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访日本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访问日本，并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批准书仪式。这是新中国领导人对日本的首次正式友好访问。
随同邓小平出访的有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外交部部长黄华和夫人何理良、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和夫人经普椿等。
邓小平一行乘坐的三叉戟军用专机于22日下午4时20分降落在东京羽田机场。
日本外相园田直早已等候在机场。邓小平的专机刚刚停稳，园田直外相破例急步奔入机舱迎候邓小平。
当邓小平和园田直外相走下飞机的舷梯时，机场鸣礼炮19响。邓小平同前来迎接的有关人员一一握手后，在园田直外相的陪同下乘车前往下榻地——赤坂宾馆。
23日上午，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国宾馆举行盛大仪式，欢迎邓小平一行。随后，邓小平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国批准书互换仪式。这是邓小平这次出访的重要议程。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中日睦邻友好的基石，邓小平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自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签订，恢复邦交正常化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就摆到了中日两国政府的面前。
1974年8月15日上午10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受重病住院的周恩来总理的委托，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以竹入义胜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四次访华团。
这是邓小平同竹入义胜的第一次见面。
竹入义胜说：“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我从各方面都听说过邓副总理的情况，同时在照片上也经常见到你。我们到北京以后，感到天气并不很热，很舒服。”
邓小平说：“按过去的情况，现在应该是最热的时候，你们有福气，也给我们带来了福气。东京是不是比这里凉快一点？”
“那里凉快一些。”竹入义胜说，“如果北京到了三十七八度，那还是请你到东京去。”
“不要把太热的天气带到你们那里，使你们吃亏。”邓小平一句话引得全场哈哈大笑。
会见的气氛非常亲切。
正式会谈开始后，竹入义胜说，日中复交快两周年了，如果可能的话，还是早一点开始两国之间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持这种意见的人，在日本不少。日中两国之间要建立一个长期的，50年、100年的友好关系，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相信也是田中内阁的看法。
竹入义胜提出，在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希望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为基础，把重点放在加强今后的友好关系上，恐怕这也是田中首相的强烈愿望。
竹入义胜还希望早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和两个业务协定。
邓小平说，这次阁下带来了田中首相、大平藏相的话，我们注意到了，我们还要继续研究。我们理解田中首相、大平藏相面临的问题，凡能尽力的，我们愿意尽力。我们还注意到田中首相、大平藏相多次表达了要在联合声明基础上发展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愿望，就这方面来说，我们愿意同田中首相、大平藏相共同努力，实现这个目标。停了一会儿，邓小平继续说，我们希望两国的业务协定能比较早地签订。当然，在谈判中面临一些问题，我们希望双方努力，找出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恢复谈判后，希望双方都提出一些彼此比较容易接近的方案，不外乎是措词和方式。我们相信，经过双方的努力，是能够找到解决办法的。
关于和平友好条约问题，邓小平说，我们希望比较快地谈判。从原则上来说，我们认为可以主要体现中日两国友好的愿望。当然，也不可避免要体现两国联合声明签订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形势的新变化。有些解决不了的问题、难于解决的问题，可以搁一搁，不妨碍签订这样一个条约。具体步骤总是要通过预备性的会议，先接触，双方的想法可以先了解，问题在谈的过程中来解决。
邓小平请竹入义胜把这三点内容转告田中首相，同时还请首相注意一下，内阁成员、政府主要官员不要有损害两国联合声明原则的行动。
邓小平在这里所说的损害两国联合声明原则的行动是指不久前日本个别政府官员公开参加台湾的活动一事。
邓小平说，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焦点还在台湾问题上。就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不止涉及日本，也涉及国际关系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同你们的声明里强调这个问题？为什么在《中美上海公报》里也强调这个问题？问题就在这里。
