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冤假错案要加快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开始拨乱反正，平反“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最为关切的首要问题。
197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已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不允许翻案。”这就给刚刚起步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划定了一个狭小的范围。在“纯属”的限定下，揭批“四人帮”阶段所平反的，主要是案情简单、牵扯面不广的一般性错案。由于政治上一系列重要原则不能澄清，对全国有影响的大案、要案的复查和平反工作提不上中央的议事日程，大批干部被长期挂起来，数千万人背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包袱。民心不顺，党心不顺，严重影响了历史新局面的开拓。
这样，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之际中国能否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实现拨乱反正的关键所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在密切关注：中国共产党有没有勇气纠正自己的错误，有没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经华国锋批准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中指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提出，更使平反冤假错案遇到了极大困难。
这时，党内外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首先集中在要求邓小平重返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上。这两个问题隐含着更宽泛的含义：前者代表着要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大批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的正义呼声；后者则反映了人民要求为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的强烈愿望。
这两个问题上的斗争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集中地爆发出来了。对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两件事，会前，华国锋就打招呼说这次工作会议不要提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3月13日上午，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陈云在西南组作了一个书面发言。他提出了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特别提到：“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当会议工作人员奉命要求陈云修改这篇书面发言时，遭到了陈云的拒绝。最后陈云的书面发言，没有能在会议简报上刊登。
3月14日下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在谈到邓小平的问题时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问题就能正确地、妥善地解决；离开了这个立足点，就会引起思想混乱，不但妨碍问题的解决，而且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他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
关于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华国锋说：“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时候，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已于1976年12月5日发出通知。”“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总之，中央在解决邓小平同志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中，是坚定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是坚持了毛主席的路线和方针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就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来到邓小平的住地米粮库胡同五号看望邓小平，邓小平就粉碎“四人帮”后应该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这次谈话为后来胡耀邦组织策划《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1977年4月清明节这一天，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来到天安门广场，以悼念周恩来的形式，为一年前的天安门事件鸣不平，要求邓小平重返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
党内外围绕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问题的争论和斗争，引起了邓小平本人的极大关注。邓小平关注的不是个人的荣辱得失和职务进退，而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两个凡是”观点一提出，邓小平便洞悉到它的本质。华国锋的讲话传来后，邓小平看出了其要害和矛盾之处。他感到：不改变“两个凡是”的思维方式和指导方针，拨乱反正就迈不开实质性的步伐。4月10日，他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并中共中央，信中说：“我感谢中央弄清了我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肯定了广大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他在信中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这封信发出不久，汪东兴和李鑫代表中央办公厅去邓小平住处看望邓小平，希望他改变信中“准确的完整的”提法，并就天安门事件等问题表态，以便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邓小平坚决地拒绝了。他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邓小平还坚定地表示：我出来不出来没有关系，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在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断呼吁、斗争下，在党内外群众日益强烈的要求下，同时也体现了华国锋所说的“水到渠成”的时间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开始明朗化了。5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向全党传达了邓小平4月10日和1976年10月10日两次写给中央的信，为邓小平的复出做了铺垫。到了十届三中全会，华国锋同意恢复邓小平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平反冤假错案是一项极为复杂、艰难的工作，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种种阻力和障碍。邓小平复出后，面对复杂的情况，区别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步骤，先易后难，先小案，后大案、要案，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一步步地推动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深入进行。
就在邓小平复出的前夕，1977年6月，林伯渠的女儿林利、林秉元给邓小平写了一封申诉信，诉说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诬蔑、诽谤林伯渠同志，打击和迫害其亲属和子女的情况。
