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复出
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是要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一点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
1975年下半年，“四人帮”利用作为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之间的联络员的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病入膏肓的康生，也向毛泽东进谗言，说邓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11月下旬，一场新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中国人民沉浸在极大的悲痛之中。
但是，“四人帮”却加快了“批邓”的步伐。
4月4日是星期天，也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的活动达到了高潮。虽然“四人帮”下了这是“鬼节”，不许悼念的禁令，但是首都人民不怕跟踪盯梢，不怕打击陷害，争先恐后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仅这一天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就达200万人次以上。这场声势浩大的自发的群众运动，从悼念周恩来开始，一直发展到声讨“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人民抗议运动。在抗议的人群中，有的展开用鲜血写成的悼词，表达失去周恩来总理的沉痛心情；有的愤怒声讨“四人帮”，公开为邓小平辩护；还有的人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的松树上挂了许多小瓶子，呼唤“小平”，表达对邓小平的敬意。天安门广场成了声讨“四人帮”的主要战场。
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和抗议活动，引起了“四人帮”的极大不安，他们在暗中加紧进行对这场人民抗议运动的镇压活动。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会议把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的性质定为“反革命搞的事件”，“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会后，毛远新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和会议决定，片面报告了毛泽东。报告中说：“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今年“就抬出总理做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4月7日，毛远新根据姚文元亲手组织炮制的“天安门事件现场报道”，向毛泽东汇报了“天安门事件”的进展情况和处理意见。“现场报道”诬蔑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是“反革命活动”，诬蔑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说天安门事件“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听完汇报，毛泽东作了以下指示：“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华国锋任总理”，提议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同意公开发表这篇“现场报道”。
4月7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两个决议。
第一个决议的内容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第二个决议的内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1976年是中华民族大悲大喜的一年。
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举国同悲。
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举国同庆。这一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了希望。
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邓小平得知了这一喜讯。据他女儿邓榕回忆，听说“四人帮”被粉碎，邓小平不禁激动万分，连手中拿着的烟头也“轻微地颤动”起来。10月10日，他提笔给中共中央写信，对中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四人帮”表示由衷的高兴和坚决的支持。
但是，邓小平的政治命运并没有立即得到改变。当时，中央还要求全国各地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2月9日，邓小平因病住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三〇一医院）；14日，在叶剑英等人的努力下，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的权力。
党内的许多老同志，不顾邓小平尚处于政治隔离的现实，纷纷前往探视，以此向中央表达他们对邓小平复出的关注以及鲜明的态度。(https://www.daowen.com)
1977年1月底，根据叶剑英的提议，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把正在住院的邓小平接到玉泉山，向他通报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及在全国采取的一些措施。2月3日，邓小平一出院，叶剑英就安排邓小平住进北京西山军委一个住处的25号楼。此后，叶剑英几次派车接邓小平到家中或他在军事科学院的办公室长谈。
这时，社会上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我建议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李先念马上表态：“同意！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地出来工作。”
就在人们急切地期盼邓小平复出的时候，2月7日，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们党内不少德高望重的老干部仗义执言，为邓小平说话。陈云率先向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呼吁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王震也对阻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阻挠让邓小平复出的人大加抨击，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陈云的书面发言和王震的发言未能在会议简报上刊登。
面对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要求，特别是老同志的极力呼吁，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在会议结束前不得不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了“两个凡是”的要害及其将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的危害，他深知，如果不推倒“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不揭露这个错误方针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实质，不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下走出来，党的事业便无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前进。因而，他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在其复出正处于微妙的时刻，挺身而出，以马克思主义者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对党对国家前途高度负责的精神，率先站出来反对“两个凡是”。
4月10日，邓小平经过反复考虑，提笔给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阐述了对待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不久，邓小平明确对前来看望他的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人说：“‘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他还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4月10日的信和他1976年10月10日给中央的信，肯定了他的意见。
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再次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进而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邓小平强调，他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不赞成“两个凡是”，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是能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的理论问题。
在党内高层公开讲毛泽东也犯过错误，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的。邓小平的讲话，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为批评“两个凡是”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面对越来越强烈的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党中央终于作出了顺乎民心的决定。7月21日，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正式复出。
当天，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22日，会议以公报的形式向全党、全国人民公布恢复邓小平职务的消息。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此时，历经三落三起的邓小平并没有退缩，他在全会上的讲话中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立场。他说：坦率地讲，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再一次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还特别强调说：“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
1977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十一大的闭幕词中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造成良好的政治局面。
1978年11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再次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问题，中央接受了这个要求。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15日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对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邓小平看得更为长远。他后来说：“有错必纠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不正确，当然应该纠正。如果还有别的事情过去处理不正确，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画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