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起草历史决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在1979年就开始了，是在邓小平的直接主持下进行的。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开始在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拨乱”主要就是拨“文化大革命”之乱，这就不可避免地触及对“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
这两个问题在1978年的下半年被不断地提了出来。
这年的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说：“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关于“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指出：“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
邓小平关于评价“不必匆忙去做”的主张，随后被写进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公报》解释说：“这既不影响我们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上的一切遗留问题，更不影响我们集中力量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当前最伟大的历史任务。”
1979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理论务虚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对“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总结的问题，在会上又被较多地提出来了。有人提出要像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样，作一个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三十年的历史作一个总结，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全面评价“文化大革命”，以便统一全党的认识，团结起来，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完成建设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事业。
在理论务虚会上也出现了一些贬低甚至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怀疑甚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这些观点是同当时社会上的一些错误思潮遥相呼应的。
这时的党内，也有一些同志间接甚至直接支持这种错误思潮。
西方的报刊此时更是推波助澜，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走向或将走向“非毛化”。
历史第一次将对一个领袖的评价，与党、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地绑在一起，推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已不再是对毛泽东本人评价的问题，而是成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
3月16日，邓小平在党中央召开的报告会上说：维护毛主席的旗帜，这是安定团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问题。否定了毛主席，就是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了党的历史。如果这样做，比赫鲁晓夫带来的后果还要严重，还会损害我们的国际威望。绝不能用这样方式、那样方式伤害这面旗帜，国内外敌人希望我们在这样的问题上陷入混乱。
3月30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总结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一项就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指出：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有些同志说，我们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说，毛泽东同任何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
但是，此后的几个月中，在中央的一些重要会议上，在各项实际工作中，三中全会的新的路线、方针、政策，总是要同原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相比较，总是要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文化大革命”和对毛泽东的评价这两个问题。特别是在中央部署的全国开展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继续突破禁区，解放思想，落实各项政策的进程中，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又在全国上下、党内党外迫切地提出来了，国际上也等着看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
197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这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由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庆祝国庆三十周年大会上作重要讲话。中央要求，这个讲话不是一般的庆祝性、鼓动性的讲话，而是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三十年的历史作一个初步的总结，对三十年中的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必须作出一定的说明，但又不是全面的总结。
中央专门组织了一个以胡乔木为负责人的班子，负责讲话的起草工作。
邓小平非常关心这篇讲话的起草，一开始就对这个讲话提出了两个“新”字，即：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一个新的水平。
8月12日讲话初稿出来后，发给中央机关以及各省、市、自治区讨论，提了很多好的意见。8月下旬，邓小平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这时，中央和全国各地关于讲话草稿的讨论意见也已经陆续反馈回来，各种意见和简报邓小平都看了。
谈话是在邓小平的家里进行的。
邓小平说，很多意见是好的，但稿子里讲理论的东西太多了，概念的东西太多了，文章沉闷，需要作大的修改。他还就讲话三个部分的写法谈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第一部分，历史是应该做点回顾的，但三十年的成就写得太细太具体，应该把它明确地概括成为几条，一条一段。第二部分，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概括成为几个特点，很好。有些东西还应该补充进去，最重要的是要从林彪、“四人帮”的事件中得出几条基本的教训，要写得很准确，使人家看了以后，啊，就是这么回事！只要这个教训总结好了，按照这个教训来改进，我们以后的工作，包括思想，包括理论，包括作风，就可以大大前进一步。第三部分，写今后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的政治路线是什么，我们的思想路线是什么，我们的组织路线是什么。
邓小平认为，稿子不是“小改”，而是“大改”。
起草小组研究讨论了这些意见，于9月1日写成第一次修改稿，送给中央。
这一次的稿子，邓小平看了两遍。9月4日，邓小平再约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
邓小平说，架子可以了，主要问题是对毛主席怎么讲的问题。现在的稿子对毛主席的地位、毛主席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所作的贡献讲得太弱了。邓小平就讲话稿中关于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各个阶段中的作用怎么个提法，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