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元老，1921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新中国成立时是第一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0年5月因病逝世。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曾代表党中央致了悼词，高度肯定和评价了林伯渠革命的一生。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像林老这样的一批革命家都受到了林彪、“四人帮”的诬陷和诽谤。
邓小平认为，林伯渠的历史是清楚的，为他平反昭雪应该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十届三中全会结束刚两天，邓小平就在申诉信上批示：“华、叶核阅后，请东兴同志考虑”。这是邓小平复出后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第一个批示。
林老的平反，实际上就为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诬陷和诽谤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平反开了先河。
8月2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党委副书记沙洪致信邓小平，请求帮助解决张子意住院治病问题。张子意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文革”中受到迫害，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因病情加剧，他医疗关系所在的朝阳医院条件又较差，因此希望能到三〇一或北京医院治疗。邓小平于8月5日批示：“这个老同志应予照顾，可按（安）排住三〇一治病”，并将这封信批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核阅。
8月8日，万毅致信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说：“我患有青光眼疾，左眼失明，右眼相继恶化”，“恳切请求中央，在北京（为了得到治眼的医疗保证）给我分配一件力所能及的工作”。
万毅的问题则显得有些复杂。万毅早年曾任东北军团长、旅长、师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任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中共八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59年因受彭德怀的牵连，被定为犯了右倾反党严重错误，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1960年后，被重新分配到陕西省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受到监护审查。1975年5月，经中央批准的政治审查结论中说：“原怀疑万毅同志有受国民党策反勾结国民党恢复东北军问题查无实据，由陕西省恢复万毅同志组织生活，妥当安置，按规定阅读文件，照发工资。”
8月10日，邓小平在万毅的信上批示：“既无政治历史问题，就应作出恰当安排，他过去有贡献。”三个月后，万毅得到平反，担任人民解放军后勤部顾问。万毅问题的特殊性，还在于他与彭德怀案有些牵连，因此他的平反，某种程度上也为彭德怀问题的平反释放出一种积极的信号。
老舍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茶馆》等，深受国内外读者的喜爱。1951年曾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曾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老舍受到残酷迫害，他不堪凌辱，自沉于北京的太平湖。有关部门对老舍一直未作政治结论。老舍夫人胡絜青八年中多次向北京市委、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等部门请求解决老舍的结论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答复。由于老舍的结论不明，严重地影响了她一家人的政治生活，而且一些具体问题也拖延未能解决。如：老舍的全部文物，包括手稿、书籍，以及她的字画等，至今未予归还；她家现有六间房屋被街道和居民占用；子孙调动工作、入团等不能正常进行。7月28日，胡絜青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写了一封信，8月5日又给王震副总理写了信，请求中央批示有关部门尽快给老舍作出结论。8月13日，邓小平批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把历史上曾经被捕过的革命家一律诬陷为“叛徒”，统统予以打倒。甚至连在战争年代已经牺牲的革命烈士都不例外。王若飞就是受到诬陷的其中之一。
9月1日，邓小平在王兴要求为父亲王若飞恢复名誉的申诉信上批示：“据我所知，王若飞同志在晋绥被捕和出狱问题，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几个月后，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为王若飞平反。
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冲击，也被扣上“叛徒、特务”的帽子。1967年1月8日被逼而死。临死前他给夫人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写道：“腾波：对不起。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你不要难过。”中共云南省委于1977年11月27日作出了《关于阎红彦同志问题的结论报告》。结论报告中说：“经复查，阎红彦同志一九三〇年被捕（在陕西延长县被军阀高双成部扣留）未发现投敌叛变问题；所谓特嫌问题，是毫无根据的；阎红彦同志的政治历史是清楚的，没有问题。”“省委认为，阎红彦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忠于党，忠于人民，英勇战斗，积极工作，立场坚定，作风正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为此，建议：将阎红彦同志的骨灰送进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待中央批准后，连同中央批示一并传达到全省县以上党员干部。”12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给汪东兴并报华国锋、党中央的报告中说：“经我们研究，可同意云南省委的结论报告，阎红彦同志的骨灰不一定移来北京，可在昆明市安放。”12月3日，汪东兴批道：“请华主席、剑英、小平、先念同志阅批。”12月4日，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我的意见，阎的骨灰以移来北京，安放八宝山为好，届时可举行简单仪式（例如一二百人），必要时我可参加，是否妥当，请酌。”华国锋批示：“同意。阎的骨灰可移来北京八宝山届时并可举行简单的仪式，不见报。”
邓小平的批示，表明了他对这些被诬陷为“叛徒”的革命家彻底平反的坚决支持。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主要负责人，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迫害的革命家的平反工作采取能拖则拖的办法，致使不少家庭子女、亲属的入学、招工、参军受到影响。原五机部副部长吴皓的妻子分别致信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说吴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审查8年，于1974年病故。至今他的结论没有与家属见面，后事没有处理，骨灰放在家里。她和孩子多年来背着“叛徒”家属的包袱，孩子的入党、参军问题都解决不了，二孩子夫妇因吴皓的问题离了婚。来信请求给吴皓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12月6日，邓小平在来信上批示：“请中组部对这类事要关心，实事求是地对每件事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这不只是对本人，对家属亲友都是关系很大的，拖不是办法。”
邓小平从1977年7月复出到年底，仅仅半年的时间，类似这样的批示、指示、谈话，还有很多。
在此期间，邓小平还积极支持胡耀邦推动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
邓小平复出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开始不断推进。有了邓小平的支持，胡耀邦心里有底了。所以，他选择了粉碎“四人帮”一周年这个日子发表了《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
