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全面整顿
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文化大革命”的狂风已经肆虐了近10个年头。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形势非常混乱，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面对这种状况，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意见，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明确提出了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大刀阔斧地对全党和全国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整顿。
可以说，1975年的整顿，是我们后来进行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一次大胆尝试。邓小平后来曾经说：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改革也在1975年试验过一段时间，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
1975年的全面整顿，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
1975年1月25日，刚刚就任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在总参谋部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军队要整顿》的著名讲话，明确提出：军队要进行整顿。他说，目前军队的状况是：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他强调，优良传统要恢复。这就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责任更大，三个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由此拉开了全面整顿的序幕。
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军队整顿问题。7月14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军队整顿的任务》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军队存在“肿、散、骄、奢、惰”等严重问题。军队整顿什么？就是上面讲的那五个字。他强调，军队要坚决反对派性，恢复优良传统。他说，有人讲，雷锋叔叔不在了，这很值得注意。军队要听党的指挥，不能散。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受到全军上下的热烈拥护，会议精神经过短时间贯彻就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中的主要成果，一是对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迅速、果断地作了调整，二是落实了干部政策，有效地稳定和巩固了军队。
在进行军队整顿的同时，邓小平开始思考对各行各业全面的整顿。在此期间，毛泽东发出了三项批示：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毛泽东的三项指示，虽然仍旧强调阶级斗争的理论，但也再次表明了对周恩来和邓小平工作的支持。这三项指示，也成为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高举的旗帜。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后抓的首要工作。1975年2月10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伊始，便由中共中央发出《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要求全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就要整顿国民经济。而要整顿国民经济，按照当时的状况，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等方面都是问题成堆，积重难返。下决心整顿，就不能只整顿一个部门、一个行业，而必须全面进行整顿。当时国民经济的状况是：1974年上半年，不少地区和部门工业生产没有完成计划，钢铁、化肥和一些军工产品也欠账较多，特别是煤炭生产和铁路运输的问题十分严重。由于生产下降，财政收支不平衡，收入减少，支出增加。1974年工农业总产值仅比1973年增长1.4%，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0.3%，农业总产值增长4.2%，钢和原煤总产量下降，国家出现财政赤字。不仅如此，江青一伙发起的“批林批孔”运动，还造成了新的政治动乱，许多地区和部门重新出现了混乱的局面，一些企业的领导班子再一次陷入瘫痪，使得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形势又遭到破坏。面对这样一个混乱加动乱的烂摊子，整顿从哪里入手呢？
在纷繁复杂的问题面前，邓小平从来都是冷静分析，抓住要害，这一次也不例外。他明确提出：要进行全面整顿，首要的，是要抓住干部问题，也就是班子问题，关键是领导班子。要坚决地同派性作斗争。对那些有野心、争权夺利、耍阴谋诡计的派性分子，必须作坚决的斗争，该批的批，该调的调。在人的问题解决之后，就要恢复所有被破坏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只有重建规章制度，才能确保生产的正常运行，否则，一切都是空谈。这就是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选择的突破口。
国民经济积累下来的问题千头万绪，而在众多严重问题中，铁路问题尤为突出。因为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铁路运输担当着为国民经济各条战线输送所需物资的巨大任务，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就全部被打乱。因此，邓小平认为，只有首先整顿铁路这一突出的薄弱环节，才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目标确定了。邓小平说干就干。
1975年1月28日，邓小平召见刚刚上任10天的铁道部部长万里，向他了解铁路系统的生产情况，万里如实地向邓小平介绍了当时铁路系统面临的严峻形势。他说：铁路问题严重，情况复杂。突出的问题：一是运输生产下降，从1965年的日装车5万辆下降到目前的4万辆左右；二是事故惊人，1974年重大事故、大事故数量是1965年的9倍；三是车辆损坏严重，机车完好率已降至60%；四是一些铁路枢纽如郑州、徐州，堵塞尤为严重，影响大部分干线不能正常运行。听了万里的汇报，邓小平的心情可想而知。
2月中旬，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邓小平一边往会议室走，一边愤慨地说，目前铁路问题太严重，不抓不行了。在会上讨论了这一问题后，邓小平拍板，立即对铁路问题进行整顿。