他说：“还是要讲在三十年的历史上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取得的。我们的党、军队、人民是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在毛主席领导下建立功勋的。”“要讲我们有了正面经验，也有了反面经验。这正反两方面经验经过总结，教育了我们人民，教育了我们党，说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引我们前进的思想。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党站住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也站住了。毛主席指引我们战胜重重障碍，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经过惊涛骇浪，终于使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世界上站得更高了，高高地站住了。”现在的稿子中“对毛主席的贡献、决策、方针、政策，写得太少，这方面要充实”。 (1)
“三十年来，我们的斗争是坚持、发扬四项基本原则同背离、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我们尽管受到这样那样的干扰、破坏，但终于克服了这些干扰、破坏，我们始终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三十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写这个报告。”
邓小平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的历史，认为：1957年的反右还是要肯定的，错误在搞了扩大化；十七年不好说犯了什么路线错误，“现在稿子的写法要改过来”。“要多写一些，多补充一些毛主席为中国人民、为党为社会主义做了很多好事，一直到他的晚年还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
邓小平满怀深情地说：“我们都知道周总理保护过许多老同志。可是如果毛主席不说话，周总理也保不下来。毛主席不保我，我活不到七十五岁，对乔木同志，他更是采取了特别的保护方法。现在讲纠正冤、假、误案，还是毛主席给我们开了路。”
谈话临结束时，邓小平特别强调：现在要注意，有些从“左”的方面来攻击党的人，也打着维护毛主席的旗号。这是一个新动向。所以，这个稿子要批判来自“左”的以及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要使人看了文章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党和人民现在是在真正搞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诸实现，不是搞片言只语。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按照邓小平的意见，起草小组于9月10日又改出第二次修改稿。9月12日，邓小平第三次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
这一次，邓小平对稿子比较满意：“现在这个稿子，对毛主席讲够了，这样很好。对这个稿子现在我只有一个意见。”邓小平的意见是：要在讲话中特别讲一下关于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关于在党和国家的工作中要有必要的集中、必要的纪律的问题，等等。
他说：“现在的情况是，既缺民主和自由也缺集中和纪律，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更缺集中和纪律；既缺个人心情舒畅又缺统一意志，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更缺统一意志。林彪、‘四人帮’毒害了一代人。对于这一代人，特别是一些青年，有个再教育的问题。各级干部，包括老干部，也有个再教育的问题。教育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他们尊重集中，遵守纪律，顾全大局，先公后私，并且在全国人民中，逐步恢复和发扬我们曾经有过的好的道德风尚。现在讲话稿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要加进去。”
此外，他还提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修改意见。
修改后的稿子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又发给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讨论，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后，改出了9月24日稿。9月25日，十一届四中全会分组讨论了一天。
在讨论过程中，有的同志建议：“文化大革命”问题，在评价毛泽东同志时是回避不了的，不能含糊。目前可以按文章写的讲到这个程度，但在适当时候党内应当发个文件，把“文化大革命”问题讲清楚。
有的同志说，对“文化大革命”作结论，急了，固然不行，但也不能拖久了。四中全会不行，十二大总该解决了。
还有的同志提出，现在争议最大的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要搞类似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那样的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没有全党的充分讨论，像1942年整风那样，是搞不出来的。最好在召开十二大时形成一个新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修改后的稿子在26日晚的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重新印发。27日晚，四中全会正式通过。
9月29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发表了这一重要讲话。
讲话共分三个部分：“光荣伟大的三十年”“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这个讲话经过反复讨论、修改，确实达到了邓小平一开始提出的要求，有了不少新的内容，写出了新水平。
讲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作为党的文件第一次明确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指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林彪、“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对我国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在这一段中，把毛泽东同林彪、“四人帮”严格地分开了。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毛泽东的错误，但是通过对“文化大革命”一些重要问题的判断来暗示了这一点。
讲话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功绩、贡献作了充分的阐述，对他的失误、缺点，虽然没有提出直接的批评，但又暗含着一种批评。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对维护党的团结，避免在历史问题上发生严重争论，以便专心致志地搞四个现代化是必要的。
讲话恢复了七大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并且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止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
讲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来的成绩，作为历史的主要方面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讲话还对四个现代化作出了新的解释，不仅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而且还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而相当完整地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纲领。
讲话中宣布，我们党准备对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出一个正式的结论来。这就拉开了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序幕。