当然，我们也希望能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如果不行呢？只能采取其他方式。有些日本人抱住台湾问题不放，你抱得住吗？对此，竹入义胜表示和邓小平看法一致。
会见结束后，邓小平设午宴招待竹入义胜一行，席间双方就中苏关系、日苏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最后，竹入义胜表示，公明党决心为加深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尽力，今后有机会盼望再到中国来访问。
邓小平说，周总理对你发出的邀请是长期有效的，我们总是欢迎你，互相交换意见。
1974年11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抵达日本，和东乡文彦外务次官开始举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预备性会谈。但由于双方在反对霸权问题的条款上出现意见分歧，谈判进展缓慢。1974年12月，田中内阁倒台后，由三木组成新的内阁。但谈判仍然停滞不前，后来，由于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局的动荡，谈判终于搁浅。
1976年12月，日本三木内阁在全国大选中遭到惨败，宣布辞职。福田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并受命组成福田内阁，由大平正芳任党的干事长，园田直任官房长官。
福田组阁后，日本政界要求恢复日中条约谈判的势头再次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决定访华，福田首相委托竹入义胜给中国捎话，表示“要忠实履行《日中联合声明》。如果双方彼此理解对方的立场并取得一致意见，就尽早举行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但是福田派是自民党内反对日中条约的最集中的大派。一旦福田要下决心时，他周围的人又来拖后腿。正如园田直的秘书渡边亮次郎在《园田直其人》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政局尤其是同在野党的关系趋于紧张，他（福田）就对日中条约采取积极态度，目的是稳定形势；情况稍有好转，他就犹豫徘徊，举步不前。”
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于9月10日对浜野清吾率领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说：“福田首相表示要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我们对他寄予希望。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如果仅就缔结条约这个问题来说，一秒钟的工夫就可以解决。”邓小平的意思是要福田内阁早下决心。
1978年1月21日，福田在众参两院全体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中指出：“谈判的时机正在逐渐成熟，因此决心做出更大的努力。”从3月开始，福田在自民党内从事统一认识的工作，主要是说服党内以滩尾弘吉为首的慎重派。5月自民党内的慎重派大部分支持恢复日中条约谈判。7月21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事务级谈判在北京重新开始。8月8日，福田派园田直外相访华。经过会谈，双方就和平友好条约取得一致。8月12日下午7时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举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
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宽敞明亮，大厅正面竖立着一架巨大的屏风，上面画着安徽省的一座拦洪大坝，屏风前面摆着覆盖有绿色桌布的长方形条桌，桌子中央插着中日两国国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黄华和日本外相园田直分别在桌子的两侧就座。
邓小平出席了这个签字仪式。
黄华和园田直在两份用日文和中文书写的条约文本上签字，随后互相交换，又签了一遍，最后站起身来握手，交换了条约文本。
全场热烈鼓掌祝贺，两国有关人士频频碰杯。
签字仪式结束了，此时坐在官邸电视机前的福田首相收看了当时的情景。他坐的那把椅子，正是6年前即1972年2月21日佐藤首相怀着酸溜溜的心情观看尼克松访华场面时坐的椅子。
签字仪式的镜头过后，福田站起身来，环视了一下周围的记者，感叹地说了一句：“（日中之间）木桥变成了铁桥，今后运东西方便多了。”
日本舆论普遍反映较好。《产经新闻》认为：“福田首相和政府有关当局在谈判中全力以赴、顽强拼搏。对此，应给予高度评价。”
邓小平这次出访日本，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仅隔两个多月的时间。
邓小平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对中国，对日本，甚至对世界都是件大事。虽然有一部分人反对，但几乎全体中国人民、全体日本人民都欢迎这个条约，因为条约反映了他们的愿望。
