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六条”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有着悠久的共同的历史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1949年蒋介石集团退守台湾，人为地造成了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的局面。
当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硝烟还未散尽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的计划。一道海峡成为隔绝两岸人民的鸿沟，台湾和大陆的统一开始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为了结束人为造成的海峡两岸分裂的不幸局面，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积极探寻实现台湾回归祖国的途径和办法。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武力解放台湾”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导方针。
1955年5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
此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确定了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思想。毛泽东、周恩来多次在不同场合进一步阐明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方针政策。
但是，由于美国的阻挠和国民党当局的错误政策，和平统一的进程受到严重阻碍，海峡两岸还一度形成严重对峙的局面。
历史进入20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2月访问北京，周恩来和尼克松签订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使得美国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20多年后终于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解决台湾问题开始出现了转机。
1973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邓小平非常关注台湾问题。从1974年11月起，他接替生病住院的周恩来总理主持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反复考虑如何解决台湾问题。他提出，关于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正常，我们有三个原则，不能有别的考虑：一、 坚持《上海公报》的原则，不能考虑“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或变相的“一中一台”，如我们所理解的“倒联络处”，实际上也是“一中一台”，中方不能考虑。二、 台湾问题只能在中国人之间作为内政自己来解决。至于用什么方式，和平的，还是非和平的，如何解决，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三、 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我们不能承认在解决这个问题过程中，其他国家参与什么保证，包括美国的保证。我们不能在这个内政问题上，在时间和方式上，承担什么义务或许诺。他还提出过，解放台湾的方式，我们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和平方式不可能，也要考虑到非和平方式，两种方式都应该考虑进去，首先我们做工作，希望一个阶段内能够用和平方式。希望通过一段比较长时间的工作，使台湾人民了解我们祖国的面貌，了解我们祖国的情况，了解我们的政策，关于解放台湾以后的政策，我们还要考虑，特别是要同台湾人民商量，不过可以说，解放台湾以后，不可能把大陆上的一套马上搬过去。
1975年邓小平主持党和政府的全面工作后，强调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大局具体是：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说，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建设我们国家。在中美就关系正常化的接触中，中国政府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必须按照日本方式，即撤军、废约、断交，不能有别的方式。但是，由于当时国内外条件尚不成熟，特别是由于后来国内“左”倾错误逐渐发展严重，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陷于停顿。解决台湾问题也就没有提上具体日程。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1977年7月重新出来工作，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从这个时候开始，如何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怎样尽快结束民族分裂状态，实现祖国统一，成为他反复思考的中心问题。
这时的国际形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随着美苏两国各自长期积累的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国际关系逐步出现了一些新的重大变化。二战后两个超级大国全球对抗，东西方“冷战”进入了“历史末期”阶段。过去一段时间内，中国曾注重强调战争的危险性，这时邓小平冷静观察和客观分析国际形势，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的估计，认为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应当争取和充分利用较长的和平时期，一心一意集中精力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确立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导思想。
中美两国从各自的战略利益出发都有意恢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条件。1977年美国卡特政府上台后，认为美国要对抗苏联的挑战，美中关系正常化是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因此，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不到一个月，卡特就主动派国务卿万斯来北京，探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自然，台湾问题仍是中美关系中最主要的障碍。万斯提出中美关系正常化后须保证美国同台湾的贸易、投资、旅游、科学交流以及其他私人联系不受影响，他还表示：美国政府将在适当时候发表声明，重申美国关心并有兴趣使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希望中国政府不发表反对美国政府声明的声明，不要强调武力解决问题。如果中国接受这些条件，美国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美台“外交关系”和《共同防御条约》均将消失，美国将从台湾撤出全部军事人员和军事设施。
邓小平在会见万斯时说，这个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案相对于《上海公报》后的探讨来说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我们多次说过，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台湾问题上有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式本身就是一个让步，现在是要美国下决心。至于统一的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们中国人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奉劝美国朋友不必为此替我们担忧。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我们准备在按三个条件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通过武力解决。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当然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
1978年1月，邓小平又对来访的美国客人说，世界上有些人总觉得中国人似乎不那么喜欢和平。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也不怕战争。但就我们国家现在的状况来说，确实我们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希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好好建设一下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要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祖国的统一问题。(https://www.daowen.com)
中美两国的建交谈判是从1978年7月开始的。在谈判中，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美双方各执己见，未取得一致。美国希望中国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则强调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他人干涉，最后是双方就此各自发表一个声明。美国的声明中表示它期待台湾人民将有和平的未来，关心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则在声明中指出：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就在双方争执的过程中，邓小平于10月出访日本，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字仪式。行前，他对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江藤淳说，我们的国内政策在台湾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比如说，美国在台湾有大量的投资，日本在那里也有大量的投资，这就是现实。我们正视这个现实。《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对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1月4日，邓小平又对缅甸总统吴奈温说，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后来，他对美国客人说得更加明了：台湾归还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社会制度同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当然不同，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会照顾这个特殊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台湾可以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还可以保留原来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这是国家统一的情况下允许保留的。中美建交谈判历时近半年，终于达成协议，于1978年12月16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建交，美国与台湾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撤离在台的军事人员，与台湾断交，使得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成为可能。