2月25日至3月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解决铁路问题。3月5日，邓小平到会讲话。这一天，听说邓小平要来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代表们早早便聚集在会议厅里，许多人都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急切地盼望邓小平到会讲话。他们期待着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能有起色，期待着工交部门来一个大的改观。
邓小平提前几分钟快步走进会议厅，微笑着向大家点头致意。这时，几个省、市的领导人走上前来，要与邓小平握手。只见邓小平迅速地举起左手在空中摇了摇，对大家说：今天不握手了，因为工业形势很不好，等你们工作搞上去再握手吧。邓小平的这句话，使大家深受震撼，都怔怔地望着他。只见邓小平走近几步，站住脚，用一种忧虑的目光望着大家，缓缓地说：一个国家，没有物质基础，形势不好啊！这句话，虽然声音不高，却使绝大多数人感到其中包含的分量，感到了形势的紧迫和责任的重大。
说完这句话，邓小平在沙发上坐下，点燃一支烟，面对在场的工业战线的干部，明确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一九八〇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他停了停，又提高嗓门说：“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
他严肃地问道：“目前生产的形势怎么样？”接着，他从农业谈到工业，谈到第四个五年计划，谈到铁路运输的情况。他声色俱厉地说：“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他明确提出：对那些派性严重的人，要进行教育；对那些闹派性的头头，利用派性浑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的人，必须严肃处理。邓小平最后强调：“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
3月5日，邓小平授意万里主持起草、经邓小平审改的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以中发〔1975〕9号文件的名义下发到县团级。文件开宗明义：铁路运输当前仍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不能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加强战备的需要。文件决定，对全国铁路实行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加强集中统一，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这个文件不长，但立场鲜明，措施强硬，关键问题写得明白，明显地带有邓小平的特点。
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和9号文件，如同赋予铁道部的“尚方宝剑”。文件发出的第二天，万里便立即对全国铁路系统的整顿工作进行了具体的部署，并率领工作组先后去徐州、太原、郑州、长沙等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了重点整顿。通过各种形式的会议，反复宣讲9号文件精神，发动群众批判派性，落实党的政策，号召广大铁路职工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在各级组织的配合下，调整领导班子，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健全规章制度。全国铁路系统的整顿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卓有成效。到4月份，铁路运输严重堵塞的路局全部疏通，当时全国二十几个路局除个别局外，都超额完成了运输任务。
在邓小平的决策和领导下，在铁道部部长万里等人的组织实施下，长期阻碍国民经济运行的铁路这一大难题，基本得到了解决。铁路问题的解决，不但解决了一个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大障碍，而且在全党、全国人民中树立了全面整顿的一个鲜明而富有成效的形象。
铁路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的整顿。
这年的4月，邓小平在听到钢铁生产存在的严重问题时说：“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就是破坏，现在到了下决心解决钢铁问题的时候了。”
于是，5月8日到29日，中央召开了钢铁工业座谈会。中央把17个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11个大型钢铁企业负责人和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召集到北京，决心下大力气进行整顿，解决钢铁工业存在的严重问题。在这次会议上，首先由铁道部部长万里介绍铁路整顿的经验，叶剑英、李先念、谷牧等在会上讲话。
29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他说：毛主席最近的三项重要指示，即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是我们今后一段时期工作的总纲。只要按照中央批示的方针、要求去做，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是完全有希望的。紧接着，他在讲话中明确提出：当前，钢铁工业重点要解决四个问题。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钢铁生产搞不好，关键是领导班子问题，个别领导班子的软、懒、散。在干部中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不敢摸老虎屁股，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领导班子问题，是关系到党的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的问题。领导班子是作战指挥部，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要使领导班子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说了话大家都能听，都能指挥得动，都能领导起来。第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于派性，领导上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就是要坚决反对。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对于派性，还要号召群众，发动群众起来共同反对。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搞好反对派性的斗争。第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我们讲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牵连的人的问题。还要特别注意那些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有些该回领导岗位的要调回来，摆到适当的位置上。第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过去有些规章制度比较繁琐，应该改革。
在这次座谈会上，邓小平先后三次到会讲话。他一再强调，钢铁工业要上去，必须恢复必要的规章制度，并鼓励各级领导要敢于抓生产，不要怕个人被打倒。他风趣地说：不要怕被人抓辫子，我这个人就像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不要怕。整顿出了问题，我负责。