文章发表后，蒙冤受屈的人个个欢欣鼓舞。在短短的一个月中，就有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寄往《人民日报》，热情拥护文章的观点。它“说出了千百万干部的心里话”，“温暖了许多同志的心”。有一封来信中说：“我们看文章时一家人哭了一个晚上，我们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这么多年，觉得一下子有了希望。《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说明中共中央要解决我们的问题了。”
但是，也有人提出了责难。有人打电话责问《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是哪里来的？有没有中央文件作依据？如果你们不根据中央原有的文件精神办事，这么多的案子咋平反？这只能搞乱局势，制造新的不稳定！”还有的人甚至说，“简直是一派胡言，通篇是右派言论”，是“大毒草”，“现在不批，将来也要批”。
平反冤假错案，中共中央组织部是关键部门，但作为中组部部长的郭玉峰很不得力。中组部的大院里贴满了大大小小的大字报。严厉批评中组部的官僚衙门作风，强烈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立即给“靠边站”的老干部妥善安排工作。中组部的几位老同志把广大干部对中组部的批评意见通过人民日报社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反映。
华国锋、汪东兴在报告上画了一个圈。10月17日，邓小平在报告上批了一段话：建议将郭玉峰“调离中组部”。叶剑英、李先念也在报告上批示赞同邓小平的意见。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胡耀邦组织的第二篇文章于11月27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题目是《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署名为“本报评论员”。
文章指出：一些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和某些组织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能推则推，严重妨碍了这项工作的开展。文章还提出，要抓紧落实干部政策，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问题。
《人民日报》在这篇文章的总标题下，还发表了从众多来信中选取出的五封读者来信。这些来信既赞扬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那篇文章，又揭露了写信者本人所在地区或所在系统的组织部门抗拒或拖延落实干部政策的行为。《人民日报》为这些来信分别加了标题：《不能无动于衷》《这种说法不对》《肃清“四人帮”的流毒》《首先要清理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多发表这样的文章》。胡耀邦组织的《人民日报》这两篇文章，为落实干部政策做了舆论准备。
这年的12月，在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决定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中共中央组织部这一重要工作部门的易人，标志着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入实际运作阶段。胡耀邦就任中组部部长后，在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地进行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他强调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中组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很快揭开了中组部捂了一年多的盖子。他起用了一些组织关系在中组部，但没有分配工作“靠边站”的老干部，组建了一个强有力的班子。老干部接谈组，专门接待来访的老同志；干部分配办公室，负责中央国家机关待分配的6000多名干部的安置工作；右派改正组，负责右派甄别平反；还成立了阵容庞大的干审局，其首要任务就是落实干部政策。
从1978年2月下旬至4月下旬，中组部分三批分别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家机关部委组织部长会议，称为“研究疑难案例座谈会”。座谈会共研究了180多件疑难案例，通过分析疑难案件，使与会的同志解放了思想，明确了原则，把握了政策，增强了信心。这些会议精神传达下去，有力地促进了各地各单位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展。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灾最严重的莫过于教育、文化、科技领域。据不完全统计，仅教育部所属单位和17个省市教育部门受诬陷、迫害的干部、教师就有142000人之多。著名教授熊庆来、吴晗、翦伯赞、何思敬、顾毓珍、李广田等人都是在这个年代被夺去生命的。
粉碎“四人帮”后，“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依然像两座大山一样压在广大教师和干部的头上，因为“两个估计”，大量的冤假错案难以平反，“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的帽子依然不能摘去。
邓小平复出后，自告奋勇抓教育。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开始得较早。教育战线率先推翻了否定十七年教育工作和对知识分子的“两个估计”，文化战线也随之推翻了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论”，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提出的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
一些重点人物的平反工作都是在邓小平的批示下进行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的平反就是其中之一。
刘冰的问题发生在1975年。1975年秋冬，在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过程中，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致信毛泽东，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思想、工作、生活方面的问题。这封信是通过邓小平转给毛泽东的。毛泽东在信上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毛泽东还专门针对邓小平转信这件事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寄给我，还要邓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扩大会议，由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传达毛泽东的批示。由此清华大学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并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刘冰也因此受到迫害。邓小平复出后，批示为刘冰平反。
邓小平还批示为北京大学原校长马寅初平反，并推荐他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北大名誉校长。
