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农村改革
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
农民们却这样认为：没有邓小平，改革是搞不起来的，即使搞起来了也会夭折。一位在农村工作了多年的县委书记曾这样说道：“改革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农民们追求了几十年，光是生产队的评工记分方法，就先后变换过400多种，但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怎么变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期，农民们就想搞包产到户，搞责任田，搞了三次，三次都被当作资本主义批判下去了，许多干部为此受到无情打击。1978年这一次又搞了，而且搞成功了。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了思想解放运动，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归根到底，靠的是邓小平的启发和支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农村改革的号角。
农业问题是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会议主要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随着会议对“两个凡是”禁区的突破，人们的思想也越来越解放。与会代表对我国农业的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很多人在会上对这两个农业文件表示不满，认为文件既没有实事求是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业战线的经验教训，又没有实事求是地指出当前的问题。在与会代表们的强烈要求下，会议对这两个文件作了较大的修改，特别是对《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进行了改写，最后提出了发展农村生产力的25条措施。
虽然在会议原则通过的文件中也还沿用了一些“左”的传统提法，作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规定，如禁止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等。但由于整个会议的主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参加会议的各地负责同志对今后回去应该怎么做心里也有底，他们会从当地的实际出发，采取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去发展农村生产力，也就不在乎文件中怎么说。何况文件还规定了“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讲到：“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讲话为正在起步发展中的农村改革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
确实是这样。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状况，对农村的体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说，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粉碎“四人帮”后，还徘徊了两年，基本上因循“左”的错误，一直延续到1978年。从1958年到1978年整整20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中国的农业问题太严重了，特别是中国农民的贫穷生活给这位70多岁的老人很深的触动。他曾动情地说过，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人民是好人民，忍耐性已经够了。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四川是邓小平的家乡，也是中国农村进行改革较早的省份之一。这个素有“天府之国”美称的农业大省，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农民的生活也很穷困。粉碎“四人帮”后，省委结合本省的实际，采取了一些措施，使农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他们采取的一些措施当时也遭到了来自上面的一些非议。1978年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出访尼泊尔，途经成都时作了短暂停留，在听取中共四川省委汇报工作时说：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这番话对当时深感有思想压力的省委领导来说如释重负。同年8月，他又一次谈到四川农村的情况，他肯定四川农业的发展是政策对头。所谓政策，还是老政策，无非是按劳分配，这是最根本的，不吃大锅饭，按劳分配，再加上点小自由，如养鸡，给少量的自留地，一年就搞起来了，两年就翻身了。
