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四人帮”的斗争
1974年，“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九个年头。这一年的国庆节刚过，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建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同时，毛泽东还提出在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意见。
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继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的又一个重要步骤。党的代表大会，完成了党的中央机构的安排和组成。人民代表大会，是在宪法的规定下，完成国家机构的组织和人事安排。毛泽东是想通过这两大安排，“胜利”地完成“文化大革命”的“光荣”使命。
要召开人大，要进行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对于江青一伙来说，这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刻。在党内，他们都已攫取高位，王洪文当了党的副主席，张春桥当了常委，江青和姚文元也都进了政治局。但他们以“文革”功臣自居，还要进一步争夺在国家、政府和军队的权力。召开人大，在他们眼里，是一个进行权力再分配和夺取更大权力的大好时机。借着这一机会，他们要全面掌握党政军大权。
江青一伙急着参与“组阁”。由于第一副总理已经由毛泽东提出人选，“四人帮”便把眼睛盯住了“总参谋长”这一军队中的重要职务。10月6日晚，江青迫不及待地赶到三〇五医院找周恩来，提出了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解放军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但在周恩来这里，江青碰了壁。
几天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在近期内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其中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对毛泽东的这一意见，江青等人置若罔闻，继续加紧他们图谋“组阁”的步骤。为了达到他们“组阁”、在人代会夺权的目的，他们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和邓小平。
江青一伙借一个“风庆轮事件”，向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发难，大闹政治局。
“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完全用国产设备装备起来的一艘万吨远洋货轮。1974年初组装试航，5月远航欧洲，9月远航归来。担任“风庆”号轮船副政委和政治干事的国务院交通部干部李国堂、顾文广协助完成了这次远航欧洲的任务。这本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却成了江青一伙用来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筹码。
9月30日，“风庆”轮远航归来。江青、张春桥当即要求大力宣传此事，试图通过宣传“风庆”轮，给周恩来为扩大对外经贸交流所作的努力扣上“洋奴哲学”“崇洋卖国”的帽子。因为早在1970年，周恩来就曾提出适当从国外购买一些船只，力争1975年基本结束我国远洋海运以租用外轮为主的局面的方针，这是适合我国情况的正确方针。但江青等人置这一事实于不顾，他们指使《文汇报》《解放军报》发表长篇通讯，把“风庆”轮的远航成绩归功于己，把造船和租船、买船完全对立起来，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推行了一条卖国主义路线”。
10月13日，正在到处寻机发难的江青，从《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风庆”轮事件的报道中有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的内容，如获至宝，挥笔批道：“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又称：“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江青批示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紧随其后，异口同声地提出这件事是“路线问题”，要求国务院、交通部抓住此事进行所谓“路线教育”。
此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对江青一伙的无理取闹不予支持，与他们大段横加指责、上“纲”上“线”的批语形成鲜明对照，邓小平在这份材料上画了个圈，周恩来后来也只在江青派人专门送来的传阅件上批了“已阅”两个字。对此，江青一伙当然大为不满。
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早有预谋的江青等人联合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他们把“风庆轮事件”定性为“崇洋媚外”和“洋奴哲学”的一个典型，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并逼着与会的政治局成员当场对此表态。
会上，江青首先站起来向邓小平挑衅：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上？你要表明态度。
面对江青的突然袭击，邓小平从容地回答：我已经圈阅了。他表示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
江青见邓小平这样对抗，便进一步逼问邓小平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
邓小平已多次见识过江青一伙惯用的这种伎俩，他通常是以沉默来“表态”。但这一次不同。面对江青骄横无理、唯我独尊的架势，邓小平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厉声对江青说，政治局开会讨论问题，要平等嘛，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人。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对邓小平这当众的反击，江青颇有些意外。她怔了好一会儿，才回过味来。接着，她便大叫大闹，撒起泼来，并用泼妇式的语言攻击、谩骂邓小平。
看到江青如此撒泼，邓小平站了起来，严肃而气愤地说：问题还没有了解清楚，就戴了这么大的帽子，这会怎么开！说完，邓小平愤然起身，走出了会场。
邓小平走后，张春桥狠狠地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江青等人本想在政治局会上闹出点名堂，不想在邓小平这里碰了一个硬钉子。会议不欢而散。
当天晚上，江青召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到钓鱼台十七号楼内紧急密谋。江青说：邓小平所以这样吵架，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反对“文化大革命”。张春桥说：邓小平所以跳出来，可能是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和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王洪文说：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不支持新生事物。姚文元则在日记中写道：“斗争形势突然地变化了！邓小平同志在昨天会议结束时站起来骂江青同志”，“已有庐山会议气息！”他们一直研究到午夜后，决定抓住这一“事件”，精心组织说词，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状。
10月18日，也就是政治局会议的第二天，江青一伙经过一番精心策划，派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私自飞往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
