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召开了第十一届三中全会。
三年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三中全会作了如下的评述：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20年后，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邓小平自己这样说过，我们真正的转折点是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制定了新的纲领、方针和政策，制定了新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不能不说到在全会前于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我们不妨看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
中央工作会议原本的议题：一是讨论农业问题，二是商定1979年和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的讲话。在进入正式议题前，用两三天时间先讨论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的从1979年起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这是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之前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得到了大多数常委的赞同，华国锋也是同意的。
邓小平对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思考，在他第三次复出时就开始了。
他后来说，我是到处点火。
第一把火点在广州。
1977年下半年，为筹备军委全体会议，军委主要领导人在广州研究文件的起草问题。邓小平在工作开始时就提出，文件应以什么为纲？怎么才叫工作的纲？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他说，揭批“四人帮”可以叫纲，但这是暂时的，我们还有长远的考虑。之后，他明确说，看起来现在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可以，但是很快就要转，要结束，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不能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肯定不能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第二把火点在他的家乡四川。
1978年2月，邓小平在出访尼泊尔前途经成都作短暂停留。他在听取四川省委汇报工作时指出，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都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
半年后他在东北又点起了一把熊熊大火。
1978年9月，邓小平东北谈话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要解放思想，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9月13日，邓小平在辽宁本溪同辽宁省委、本溪市委领导座谈时，强调要到发达的国家去看看，了解人家是怎么搞的，批判了“四人帮”的“崇洋媚外”的谬论。
9月15日，他在哈尔滨听取黑龙江省委常委汇报时提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
9月16日，他在长春听取中共吉林省委汇报工作时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生产力总是需要发展的，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
9月17日，他在沈阳听取辽宁省委常委曾绍山、任仲夷、黄欧东、陈璞如、胡亦民等人的汇报时说，应当在适当时候结束全国性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他特别强调：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9月18日，他在辽宁鞍山听取市委汇报时指出，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鞍钢改造要革命，不要改良，要把指导思想搞清楚。
9月20日，邓小平在天津说，我走了几个地方，一再讲就是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要当懒汉，从实际出发。
邓小平的东北之行，为三个月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做了许多的思想发动工作。他提出的一系列的重要思想观点，为开好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基础。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1978年9月份，小平同志在东北提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的转移，为三中全会的方针，为今后党的工作方针，作出了决策。
从东北回京后，邓小平于10月3日请胡乔木、于光远到家里谈话，谈起草工会九大上的致词，邓小平再次提出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的问题。他说，这次我在沈阳军区讲揭批“四人帮”的问题，我说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再搞三年五年吧！我说你们要区别一下，哪些单位可以结束，有百分之十就算百分之十，这个百分之十结束了，就转入正常工作，否则你搞到什么时候。我们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那么就要问“底”在哪里？现在可以暂时不说。在后来的正式稿中，邓小平这样说：“很明显，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同样很明显，这个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不难看出，这个“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就是工作重点转移的意思。
邓小平后来说：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https://www.daowen.com)
邓小平点起的火，就是解放思想的熊熊烈火，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熊熊烈火，这把大火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燃起来了，很快就燃遍了全国。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随着实施战略转移的议题的提出，立即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和广泛讨论。陈云在小组会上率先提出六个问题，向“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发起攻击，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响和共鸣。会议很快脱离了事先设置的轨道，形成了全面纠正“左”的错误的历史潮流。原定20天的会议不得不几度延长，最后开了整整36天才闭幕。这就使得彻底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升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最重要的议题。
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薄一波等61人案、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杨尚昆问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作出平反决定。随后，根据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情况，邓小平同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以及在接见外宾时，就“天安门事件”等历史问题的平反和如何对待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问题发表意见，对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正确理解中央决策起了积极作用。27日晚，邓小平就中央人事问题发表意见：现在国际上就看我们有什么人事变动，加人可以，减人不行，管你多大问题都不动，硬着头皮也不动。这是大局。好多外国人要和我们做生意，也看这个大局。
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早在10月底就开始酝酿了。
这时，邓小平刚刚结束访问日本。
10月29日，邓小平约见国务院研究室的同志，谈讲话稿的起草问题，当时邓小平提出主要是工作重点转移问题。11月初邓小平出访东南亚，直到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后的第五天才回国。邓小平看过起草的初稿后，又同胡乔木谈了一次，胡乔木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并于11月19日将修改稿交给邓小平。
改定后的稿子，主要是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几方面的历史意义，第二部分论述如何实现这个转变。但是到了12月初，邓小平对讲话稿有了新的考虑，几乎把原来的整个思路推翻了。
不过是短短的10天，为什么变化如此之大？
在这期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发生了几件事：在会议代表的强烈要求下，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薄一波等61人案、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杨尚昆问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作出了平反决定，并于11月25日在大会上公开宣布，使会议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已经不是那么突出了。
12月2日，邓小平约胡耀邦、于光远等在家中谈话，谈讲话稿的重新起草问题，邓小平拿出了他写的讲话提纲。
提纲列了七个方面的问题：一、 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强调：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争论的必要。二、 发扬民主，加强法制。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特别是近一时期。提出：政治与经济的统一，目前一时期主要反对空头政治。主张：民主选举、民主管理（监督）。权力下放，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三、 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指出：解决遗留问题要快，要干净利落，时间不宜长。安定团结十分重要，要大局为重。犯错误的，给机会。总结经验，改了就好。四、 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扩大管理人员的权力。党委要善于领导，机构要很小。五、 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干得好的要有物质鼓励。六、 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从引进项目开始，请点专家。七、 新的问题。提出：人员考核的标准，多出人员的安置。开辟新的行业。
在重新起草和修改稿子的过程中，邓小平又与起草者谈话，“逐条逐字”审阅。
据参与起草的于光远回忆说，这个讲话的题目也是邓小平定的。开始是19个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19个字在讲话中出现在两个地方，“先是在开始的导语性质的部分里，接着在文稿的第一部分，两处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似乎就在定稿的过程中，讨论到导语部分时，邓小平讲可不可以就把这句话做文章的题目，胡耀邦和我都说很好。能把今后工作中最重要的三点概括起来，完全不落俗套。而且议论了在标题中省略‘开动脑筋’4个字，成了15个字”。
后来邓小平在正式的讲话中将7个问题归纳为4个问题。
邓小平在讲话中，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他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他认为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处在僵化半僵化的状态。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解放思想确实是当时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种种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邓小平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在讲到民主问题时说，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再一次突出了“解放思想”这一条。他认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他还着重讲了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并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他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讲到处理遗留问题时，邓小平说，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而且主张“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在这一部分中，他还讲到，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有些事要经过长点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
邓小平讲的第四部分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这里他提出，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他特别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政策，他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
中央工作会议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中全会进行得非常顺利。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根据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全会严肃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重新恢复和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指出，必须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只有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会还指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正本清源，有步骤地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深入总结了历史经验，科学地阐述了许多从实践中提出的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已经和正在随着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并将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过程。
这次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