院内的客房里，当时全国农业机械化南方片现场会在泰和结束不久。
中午时分，邓小平一行到了泰和县农机厂。当年这个农机厂因生产小型四轮拖拉机而在我国南方小有名气。邓小平与厂里的干部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小型拖拉机的生产情况，他将木模、翻砂、刨、钳、金工、装配等一个个车间、一道道工序都仔细地看了一遍。邓小平向厂里领导建议引进上海的生产技术，厂领导实事求是地说：“上海的当然是好，但那是中型拖拉机。目前我厂的设备、技术等尚不具备生产中型拖拉机的条件，只能试制和生产小型的。利用现有条件，投资小、见效快。小型四轮拖拉机既可跑运输，又可下田耕作，农民也欢迎。”邓小平赞许地说：“你们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勇于开拓、勇于创新。”
邓小平又询问了厂里的人员组成情况，并说：“一个300多人的小厂，有这么多的共产党员，这是一支强大的政治队伍、政治力量。有了这支队伍就能经受住任何风浪的考验。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科技人员是你们的宝贵财富，要尊重知识，依靠科技人才，厂子是大有希望的。”
从农机厂出来，邓小平去泰和县上田观看农用水田插秧机的实地操作表演。连日来，邓小平在吉安地区走了几个县，相当劳累。可他不顾疲乏，踩着泥泞的乡间小道，特意走上泥泞的田埂，就近看插秧机表演。邓小平从操作表演中发现了存在的问题，他沉思着说：“插秧机这个问题，世界都没有解决，连日本都没有解决好，关键的问题是分秧不均。”
回到招待所后，县委书记刘步山问邓小平看了农田插秧机操作后有什么意见。邓小平说：“农业机械化是个方向，你们还要研究农业机械化。”
当听说扩大规模难时，邓小平说：“一件事总是由难到易。”
在泰和了解农业机械化问题之后，邓小平还到农村去看了看。
12月5日，邓小平再一次走出“将军楼”，到赣南参观考察。这是邓小平经常思念的那块红土地。
兴国是邓小平此行的第一站。
邓小平当年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没到过兴国县，但他对兴国是熟悉的。兴国是当年中央苏区的“模范县”，也是有名的“将军县”。邓小平在瑞金、会昌任县委书记时曾多次号召本县人民学兴国、赶兴国。后来他主编《红星》报，也曾撰文介绍兴国人民的先进事迹。
如今，他一踏上兴国的土地，就兴奋地对兴国的同志说：“来兴国是我多年的愿望，可惜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今天终于来了。”
县里安排邓小平一行首先参观了毛泽东作“长冈乡调查”的旧址。参观时，邓小平是那么专注，那么深情，每一件文物、每一张历史照片都会激起他无限的遐想。忽然，他指着解说词中“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曾珊”说：“是大山的‘山’，不是珊瑚的‘珊’。曾山同志很有名气，不要把他的名字搞错了。”(https://www.daowen.com)
接着邓小平又参观了“上社消费合作社”旧址和“鸡心岭革命烈士纪念馆”。当他来到“鸡心岭革命烈士纪念馆”时，停住脚步，久久地凝视着纪念馆的大门，然后缓缓地摘下帽子，向烈士致哀。每位烈士的照片和简介他都看得十分仔细，有一次在一位烈士的遗像前驻足5分钟之久。
返回途中，邓小平还登上了长冈水库大坝，参观了长冈水电站，详细询问了水库容量、发电量以及灌溉、防洪、养鱼等情况。
7日早餐后，邓小平就要离开兴国了，县里的主要负责人和招待所的人都来送行。邓小平夫妇与大家一一握手告别。
汽车朝于都方向驰去。因车子中途绕了弯，本该两个多小时的路程一下子走了近4个小时，直到中午12点左右，邓小平一行才赶到于都。
对于于都，邓小平自有一番别情在心头。
1931年8月，他与新婚不久的妻子金维映从上海来中央苏区不久，就各奔东西，邓小平在瑞金、会昌开展工作，金维映则在于都任县委书记。那时他多次来于都看望妻子。尽管后来的一场残酷的党内斗争导致了他们夫妻离异，但丝毫未影响他们为事业奋斗的坚定信念。
邓小平永远也忘不了他最后一次离开于都时的情景。1934年10月，就是在这里，他随突围转移的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从瑞金来到于都古田村集结，10月18日晚在茫茫夜色中告别中央苏区，渡过于都河，踏上了漫漫的长征路。
于都给他留下过欢乐和甜蜜，也留下过疑虑和苦涩。
故地重游，故人难忘。38年后来到这里，邓小平自然会想到当年红军那次悲壮的大撤退，当然也不会忘记他人生中的那次痛苦的经历。