这次会后，中央调整了冶金部的领导班子，发出了题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的中央第13号文件，国务院还专门成立了钢铁工业领导小组。
经过不到一个月的整顿，钢铁生产形势即开始好转。6月份欠产严重的几个大钢厂的生产状况逐步向好的方面转变，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超过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到6月底，冶金工业整顿初见成效。
这一年的夏天，整顿如火如荼。邓小平因势利导，又把整顿引向了“文革”的重灾区科技教育领域。
当时，由于“四人帮”的严重破坏，许多科研机构长期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为此，邓小平提出，必须尽快把科技工作搞上去，必须对科技教育领域进行整顿。
自5月起，教育部长周荣鑫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支持下，按照他们的多次讲话精神，积极着手整顿教育工作。他多次召开部内外干部、讲师会议，听取意见和了解情况，针对林彪、江青一伙对教育事业的破坏，重新提出教育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要重新为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恢复名誉，要重新恢复被严重破坏了的教育系统的各项工作。周荣鑫的这些整顿措施，受到深受“文革”毒害的教育界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整顿教育工作，像一股暖人的春风，吹遍了在“文革”中最先受到冲击的教育界。
5月下旬，邓小平针对七机部派性斗争严重的问题，严肃指出：这不要说是社会主义，就连起码的爱国主义也没有，七机部的问题要限期解决。
6月30日，中央批发了国防科委关于解决七机部问题的报告。张爱萍率工作组进驻七机部，使这个当时有名的“老大难”单位恢复了正常的科研工作秩序。(https://www.daowen.com)
7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中国科学院要整顿、要加强领导的报告，并根据邓小平的提议，派胡耀邦、李昌去科学院领导整顿工作。在接见派驻科学院工作组成员时，邓小平说：整顿的关键是领导班子，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在搞好安定团结的前提下，坚决与派性作斗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各部门的业务。他指示工作组：到科学院，一是要了解情况，向国务院进行汇报。二是要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三是要向中央提出一个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名单。他自己则提出，要当科技界的后勤部长。与此同时，邓小平还特别关心一些著名科学家落实政策和用非所学的问题，并过问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在他的关心下，黄昆、杨乐等一批著名科学家落实了政策，并在各自的工作和专业岗位上做出了贡献。
从7月到9月，胡耀邦根据邓小平的多次指示，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的协助下，写出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汇报提纲》针对当时把知识分子看作异己力量，大部分科技人员心情苦闷，不敢钻研科学技术，以及否定专业科技队伍的作用等倾向，建议尽快落实政策，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并大声疾呼：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
邓小平十分重视这个《汇报提纲》的起草工作，他多次召集会议，讨论这份提纲，并对提纲进行修改。
9月26日，在听取胡耀邦代表科学院作工作汇报时，邓小平多次插话，对《汇报提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他说：现在搞科研的很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不能把科技人员搞得灰溜溜的。不是把知识分子叫作“老九”吗？毛主席不是说，“老九”不能走，还是要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谈话中，邓小平提到了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他说：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对他应该爱护、赞扬。在邓小平的明确指示下，《汇报提纲》冲破“文革”中的禁区，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
邓小平对于这个《汇报提纲》非常重视，认为它“不但能管科学院，而且对整个科技办、教育界和其他部门也适用”。因此，他想尽快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下发全国执行。
然而，邓小平没有想到，这个提纲在报呈毛泽东后，一直没能获得他的同意。《汇报提纲》最终也未能执行，甚至一度受到不公正对待。尽管如此，《汇报提纲》仍功不可没，它为今后科学技术和教育领域的全面整顿和改革，指明了方向，打下了基础。
文化领域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被“四人帮”视为他们的“领地”，被他们牢牢地控制着。在文化领域进行整顿，难度可想而知。
邓小平知难而进。7月9日，他指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收集整理文化教育领域的有关情况。他说：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是千篇一律，是新八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指示，国务院政研室开始整理文艺领域的问题，并将有关情况整理材料上报邓小平参阅。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于文艺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也有所觉察。7月初，他在同邓小平谈话时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7月14日，毛泽东就调整文艺政策作出了书面谈话。他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根据毛泽东的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指示，邓小平抓住时机，在文艺界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同“四人帮”针锋相对的斗争，解禁了一批电影和戏剧，恢复了一些杂志的出版发行。
7月18日，江青指责反映大庆石油工人艰苦创业的电影《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并且罗列了该片的十大罪状，下令停演。