1978年6月，邓小平同教育部几位负责人谈了梁思成的问题，他说：给梁思成扣“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是不对的，应改正过来。对人的评价，要说得恰当，实事求是，不要说过分了，言过其实”。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是由于邓小平的批示才得以平反的。吴晗从新中国成立起，就担任北京市副市长，长期主管文化教育工作。20世纪60年代出任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从1959年起，响应毛泽东的建议，开始研究海瑞，曾发表《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海瑞罢官》等文章。1961年与邓拓、廖沫沙在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上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以杂文形式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各种歪风邪气，宣传党的方针政策。1965年11月，林彪、江青蓄谋发起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运动，并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捏造“三家村反党集团”案，对吴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文字冤狱，致使他遭到残酷迫害。1969年被迫害致死。吴晗的妻子、女儿也遭到株连，受尽折磨，饮恨而死。粉碎“四人帮”后，许多老同志向中央写信，要求给吴晗尽快作出正确结论。但是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专案组直到1978年2月才作出“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性质严重”，“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的所谓结论。吴晗的亲属拒绝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并立即上书党中央，要求重新审查。1978年11月下旬，邓小平批示：“吴晗应该平反。”1979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全部推翻了原专案组关于吴晗的结论。吴晗遭受的冤屈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
据不完全统计，科教领域包括“马振扶事件”、“永乐中学事件”、“王亚卓事件”、中国科学院“两线一会”特务集团案的甄别，以及为数学家熊庆来、赵九章，历史学家翦伯赞，化学家傅鹰，中国科协原副主席范长江，著名“右派六教授”的平反等等，都是在邓小平直接批示或过问下得到解决的。
随着平反冤假错案的进一步深入，邓小平又开始把着眼点推进到平反大案、要案上。但是，工作仍然是举步维艰。
第一个是“六十一人案件”。“六十一人案件”是指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因为1936年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的问题被定为“叛徒集团”一案，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轰动国内外的一起重大案件。这六十一人，是一大批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入党和入团的老干部。其中大部分在1931年前后因河北省委遭到破坏而被捕，长期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他们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5年冬，在日军侵占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为了开展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北方局做出决定，要求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出狱手续，并报告了党中央，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从1936年8月31日到1937年3月，“六十一人”分批在报纸上连登启事后，出了反省院。中共七大时，中央曾对六十一人出反省院问题进行过审查，作出了“本人不能负责”的明确结论。1966年8月，康生把这件事重新提了出来，他一面指使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搞调查，一面给中央写报告诬陷六十一人出狱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而“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1967年3月7日，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提出《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歪曲历史事实，认定“六十一人”是“可耻的叛徒”。3月16日，中央以中发九十六号文件印发了这个初步调查。在《中共中央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材料的批示》中，认定六十一人是“叛徒集团”，他们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他们出狱后，“由于刘少奇等包庇重用，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岗位上”。在此前后，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煽动下，各地纷纷成立“揪叛徒”的组织，把过去已经作出结论的问题，统统翻腾出来，甚至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制造了一大批冤案、假案、错案。
薄一波等对中央的结论一直不服，多次提出申辩。在这六十一人中，“文化大革命”前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职务的22人，他们是：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周仲英、马辉之、徐子荣、傅雨田、王鹤峰、李楚离、王德、侯振亚、王其梅、刘有光、胡锡奎、廖鲁言、张玺、李力果、刘锡五、彭德、刘子久、赵林。其中有5人被迫害致死，他们是徐子荣、王其梅、胡锡奎、廖鲁言、刘锡五。
1975年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工作时曾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把登“反共启事”的责任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当时，毛主席还健在。但由于“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粉碎“四人帮”后，当有人把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材料写成简报给华国锋要求给薄一波等平反时，华国锋明确表示不能同意。
1977年11月11日，当年曾向狱中转达过党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祥祯写信给党中央，把1936年北方局如何提出、党中央如何批准以及他是怎样两次给狱中党支部传达党中央指示和薄一波等后来出狱的经过，详细作了说明。
一个多月后，一封申诉信也送到了邓小平的手中。12月8日，王其梅的夫人王先梅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由于我爱人的历史问题，我的子女在入团、入党、参军、就业等问题上一直受到影响。一九七四年十月为子女的就业问题，曾向你汇报过我和孩子们的处境和困难，在你的关怀下，我的子女的就业问题才得到解决。眼前又遇到一些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不得不再次向你汇报。”
王其梅，曾经是邓小平麾下的一员虎将。“文化大革命”前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兼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等人制造“六十一人案件”，王其梅于1967年8月被迫害致死。
邓小平熟悉王其梅，对他的历史是清楚的。看着王先梅的信，邓小平感到这不是王其梅一个人的事，解决“六十一人案件”的问题不能再拖了，可以从这件事开始一步步做起。12月25日，邓小平在申诉信上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历史问题不应影响其子女家属。建议组织部拿这件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
汪东兴看了邓小平的批示后，批道：“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12月31日，胡耀邦看到了带着两位中央副主席批示的申诉信后，立即找了几位同志研究并决定：应该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作彻底平反“六十一人案”的突破口。当天下午，胡耀邦就委派中组部的两位同志来到王先梅的家，传达了中央两位副主席的批示。王先梅一家人都非常激动。当问到他们还有什么要求时，王先梅说，王其梅的结论应该重新做。至于我自己，组织上已经十年没有让我工作了，我要求尽快恢复工作。另外按照党的政策，应该给孩子们出路，够参军条件的，就该让他们去。