1978年9月邓小平的东北之行，多次谈到农村问题。他说，一个公社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一个大队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更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考虑问题。邓小平对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提法表示了不同看法：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学大庆、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比如它评工记分，一年搞一次，全国其他人民公社、大队就不可能这样做，取消集贸市场也不能学，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学。小自由完全没有了，也不能学。所有在一个县、在一个公社工作的同志，都要根据一个县、一个公社的条件，大队也要根据大队条件搞好工作。要鼓励哪怕一个生产大队、一个生产队很好地思考，根据自己的条件，怎样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总产量，还有技术方面、多种经营方面，哪些该搞的还没有搞，怎么搞，这样发展就快了。
大寨是毛泽东在农业战线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是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学习的榜样。大寨的那些做法在当时被宣传为最具社会主义特征，在那个年代，人们心有余悸，尽管对大寨的做法不赞成，但有话也不肯说，不敢说，不直说，甚至继续说一些言不由衷的假话，谁要说不学大寨，弄不好就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细心的人也不难看出，后来在三中全会通过的两个农业文件中，已经不再提“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了。
三中全会对于中国改革只是开了个头，接踵而至的还有许多困难，率先开始的农村改革就不是一帆风顺的。
三中全会后，全国各地落实全会的精神和有关农业的两个文件，积极试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
四川、云南搞了包产到组，广东农民实行了“五定奖”，特别是安徽，迈出的步子比一般省份要大。
1979年1月，《人民日报》陆续报道了这4个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随之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署名“张浩”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和“编者按”。来信认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应当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轻易地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也会给生产造成危害。《人民日报》的“编者按”指出：“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向全国播发了这一消息。
消息一经传出，引起的震动很大，有的人认为，这是中央的新精神，还有人认为“三中全会的精神偏了，该纠正了”。在干部群众中产生了思想混乱，一些地方立即停止了“包工到组、包产到组”的推行。有些地方由于拿不定主张，由此影响了春耕。
3月30日，《人民日报》同样在头版位置刊登了安徽省农委的来信。这封信是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指示省农委写的，来信指出，应当正确看待联产责任制，强调定产或包产到组都是符合中央两个农业文件的精神。《人民日报》同样加了“编者按”，承认3月15日的来信和“编者按”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同时提出，各地情况不同，怎样搞好责任制应当和当地干部群众商量，切不可搞“一刀切”，更不能搞某一种形式，否定或禁止另一种形式。
争论从报纸上延续到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的会场上。明确表态支持实行“包工到组、包产到组”的省委书记在会上仍是少数派。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在会上说：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两个月后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万里找到了陈云，陈云对安徽的做法表示举双手赞成。
这年的7月，邓小平去了安徽，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等人陪同，登上了黄山。
7月15日下午5时，邓小平在观瀑楼会议厅召开座谈会，听取安徽省委常委和徽州地委（当时黄山属徽州地区管辖）主要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并就开发黄山旅游资源，发展黄山旅游业和徽州山区经济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邓小平一边品尝着黄山毛峰，一边与大家随意地交谈着。 (1)
“老魏，你这个地区管哪几个县？”邓小平问徽州地委书记魏心一。
魏心一回答说：“我们地区管7县1市，有170万人口……”他接着向邓小平介绍了徽州地区的资源、物产等情况。
邓小平赞赏道：“你们这里物产很丰富，你们这个地方将是全国最富的地方。”
“我们这里产春茶19万担，春夏茶28万担。”魏心一说。
“一担多少钱？”
“170到180元，祁红、屯绿主要是我们这里生产的。”
邓小平说：“祁红世界有名。黄山是你们发财的地方，对黄山的工作要好好整顿，主要是搞好服务工作。你们条件不好，第一是脏，这是不行的。”