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也是从中国国内的现实出发的。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党的历史上的重要转折。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为了实现这一转变，我们的内政外交方针需作一系列相应的调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工作都服从并服务于这个中心。作为中国统一中最重要的台湾问题，用和平方式和非和平方式解决，就显得尤其重要。显然，实行和平统一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为有利。邓小平这样说过，我们采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政策，道理很简单，有利于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有人说中国好战，其实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国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一打仗，这个计划就吹了，只好拖延。从现在到本世纪末是一个阶段，再加三十至五十年，就是说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年至七十年的和平时间。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利用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的统一，有利于实现国内外的和平与稳定，可以避免因为战争或动乱而影响现代化建设。如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障碍问题，也是一个热点和爆发点，解决不好，可能成为一个爆发性的问题，从而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基于这种认识，党中央进一步考虑，如果台湾保留其资本主义制度，使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一个国家内和平共处并长期共存，不仅有利于保持台湾的稳定与发展，而且也有利于祖国大陆的对外开放，加速大陆的现代化进程。保持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资本主义经济依然存在，两种经济之间，开展和平竞赛，有利于双方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经济合作，取长补短，有利于更快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使中国更快地进入世界强国之林。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地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政方针，引起了海内外的强烈反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统一祖国这样一个关系全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务，现在摆在我们大家的面前”，“早日实现祖国统一，不仅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的共同心愿，也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共同希望”。“在大陆上的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而同心勠力。我们殷切期望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共同发展建国大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通过商谈，结束军事对峙状态，“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
同一天，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茶话会，座谈讨论《告台湾同胞书》，政协主席邓小平在会上说，今天是个不平凡的日子，有三个特点：全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中美关系正常化；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日程。
尤为引起世界瞩目的是，就在这一天，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国民党军据守的岛屿，福建前线轰鸣了几十年的炮声从此再也听不到了。
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台政策的重大转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对台政策，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1979年1月，邓小平应邀访美。行前他多次会见美国客人，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1月2日，他在会见美国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时说，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是采取现实态度的。他提到了1月1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说：我们的态度是真诚的，合情合理的。他还表示，我们允许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各国同台湾继续保持民间的贸易、商务、投资等关系。1月8日，他又对来访的美国客人解释我们的现实态度，这就是台湾同美国保持民间贸易，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人民生活条件不仅不会降低，而且可以提高。随后不久，他又进一步指出，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当局拥有自己的权力，但必须是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它可以有自己一定的军队，同外国的贸易、商业关系可以继续，民间交往可以继续，现在的政策，现行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资本主义经济可以不变。要求就是一条，一个中国，不是两个中国，爱国一家。带着这些创见性的新构想，邓小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总理，这位新中国成立以来踏上美利坚合众国国土的中国最高级领导人，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隆重接待。邓小平的访美震动了世界。1月30日，邓小平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的演说中指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我们一方面尊重台湾的现实，另一方面一定要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尊重台湾现实的情况下，我们要加快台湾回归祖国的速度。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阐述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建议双方为共同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以达成有关协议。提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以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以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这就是海外广为称颂的“叶九条”，也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一位海外朋友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同年10月，他又说，我们不用我们的制度和思想统一台湾，台湾也不可拿它的制度和思想来统一大陆，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可以谈得上合作，相互容纳，台湾保持台湾的制度，大陆保持大陆的制度，这样就不发生你吃我、我吃你的问题。如果我们要用我们的制度和思想统一台湾，不现实，不可能，那就只有用武力，我们现在不采取这个方法，目的是让我们民族统一起来，着眼于民族利益。
1983年3月，一些海外学者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了“中国统一之展望”讨论会，此举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关注和欢迎。三个月后，参加人之一美国新泽西州州立大学教授杨力宇来到北京。6月26日，邓小平会见他时说，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区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他还指出，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需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这就是著名的“邓六条”。讲话发表后，港、澳、台地区反应强烈。一切爱国的人们都为中共实现统一祖国的博大胸怀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感动，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中共的诚意了。
“邓六条”的发表，使“一国两制”构想更加完备、充实，更加具体化、系统化。由此，祖国的统一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他把这一未竟的事业交给了江泽民。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和一国两制的构想，继续作为党和国家的基本政策。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了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讲话精辟地阐述了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的深刻内涵，提出了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内容包括：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大力发展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这就是继“叶九条”“邓六条”之后又闻名于海内外的“江八点”。这些主张和建议，为打破两岸政治僵局，早日结束两岸的敌对状态，推动和平统一的进程，开辟了新的前景。
从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宣布台胞赴大陆探亲实施细则开始，海峡两岸同胞被隔绝状态终于画上了句号。两岸从紧张的军事对峙转向了缓和，台湾当局也提出正式结束所谓“戡乱时期”。两岸新闻、科技、学术、体育、文艺各方面的交流得到开展。特别是1992年以来两次“汪辜会谈”，推动了两岸关系的迅速发展。
从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至1999年，中国共产党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为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整整奋斗了20个春秋。这当中，运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顺利地实现了香港的回归和澳门的回归。相信台湾问题解决、完成祖国统一的那一天也一定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