可以说，这个讲话为历史决议做了必要的准备，奠定了基础。后来形成的历史决议，就是这个讲话的继续和发展。
讲话发表以后，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反映都很好，特别是党内提出了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作出一个历史决议的要求。
邓小平认为，可以“拿出一个东西来”，对三十年来党的历史作出科学的总结，对“文化大革命”作出评价、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出正确的评价，澄清人们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
10月30日，在北京市西城区前毛家湾一号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胡乔木、邓力群召集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成员开了第一次会议。
前毛家湾一号，地处西黄城根，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这里原来是林彪一家的住所。1975年成立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办公地就选择在这里。汪东兴兼任办公室的主任，后来由胡乔木主持毛著编委会办公室的工作。起草小组的成员，基本上是起草叶剑英讲话的原班人马，他们在完成了国庆讲话的起草任务后，只是放了几天假，稍事休息了一下，马上又投入到起草历史决议的任务中来。
会上，邓力群传达了邓小平同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关于工作安排的谈话：“邓小平说，常委研究，准备为明年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后年十二大做点准备工作。主要是思想工作。第一，修改党章。第二，修改宪法。明年2月五中全会讨论，年底六中全会讨论，然后提交十二大。第三，经济工作，准备11月开计划会议，讨论两年调整计划、十年长远规划。提交六中全会讨论，再交十二大。第四，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现在着手，明年底六中全会讨论通过。邓小平还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
胡乔木在会上对起草工作作了具体的布置：现在就着手，以起草国庆三十年讲话的班子为基础，再从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和曾三（当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那里调人。分四个阶段做准备，今天开始脱产。分段看材料、文件，借阅档案，找人访问、谈话。
关于四个阶段的划分和负责各段的人员安排，胡乔木说：第一段八年，廖盖隆、卢之超、逄先知、张云声；第二段九年，龚育之、郑必坚、郑惠、阮铭；第三段十年，袁木、滕文生；第四段三年，李洪林、石仲泉、刘洪。
此外，胡乔木还列了一个要求起草小组咨询、座谈、征求意见的大名单。
整个起草小组的成员前后有二十多人。中间陆续有人加入，也有人离开。比如说，逄先知因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六卷（后未出版）回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工作；郑必坚中途到胡耀邦那里工作；廖盖隆，只参加了前面的工作，后来主持新成立的党史研究室的日常工作，就没有怎么参加了。还有邵华泽、席宣、杨增和等也是起草小组成员。
中央指定起草工作由胡乔木负责；起草小组的组织、安排，同上下左右的联系、交流，都由邓力群管。后来，吴冷西也担负一些领导责任。
“毛家湾会议”后，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就集中在北京复兴门外万寿路的“新六所”开始工作。其间，一度还搬到玉泉山的五号楼。
起草小组成员集中后，首先查阅档案材料，准备撰写决议提纲。
经过近两个月的工作，起草小组于1980年2月20日搞出了一份提纲（草稿），具体设想是：“全文拟先写个简要前言，下面再写五个部分：一、 从建国到八大；二、 八大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三、 ‘文化大革命’；四、 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五、 主要经验教训的总结。”
邓小平看了这份提纲后，3月19日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三人谈话。
邓小平说：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
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好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他说，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邓小平在谈话中还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作了评析：“揭露高饶问题没有错”。作为当事人之一，他回顾了当时高岗、饶漱石搞分裂的情况，认为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但是，“错误在于扩大化”。对于错划的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他特别强调，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
邓小平充分肯定了提纲中最后的几条经验不错，提出还可以考虑再加一两条。
他最后说：“对历史问题，还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重要的问题要加以论证。”并且希望“要尽快搞出个稿子来”。
从这以后，一直到历史决议通过之前，决议的起草都是按照邓小平的三条总的要求进行的。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的多次谈话，也都针对稿子起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党内外、国内外的思想动态，对三个要求，特别是最核心的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要求，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阐述、发挥，对各种模糊认识和反对意见，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严肃而又耐心的说服教育，自始至终都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在各种讨论意见提出来以后，凡是能够有利于体现这三个要求的一切意见，不管大小都接受；凡是有碍于体现这三个要求的，都不接受。从后来决议的起草情况看，这三条要求体现在决议的主题思想上，体现在决议的结构、布局上，体现在重大问题的判断上，体现在每个重要的提法上，也体现在遣词造句的斟酌上，确确实实成为历史决议的总的指导思想。
这次谈话后不久，邓小平又有了一些新的设想。4月1日，他把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找来，主要讲了两个方面的意见。一是对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评价，二是对整个决议框架的思考。
他首先肯定了1957年以前，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随后，他简要评述了1957年以后十年间的大事。在说到错误时，他又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是好的；肯定了两次郑州会议和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肯定了工业七十条、农业十二条以及人民公社六十条。他认为，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初纠“左”是认真的，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
“总之，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