福田说：“在任何国家都一样，作决断时总是有人要反对的，这次的条约，在日本原来持慎重态度的人也都表示支持，除极少一部分人外，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表示欢迎和赞成。我调查了一下世界舆论，世界各国除一少部分外，都赞成这个条约。”
“少数人反对总是有的。中国国内也有，一年半前还有‘四人帮’嘛。”邓小平诙谐的话语，引得全场的人一片笑声。
福田说，我们虽说是第一次见面，可是好像很久前就见过似的。日本有句俗语叫穿着浴衣进行会谈，希望我们毫无拘束地随便交换意见。
当福田表示自己只对战前中国的情况熟悉，战后由于种种情况，工作忙，没有机会访华，很希望有机会到中国访问时，邓小平掐灭烟头，侧了一下身子，回答说，本来我是想在会谈时再说的，既然首相阁下提出来了，现在我就代表中国政府邀请首相在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
福田首相愉快地接受了邓小平的邀请，点头允诺。谈到邓小平将要访问的日本关西，福田说，那儿有很多从中国传来的文化遗物，有些已经在中国失传了。随之话题又转到了中国的汉字，福田认为，中国汉字的变化很大，报纸都看不大懂了。日本一直沿用原来的汉字。
“从汉字可知，两国的友谊是悠久的。”邓小平说。这时，福田首相递给邓小平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几个字，并不无得意地说：“我的名字就是《诗经》里面的，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名字。”
邓小平说：“简化了就不好办了，就看不懂古文了。”
10点半，在首相官邸的一楼大厅开始举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
在乐队高奏的乐曲声中，福田、邓小平以及两国的外长脚踏红地毯进入会场。会场中央摆放着由白色和黄色的菊花以及红色的石竹花装饰起来的两国国旗。
福田和园田直，邓小平和黄华并排坐在罩着绿色呢绒的桌前。仪式开始后，全体起立奏两国国歌。随后，园田直和黄华用毛笔先后在双方分别用日文和中文写成的批准书上签字。此刻是10月23日上午10时38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此生效。
邓小平和福田相互举杯。随即，邓小平放下酒杯，再次走到福田跟前同他拥抱。福田对邓小平的这一举动大为吃惊，显然是缺乏思想准备，表现得有些慌乱，不知所措，姿势也显得僵硬。站在一旁同黄华握手的园田直看得有点愣神了，没料到邓小平随即走过来和他拥抱，结果由于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显得十分狼狈并带有几分滑稽。
23日下午2时半至5时25分，福田与邓小平在首相官邸接待室举行第一次会谈。
中方参加会谈的有黄华、廖承志、韩念龙和中国驻日大使符浩等人。
日方有园田直外相、安倍晋太郎官房长官、佐藤正二大使、高岛盖郎外务审议官、中江要介亚洲局长等。福田首相代表日本政府和国民表明，日中两国要建立持久的名副其实的睦邻友好关系。
他还说，特别是本世纪以来，连续发生不幸事情，我感到非常遗憾，并进行反省，今后不应再重演。战后日本已改变姿态，决心不再做军事国家。(https://www.daowen.com)
福田谈到日本的“全方位和平外交”，是不敌视世界上任何国家，也就是要为同一切国家都友好而努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方位等距离外交”，他强调要坚持《日美安全条约》，并确信《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仅能贡献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而且能贡献于世界和平。
邓小平说，我们两国有2000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在两国友好的长河中，不幸的历史只有几十年时间，这不过是很短的插曲。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政治上总结了我们过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更进一步肯定了我们两国友好关系要取得不断的发展，中日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坦率地说，在现在这个动荡的局势中，中国需要同日本友好，日本也需要同中国友好。尽管你们交的是个穷朋友，但是这个穷朋友还是有一点用处的。”邓小平继续说。
说到这里，福田连连表示“不是，不是”。
邓小平还对国际局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会谈结束后，福田向记者谈及对邓小平的印象：“非常了不起。总之，非常了解世界形势，虽然同对方立场不同。”
当天晚上7时半，福田在首相官邸设宴欢迎邓小平一行。
晚宴是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进行的。在两国人民喜爱的歌曲《樱花樱花》和《洪湖水浪打浪》的乐曲伴奏声中，吃的是“黄油炸霸鱼”等纯法国式饭菜，到处充满着谈笑风生、亲切友好的气氛。
福田和邓小平分别致了祝酒词。
福田首先回顾了日中两国友好交流的悠久历史，他说：“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是无法分开的，到了本世纪，经历了不幸的苦难。”讲到这里他离开眼前的讲稿，突然冒出一句：“这的确是遗憾的事情。”然后，又接上讲稿说：“这种事情是绝不能让它重演的。这次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正是为了做到这一点而相互宣誓。”对于福田突然冒出的这句话，在场的日方译员没有翻译。不过，这话还是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并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登了出来。宴会结束后，有记者就此追问福田时，他避而不作正面回答，只是说：“由于原稿字小，有三处不能读。”