1978年元旦后不久，王先梅反映的问题都一一得到了解决。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王先梅及其子女落实政策的消息和《王先梅同志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摘要）》，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文章指出：当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必须扭转宁肯“左”一点的错误倾向。有的同志受“四人帮”流毒影响，不敢正视事实，搞过头了也不肯纠正，把正确落实党的政策看作是“右”的表现。他们不了解，对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对一个人的正确处理和妥善安排，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而会牵涉到周围许多人和影响到一大批人。这关系到党的路线和政策，关系到党的事业，我们要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积极主动去解决。
这组消息、信件摘要和评论员文章的发表，并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多次广播，引起广泛反响。各地给中央组织部、《人民日报》和王先梅个人的信纷至沓来。了解“六十一人案”的人认为，对王其梅家属和子女政策的落实，评论员文章中又说了那样一大段话，说明“六十一人案”的平反昭雪已指日可待了。
为督促“六十一人案”早日解决，1978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一封关于“六十一人案”的申诉信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问题。”7月4日，华国锋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这样，中央组织部开始组织力量，全力投入这个案件的复查工作。
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中说，有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例如，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不是叛徒。复查组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于11月20日正式向中央写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其中指出：“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根据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的问题，定六十一人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我们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对那些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恢复其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12月16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了这个报告，要求向全党传达。一个多月后，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平反昭雪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李先念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沉痛悼念在“六十一人案件”中被迫害致死的5位同志。邓小平送了花圈。
关于平反冤假错案，邓小平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地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有的问题不能够一下子解决，要放到会后去继续解决。但是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这一原则提出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实际工作步伐加快了。(https://www.daowen.com)
1978年12月24日，党中央为彭德怀、陶铸举行了追悼会，邓小平参加了追悼会，并为彭德怀致了悼词。这是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平反昭雪开的第一个追悼会。
邓小平说：“彭德怀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红三军团的创立者，是我们党、国家、军队的杰出领导人，曾担任过党政军的许多重要职务。他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彭德怀同志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在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彭德怀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受到毛泽东错误批判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对所谓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进行揭露批判，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被罢了官。邓小平因为腿部骨折当时没有参加庐山会议，但对这样处理彭德怀是有想法的。
宋任穷后来回忆说：庐山会议开过以后，我们到北京医院去看邓小平，他因腿伤未能上庐山，受伤的腿打上了石膏，吊挂在床上。我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向他讲述了庐山会议后期批判彭德怀同志的一些情况。小平同志沉思片刻后说：“彭德怀同志历史上是有功的，在平江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斗争中都有很大的功劳，不论他有什么错误，这些功劳都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当时的情况下，邓小平确实很难再为彭德怀多说些什么。但是他的这种思想在后来的工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961年中央决定对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干部甄别平反，邓小平在主持这项工作中提出了一揽子解决方案，要求对全国县以下干部，统统甄别，来个一风吹，都不要留尾巴。结果，全国有600多万干部群众得到了平反。20多年后，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时这样说：“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是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
“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被迫害致死。彭德怀的问题属于“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问题。为彭德怀平反，首先是由陈云提出来的。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六点意见，其中第四点就是关于彭德怀的问题。他说：“彭德怀对党贡献很大。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陈云的六点意见，都是涉及平反冤假错案的重大历史问题。涉及一些大案、要案。他的发言立即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1月22日，陈云再一次在小组会上插话，讲到彭德怀等的平反问题。他说：“这些问题不解决，在党内党外都很不得人心。”中央工作会议开始时，邓小平在国外访问。11月14日邓小平回国后，中央常委曾就陈云提出的六个问题开过一次会，中央政治局也开过一次会。邓小平在为陈云提及的几个大案、要案的平反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有的人提出一些历史问题，有些历史问题要解决，不解决就会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轻装前进。我们现在对冤案、错案、假案平反，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平反问题，中央和各地都在抓紧处理，都是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的。群众要求解决的问题，都有解决的渠道，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来，可以写信、来访。还有些受迫害的人没有平反的要很快平反，有气的，应给一个讲话的机会。要研究一下怎么做思想工作，怎么解决他们的问题。有错必纠这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如果说天安门事件是错的，当然应该纠正。如果说还有别的事情过去处理得不正确，按照毛主席教导也应该实事求是加以纠正。我们处理这些问题，包括天安门事件，就是要把过去的问题了结一下，使全国人民向前看。所有错案、冤案，人民干部不满意的事一块解决。大家心情舒畅了，一心一意向前看。