说到这里，邓小平停了一下，然后加重语气说道：“这里是发展旅游的好地方，省里要有个规划。外国人到中国旅游，一般的一星期要花1000美元，有时钱花少了还不满意。你们要很好地创造条件，把交通、住宿、设备搞好。要搞好道路，上山道路要很好地整修，将来要能开快车，外国人和游客上去可以租车嘛。”
万里插话说：“道路现在太窄，我们要很好地整修，皖赣铁路岩寺站改成黄山车站，屯溪机场要进行扩建。”
邓小平说：“可以搞小飞机。但交通还不是第一。第一是服务态度，清洁卫生。长城那个地方的问题，我们很着急，就是解决得很慢。现在我们国家有些人就是慢慢腾腾不着急，积极性不高。你们搞旅游的人，要有点外语知识。凡是服务态度好、服务质量高的，工资要高，也可以给他百把元，不好的要批评教育，不改正的还可以淘汰，这样就搞上去了。”
邓小平强调说：“服务态度、清洁卫生很重要。外国人批评我们脏。爬了山要洗温泉澡，钱可以多收。”
见大家都不说话，邓小平呷了一口茶，谈起了他的生意经：
“旅社建筑要搞古色古香的房子。像这样的房子（指观瀑楼），一家住一天可以收他们500美元，起码200美元。我在美国住旅馆，最低的是900美元，高的有1200美元。他们来旅游就是要花钱嘛。
“每个宾馆要搞小卖部，祁红、绿茶搞小包，一二两的，包装搞得漂亮些，卖他几个美金。他不是喝茶，是当纪念品。游客带回去送人，表示他到过黄山。安徽纸、墨、笔、砚，也要搞包装，卖美金。小卖部卖茶、纸、墨、笔、砚，定国际价格，大有买卖可做。特别是日本人喜欢。砚台不要搞大。我们就是不会赚钱。很多外国人特别是华侨批评我们不会赚钱。
“被单要每天换，伙食要很好地讲究，要适合外国人的口味，你们地方菜烧得不好，要训练这方面的人才。青岛的啤酒很有名，在美国吃饭到处看到青岛啤酒。如果把青岛啤酒拿到这里来卖，可以比别处贵三四倍。”
“芜湖铁路通到哪里？”邓小平问。
“通到景德镇。”万里说。
“有了这条铁路就好了。”
邓小平接着又谈到了治山问题，说：“在这里，你们的资本就是山。要搞些专业队治山。山上的东西多得很，170万人口，搞好了，许多东西可以出口，收外汇。现在这里有好多秃山，种玉米干什么？既影响水土保持，收入又少。山区建设，就是看搞什么收效快就搞什么。粮食少，用别的办法解决。要有些办法，禁止破坏山林。”
顾卓新、王光宇说：“过去山区搞粮食自给，毁林、茶种粮，对山区破坏很严重。”
邓小平说：“山治得好，要允许他们的收入高，不要去剥削他们，还要组织专业队搞。”
“现在治得好的地方，就是组织专业队搞的。”魏心一汇报说，“过去旌德养黄牛，也是出口的，现在很少了。”
邓小平说：“把这些恢复起来就好了。小黄牛的肉很好，出口很受欢迎。”
万里说：“这里过去生漆、桐油很多，现在还未恢复起来，漆基本上搞光了。”
“山区宝多得很。种柞树也很好。要搞经济林。要很好地发展竹木手工生产，搞好竹编生产，搞些好的竹编工艺品，每件收他几个美元。”邓小平说。
“还要种菜，你们的丝瓜很好。石鸡，外国人肯定喜欢，做好了，可以卖他几十个美元，很多东西稍微调制好了，价钱可以高一两倍。”
在座的省委常委们被邓小平的话深深震惊了。除了长期跟随邓小平南北征战过的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他们实在难以想象，向来抓大事、理大局，在政治上具有深邃洞察力和统帅才能的邓小平在谈起赚钱做生意的“方略”来竟如此开通，如此细心，如此娓娓道来，有板有眼。
省委书记顾卓新接上了话头，才打破了刹那间的沉默：“我们要办这方面的学校，训练好的厨师、导游、服务员。”
服务员为邓小平续上茶。望着袅袅升腾的水汽，闻着弥漫开来的茶香，邓小平兴致更高，他说：“公园要卖门票，外国人一个价，中国人一个价。泰国曼谷公园本国人收二角钱，外国人收一元五角钱。温泉洗澡，游泳池也要收费，也要有区别。国内外不同，本国人和外国人收费不同。导游要有章程。”
“主要是搞好服务，清洁卫生，这是很重要的。你让人家出钱，服务态度不好，又脏，谁来？来了也要骂娘。这方面的工作要很好地研究，人员要训练，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一定要搞得使游客方便。”邓小平又一次强调这一点。
“你们搞几个养牛场，种草，旅客来了吃鲜牛奶、奶酪。这里卖奶制品，收费可比别处高些。外国人喜欢吃小牛肉、牛排，那东西确实好吃，香得很。以前我在法国留学时是吃不上的。(https://www.daowen.com)
“黄山要搞些好的风景照片，一套黄山风景明信片，卖他几个美元，要搞彩色的风景照片、画册，他们买回去当纪念。”
万里说：“九华山风景也很好，是佛教圣地，您没去。”
邓小平没有接万里的话头，自顾说下去：“我提出旅游业到1985年收入50亿美元，他们说保证不了。交通、旅游有一系列问题。翻译也不够。这怎么可以？服务员起码要学简单的外语，会讲出菜单的、外语好的服务员，工资要高。导游要训练，导游由旅客雇，收入归公。”
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成为邓小平反复考虑的中心问题。如何实施这一重大决策，邓小平把他的眼光瞄准了旅游业。从1978年10月到1979年7月，10个月的时间内，邓小平连续5次比较集中、系统地谈到发展旅游业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有关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思想。
1978年10月9日，邓小平会见泛美航空公司董事长西威尔时对在场的旅游与民航部门的领导说，民航、旅游这两个行业很值得搞。要用管理经济的办法来管理。要抓利润，利润不是帅也是将嘛。他算了一笔账：一个旅行者花费1000美元，一年接待1000万旅行者，就可以赚100亿美元，就算接待一半，也可以赚50亿美元。他希望民航部门和旅游部门共同研究，“以发展旅游为中心，搞一个综合方案”。
1979年1月，邓小平三次着重谈到发展旅游业的问题。邓小平说，现在国家计划想调个头，过去工业以钢为纲，钢的屁股太大，它一上就要挤掉别的项目，而且资金周转很慢。要先搞资金周转快的，如轻工业、手工业、补偿贸易、旅游业等，能多换取外汇，而且可以很快提高人民生活。“旅游赚钱多，来得快，没有还不起外债的问题。”