邓小平在致辞中说道：“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是两国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和平友好相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明确地规定，中日两国不谋求霸权，同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势力。这是国际条约中的一项创举。”“条约的这项规定首先是中日两国自我约束，承担不谋求霸权的义务，同时也是对当前威胁国际和世界和平的主要根源——霸权主义的沉重打击。”
宴会结束后，邓小平在福田的陪同下来到大餐厅，欣赏了由日本财团法人“才能教育研究会”3至12岁的儿童的小提琴演奏，并同演员们合影留念。
25日上午10时，福田和邓小平在首相官邸接待室举行第二次会谈。
一见面，福田就对邓小平连日来表现出来的充沛精力表示赞叹：“你真是一位超人，一点倦色都没有。”
邓小平笑着说：“我多次说过，高兴时就不觉得疲倦。”
接下来，双方就朝鲜问题、台湾问题、中日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
在谈到台湾问题时，邓小平这样说道：我们实现台湾归还祖国也要充分考虑到台湾的现实。日本方式也是尊重台湾现实的一种表现。美国总希望我们承担义务，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我们说，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实际上我们承担了不使用武力的义务，反而会成为和平统一台湾的障碍，使之成为不可能。那样，台湾当局就会有恃无恐，尾巴翘到一万公尺高。
在场的人听到这里，都为邓小平形象生动的语言而大笑。
邓小平还谈到，中日双方由于各自的环境不同，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一些看法不同，可不在会谈中谈。我同园田外相讲过，我们这一代人不够聪明，找不到解决的合理的办法，我们下一代会比较聪明，大局为重。
但是这一敏感问题，在几个小时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又突然被提了出来。
25日下午4点，邓小平出席在东京日比谷的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参加记者招待会的400多名记者分别来自时事社、共同社、路透社、合众国际社、美联社、法新社、德新社等著名通讯社。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在出访时第一次同意以“西欧方式”同记者见面。
邓小平从容、巧妙地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多少令那些企图从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即席回答中寻找破绽的西方记者“失望”了。
但是，一位日本记者提出了中日双方早先约定的这次都不涉及的问题——钓鱼岛的归属问题。
钓鱼岛，是台湾省的附属岛屿，属中国领土，甲午战争后被割让给日本。1972年9月田中访华时，曾要求周恩来明确该岛的归属权。当时，为了不让这个一时难于解决的问题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障碍，周恩来表示：“现在还是不要讨论，地图上又没有标。出了石油就成问题了。”对此，日方也表示同意。1978年8月，日本外相园田直在北京又同邓小平讨论这个问题，当时邓小平提出：“一如既往，搁置它二十年、三十年嘛。”邓小平说得如此轻松，态度自若，使园田直大为赞叹。
此刻，当日本记者提出这一问题后，会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大家都屏住呼吸，看邓小平如何回答。
邓小平非常轻松地说：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一些刺，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邓小平把这么重要的领土归属问题，说得如此容易并合情合理，确实令全场的记者折服。
24日上午，邓小平专程前往拜访了前首相田中角荣后，于10时30分前往东京大仓饭店拜会了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大平正芳。
邓小平说：“昨天已经见过面，今天是来正式拜会。”
“阁下不忘老朋友，特地来看望，十分感谢。”大平正芳说道。
邓小平说：“今天是为了表示感谢而来。1972年阁下和田中前首相一起访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发展中日关系开辟了道路。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我们感谢福田首相的决断，同样也要感谢田中前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
1972年9月25日，一架日航DC-8型专机，载着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和外相大平正芳等人于北京时间11时30分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
