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小康目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立足国情，放眼未来，经过深入的考察和论证，用了近8年的时间，为我国的经济发展绘制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了明确的、具体的奋斗目标。
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到20世纪70年代末，为了寻找现代化道路，新中国的领导人已执着探索了30年，并为此制定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发展战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奋斗目标并没有像人们设想的那样如期实现。那么，什么是现代化？我们与现代化的差距究竟有多大？我们应当怎样从中国特点出发去设计中国未来发展的目标？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这表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根据中国的国情，重新考虑经济发展战略。
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说：“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据澳大利亚的一个统计材料说，1977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为八千七百多美元，占世界第五位。第一位是科威特，一万一千多美元；第二位是瑞士，一万美元；第三位是瑞典，九千四百多美元；第四位是挪威，八千八百多美元。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前一时期我讲了一个意见，等到人均达到一千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可能就比较好过了。”“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三百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
两个月后，12月6日，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
当大平正芳提出“中国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时，邓小平吸着烟，陷入了沉思。大约过了一分钟，他弹掉烟灰，缓缓地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不久，邓小平在谈到他同大平正芳的这次谈话时说：“前不久一位外宾同我会谈，他问，你们那个四个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跟他讲，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一千美元，算个小康水平。这个回答当然不准确，但也不是随意说的。现在我们只有二百几十美元，如果达到一千美元，就要增加三倍。新加坡、香港都是三千多。我们达到那样的水平不容易，因为地广人多，条件很不一样。”
邓小平曾多次提到他同大平正芳的这次谈话，因为后来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式的现代化”“一千美元”“小康社会”等概念都源于这次谈话。在这时，邓小平已经清醒地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差距，他参照世界先进国家的人均水平，根据我国当时的人均产值、发展速度和人口增加等多方面的因素，测算出了本世纪末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一千美元的人均水平，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奋斗目标。
提出“小康”目标，实际上是对过去设想的“要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作了重要修改。
1982年，党的十二大正式把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目标，即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从此，中国老百姓体会自己的生活，有了一个具体的、朴实的说法。
党的十二大以后，“翻两番，奔小康”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议论的热点。党内党外，群情高涨，人们对未来的小康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1982年10月14日，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负责人宋平谈话时说：本世纪翻两番的目标靠不靠得住？党的十二大说靠得住，我也相信是靠得住的，但究竟靠不靠得住，还要看今后的工作。
邓小平心中装着“翻两番”“奔小康”的问题，在北京坐不住了。春节将至，他想到实际生活中去获取“翻两番”的第一手资料，此时，他把目光投向了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杭地区。
1983年2月5日，邓小平离开北京，踏上南下的列车。此行的目的地，选择在经济比较发达的苏州和杭州。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地区地处长江三角洲，背靠上海，历来比较富庶，近几年经济发展尤为迅速。特别是苏州，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800美元，像这样的地方能不能在2000年再翻两番？如果能，到那时的社会又将会是什么样？
带着这样的思考，邓小平第一站就直奔苏州。
2月6日下午2时31分，一辆乳白色丰田面包车驶进古城苏州，来到位于城南十全街的南园宾馆。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就下榻在宾馆的新平房。
2月的江南，宾馆的庭院内垂柳已经吐丝，迎春花含苞欲放。邓小平的到来又给这里增添了新的融融春意。
这是邓小平第二次来苏州。
20多年前，他曾来过这里，那是三年困难时期。
时过境迁，今天的苏州已今非昔比。整洁的街道，琳琅满目的商品，特别是喜气洋洋的人群，再加上新春佳节前的祥和气氛，这一切确实令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心旷神怡。
