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
邓小平明确提出的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论述，鼓舞和启发了一些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开始酝酿就真理标准问题撰写文章，以澄清多年来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的思想混乱。
1978年4月上旬，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建议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文加以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并约请正在写同一主题文章的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共同参加研讨修改，最后文章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经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审阅定稿后，于5月10日刊登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5月11日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了此文。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这篇文章阐明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并阐明了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这是从根本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
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反对的，有支持的。然而，最先引来的却是责难。5月17日，当时的一位中央负责人在一个小会上点名批评了这篇文章和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他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紧接着，中央主要负责人也指示要慎重处理，要求中央宣传部对这场讨论“不表态”“不介入”。
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邓小平当时并没有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得厉害，才找来看了看。他认为这篇文章是符合马列主义的，是扳不倒的。在中央领导人当中，邓小平是最早站出来明确表态的。
当时，罗瑞卿正在筹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邓小平得知在筹备过程中，有的人不同意会议文件中某些符合实际的新提法，当即指出，这是一种思潮，我一定要讲话。
5月30日，他在同胡乔木等几位负责人谈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内容的问题时，明确提出要着重讲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他说，我这次会议的总结发言，准备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讲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着重讲第一个问题。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哲学、理论、方法的概括。它同各种机会主义思想都是完全对立的，包括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左”的右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要把这个意思写进去。这是毛泽东经常讲的也是讲得最多的道理，列宁也讲得很多。我们讲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培育的优良传统，首先就是实事求是。归根到底，这是涉及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得更为充分和明确。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地解决。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我们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他还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他要求全党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对当时面临重重困难的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
为了使真理标准的讨论能够开展下去，7月21日，邓小平找当时中宣部的负责人谈话，围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第二天，邓小平同胡耀邦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旗帜鲜明地支持胡耀邦发动的这场讨论。他说：你们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些书啊！是个好班子。他说，他原来没有注意这篇文章，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8月19日，邓小平在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时再一次明确指出：我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还说：我们做事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要认真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毛主席没有讲过的话多得很呢。我们不要下通知，划禁区。能够讲问题，能够想问题就好。要敢于正视现实，敢于提问题，想问题，这样才能够很好地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真理标准的讨论顶着压力艰难地向前推进。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后，又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和《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两篇重要文章，使坚持实践标准的人们受到巨大鼓舞，使刚刚兴起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更加深入发展。(https://www.daowen.com)
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在东北视察工作期间，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多次强调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9月16日，他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又一次批评“两个凡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他说：“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作‘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争论，可见思想僵化。”
邓小平的东北谈话，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个巨大的推动。从9月下旬到11月，有21个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发表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谈话，在全党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局面。
可是，当时作为党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执行所谓“不卷入”的方针，引起党内外的普遍不满。11月，谭震林应约为《红旗》撰写一篇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的文章。他在文稿中坚持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由于谭震林在党内德高望重，《红旗》的负责人无法改动文稿，便于1978年11月16日将文稿呈送中央常委。邓小平看后，写了如下批语：“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看后也写了支持这篇文稿的批语。在这种情况下，《红旗》只好刊登谭震林的文章。
由于邓小平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终于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人们的思想在讨论中逐渐获得了解放，从而形成了自延安整风以来的又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11月10日，党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时，全国的思想政治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党委负责人都公开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工作会议的绝大多数与会者，从一开始就很自然地把话题集中在真理标准问题，批评“两个凡是”以及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和平反冤假错案等问题上，而脱离了会议主持者原定的经济问题议题。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深刻分析了党内干部中存在的思想僵化半僵化的状态，明确指出：这已经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这就为持续半年之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了总结。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也因此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也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邓小平的有力支持和正确引导下，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涉及的问题很多，但是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怎样才算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场讨论对人们思想的解放和我国实现新时期伟大历史转折的推动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这场讨论表面上看是要解决真理标准这样一个理论是非问题，而其深层次的含义则是要解决中国走什么道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正因为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1979年7月29日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中又适时地提出，要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这很重要。他说：“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了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真理标准问题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此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便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起来。
1979年8月，邓小平到天津视察。8月9日，他在听取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汇报工作时，对如何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进一步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他说：真理标准的问题不是我提出来的。关于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是在《光明日报》登的，开始我没有注意。后来越争论越大，引起了我的兴趣。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四个现代化才有真正的思想基础。这个问题意义太大了。三中全会以后，全会的精神没有很好地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问题没有很好讨论，因此，必须加强政治思想路线方面的教育。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有力地推动了天津的真理标准问题补课。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提出：思想路线问题要深入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要结合实际来讨论，免得搞形式主义。
邓小平这些讲话，阐明了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重要性，提出了进行补课的方法和要求，使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真正成了一场广泛深入、富有成效的思想路线教育，对于党的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实际工作的拨乱反正，对于党和国家后来在政治、经济、组织等各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