田中、大平此行的目的是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机场迎接日本客人。相互敌视了20多年的亚洲两个大国领导人的手终于紧紧地握到一起了。
大平外相参加了自始至终的谈判。
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联合声明》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正式签字。大平外相是日方的签字人之一。
签字仪式结束后，大平外相立即赶到设在民族文化宫的新闻中心，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对《联合声明》的基本内容作了说明。他说，“日中结束不正常的关系是对亚洲及世界和平的重要贡献”，并以坚定的口吻宣布日台关系“在《联合声明》中虽没有触及，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即《日台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就是说日本与台湾正式断绝了外交关系。
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后，大平正芳又为推动中日友好关系做出了贡献。中国人民始终记住为中日友好奠基的田中前首相和大平前外相。
邓小平访日，还专程拜访，令大平正芳非常感激。
大平正芳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很大发展。我对日中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的顺利进展感到由衷的高兴。期望副总理阁下的访日使两国关系进一步飞速地发展。”
谈话充满着亲切友好的气氛。
大平正芳还对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对日中友好做出贡献表示感谢，并指着在座的廖承志说：“和廖先生是老朋友了，见了他就好像到北京出差似的。日本在北京有两个大使。”说着他指了指佐藤大使和廖承志。他还接着说：“廖先生是中国人，但日本话讲得比我好。”
邓小平马上指着廖说：“他从小学就在这里读书，一直到中学。在中国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大平正芳对在座的黄华外长说，以前我以为黄外长是一位可怕的外长，其实是很和蔼可亲的。“中国有勇气，在联合国公开发表自己的外交政策，令人佩服。”
邓小平说：“你们不方便讲，我们可以讲，1974年特别联大的时候，我就讲了谬论。”这句话再次引起了全场的笑声。
邓小平和大平的会见，虽说是初次，却如久别重逢的朋友一样，畅叙旧情。
10月24日，邓小平前往日本国会议长接待室，对众议院议长保利茂和参议院议长安井谦进行礼节性拜访。在那里邓小平会见了日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新自由俱乐部、社会民主联盟和共产党等6个在野党的领导人，其中包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
在和他们的恳谈中，邓小平谈起中国历史上徐福曾奉秦始皇之命东渡日本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故事，说：“听说日本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问的目的是：第一，交换批准书，对日本老朋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第二，寻找长生不老药。”话音刚落，议长室里一片笑声。接着邓小平又补充说：“也就是寻求日本丰富的经验。”
邓小平幽默的话语，使恳谈的话题一下子转到“药”，气氛也变得热烈和轻松了。
竹入义胜一语双关地说：“（长生不老的）最好的药不就是日中条约吗？”
邓小平看着竹入义胜，微笑地点了点头。
邓小平访问日本期间，还参观了日本的企业，他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他对日本企业界元老土光敏夫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比世界落后20年，“中国荒废了10年，在此期间，日本等其他国家进步了，因此，里外落后了20年”。邓小平表示，中国要努力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邓小平的这一坚定决心，曾给日本朋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邓小平对日本的访问获得了圆满成功，世界舆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高度的评价。
日本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竹内实说：“访日期间邓小平反复讲四个现代化，从这种不同寻常的热心来看，他在深入思考。”美联社评论说：“邓在日本访问期间扮演了一个中国超级推销员的角色，也以逗人的微笑和精力充沛的交谈，不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为中国结交了新朋友。”同时，邓小平的访问，在日本各界人士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日本列岛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日本新闻界和政界人士形象地称之为“邓小平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