下车，握手，问候。一杯热茶刚喝两口，邓小平就提出：“走，看看去吧！”
于都县委副书记李方、郑熹等陪同邓小平夫妇首先来到“毛主席在于都革命活动纪念馆”。这个纪念馆跟兴国的那个馆一样，展览内容突出宣传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先后9次来于都的史迹，当然也介绍了于都地方革命斗争历史。邓小平从头至尾细细地观看。当看到一张图表介绍苏区时于都有七八万人参军参战时，他问陪同的县委领导：“这个数字确切不确切？”
站在他身旁的卓琳，看了他一眼，提醒道：“你不要多唠叨嘛！”
邓小平朝卓琳点头笑了笑。
在苏区中共于都县委机关旧址照片前，邓小平停下，转过头对旁边陪同的县委负责人和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说：
“当时，你们这里的县委书记是个女的。”
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回答说：“对，她叫阿金！”
在于都逗留的几小时中，邓小平几次提起金维映。他对于都县委负责人说：“苏区时你们的县委书记是女的，你们知道不知道？”时光流逝，但抹不去他对战友的怀念。
参观完纪念馆，邓小平夫妇又在人们的陪同下，乘车绕于都县城转了一圈，参观了当年红四军政治部旧址管屋和毛泽东长征前夕的旧居何屋，还看了长征出发时红军夜渡于都河的渡口。在去何屋途中，他朝车窗外指了指，问：“这里原来有城墙，现在怎么没啦？”
县里的同志告诉他：“这段城墙早拆除了。”
午餐时已是中午1点钟了。听说老首长爱喝茅台，县里事先派车到赣州要来两瓶，还要来了青岛啤酒。席间，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说：“我记得你们于都弹棉被的师傅很多。当时我在于都买了一床棉被，3斤重，盖了几十年，现在还在用。”
在座的听邓小平这么一说，很感兴趣，连忙告诉他：“于都不仅弹棉师傅很多，打铁师傅、补锅师傅也很多。弹棉锤、打铁锤、补锅锤，合起来称‘三锤’，在江南数省乃至台湾，都是出了名的。”
邓小平听了，不时点头赞许。
下午3时许，邓小平告别于都，赶往会昌。
傍晚时分，汽车驶入会昌城。
当年，邓小平曾经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10个月。会昌留给邓小平的印象太深刻了。如今，他回到了这片熟悉的故土。但他没向当地陪同的负责人吐露这段辛酸往事，而是把它埋在自己心底。
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武装部政委纪清林和县委副书记韩道修，向邓小平简要汇报了全县的情况。汇报中谈到会昌已经发现一个大盐矿，就在周田，离县城46公里，已经开采。邓小平一听，高兴地说：“好哇，明天去看看！”因为邓小平在会昌当中心县委书记时，曾体验过苏区人民缺盐的苦头。那时，国民党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在毗邻苏区的白区实行油盐专卖，计口售盐。苏区军民虽然想了许多办法，不惜流血牺牲，从白区购进一些食盐，但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大家只好到处铲地脚泥、挖老墙土，自己动手熬制硝盐。这种硝盐，又苦又涩，吃多了容易害病。邓小平当时也和大家一样，“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现在听说周田办起了盐矿，他当然想去看看。他兴奋地说：“苏区时我们吃没有盐的亏太大了，找到盐矿，是件很好的事。”
第二天早饭后，邓小平夫妇就在会昌县负责人的陪同下上路了。
汽车开出招待所大门，车上的邓小平见对面的体育场人头攒动，红旗招展，就好奇地问：“里面在干什么？”当他得知是开物资交易会时，欣喜地对卓琳说：“我们自进城后还没有逛过庙会，回来时去看一看。”
车到周田。一到盐矿，邓小平立即显得十分兴奋，他从这个盐厂走到另一个盐厂，不时询问盐矿的生产情况。临走时，他对盐矿负责人说：“要把盐矿办好，不仅要满足江西人民的需要，也要满足其他兄弟省市的需要，眼光还可以放远点。”
回到县城，县里的负责人对他说：“我们先到老县委去看看吧！”
“老县委”指的是苏区时中共会昌县委机关驻地，它在会昌城内的孔圣殿旁。邓小平任会昌县委书记时曾在这里居住和工作过。这时，老房子已拆除改建成县法院，只剩下一株四人合抱、枝繁叶茂的百年古榕，依然屹立在那里。邓小平到这里一看，连说：“这里都变了样呀！这棵大榕树还在！我住在这里时，经常在榕树下看书看报。”