1月2日，邓小平对国家旅游总局的同志说：“搞旅游要千方百计地增加收入。既然搞这个行业，就要看看怎样有利可图。”一定要搞多赚钱的东西。邓小平把旅游摆到了经济产业的位置，明确了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就是要增加收入。几天以后，1月6日，他在同国务院负责同志谈经济建设方针时指出：“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旅游赚了钱可以拿出一些来搞城市建设。”“要搞多赚钱的东西，可以开饭店、小卖部、酒吧间，进口一些酒、可口可乐，搞纪念画册、风景图片，还可以搞一些正当的娱乐。”
1月17日，邓小平会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时说，我们国家地方大，名胜古迹多，如果一年接待500万人，游客每人花费1000美元，就是50亿美元，要千方百计赚取外汇。我们的人民很聪明，要多想些办法，千方百计选择收效快的来搞，不要头脑僵化。比如要大力发展旅游业，可以多搞几个旅游公司。在这里，邓小平一连用了几个千方百计，可见当时他对发展旅游寄予多么大的希望。当时工商界人士落实政策后有5亿资金，邓小平希望他们把这些资金用来搞旅游业，主要是上海、天津、广东，集中投资到旅游方面。邓小平还对工商界负责人说：“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人当公司经理。请你们推荐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的企业，不仅国外的，还有国内的，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如旅游业，每个地方推荐两三人。”
邓小平还提出旅游业对外开放的一些具体设想：石林很宝贵，中国有一个，意大利有一个，但我们的石林比意大利的好得多。要开辟到拉萨的旅游线路，外国人对拉萨感兴趣，到尼泊尔的游客也可以到拉萨来。为了搞好旅游这个对外开放的窗口，邓小平要求旅游局要搞一些培训班，培养翻译、导游、经营管理人员，甚至服务员。服务员也要有知识，有一点外语基础。房子要干净，伙食要适合外国人口味，要搞好旅游宣传，等等。
今天在黄山，邓小平再一次集中阐述了发展旅游业的思想。
座谈会在继续进行着。
话题转到如何发展徽州山区经济的问题。邓小平说：“你们徽州地区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广开门路，增加收入。要搞经济林。你何必种玉米，既影响水土保持，收入又少。山区建设就是让群众看看，什么收效快，就搞什么。现在我们都是吃粮食，为什么不种草养牛，中国人的食物结构要改变。日本人每人每年吃200斤鱼。现在让群众多吃肉不行，实在是穷，吃不起，富裕的队可以搞，多养猪、牛、羊，多吃肉少吃粮。”
万里说：“我们巢湖有几百万亩水面，但养鱼业发展很差。”
这时，邓小平显得很兴奋：“巢湖，我们打过长江就是在巢湖训练的水军。”稍停一下，邓小平又嘱咐道：“水面还有的是，要好好养鱼，让群众多吃点鱼，少吃点粮。我们的食物结构是长期形成的，习惯要慢慢改。你们试试，富裕队多养猪、牛、鱼，让群众逐步多吃肉，少吃粮。肉、鱼价格可以对当地人放低些。逐步地搞到少调进粮食，多吃肉，改变食物构成，这样人的健康状况肯定会改变。”
邓小平又询问了去年徽州的粮食收成和社员人均收入。
最后，邓小平鼓励安徽省委和徽州地委的负责人：“你们要有点雄心壮志，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
邓小平再一次提到：要做一系列的工作；工作人员要实行按劳分配，年终利润多还可以发奖金；九亿人口的收入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总是有的地区先富裕起来，一个地区总是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历时两个小时的座谈会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结束。
根据日程安排，邓小平一家人次日要离开黄山前往上海。
吃过简单的晚餐，邓小平余兴未尽，他在观瀑楼门前一边散步，一边观望四周的景致。这时，地委书记魏心一来了。
“哦，屋里坐。”邓小平招呼着客人。
在客厅里坐定，魏心一让秘书拿进来两只精致的竹雕笔筒。“邓副主席”，魏心一说，“这是汤口的一位退休老工人用了一个月的时间雕刻成的，专门送给您老人家，表示对您的敬意。请邓副主席一定要收下”。
邓小平听了这番话，想了想，说道：“好，我收下。老魏，请你代我谢谢他。”
这两个竹雕笔筒一大一小，大的约有热水瓶粗，上面雕刻着“八仙过海”图案；小的约有茶杯粗，雕刻着“黄山风景”图案。
邓小平一边欣赏着这两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一边听着魏心一对徽州新安文化中木雕、砖雕、石雕、竹雕等“四雕”工艺的介绍。
“这个东西很好，要大力发展。”邓小平赞美道。
魏心一说：“徽州过去很美，山清水秀，小桥流水，现在有些被破坏了。”
邓小平马上说：“你们现在还可以搞嘛，还可以再建嘛。”
见时间不早了，邓小平又有些疲乏，魏心一遂告辞而去。
第二天早晨，邓小平临行前，魏心一再次来到观瀑楼，代表黄山，代表徽州人为邓小平送行。此时，邓小平正在吃早饭，魏心一请他为黄山题字，他欣然应允。
他放下饭碗，走进会客厅，拿起毛笔，蘸上墨汁，挥笔写了“天下名泉”四个大字。
8时左右，邓小平在观瀑楼与前来送行的省、地领导以及黄山管理处的干部职工一一握手话别，然后由省委第一书记万里陪同，转道乘火车前往上海。
在安徽前往上海的途中，万里向邓小平汇报了安徽省部分农村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
1979年初，为了改变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吃“大锅饭”，生产力低下，食不果腹的贫穷状况，中共凤阳县委正式宣布在全县范围内推行大包干，实行“包产到组”，联产计酬，超产奖励，受到了全县农民的普遍欢迎，农民们憔悴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喜色。几乎与此同时，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户社员在副队长严宏昌主持下秘密决定分地经营，包干到户，朝着更彻底的责任制迈了一步。