苏州原地委书记戴心思回忆说：小平同志到苏州的时候，正好是我们党的十二大开过不久。那个时候，苏州和全国一样，大家都在议论“翻两番，奔小康”的问题。那个时候一谈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十二大刚刚开过。小平同志对江苏和苏州，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能不能翻两番，什么时候能够奔上小康。他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他问，现在苏州农村的现状究竟是什么样子？你们对翻两番有没有信心？因为当时有一种议论，好像基础差的地方翻番比较容易，因为基数低，翻番比较容易；基础好的地方，好像块头大，翻番比较难。当时江苏省委的一些领导同志和我们苏州市呀、地区呀，我们的一致看法，就觉得不一定。可能基础好的地方翻番比较快。因此当时我们就估计苏州这个地方，翻两番肯定不要到2000年。
邓小平一到苏州，便急于了解当地的情况。
2月7日下午，江苏省委的领导和苏州地委的领导来到南园宾馆新平房的会客室。
邓小平习惯性地点燃了一支熊猫牌香烟，听取江苏同志的汇报。 (1)
邓小平首先问道：“到2000年，江苏能不能实现翻两番？”
江苏的同志回答说：“从江苏经济发展的历史看，自1976年至1982年，6年时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就翻了一番。照这样的增长速度，就全省而言，用不了20年时间，就有把握实现翻两番。”
一问一答。问话直奔主题，回答简单明了。
“苏州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可能？”邓小平又问。
苏州工农业生产的基数较高，是江苏省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在国内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的地区中具有代表性。
当时，正值苏州地区和苏州市合并前夕，按照新的区划，苏州市将下辖吴县、吴江、昆山、太仓、常熟、沙洲（今张家港市）6个县。1978年，6个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为65.5928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为31.9053亿元。到1982年底，工农业总产值增加到104.8813亿元，人均超过800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了47.6133亿元。4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以12.65%和10.49%的年平均速度递增，这一递增速度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按这样的发展势头，苏州翻一番的奋斗目标有5到6年就已经足够，再翻一番，用10年时间也就差不多了。留点余地，到1995年一定能够实现翻两番的目标。
“像苏州这样的地方，我们准备提前5年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奋斗目标。”江苏的同志回答说。
听到这里，邓小平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了充满信心的微笑。
这里谈兴正浓，原来预定的会见时间已经到了，工作人员来到门口，看到邓小平又点燃了一支烟，谈话还要继续下去。
邓小平说：“人均800美元，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苏州地区广大农村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抓住有利的国际环境这个机遇不放松，全面实行联产承包，迅速发展社队企业，经济一直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1982年，苏州地区有近20个公社、60个大队以及一批生产队，人均工农业产值超过800美元，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成为农村奔小康的典型。
江苏的同志汇报说：人均达到800美元的这些单位，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具体表现在：
人民吃、穿、用问题解决了，物质生活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有了保障；
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居住面积达到20平方米；
就业问题解决了，农副工三业协调发展，人人得到妥善安排，本地劳动力不外流，相反开始吸收外地劳动力，做工务农；
教育、文化等事业经费有了保障，中小学教育得到普及，各种文体设施及其他社会福利事业普遍建立起来；
人们的精神面貌显著变化，观念更新，旧俗收敛，新风光大，犯罪活动减少，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一批初步繁荣富庶、文明昌盛、安定祥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已经和正在不断涌现出来。
邓小平听得十分仔细，几乎每一条都熟记于心，回到北京后，他曾先后同中央负责同志和中顾委的同志反复讲到这几条，说：“这几条就了不起呀！”
“苏州农村的发展采取的是什么方法？走的是什么路子？”邓小平对他所关注的事，紧追不放。
江苏的同志回答说：“江苏，特别是苏州，历来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苏州农村经济得以出现新的飞跃，主要靠两条：一条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依靠技术进步。苏州农村劳动力原来文化素质较高，为了发展生产，各地还吸收了不少上海、苏州、无锡等城市的退休人员和科技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技术和知识的作用。有些老工人很有本事，请来工作所费不多，只是给点工资，解决点房子，就很乐意干，在生产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往往是请来一位能人，就能建起或激活一个工厂。另一条是发展了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发展了中、小企业，在农村，就是大力发展社、队企业。”
听到这里，邓小平眼睛一亮，他对发展社队工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队工业的初创阶段十分艰难，曾经经历过“千方百计找门路，千言万语求原料，千山万水跑供销，千辛万苦创基业”的过程。这个过程带来了这个地区的变化。1982年，常熟、沙洲等6县社队工业总产值已达28.18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40.35%，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社队工业的发展又反过来为农、副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技术、装备等物质条件，这就是“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农、副、工三业协调发展。
