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恢复高考制度
恢复高考制度是邓小平复出后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也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标志，标志着我们党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正确方向上来，重新确立了选拔人才的公平、公正和平等竞争的原则。当时的学人一定还记得，1977年那个漫长的夏季，那个恢复高考的历史举动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和曲折……
1952年，我国第一次实行大学统一招生，建立起了新中国的高考制度。从1952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招生工作的原则是：阶级路线和政治与学业兼顾。生源主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其他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这种办法基本上符合当时高等学校选拔新生的需要，录取的学生，政治、学业质量都是比较好的，为我们国家建设的各条战线培养了大批合格的人才。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通知指出以往的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必须彻底改革”，并宣布当年的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5天后，《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社论，提出把高考制度“扔进垃圾堆里去”。7月24日，发出了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从这一年起高校招生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取消考试制度，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事实上，因各地忙于进行“文化大革命”，均未进行招生工作。从此，高校停止了招生。后来，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成千上万高、初中毕业的知识青年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同时，大学教师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大学名存实亡。
直到1972年，在全国高校停止招生达6年之久后，大多数高校开始恢复招生。但这次招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只“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不招收应届毕业生，取消文化考试，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没有任何文化考试的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开始实行。这期间，“白卷英雄”被树成典型，各地的招生工作不同程度地都存在“走后门”的现象，进入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文化基础参差不齐，有的人甚至不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基础，大学教学活动难以进行。
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时，高考制度已经整整废除了10年，但“文化大革命”延续下来的招生办法仍未改变。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广大群众对依旧实行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非常不满，“人民来信”如雪片般飞向教育部。一些老同志也给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写信，提出恢复高考制度迫在眉睫。
此时，面对教育界急需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来自人民群众的呼声，邓小平的心情十分急切。虽然他尚未复出，但他一直在关注着科技教育界这个十年动乱中历经劫难的重灾区，并已经在脑子里开始筹划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和恢复高考制度。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王震等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到重点中学和大学。
6月29日，教育部在太原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当时高教领域笼罩着两片阴云：一是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人才的“七二一道路”；二是“两个估计”，即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的17年里，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为严重的是，在人们心头还横亘着一座大山，即“两个凡是”。因此，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高校招生面临着两难境地。虽然这次会议在落实1972年周恩来总理关于高等学校招生指示上有所进展，但是在“两个凡是”阴云的笼罩下，仍然未能突破不合理的招生规定。显然，单靠教育部门是难以改革大学招生制度和恢复高考制度的。
7月，邓小平刚一复出就自告奋勇主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并率先提出了他思考已久的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问题。
7月2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清华、北大要恢复起来。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鲜明的态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
8月1日，他在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关于教育工作的汇报时说：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根本大计是要从教育着手，从小学抓起，否则赶超就变成了一句空话。重点大中小学校，数量不能太少，现在要立即着手指定。两条腿走路，但要有重点，重点学校的重点就是直接从高中招生。(https://www.daowen.com)
8月4日至8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8日，邓小平听取了与会代表反映的对高等教育现状的忧虑和意见。当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谈到清华大学教育质量很差，许多人只有小学水平，入学后还得补习中学课程时，邓小平很不满意地说：那就应该称作“清华小学”“清华中学”。当时一位武汉大学的教授在座谈会上非常强烈地呼吁：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好像工厂的原材料，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在座的科学家们发言踊跃，情绪热烈，一致建议国务院下决心恢复大学招生制度。邓小平问道：“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大家回答，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听后当即决定：“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他明确表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这些历经磨难的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以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来表达他们对这一决定的拥护和他们对邓小平的由衷敬意。
这次座谈会结束后，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8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但是，由于8月12日开幕的党的十一大未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对刚刚起步的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一度陷入徘徊状态。当时曾有一首打油诗真实地记录了人们渴望“解放”的心情：“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9月6日，邓小平就高等学校招生问题，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指出：“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
9月1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负责同志谈话时阐述了立即恢复高考制度的原因、招生的政策和标准问题。他说：1971年全教会时，周恩来同志处境困难。1972年，他和一位美籍中国物理学家谈话时讲，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这个问题是很勇敢的。为什么要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18岁到20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邓小平的“9·19谈话”给了参加招生工作会议的同志以极大的鼓舞，许多人连夜打电话、拍电报或写信，把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传到四面八方。就在邓小平这次谈话后，历时38天的1977年第二次高校招生会议结束，恢复高考已成定局。
9月30日，邓小平在《红旗》杂志根据他对教育工作的几次谈话整理成的评论员文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送审稿上批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我建议政治局讨论一次，进行修正，然后确定是否发表。”
10月3日，邓小平在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等文件上批示：“此事较急，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随后，邓小平对教育部起草的招生文件进行了修改和审定，他认为文件中的政审条件太繁琐，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招生工作的文件，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出席招生工作会议的同志。
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转了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制定的《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规定考生必须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恢复从应届毕业生中招生；修改政审标准，贯彻“重在表现”的原则；严格考试制度，抵制和反对营私舞弊、“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10月2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确定并经国务院批准，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这意味着被“积压”了十几年的几千万中学生，甚至是已届而立之年的“老三届”们，终于得到了一个最后的机遇，一个能使人激动、幸福而又焦急得落泪的历史机遇。这一年的冬天，570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10年之久的考场。当年全国高等学校录取新生27.3万人。1978年，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1977级学生于1978年春天入学，1978级学生秋天入学，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据记载，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居然拿不出足够的纸张来印试卷，一时间洛阳纸贵。为了解决恢复高考后第一届1977级的急需考卷用纸，中共中央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历史的“轮回”终于带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