关于彭德怀的问题，11月27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说道：彭德怀还是共产党员，他虽然1974年死了，并没有开除党籍。我了解他，他有错误，但功绩比错误大得多，打了几十年的仗。抗美援朝时，他是志愿军总司令。现在遵循的是毛主席的原则，叫实事求是。凡是错误的都要纠正。有些人一提到纠正就怕，好像一提纠正就是针对毛主席的。这个看法就错了。29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第七次访华团时又一次谈到了对彭德怀的评价：对有些人的功过，过去搞得不对的，搞过了的，要改过来，比如对彭德怀同志的评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为彭德怀平反。就在三中全会结束的第二天，党中央为彭德怀、陶铸举行了追悼大会。彭德怀的悼词是邓小平审阅修改的。关于这一过程，胡耀邦于12月28日在中共中央党校说道：这次中央会议解决了一大批遗留问题，共有十几个。比如解决了彭老总问题，陶铸同志问题。我们不搞什么繁琐哲学。开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向我建议，说你那个组织部，彭老总要平反，开一个追悼会吧。我说，好，请你们写一个悼词。他们愿意写，七八天把悼词写出来了。写的当中不敢提高，改来改去评价都比较低。怎么办？后来说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才写上彭老总是红三军团的创立者。把稿子送到小平同志那里，小平同志说，思想还要解放。他说，我来改，作了“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这样公正的评价。
1978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陶铸女儿陶斯亮的文章《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这是在陶铸逝世九年后《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怀念陶铸的文章。它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爸，九年前，您含冤死去；九年来，我饮恨活着。是万恶的林彪、‘四人帮’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简直无法想象您这么一条硬铮铮的汉子，是如何咽下最后一口气；同样，您也想象不到在您印象中如此脆弱的女儿，又是怎样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
陶铸，湖南祁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初期，经邓小平提议，陶铸调到中央工作，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不久，在江青的一手策动下，陶铸被打成“党内最大的保皇派”，成为排在刘少奇、邓小平之后的党内第三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被戴上“叛徒”的帽子。1969年11月30日，陶铸含恨被迫害致死。
1977年2月的一天，天气还很冷。在西山25号，邓小平夫妇热情地接待了陶铸的夫人曾志和他们的女儿陶斯亮。她们母女打听到邓小平住在西山，不久可能会出来工作，所以前来向邓小平递交陶铸冤案的申诉材料。她们相信，凭着邓小平对陶铸的了解，只要他出来工作，陶铸的冤案就一定会得到平反的。
陶铸的夫人曾志，也是我们党内的一位老同志。陶铸被打倒后，她也受到迫害，被赶出北京。1974年，经毛泽东批准，曾志获准回到北京。从那时起，她和女儿陶斯亮一起为陶铸的问题奔走呼号。其间，许多老同志，特别是陈云等人给了她们热情的鼓励和帮助。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陶铸的平反问题是提不上日程的。粉碎“四人帮”后，曾志感到是时候了，又到处写信、找人、申诉，依然是毫无结果。绝望中传来一个消息，邓小平就要恢复工作了，这使曾志萌生了极大的希望。惊喜和焦急之中，她也顾不得考虑邓小平当时的处境，就和女儿陶斯亮一起来到西山邓小平的住处。
相互问候之后，曾志连忙递上她的申诉材料，滔滔不绝地诉说陶铸的冤案和她们母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邓小平接过材料，没有看，只是轻声地说了句：是陶铸的问题，我知道。就把材料放下了。此后大约一个小时，只是曾志母女俩说，他认真地听，但一言不发，直到把她们送出门外，也没对这个问题表态。陶斯亮感到非常失望，在回去的路上对妈妈说：看来又白跑了一趟，说了半天，连一句话也不给。
与邓小平相交多年深知邓小平性格的曾志却不以为然，她知道，这种情况下，他是不会随意表态的，因为这时他还没有正式出来呢！
果然，邓小平复出后不久就过问陶铸的问题。
1978年4月24日，陈云致信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转交曾志关于陶铸历史问题的来信，并指出：陶铸是在国共合作后由我党从监牢中向国民党要出来的。此案牵涉到一大批省部级干部，弄清陶铸问题非常必要。建议由中央组织部主持，会同专案组，将全部案卷和有关人员都调到北京，再审查一次。4月26日，邓小平在信上批示：“我总觉得对陶铸的结论过重，建议由中组部复查。”他指示中组部要尽快解决陶铸问题，要指定由信得过的专人负责。
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中说，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和1941年类似内容的决定都是中央批准的，中央都应当承认。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叛徒、现在并未发现有新的叛党行为的同志，应该恢复党籍。陶铸、王鹤寿等是抗战后由我党从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一批党员。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陶铸一案的材料放在中央专案组，其中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给中央组织部。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中央专案组的不正常状态应该结束。
11月，邓小平在《关于陶铸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上加写了一段话：“总的说来，陶铸同志在监狱斗争是坚决的，几十年的工作，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过去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对他的结论，应请中央组织部拟出，报中央审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陶铸正式平反。邓小平出席了陶铸的追悼大会，陈云为陶铸致悼词。
这是迟到的追悼会。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1980年，邓小平先后参加了13次这样的追悼会，为54位含冤屈死的同志送了花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开始向纵深发展。继彭德怀、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平反之后，中共中央又陆续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的贺龙、乌兰夫、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萧劲光、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志平反。还先后为在“文化大革命”前受到错误批判的谭政、习仲勋、黄克诚、邓子恢等同志平了反。一些蒙冤多年的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张闻天、李立三等也先后得到平反。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从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到各级领导干部都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再往前推，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逐渐支配了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就占国家干部总数的17%。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有75%，受到各种形式伤害和株连的人口高达一亿人之多。这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政治包袱。