对社队工业，江苏的同志总结说：“归根结底，凭借的是灵活的经营机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从原材料的获得，资金的来源，到产品的销售，完全靠市场。因此可以说，是市场哺育了社队工业。”
老百姓从实际工作中领悟到了市场经济的作用，这使邓小平非常兴奋，市场经济这个问题，是他思考已久的一个问题。
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人时就说过这样一段话：“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
邓小平作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如今，苏州的实践也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邓小平再一次作了肯定。
当天晚上，江苏省委、苏州地委和市委的负责人再一次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又一次由衷地称赞江苏和苏州的工作搞得好。
江苏的同志说：“苏州地区的社队工业虽然起步较早，现在已略具规模。但总的来说，还只能算是打基础阶段，潜力还很大，只要政策允许，完全是有可能进一步发展，而且完全可能发展得更快一点！”
邓小平这一次在苏州对社队工业有了感性认识，后来他多次讲到社队工业也就是乡镇企业。第二年，中共中央专门为加快社队工业的发展下发了正式文件，为这一新生事物正名，这为全国范围社队企业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邓小平后来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
2月9日，邓小平结束在苏州的考察活动，前往浙江杭州视察。
邓小平来到杭州，住进位于杭州西湖边上的刘庄宾馆一号楼。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第一次到杭州。
2月的杭州，天气依然寒冷，尤其是徘徊在西湖边，扑面而来的西北风充满寒意。可是，浙江省委的同志们此时却心暖如春，毫无寒冷之感！因为他们要迎接的是即将把中国引向腾飞之路的小平同志，浙江这几年的发展，也使他们对这位一直致力于民族复兴的老人更多了一份敬仰和亲切之感。
这时，一辆黑色红旗轿车缓缓停下，邓小平从车上下来，他伸出手来与前来迎接的省委书记铁瑛、省长李丰平等一一握手。铁瑛想，小平同志已经是年近80岁的老人了，旅途劳顿，于是他提出请小平同志先休息几天。一听这话，邓小平同志连连摇手说：“我不累，大家进屋里一块谈谈。”
进屋后大家刚一坐定，邓小平便兴致勃勃地先说开了。看得出，他心里很高兴，也很急迫：我这次在苏州，与江苏同志主要谈到2000年是不是可以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问题。现在苏州工农业总产值人均已接近800美元。苏州同志谈，他们共解决了6个方面问题：第一，人民吃穿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面积20平方米，因为土地不足，向空中发展，小城镇和农村二三层小楼已经不少了；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第四，农村人口不外流，农村人总想往城市跑的情况改变了；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事业有能力安排了；第六，人民精神面貌变了，犯罪率下降了。苏州同志感到，达到800美元后有这些表现。江苏从1977年至1983年的6年间，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依这样的发展，到1988年就可以再翻一番！
邓小平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接着说：我问江苏同志，你们的路子是怎样走的？他们说，主要是两条，一条是依靠上海的技术力量，还有一条是发展了集体所有制，也就是中小企业、乡镇企业。
接着，他迫不及待地向在场的浙江省的负责人重复着在苏州提出的问题：“你们考虑，到了800美元，社会上是个什么面貌呢？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呢？”他好像自问自答：“吃穿没有问题，用也基本上没有问题，文化有了很大发展，教师的待遇也不低。”
于是，铁瑛开始汇报。当他讲完省领导班子调整的情况时，邓小平说：有没有四十几岁的？班子如果可以再年轻一些，11个常委中有两个50岁以下的同志就更好了，下一步还得调整。调整班子是好事，这次还不够，还得一步一步来。
接着，铁瑛开始汇报浙江翻两番的情况：浙江1982年工农业生产情况，当时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已经人均600美元，我们分析了全省工农业发展情况，到2000年翻两番半或三番是可能的。
听到这里，邓小平问：你们看，翻两番是不是靠得住？现在是多少？
铁瑛回答：按工农业产值，人均920元，国民收入490元。
邓小平又问：到2000年是多少？
回答是大约1200美元。
邓小平紧接着问道：你们的收入在全国占第几位？
李丰平回答说：这两年浙江的发展势头很好。1982年农业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最好收成，比上年增长15%，全省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0%，人均达到了500多美元，名列全国第七位。
邓小平说：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市可以除外，你们是第四位。辽宁、黑龙江的重工业产值高，人民生活水平不如江浙。生活好了，人就不愿往外走。江苏、浙江还有山东，这两年也上得快，鲁西北这两年生活也好了，人也不往外走了。苏州，现在已到了或者接近每人800美元的水平，他们已经解决了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
李丰平回答说：“1980年浙江人均330美元，预计1990年可以达到人均660美元，到2000年达到1300多美元，通过努力翻三番。”
“噢？！你们有信心能翻两番半到三番？”邓小平面带微笑，很认真地问道：“你们有什么措施作保证吗？”
“有的。”铁瑛接着汇报了省委目前抓紧的5项措施：解放思想，抓改革，抓科技和教育，抓浙江轻工业的特点和优势，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
当铁瑛汇报到科技、教育问题时，邓小平说：现在大学招生增加一倍学生也可以，教师有，就是要盖房子。干部、职工要轮训，文化水平要提高。
从纲到目，汇报一直进行了近两小时。邓小平全神贯注地听着，看不出丝毫的倦意。