县委的负责人告诉他：“旁边的孔圣殿还在。”
孔圣殿当年是会昌县苏维埃政府办公的地方。于是，邓小平又到孔圣殿看了看，并在那里休息了片刻。
从孔圣殿出来，邓小平一行来到县城体育场，参观交易会。
体育场有东、南、西、北四个大门。场内四周临时搭起数十个小棚子。说是交易会，其实是县城各商业部门和全县各基层供销社，各占一个棚子，摆上参加交易的商品。场内还有一些出售馒头、油条和点心的小摊点。在那个商品极度短缺的年代，举办这样一个交易会，尽管参加交易的商品品种单调，但仍然吸引了众多的顾客。
邓小平一行从体育场东门进入场内。他顺着摊点，挨个询问各类价格，问了棉纺问五金，问了五金问文具，还问了一些中草药材的价格。
在一个由国营饮食服务公司摆设的摊点前，一位老表正在吃馄饨。邓小平微笑着走上前去同老表交谈，询问了价格。他又问一位吃粉干的老表：“你一天的工分值多少钱？”那位老表没好气地说：“还不到两碗粉干钱！”邓小平听后沉重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邓小平沿着摊点从东到西，走了半个多小时，整个交易会都看遍了。
快要走出西门离开交易会场时，一位眼尖的售货员突然认出了邓小平，禁不住惊呼起来：“邓小平！”话音未落，在场的人们都放下手中的交易，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邓小平身上。
听到人们的呼喊，邓小平回转身微笑着朝大家挥手告别。
9日上午，邓小平夫妇在瑞金县人武部部长潘学义等的陪同下参观沙洲坝。
他们首先来到了沙洲坝毛泽东旧居“元太屋”和“红井”，接着看了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然后，来到设在沙洲坝的江西省九二九地质大队，听取了大队工作情况汇报，还十分内行地参观了地质标本室、化验室，与技术人员亲切交谈。
按原定计划，参观完九二九地质大队，就回宾馆休息。
汽车往回开了一段路，邓小平不太满足似的问坐在车上的潘学义：“红军总政治部好像在这里什么地方？”
“就在这附近的乌石垅。”潘学义回答说。
汽车停下。去乌石垅不能通车，邓小平说：“走路去吧！”
说着他快步向前走去。翻过一座小山岗，到了乌石垅村的“杨氏私祠”。这是一幢土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门前一棵千年古樟，枝繁叶茂，盘根错节；屋后一片青松，苍翠挺拔。邓小平站在房前看了看，连连摇头，说：“不是这个地方！”
原来这是当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旧址，总参谋部、军委一局、作战室、机要室、秘书室等单位设在这里，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军委的负责人也住在这里，总政治部并不设在这里。
陪同的负责人又带邓小平走了一里多路，来到古樟掩映的下肖村一幢房子前。他看了看，还是摇摇头：“这是中央政治局办公地点。还不是这个地方。”
那么，总政治部旧址究竟在哪里呢？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都不难想象，当时无论是革命斗争史的宣传，还是革命旧居旧址的宣传，都只突出毛泽东一个人，与此无关的往往忽略掉，就连瑞金革命纪念馆的有些工作人员，也搞不清楚红军总政治部到底设在什么地方。
邓小平朝四周环视一遍，沉思片刻，问道：“白屋子在哪里？”
陪同人员都答不上来。好在有几位下肖村的老人在场。老人们告诉大家：下肖村西边约一华里有幢白房子，那就是。
邓小平一听来了劲头，丢掉手中的烟头，说：“走，看看去！”
从下肖村到白屋子，要经过一片田埂。田中东倒西歪的甘蔗挡住了小路。瑞金纪念馆负责人刘礼青和另一位负责人在前面一边拨开拦路的甘蔗，一边在小路两侧护着邓小平行走。邓小平连连示意不要扶他，踩着田间小路健步朝前走去。
小路尽头，果然有一幢外墙粉白的民居。邓小平快步走上前，连说：“对！对！就在这里！”他转身问县里的负责人：“这个地方好像还有一座小庙，怎么不见了？”
一位当地老表说：“不错，是有一座。1958年‘大跃进’时拆掉了。”
“白屋子”建于1851年，因房子后墙粉刷得雪白而得名，它是赣南典型的客家民居。中间的大厅分上下两厅，大厅左右正房旁边各有5间侧房，现共住有8户杨姓居民。
邓小平迈进大厅右侧小门，稍稍打量了一番，指着左侧第一个房间说：“这是总政治部秘书处办公的地方。”
他又推开第二间房门，说：“我就住在这里。《红星》报也是在这个房间里编辑的。”