包产到组的形式刚刚在一些地方扎根发芽，就引起了不少人的指责和批评。至于小岗生产队和肥西县一些地方的“包产到户”，更是不敢对外公布，被认为违反宪法和三中全会精神。
1979年6月初，万里乘车前往凤阳视察。县委书记陈庭元向他汇报了大包干的情况，并引用了农民歌谣：“大包干，真正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准搞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万里听后，当即表态：“好！我批准你们县干三五年。”随即，万里又去了肥西，他发现，凡是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麦子都长得特别旺盛。
从农村回来不久，万里到北京参加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他找到邓小平，把安徽实行责任制和他在农村目睹的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也反映了各方面的压力和不同看法。邓小平听后，果断地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
于是万里回安徽后，以坚定的口气对地县领导干部们说：“有人在报纸上对我们的新办法作了批评。报纸不种田，不打粮，到了秋后农民没有饭吃，可要来找我们哩。别理那一套，我们照样干。”
回想起不久前邓小平对安徽责任制的支持，万里深有感触。在车上他更详细地向邓小平介绍了安徽省的穷困状况：1978年，凤阳县逃荒要饭的人口由六七千人猛增到两三万人，几年内全县农村人口骤减了10万。被穷困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小岗生产队，1978年打下的粮食只有1955年的1/3，大部分人离乡要饭。这种状况并非凤阳仅有，在全国各地，经常可以看到拿着介绍信讨饭的安徽籍难民。今年是个大旱年，再不允许实行新的农村政策，收成更得减产。
车轮有节奏地敲打着铁轨。邓小平听着万里的介绍，久久不语。
但是，熟知邓小平性情的万里十分清楚邓小平的倾向性，他仔细琢磨了那天座谈会上邓小平讲的一段话。
邓小平问：“你们社员收入多少？”
魏心一回答说：“这里是120元，一般100元左右，也有四五十元。少数200元。”
邓小平说：“河南产棉区有的收到270元。河南有典型材料，有一个大队村边有十几亩地，鸡、猪随便糟蹋，没有收成，后来包给三个人管理，结果收成很好，就是这个大队，以前收入很低，现在二百几十元。看来，一搞责任制，群众的劲头就来了，他就千方百计地要搞好生产。”
万里对邓小平说：“发展农业生产，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包产到户是个好形式，条件好的地区可以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落后，独木桥不要给我们拆掉，让我们走一走。”
事隔多年，万里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欣慰地说，我和小平同志达成了默契。
随着包产到户从暗处走到明处，从个别省份走到全国许多省，由此引起的责难也纷至沓来。关键时刻，邓小平说话了：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情况变化很快。安徽肥西绝大部分搞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针对当时党内外一些同志的担心，邓小平说，我们总的方向，还是发展集体经济。“大跃进”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20世纪60年代初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他认为，总的说来，农业上主要还是思想解放不够。除集体化这个问题外，还有因地制宜。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什么就不要去硬搞。还是老框框，思想不解放。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彻底拨开了阻碍农村改革的重重迷雾。根据这个精神，9月，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会议分析了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一些曲折和失误，认为由于集体化运动中的缺陷，由于有极左路线的干扰，由于很长时期党的工作重点没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目前集体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人民公社的体制、结构方面也存在需要改革和完善的问题。经营管理工作更是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对于包产到户应当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会后中央发出通知，第一次郑重地肯定了大包干和包产到户的改革行动。认为它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这样，以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农村改革在全国全面铺开。
(1) 谈话内容参见：《邓小平视察纪实（1957—1994）》（上），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3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