听完浙江同志的汇报，邓小平脸上呈现出满意的微笑：你们是沿海发展比较快的一个省，你们的工作不错，我很高兴！是呀，到2000年，江苏、浙江是应该多翻一点，不然青海、甘肃这些基础落后的省可能会有困难，江浙多翻一点，可以拉一拉，保证达到全国翻两番的目标。
铁瑛说：我们工作做得还不够，还有些缺点。
邓小平笑着说：工作中怎么会没有缺点呢，注意了就行嘛。
2月14日是大年初二，和往常一样，邓小平起得很早，在刘庄宾馆的院子里散步。他对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张秀夫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真是个好地方。去看看西湖春色吧。”
“好啊，去南线，钱塘江大桥、六和塔、九溪十八涧一带。”张秀夫高兴地回答说。
邓小平点了点头。
路上，邓小平对陪同的铁瑛说：“你们省哪个地方收入高些？”
铁瑛回答说：“宁波市高些。”(https://www.daowen.com)
听到这个回答，邓小平也深有同感地说：“我在公园遇到几位宁波人，他们的服装是香港式的。”
轿车继续往前疾驶，邓小平看着窗外，突然转过头对身边的铁瑛说：“浙江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般来说，经济发达的地方，生活越好，越会控制生育。经济发展了，案件也少些。”
铁瑛专注地看着邓小平，听他接着说：“西方那些国家，不搞计划生育，但也会自动控制人口，因为他们不要人口多，多了影响生活。”
在游龙井和九溪时，邓小平对铁瑛说：“杭州的绿化不错，给美丽的西湖风景添色。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西湖名胜，发展旅游业啊！”在此前后，杭州的负责人和老同志曾不止一次地聆听过邓小平的谆谆教诲：“杭州这样的风景旅游城市，在世界上可是不多的”，“要把杭州的旅游业好好发展起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真是个好地方。要把西湖保护好，建设好！”
在九溪十八涧，邓小平沿着竹林间蜿蜒上行的小路一步一步向上攀登，有时坡缓路平，有时坡陡路险，他都不在意，也不停步，只是向前，向前，再向前。
走到一个好看的景点，小平同志还主动招呼大家，我们一起照个相吧！然后，车向南走，来到钱塘江大桥旁边的六和塔。邓小平称赞路边成片的水杉漂亮，他叫司机将车停在路边，走下车来，用手指了指不远处的水杉树说：“你们这里的水杉树很好看，笔直。”说罢，健步朝杉树林走去。
“水杉树好，既经济，又绿化了环境。长粗了，还可以派用处，有推广价值。”他停在一株挺拔的杉树前端详片刻，用手指着树干说。
邓小平看到不远处有几株泡桐树，立刻招呼铁瑛和正在一边闲谈的随行人员：“快来看泡桐。”
“泡桐树，也是一种经济树木。你们浙江种得多不多？”他问铁瑛。
“浙江泡桐树种得不多，杭州更少，金华、绍兴等地有一些。”铁瑛回答说。
“泡桐树长得快啊，板料又好。”邓小平随手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继续说，“泡桐树用来做箱子没缝，很好的，日本人可喜欢啦。”“我看，水杉和泡桐，这两种树江南都应该提倡。”一路上，邓小平精神抖擞，思路敏锐，谈锋很健，他的这种情绪也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一路陪同的浙江省的负责同志都用敬佩的目光看着小平同志。
2月15日，邓小平又漫步苏堤。其间，还到过平湖秋月等景点参观。
2月18日，邓小平在从浙江返京路过上海时，在这个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作短暂的停留。
2月21日上午，邓小平在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市长汪道涵、副市长杨堤等负责人的陪同下，视察了位于上海静安区胶州路的农贸市场。
静安区胶州路集市建于1979年10月15日，地处静安寺闹市区附近。市场全长150米，场地使用面积达545.92平方米，设有摊位50—60个。市场两边是居民区，还有3个国营和集体单位。在这种环境中，他们采取见缝插针的办法分类设摊，做到整齐清洁，使市场管理不断完善，得到了市、区领导的好评。对于城市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个体经济、集市贸易，世界各国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兴趣，纷纷前来参观和访问。胶州路市场，从1980年起，先后接待了美国教育旅游团，日本民社党代表团，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平壤市委责任书记等，以及日本、澳大利亚、法国、瑞典的记者。
邓小平下车后，首先到市场口的水果摊看了看，并且问随行人员一些问题，随行人员解释后，邓小平随即走进待业青年办的知青合作社。
他问里面的工作人员：你们是属于什么性质的？
工作人员回答说：我们属于街道办的知青合作社。
接着，邓小平又来到个体户刘洪珍的摊位前，他问刘洪珍：鲫鱼多少钱一斤呀？
刘洪珍回答说：2.8元一斤。
邓小平又问旁边的一个个体户陈治玲：“这是什么？”
“是明夫。”
随行人员向邓小平解释了明夫的产地。
邓小平又看了几个摊位，最后来到了个体户姜安如的摊位前，他指着冬笋问：“多少钱一斤？”
“7角一斤。”
姜安如抬头一看原来是邓小平同志，便激动地连连拍手叫了起来：“邓伯伯、邓伯伯，你好，你身体好吗？”
邓小平回答说：“你好。”
邓小平的视察极大地鼓舞了市场全体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这个市场后来连年被评为市区的先进市场。
9时15分，邓小平从胶州路、北京路口上了一辆面包车离开市场，前往上海市北区的曲阳新村视察。
曲阳新村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市政府筹划建造的13个新村小区中的一个，其规模仅次于浦东的潍坊新村。当时曲阳新村的建设速度最快，至1982年底，曲阳新村的西南小区建成，小区配套设施齐全。
9时50分，两辆乳白色的面包车驶进了新村，在新村的菜市场门口停下。车门开处，邓小平从第二辆车里走了出来。他身着一套深灰色的中山装，迈着稳健的步子，脸上带着微笑，神采奕奕。
他们首先走进了曲阳菜场。这时早市已过，一些柜台仍在营业。
“是国营的吗？”邓小平走上前去问道。
“这是知青办的合作菜场。”虹口区委书记沈敏康回答说。
邓小平高兴地朝青年营业员们点点头，说：“知青办的好嘛！”
在蔬菜柜台前，邓小平问两名营业员：“你们在这里做好不好？”
两名营业员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地点头。
在猪肉柜台前，邓小平又问一个青年女营业员：“你斩肉斩得动吗？”
“还可以。”营业员点点头。
邓小平等一行接着来到了新建的百货商场，这也是一家知青办的合作企业。邓小平仔细地观看了橱窗里和货架上陈列的商品，关切地询问：“居民需要的东西都有得卖吗？”
当听到回答说“居民日常生活用品都有供应”以后，他开心地笑了。
赶来看望邓小平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都想靠得近一些。邓小平连声问：“新村的文明设施跟上去了没有？”“这里的住宅是哪一位工程师设计的？”大家看到邓小平身体健康，精神很好，都感到十分高兴。