《创业》的导演张天民上书邓小平，对江青和当时文化部核心小组对《创业》的批判提出不同意见，建议上映这部影片。邓小平很快将张天民的信转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过信后即作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江青对毛泽东的批示十分不满。她私下散布谣言说：毛泽东同志没有看过《创业》，是“有人逼着主席批”。意指邓小平是“黑后台”。
但不管江青如何无理，在毛泽东、邓小平的支持下，《创业》最后得以公开上映，党的文艺政策开始进行调整。
电影《海霞》的命运也几经波折。这部影片于1975年初摄制完成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先后审看并肯定了该片，建议上演。但在江青一伙授意下，文化部查封了该片的全部底片和样片，给该片扣上了“黑线回潮的代表作”的帽子。该片编导谢铁骊、钱江先后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揭露江青等人的无理行径。7月29日，毛泽东在谢、钱二人的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全体同志。”第二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与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审看该片。邓小平、李先念等其他政治局委员认为《海霞》一片没有问题，中央立即决定此片在全国上映。
与此同时，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经中央批准，《人民文学》《诗刊》等刊物恢复出版。这一时期，还举办了聂耳、冼星海纪念演出。一小批被江青等人诬为“毒草”的影片解禁公映，一批禁演的戏剧节目如《万水千山》《长征组歌》等得以重新公演。
1975年夏季前后，文化领域出现了相对繁荣的景象。
随着各行各业整顿的深入进行，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整顿要以整党为中心。必须对党的领导、思想、组织和党的作风加以整顿。
1975年7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班上，作了题为《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针对当时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等严重问题，他明确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建立省一级的领导”，做到“一不是软，二不是懒，三不是散”。他严厉地批判了派性，他说：“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两派是自然形成的话，那么，现在还搞两派，性质就不同了。毛泽东同志讲，要安定团结。让少数人继续在那里闹，能安定团结吗？”他再一次强调，要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为纲”，他说：“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一时期，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在落实干部政策、解决干部问题方面也采取了重大步骤。这年的4月底，中央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的受审者予以释放。根据这一决定，长期被关押的300多名高级干部被释放出来，其中一些陆续分配了工作。
这年的8月，邓小平指示有关部门，先后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三个文件，明确提出，整顿的核心是整顿党的组织，整顿党的思想。
全面整顿层层深入，充分展示了邓小平的革命魄力和高屋建瓴的领导才能，也一次次触到了“四人帮”的痛处。于是，他们便使出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干扰全面整顿的正常进行。
江青一伙耍出的第一招是“反经验主义”。1975年4月，张春桥借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由此掀起了一场批判“经验主义”的歪风。一时间，“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说什么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整顿是因循守旧、复辟旧制度。
邓小平对此给予了有力的反击，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支持。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的做法，警告江青等人不要搞“四人帮”。
6月，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委托，邓小平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严肃批评，迫使江青等人不得不写出书面检查，承认“四人帮”是客观存在，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
江青等人看到这一招不行，又生一计。他们又借毛泽东关于《水浒》的一次谈话，发起了一场别有用心的评《水浒》、批宋江的政治运动，对整顿施加压力。
对于江青这种无中生有的攻击，邓小平反复向各地区、各部门主持整顿工作的同志打招呼。他说：现在批宋江的投降主义，有些人就认为要搞什么运动了，不知道哪里来的？你怕什么？你又不是宋江、投降派。到9、10月间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邓小平同“四人帮”的这一斗争达到了高潮。
在这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前，江青先期到达大寨，向大寨大队的全体干部、社员作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关于评《水浒》的报告。她宣称，《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中央有人要架空毛主席。
9月15日，在这次会议的开幕式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要全面整顿的思想。在邓小平讲话过程中，江青几次插话、干扰，遭到邓小平一次次的回击。但她并不罢休，竟然要求在会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毛泽东得知后十分生气，马上发出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又一次打击了“四人帮”的嚣张气焰，支持了邓小平。“四人帮”的如意算盘又落空了。
不久，在北京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于9月27日和10月4日先后两次到会讲话。他在讲话中重申：“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在这次讲话中，他还特别突出地提出了如何宣传毛泽东的问题，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提出要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
全面整顿艰难曲折，成绩也显著辉煌。197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11.9%，创造了“文革”期间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