邓小平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他认为，评价这一段的失误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人都正确，只有一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他说，“大跃进”毛泽东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对决议稿的整体框架结构，邓小平作了设计：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段，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
“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是邓小平希望决议所起到的作用。
他再次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
在邓小平三条总的要求指导下，起草小组紧张地开展工作，胡乔木于5月16日、5月20日、5月24日、6月9日连续四次和起草小组成员谈话，对建国以来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对建国以来四个阶段历史的发展，作了具体的分析，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
6月，决议草稿写出来了，开始送中央书记处讨论。6月27日，邓小平同胡耀邦等人谈话。
他明确说：决议草稿不行，要重新来。邓小平否定决议草稿的原因是它没有很好地体现原来设想的要确立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他的具体意见是：1957年以前的几部分，事实差不多，叙述的方法、次序，特别是语调，要重新斟酌、修改。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致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要把这些思想充分表达出来。
邓小平随即列举了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要求“都要写到”。“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
他还说，重点要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是什么方面。主要的内容，还是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要在结语中写一段我们还要继续发展毛泽东思想。
对于毛泽东的错误，邓小平认为，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他用了一个“很”字，表明了他对决议起草的高要求。
他指出，单单讲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
“看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这是邓小平的总的感觉。
7月22日，胡乔木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汇报决议起草进度。信中写道：“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和邓力群同志已经开始重写，希望在本月底至迟下月初能以新稿送上。”
8月初，写出了一个稿子，正式定名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8月8日稿）》，但是这一稿还没有写完整。
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
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他列举了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强调了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他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邓小平说，我们在讲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的弊端的时候，不能不涉及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正在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系统的阐述，也将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进行比较全面的评价，其中包括批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文化大革命”之所以错误和失败，正因为它完全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不但在历史上曾经引导我们取得胜利，而且在今后的长期斗争中，仍将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对于党的这样一个重大原则表示任何怀疑和动摇，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违背的。
22日下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小组召集人汇报会上，专门就决议的起草问题讲了三点意见。
邓小平说：现在正在准备搞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是把建国后三十年的历史清理一下。力求在十二大前的中央全会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问题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作一个结束。十二大就讲新话，讲向前看的话。
在讲到对毛泽东的评价时，邓小平强调：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或者说是主要缔造者之一，他的功和过不能说是三七开、四六开、对半开。
关于决议如何写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部分，邓小平认为，这是“很难作的一篇文章”。他提出，“要定这么个调子”：第一，毛主席的功劳是第一位；第二，毛主席的错误是第二位；第三，毛主席犯了错误。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评价毛泽东定的“基调”。
这个“基调”，在先前一天邓小平会见外国记者时也已经向世界表明了。
8月2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接受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
邓小平告诉法拉奇：“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我们要对毛主席的一生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决议的起草更加紧锣密鼓。9月10日，完整的决议稿（未定稿）写出来了，全稿约60000字。基本上按照邓小平的设计，分五个部分，即：一、 建国三十一年的主要成就和曲折；二、 建国以来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三、 “文化大革命”发生和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四、 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五、 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原则。
四天后，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介绍了正在起草中的历史决议，他说，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对毛主席的评价，国际上很关心这个问题，我们的人民更关心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势必涉及毛主席的问题。确有一部分人想全面否定毛主席，也确有一些人想全面肯定毛主席，恐怕国际国内都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是很慎重的，要真正实事求是，不能把好的说成坏的，也不能把坏的说成好的。至于毛主席的一生，我们历来讲，不能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搞。我们要肯定毛主席的伟大功绩。
关于毛泽东思想问题，邓小平说，过去引导我们胜利的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集体的创造，但毛主席是主体。将来毛泽东思想还是引导我们胜利的指导思想。我们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也是很广泛的，这当然不是说毛泽东错误的地方也包括在毛泽东思想内。总之，我们在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功过的基础上，还是要坚持毛泽东思想。