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说：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这件事，江青与邓小平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邓小平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他还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但是活动频繁，昼夜忙着找人谈话，一直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到医院去他那里，经常去看总理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这些人在这时候来往这样频繁，这是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的。王洪文还借机在毛泽东面前说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怎样读书，对江青更是一番吹捧，其用意不言自明，就是说服毛泽东，让江青等人进行“组阁”。同时在毛泽东面前搞臭邓小平，使他不能工作，当然更不想让他当第一副总理了。
听完王洪文的汇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他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小平同志政治上强，会打仗呢。毛泽东还对王洪文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虽然毛泽东对江青一伙的做法一再提出批评，但个人野心膨胀的江青等人并不善罢甘休。当他们得知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将随邓小平陪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去长沙见毛泽东后，又迫不及待地两次召见王、唐二人。江青夸张地对她们说，政治局会上邓小平和她发生争吵，事后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会开不下去。江青还诬陷说，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是在养病。说邓小平和总理、叶帅都是站在一起的，总理是后台。张春桥也添油加醋地对王、唐二人说，“批林批孔”后，国家财政收支和对外贸易出现逆差，是国务院领导“崇洋媚外”造成的，把邓小平在“风庆”轮问题上的态度比作“二月逆流”。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要王海容和唐闻生将这些情况“报告”毛泽东。
王海容、唐闻生两次被江青叫去谈话，感到其中一定有问题。于是在江青同她们谈话的第二天，也就是10月19日，她们到医院将情况全部报告了周恩来。因为此前周恩来已先后找华国锋、纪登奎、李先念和邓小平了解了17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及“风庆”轮问题。所以他明确对王、唐二人说：“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等人说的那样，而是江青他们四个人事先就计划好要整邓小平。他们已经多次这样搞过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忍了很久了，他先让王、唐在10月20日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
10月20日会见外宾后，王海容、唐闻生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把情况前前后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听了王、唐的汇报，毛泽东异常气愤。他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经在解决，但是江青还这么闹。”毛泽东让王、唐二人回京后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毛泽东对邓小平能够针锋相对地顶江青表示赞扬，他建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毛泽东还让王海容和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10月22日，王海容、唐闻生回到北京后，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长沙谈话的内容，周恩来听后十分振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开始加紧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11月6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进展情况。信中说：“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11月搞出”，“人事名单估计11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当天，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批示：“同意。”
11月12日，邓小平陪也门民主共和国总统鲁巴伊去长沙会见毛泽东。接见完外宾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当面汇报了10月17日政治局争论的情况，并谈到了自己同江青斗争的情况。毛泽东听后，表示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和做法。 (1)
毛泽东说：“她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https://www.daowen.com)
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泽东说：“我赞成你！”
邓小平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泽东说：“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并用手指着在场的王海容和唐闻生说：“她们都不高兴。”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赞赏地说：“这个好。”
关于自己的工作，邓小平恳切地说：“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泽东则风趣地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喽！”他勉励邓小平继续努力，放手工作。
邓小平回到北京后不久，就到医院向周恩来通报了他同毛泽东谈话的情况。
就在周恩来、邓小平等昼夜加紧工作的同时，江青一伙也加紧了活动。他们错误地认为，有王洪文在前台和周恩来一起进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在“组阁”的关键问题上，仍然可以大做文章。11月12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提名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在信中，江青摆出了一副由她进行“组阁”的架势。毛泽东当天看到了江青的信，立即回信，明确拒绝了江青的要求：“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此嘱。”又写道：“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19日，江青用“检讨”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这分明是向毛泽东要官。
看到江青的信后，毛泽东于20日再次复信对她进行批评：“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但江青把毛泽东的多次劝诫当作耳旁风，她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来，要她们向毛泽东转达她对人事安排的意见，就是要让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当听到江青的这个“意见”时，毛泽东对王、唐二人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毛泽东让王、唐转告周恩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由周恩来主持安排。