邓小平走进了曲阳酒家。身边的杨堤告诉邓小平：“这里是川扬帮的菜。”
“川扬菜好嘛！”邓小平的话音一落，人群中发出了一阵阵笑声。
这时有两位年过半百的老人挤出人群，操着四川口音，激动地说：“楼上还有，请邓副主席到楼上看看。”
酒店的经理向邓小平介绍说：“这两位是知青酒家聘请来的老师傅。”
邓小平一边健步登上二楼，一边用家乡的口音同两位四川老乡交谈，称赞这个酒家办得不错，并鼓励青年人好好干。
大家对小平同志深入群众，关心人民生活，无不心情激动。
邓小平一行接着来到大连西路250弄22号一户居民家里。这家女主人姚凤兰，是上海服装二厂的退休工人，正手拿抹布在揩台子。她看到有客人来了，连声说：“请进，请进。”
她的丈夫和儿子都上班去了，只有新过门的儿媳妇还在家里。
邓小平随着陪同的同志先走进了姚凤兰儿子的新房。新媳妇小丁一下子认出了邓小平，一时呆住了，激动得话也说不出来。邓小平听说她是去年12月结的婚，热情地同她握手，亲切地说：“祝你们幸福！”小丁有点腼腆地点点头，激动地说：“邓副主席好！”
邓小平环顾了新房里的摆设，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家具齐全，高兴地说：“哟，这儿不错嘛，挺现代化的。”
接着，又来到姚凤兰的房间，一边亲切地同她握手，一边问道：“你们生活好吗？”
姚凤兰说：“我们生活得很好。”
汪道涵指着五斗橱上和床边橱上两台用红色绒布罩套住的机子问：“这是两台电视机？”
姚凤兰说：“是的，我们原来有一台九英寸的，儿子结婚，又买了一台十四英寸的。”
邓小平听到她的回答，满意地说：“你们生活好，我就高兴！”
邓小平接着问道：“这住房有洗澡间吗？”
姚凤兰说：“有！还是瓷砖铺的哩。”
邓小平走到浴室门口，朝里面仔细看了看，然后向主人热情告别。
这时，周围站满了居民群众，四周的窗口还伸出了人头，大家招手向小平同志问好。邓小平先举起右手，然后又双手合抱，向大家致意。
2月26日，邓小平离开上海返京。
回到北京之后，3月2日，邓小平约请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他说：“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他如数家珍地介绍了苏州农村出现的六大变化：“第一，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二十平方米，因为土地不足，向空中发展，小城镇和农村盖二三层楼房的已经不少；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第四，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了，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有能力自己安排了；第六，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他充满信心地宣布：“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他要求：“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有全盘的更具体的规划，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体的规划，做到心中有数。我们要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解决各自突出的问题，帮他们创造条件，使他们的具体规划能够落到实处。”
1983年的苏杭之行，邓小平证实了20世纪末翻两番、奔小康的目标是切实可行的。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祝典礼上的讲话中，满怀信心地说：“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我国的工农业年总产值，要比1980年翻两番。最近几年的情况，表明这个宏伟目标是能够达到的。”
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小康目标切实可行。实践的发展又促使邓小平考虑中国未来更长远的奋斗目标。他说，我们虽然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有责任提出那个时候的目标。
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说，在本世纪末翻两番这样一个基础上，“再发展30年到50年，我们就可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这个意思，邓小平在同年10月6日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在10月22日的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等很多场合讲过。可见，邓小平把我国经济发展规划的时间由20世纪末延伸到21世纪中叶，并把目标定在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上。
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时说：“到本世纪末，尽管我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到1000美元不算多，但是年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1万亿美元。有了这个基础，再争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有希望的。”在这里，邓小平对21世纪中叶的发展目标作了一个重大的调整，即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改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时隔一个多月，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再一次谈到了中国21世纪的发展战略。他说：“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800至1000美元”，“有了这个基础，再过50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水平，在世界上虽然还是在几十名以下，但是中国是个中等发达的国家了”。在这里，邓小平提出了“人均4000美元”和“国民生产总值6万亿美元”的量化目标，并在时间上和发达程度上正式确定为“50年”和“中等发达”。