这时，一旁的瑞金纪念馆的负责人惊讶地说：“过去我们怎么不知道这些情况呀？”
邓小平接着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告诉大家：“这一间是总政组织部办公室；那间是武装动员部办公室；王稼祥主任住这一间；杨尚昆主任住另外一间……”
后来，瑞金纪念馆经过多方调查，果然证实：红军总政治部于1933年5月从前线迁驻此地。总政治部所辖的组织部、宣传部、武装动员部、敌工部、青年部、秘书处和《红星》报编辑部，都设在此。王稼祥、贺昌、袁国平、杨尚昆、邓小平等当时也都住在这里，直到1934年7月才移驻云石山。是邓小平此行帮他们找到了这处珍贵的革命旧址。
邓小平从白屋子左小门穿过中间的大厅，再到右侧的各个房间看了看，然后来到大厅门外。当时正值红薯收获的季节，有几位老表在忙着晾晒红薯粉。邓小平随手拉过一张靠背竹椅坐下，从口袋中掏出一盒中华香烟，对几个老表说：“来，歇一歇，抽支烟！”一边说，一边把烟递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点燃一支，和蔼地问：家里有几口人？今年收成怎么样？
这时，老表们认出了邓小平，他们高兴地把邓小平刚刚递给他们的香烟塞进口袋，没舍得抽。随后他们争先恐后地回答了邓小平的问话。
邓小平同这些朴实的老表亲切地交谈着，说笑着。不知不觉，十几分钟过去了。邓小平与他们握手告别，祝福老表们年年丰收，家庭幸福。
离开白屋子时，瑞金纪念馆的刘礼青问邓小平：“老首长，当时《红星》报有多少人？”
邓小平把手一挥，说：“少着呢。我手下就一个通讯员，我就是编辑。”
邓小平留恋过去的战斗岁月，更关心瑞金的现在和将来。
11日上午，没有安排参观，邓小平利用这个时间，请县里的领导和瑞金纪念馆的负责人一起座谈。他坐在长沙发上，一边吸烟，一边静静地听取瑞金县革委会副主任常美江汇报全县情况。听完汇报，他对大家说：“瑞金的县办工业还可以，办起了一些厂子，农业还不太行。”顿了顿，他接着说：“应该说，现在比过去好了很多，解放后大家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我们最少落后40年，还需要努力。”
瑞金纪念馆的负责人刘礼青对邓小平说：“首长，您看了毛主席在瑞金的旧居，对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还有什么指示？”
邓小平示意刘礼青坐到自己身边，说：“宣传毛泽东的活动，光看几个旧址，还不能反映出当时的历史情况，应该有个纪念馆。纪念馆宣传的内容，应该从井冈山斗争宣传到遵义会议，整个这段历史都应该宣传。”邓小平历来主张应该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
他的这段话，体现了他的一贯思想。后来，瑞金纪念馆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意见，充实了展览的内容。
11日下午，邓小平与卓琳离开瑞金前往宁都，途中参观了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四军大柏地战斗遗址。下午5时左右，他们抵达宁都县城，住宁都县委招待所。
在苏区时，宁都留给邓小平的印象并不十分美好。当时由于执行“左”倾路线的领导人的错误领导，邓小平不仅在这里挨过斗，还被责令在这里的农村“劳动改造”过。而且他的妻子金维映也因受到“左”倾错误的压力同他离了婚，给他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伤痕。然而，这些事对于这位胸襟宽广的革命家来说，毕竟只是过眼的烟云。他对这片曾经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有1.6万余名革命烈士的革命根据地一直怀有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眷恋之情。
12日，宁都县的同志安排邓小平夫妇到黄陂参观调查。
邓小平和卓琳由县委和黄陂公社一位负责人带领，乘车前往观音排村和山堂村，参观了毛泽东的旧居，又乘车到丁家排，参观了朱德总司令旧居和红军总部旧址。
邓小平伫立在毛泽东旧居前，徜徉在黄陂大地，置身于昔日的战场中，远眺黄陂周围那绵延起伏、苍苍莽莽的层峦叠嶂，体会着当年毛泽东、朱德的大智大勇，领略“天兵怒气冲霄汉”“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壮观景象。
参观完以后，邓小平从“战场”返回设在黄陂圩的公社会议室休息，与当地负责人座谈。