在重大的人事安排基本确定下来之后，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考虑到周恩来的健康状况，报告如果太长，肯定坚持不下来，毛泽东提出报告不要太长，三五千字即可。邓小平接受了毛泽东的重托。
11月下旬，邓小平开始组织班子，抓紧起草工作。其间，邓小平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排除种种干扰，确定了总纲和方针。此时，距离三届人大，已经十年没开人代会了。这十年，有许多工作和问题需要在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中讲，为了让周恩来能够在数千名人大代表面前顺利地完成作《政府工作报告》的重任，邓小平建议，并报毛泽东同意，决定把《政府工作报告》限定在五千字以内，经济部分不到两千字。仅用五千字就把这些工作和问题讲清楚，难度可想而知。经过反复思考和讨论，最后确定把周恩来关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思想作为重点来写，与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相衔接。
邓小平草拟了三段，第一段一千几百个字，讲的都是实际内容。他在报告中郑重写下了周恩来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思想，重申了1964年周恩来在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整个报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也是这篇报告的精髓所在。12月20日，周恩来又审阅、修改了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稿，表示“基本同意”。
1975年1月13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以无比顽强的意志，战胜病痛，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全场振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周恩来总理又一次为中国人民鼓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斗志。
多年以后，邓小平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还十分感慨地说：“总理的讲话是我亲自起草的，不能超过五千字。总理身体那么差，写多了他也念不下去。那个时候，我经常去见总理。” (2)
的确，在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和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期间，邓小平经常去周恩来那里商量工作。到1974年12月中下旬，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进入了最后的阶段。21日，周恩来召集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江青、姚文元等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参加的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江青等人知道，这是参与组阁的最后机会了。于是，她和张春桥等人在会上极力吵闹，设法将其亲信安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会后，周恩来同李先念、纪登奎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以周荣鑫当部长为宜，文化部和体委可作些让步。同一天，周恩来还拟出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方案，送叶剑英、邓小平、江青、张春桥等阅。经过考虑，周恩来又在副委员长名单中增加了陈云、韦国清二人。至此，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12月23日，根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准备情况。这时，周恩来的身体已相当虚弱了。但他以国事为重，并坚定地向医生表示：“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12月23日至27日，在长沙，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一连进行了四次谈话。联系江青等人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的帮派活动，毛泽东严厉警告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毛泽东提出，江青应该作自我批评，并且要求王洪文写出书面检查。与此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他对着王洪文说：“比你强。”
毛泽东还采纳周恩来的建议，提出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同时让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对周恩来和王洪文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人大开过后，总理可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去顶。至此，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企图“组阁”的阴谋彻底破产。
在周恩来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同时，邓小平在北京忙碌地工作着。他除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外，还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主持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人选安排，代表中央起草有关报告。
12月27日，周恩来回京后的第二天，就召开了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等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如何贯彻毛泽东在长沙几次谈话的问题。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
1975年1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通过了由邓小平代表中央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
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月13日至17日的四届人大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12人为国务院副总理。
两周后的2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四届人大后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国务院12位副总理的分工。会议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会上，周恩来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并且强调：现在我病了，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
第二天，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等情况，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从这时起，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开始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为不久后进行的全面整顿奠定了基础。
(1) 本部分谈话内容参见《邓小平传（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2) 参见《邓小平传（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