10天后，4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对这个目标说得更为明确，他说：“总的来说，我们确定的目标不高。从1981年开始到本世纪末，花20年的时间，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就是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800到1000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再花50年的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4000美元。那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到下一个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4月30日，邓小平在同西班牙政府副首相格拉的会谈中，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描绘了从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中叶100年间中华民族百年图强的“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他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江泽民同志后来在评价这个经济发展战略时说：“这个战略目标，既不是急于求成，也不是无所作为，而是符合我国实际，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
半年后，在党的十三大上，邓小平提出的这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用大约100年的时间，分三步实现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得到了全党的确认。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1936名，代表着4600多万名党员。
大会的政治报告系统地阐述了邓小平关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指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报告系统阐明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又被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报告规定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报告根据加快和深化改革这一中心任务，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分阶段地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
报告深入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确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和近期目标：“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这些内容，实际上是对邓小平在9年前亲自发动而今正进一步深化的改革的系统总结和充分肯定，大会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在9年的改革实践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指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中，在一系列关键的问题的决策中，在建设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开拓中，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求实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会指出：60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结合的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的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了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是把我们的事业引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9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瞬间。在这9年当中，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第二次飞跃，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这是邓小平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由此也可以说，十三大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也正是这位迅速改变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进程，为民族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卓越领导人，出于对党的事业的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考虑，在这次大会上身体力行，主动要求退出中央委员会，以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赢得了世人的喝彩。
11月6日，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推选邓小平为“本周新闻人物”。这家电视台《今晚世界新闻》节目主持人彼特·杰宁斯在节目开始时说：“本周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中共代表大会上引退。”杰宁斯在解说词中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过去10年中决心让受辱的中国一去不复返，使中国以现代化的姿态与现代世界打交道”，“邓小平的最伟大的政绩是加强了集体领导，减少了一人统治的可能性”。
11月2日，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邓小平被全会决定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1) 相关内容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