看到县、社的负责人要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汇报材料照念，邓小平连忙制止，接着他一边喝着清茶，品尝着公社从小布买来的金橘，一边问县委副书记：“你们宁都管辖多少公社？”
“25个。”县委副书记一一列举每个公社的名字。当说到赖村时，邓小平插话说：“赖村过去是于都的，苏区时我在赖村石街蹲过点，于都的柿子干不错。”
紧接着，他又详细地询问了黄陂有多少户，多少人，多少土地，亩产多少，机耕面积多少，有几台拖拉机，标准台有多少，电力照明多少度，农民人均纯收入多少元。对苏区人民生活的关心溢于言表。
邓小平一边问，县、社的同志一边回答。当问到拖拉机有多少标准台时，公社的同志搞不清什么叫“标准台”，也不懂如何折算。邓小平耐心地作了解释。
在座谈中，邓小平没有作更多的评价，只是将那些令他失望的数字，默默地记在心中。
饭后，邓小平来到广昌。
广昌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从1934年4月11日至28日，红军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广昌保卫战”。这场恶战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是“堡垒对堡垒”“节节抵御”“短促突击”错误战法的典型。毛泽东称之为“乞丐与龙王比宝”。恶战的结果，红军伤亡5000余人，损失惨重，广昌县城丢失，苏区北大门洞开。
当时，邓小平任《红星》报主编，对北大门的战况了如指掌。即使在几十年后，他对此还记忆犹新。但他从没有来过广昌。这次到广昌，在下榻的县招待所，他对前来迎接的县人武部部长孟保民和县革委会副主任邓大德说：“过去保卫广昌。现在到了广昌，了了这个心愿。”
喝茶休息时，他问邓大德：“那个万年亭还在不在？”
万年亭，是广昌县高虎脑南大岭夹山坳公路旁的一座古凉亭。1934年8月5日至7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在高虎脑顽强抗击国民党军6个师十数次的轮番进攻，毙伤敌军4000余人。战斗中，彭德怀的前线指挥部就设在这座古亭。邓小平当时对高虎脑战斗十分关注，曾连续编发3篇专稿，在《红星》报发表，高度赞扬高虎脑战斗中红军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介绍了红三军团在高虎脑战斗中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
邓大德告诉邓小平：万年亭已在战斗中遭炮火毁坏，至今未修复。邓小平点点头，不无遗憾。
他们还谈到广昌保卫战的一些情况。邓小平很想到实地看看当年博古、李德是怎样瞎指挥、红军战士又是怎样浴血苦战的。邓小平告诉他：明天看看广昌革命纪念馆，再到沙子岭一带看看，就更清楚了。沙子岭即今长生桥，距广昌县城7公里。
聊到这里，邓小平问邓大德：“你姓什么？”
邓大德回答说：“我姓邓。”
“啊，是老华，老华（‘老华’即同姓的意思）。”邓小平诙谐地说，接着又问：“叫什么名字？”
“叫大德。大小的大，道德的德。”
邓小平笑了起来，说：“你‘大德’，我‘小平’。”
邓大德连忙说：“您是老前辈，老首长。”他请邓小平夫妇在广昌多住几天。卓琳解释说：“我们要服从中央的安排，不多住了，明天就走。”
当晚，广昌县委领导请邓小平夫妇在招待所小餐厅看电影《小保管上任》。这是一出由广昌县采茶剧团创作演出的独幕采茶戏，乡土气息浓郁。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它拍成了电影。“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个戏被诬为“大毒草”，影片也被封存。广昌的同志冒着风险，将这部影片拿来放映。
邓小平十分专注地看完了电影，看得出，他对这部电影很感兴趣。
电影放完后，邓大德请他提提意见。他非常满意地说：“县里能拍出这个戏，很好！”
这件事，在后来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果然成了邓大德的一个罪名，造反派指责他“将封存的影片也拿出来给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看”。邓大德对此却不屑一顾。
第二天，邓小平来到广昌保卫战主战场之一沙子岭，这里也是中央苏区与白区的分界线。他站在岭上，北望绵延起伏的群山，又转过身来望着身后的中央苏区，感慨地对广昌陪同他的同志说：“苏区时几次想进广昌都没来成，今天总算进来了。”