在这个沉重的政治包袱中，最大的冤案就是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案子。刘少奇冤案的平反昭雪，从提出到落实，前后经历了三个年头，是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有计划分步骤进行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以后，党内外许多人向中央建议，对刘少奇同志案件进行复查。
1978年12月24日，一封要求为刘少奇平反的人民来信送到了邓小平的手中。
这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邓小平立即批示：“政治局各同志阅，中组部研究。”在这之前类似的信件也有，但并没有得到重视。邓小平的这一批示，把重新考虑刘少奇案的问题提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议事日程。
1979年2月5日，原交通部部长孙大光致信胡耀邦并党中央，建议重新审议刘少奇一案。这封信经胡耀邦和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姚依林商议后，正式转报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据1979年2月22日的中央纪委书记办公会议纪要记载：“中纪委办公会议决议：刘少奇问题，群众来信要求予以平反，小平同志要中纪委研究。这两人的问题（按：另一个人指瞿秋白）如何研究，另定。”2月23日，陈云批示：“中央常委各同志已传阅完毕，中央办公厅应正式通知中组部、中纪委合作查清刘少奇一案。”
3月27日，中央纪委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刘少奇的问题，经鹤寿同志与任重同志商量，按陈云同志的意见，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委共同处理。”这样，由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从一些单位抽调干部，组成“刘少奇案件复查组”，开始进行具体的复查工作。
经过七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工作，“刘少奇案件复查组”于11月向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了《关于刘少奇案件的复查情况报告》，复查报告逐一否定了原《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中强加给刘少奇的罪名。
12月，邓小平、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等审阅复查报告后表示同意。邓小平提议：可考虑将这一报告作为中央对刘少奇案件的平反决定。1980年2月初，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同意《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草案），决定提交即将于当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
为刘少奇平反，必然要涉及毛泽东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棘手，把握不好，就会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同时也会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这是一个方向问题。这时，党中央正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的核心问题就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邓小平认为，为刘少奇平反，必须把握正确的方向，不能走向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一极端。在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时，邓小平在2月28日召开的五中全会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当汇报到讨论中提出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要不要写刘少奇也犯过错误的问题时，邓小平说：今天倒是议了一个重要原则问题。实事求是可不容易。写上这样的语句不会给人们说这是贬低少奇同志，不可能这样理解。少奇同志与一般人不同，在给他作的平反决议中如果没有这样的内容，会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所有错误都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这不是事实。我们犯的错误比少奇同志犯的错误多，总要承认他也有错误就是了。这也是个党风问题。29日，五中全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邓小平又讲到这个问题。他说：为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讲，“文化大革命”前，党犯过一些错误，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一样，也犯过一些错误。我看这样讲好，符合实际。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1958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我们既然说毛泽东同志都会犯错误，少奇同志就没有错误呀？其他同志就不犯错误呀？平反的决议这样评价少奇同志，可以使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是敢于面对现实讲真话的。
邓小平还说：刘少奇同志的平反是一件很大的事，我们解决得很好。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早一点办呢？恐怕不行。但是，现在再不解决，就可能犯错误。
2月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传达好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的通知》，指出：“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享有崇高威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说他是修正主义分子或修正主义路线头子是不符合实际的；‘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叛徒、内奸、工贼’等项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在当时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蓄意制造的我党历史上的最大冤案；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是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反复核对材料，得出的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正确结论，决议和附件所列举的大量证据，证明过去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罪名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词，必须推倒。”
同一天，邓小平在约请起草历史决议小组负责人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说：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
正是邓小平正确地把握全局，有力地推动了为刘少奇平反的顺利进行，同时又正确地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在刘少奇追悼大会的筹备工作中，邓小平对悼词进行了反复的审阅和修改。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邓小平致悼词，他说：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刘少奇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他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利用我们党的缺点和错误，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刘少奇同志。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同志在河南开封不幸病故。这是我党和我国人民巨大的损失。党中央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根据确凿的证据，在党的十届五中全会上，彻底推倒了强加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种种罪名，郑重地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我们党采取的这种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立场，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
邓小平在悼词中高度评价了刘少奇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所作的巨大贡献：
刘少奇同志几十年如一日，为党的巩固和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为反帝反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建立了不朽的功绩，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邓小平最后说：
正如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险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历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一样，刘少奇同志将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这起共和国最大冤案的平反工作历经曲折至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关于刘少奇平反的曲折过程，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后来回忆说：
“1969年，少奇同志蒙难河南开封，我们家破人亡，我也是九死一生。1977年我从监狱出来，以后的几年，我一直未向中央提出少奇的平反问题。我知道，少奇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家庭的事情，这是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是中央考虑的问题，无须我多言。
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同志都平反了，但少奇的事情迟迟没有解决。许多热心的同志都让我向中央申诉，我没办。我相信少奇对我说的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会作出公论，小平同志也会操心这个问题。果然不出我所料，少奇的平反正是小平直接关心的。这项工作搞了很长时间，因为在‘九大’上，给少奇戴了三顶帽子，网罗了大量材料，这需要一件一件地澄清。所以，到1980年前，主要是复查，没有明确结论。
这期间，小平对我们全家很关心，有两件事我印象极深。一是1978年，我儿子刘源想报考大学，但政审不合格，被取消资格。这时，少奇平反问题尚未提出，所以他四处奔走交涉都没有结果。后来，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背着我给邓叔叔写了封信，诉说理由，希望他能帮助说句话。未想到小平果真在这封信上作了亲笔批示。这样，才得以破例在报考期已过的情况下参加了高考，并被录取。我们全家都感激他，在那个时候能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
第二件是，三中全会后，我分配了工作，又当了政协委员，这也是小平、耀邦的关照。我出来后，因少奇问题没解决，我也不便露面。一次政协开会，华国锋、小平都在主席台上，散会时，我想我应该去和他们打个招呼，我向主席台走去。小平同志看见了我，显得很激动，老远就站了起来。他一站起来，华国锋也只好站起来，主席台上的人都站了起来，全场爆发一片掌声。当时我心里很激动。小平这样做，实际上是表示了一种姿态，发出一个信号，是对少奇平反的促动。
在小平的推动下，十一届五中全会终于撤销了强加给少奇的种种罪名，恢复了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荣誉，这起共和国最大的冤案得到昭雪。在少奇的追悼大会上，小平致悼词时十分沉痛，感染力很强。结束时，他走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沉重地、一字一字地告诉我：‘是好事，是胜利。’整个追悼会我强忍着没有掉泪，但当我听到小平的这两句话时，再也忍不住了。”
从1979年到1982年，被平反的党和国家各部门的负责人还有：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周小舟、张琴秋、邓拓、廖沫沙、徐冰、张经武、吴溉之、邹大鹏、伍云甫、章汉夫、赖若愚、董昕、冯雪峰、马明方、王维舟、贾拓夫、张子意、安子文、陈昌浩、李德生、杨献珍等等。
中共中央还为“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诬陷的中央一些部门平反：
撤销了所谓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实行“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错误结论；为“所谓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为把原文化部说成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大错案彻底平反；为解放军总政治部被诬为“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撤销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推翻“四人帮”强加给教育战线的所谓“两个估计”等等。
继天安门事件平反后，中央和各地又先后为武汉“七·二〇事件”、宁夏青铜峡“反革命暴乱事件”、云南“沙甸事件”、“三家村”冤案、内蒙古“新内人党”等冤案平反。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判的反革命案件、刑事案件、冤杀、错杀案件改判或平反。还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诬陷和迫害的党外民主人士平了反。其中著名的党外人士有：翦伯赞、高崇民、曾昭抡、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等。为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中的冤假错案复查并平反，为45.4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了政策。
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中共中央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冤案错案也进行了清理、纠正，并先后作出了平反决定：为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平反；为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为1958年青海省平叛斗争扩大化而受株连的人平反；为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被错误处理的人平反；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为“潘汉年案”平反。
在基本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后还对20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历史遗案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复查和纠正，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
上面说到的这些部门和这些人的平反，有不少也是在邓小平直接批示或者过问下解决的。
到1982年，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了300多万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万计的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沉重的政治包袱卸下了，一个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