13日上午，连日阴沉沉的天空突然放晴，浅灰色的“伏尔加”在阳光照射下，驶离广昌，出了中央苏区的北大门。
当天中午，邓小平一行赶到抚州。赣州军分区副政委崔永明和负责警卫的黎新泉，与广昌县的邓大德等一起，一直护送邓小平夫妇到南丰县城。
邓小平夫妇在抚州待了两天，参观了几家工厂。临川县的青莲山麓有口温泉，邓小平还慕名去那儿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温泉澡。
12月15日，邓小平夫妇回到南昌新建县望城岗的“将军楼”。
邓小平这次赣南之行，历时10天，参观访问了7个县市，行程1000多公里。既“了了心愿”，又接触了社会，还了解到了一些真实情况。
然而，虽然当时毛泽东对他的态度有所缓和，但他的处境并没有多少改变，仍是“前途未卜”，因而沿途他时时、事事小心谨慎，生怕给地方的同志带来不便。赣南的许多地方，他都想去看看，特别是想多和普通的老百姓们聊聊。他希望多看看百姓的生活，多听听百姓的呼声。但这次赣南之行，并没能使他完全如愿。由于省里事先有规定，他此行甚至都没有照一张照片。但赣南老区人民还是通过各种方式向这位他们十分敬重的老人表达了敬意。他们期盼着邓小平能早一点出来为党和人民工作……
冬去春来，在邓小平回到“将军楼”后不久，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白栋材委托省委书记黄知真来看望邓小平，并告诉邓小平，中央已通知要他近期之内返回北京。
1973年2月18日，邓小平带着一家老小，告别居住了前后达5个年头的“将军楼”，乘汽车到了鹰潭，于第二天上午11点多钟，乘上从福州开往北京的46次特快列车，离开了江西。
在这之前，江西省委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通知：中央已作出邓小平回京的决定，并再三说明邓小平这次回北京，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周恩来亲自安排的。汪东兴指示省委用汽车直接把邓小平一家送到鹰潭，再换乘福州至北京的特快列车。他要求务必做好保密和安全保卫工作，确保邓小平及其家人在江西最后一站的绝对安全。
江西省委接到汪东兴的电话后，非常重视，决定由省委书记黄知真直接通知上饶地委，让地委派人负责做好接待工作。
2月20日上午11点多钟，邓小平一家在鹰潭站登上了福州至北京的46次特快列车。
邓小平回到北京后不久，周恩来于3月10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了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和毛泽东的重要批示。随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邓小平正式复出。
4月12日，在从江西回到北京一个多月后，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赫然出现在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为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同年8月，在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
12月15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军区司令员时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又对邓小平说：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
一个星期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代中央起草了一份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任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1)
(1) 本节相关内容参见毛毛：《在江西的日子里》，《人民日报》1984年8月22日；《邓小平视察纪实（1957—1994）》（上），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