9月21日，未定稿发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历史决议稿要组织全党四千名高级干部进行讨论。胡乔木、邓力群和起草小组日夜修改，10月5日，又拿出一个决议未定稿，约50000字，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
10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组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讨论的通知。随通知发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10月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稿）》。
这次讨论开始时预定参加的人数是4000人，后来实际参加的人数超过了4000人。在北京分为三个大的系统：中直机关、国家机关、军队系统。(https://www.daowen.com)
讨论从10月中旬先后开始，到11月下旬结束，持续了一个多月。讨论的情况不断用简报、快报和手写的情况汇报，迅速及时地反映到起草小组，反映到党中央。重大问题则写成综合报告、意见汇集等上报中央政治局。
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仍然是4000人讨论的热点、争论的焦点。
大多数同志认为应该历史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应该肯定毛泽东思想。
也有些同志提出了不正确的意见。特别是有些挨过整的人，带着私人感情，对毛泽东提出了不正确的批评。
邓小平看了有关讨论意见的简报，首先肯定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有些意见很好”。要求起草小组博采众议。
针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存在的思想混乱，邓小平又力排错议。他强调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肯定并且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
这期间，邓小平曾专门找中央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次话，了解干部、战士对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看法。中央警卫局也曾专门组织干部战士学习讨论邓小平与法拉奇的谈话，干部战士普遍反映邓小平讲得好，能接受。
10月25日，邓小平召集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明确提出：“关于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期翻身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邓小平认为许多青年不了解我们党的历史，“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
他严肃地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它还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在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的错误意见的同时，邓小平强调：“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
实际上，对起草小组来说，最难下笔、最难把握的不是毛泽东的功绩，而是如何写毛泽东的错误。
正是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问题上，邓小平再一次表现出一个大政治家的睿智和风度。
讨论过程中，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邓小平严肃地说，“这是不对的。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不是孤立的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关于毛泽东思想，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将其主要点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与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原理相比，看不到什么新东西、新贡献，觉得不好写。
邓小平认为，“决议稿中不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些都对，但是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
10月31日，邓力群致信邓小平说：“把你10月25日的谈话整理了一下，送上，请审改。因为决议草案的讨论意见分歧很大，而你这个谈话对于大家在主要问题上取得一致有帮助，建议发给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外，也发给各组召集人一份，请他们掌握，一周以后，再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一份，妥否，请指示。”11月1日，邓小平批示“只发第一部分”。
就在4000人讨论历史决议的过程中，有两件重要的事情对历史决议的最后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是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华国锋提出要求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党内的其他职务，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作了一些检查和解释。会议决议：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二是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的审理。历史决议的起草和讨论，首先严格区分了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文化大革命”所犯的罪行；同时也区分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0名主犯应该审判的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和他们属于党内斗争的问题。在这两个区分上统一了认识，就为公开审理奠定了基础。9月29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决定。4000人讨论后，从11月20日起，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经过两个月零五天的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终于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作出了终审判决。
随着这些重大政治问题、组织问题的解决，通过历史决议的时机成熟了。
在公开审理两案已经开始，变动华国锋的职务已经决定的情况下，12月5日结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历史决议的起草与通过作出决定：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参照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改写。在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后，将仍在4000人范围内再讨论一次，在再次修改后提请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认为，现在通过这一决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不宜再行延迟。
决议稿的修改到了最后关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围绕着历史决议稿中的一些重要原则问题再一次作了阐述：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工作的评价，一定要充分肯定三十一年来的巨大成绩；缺点、错误要进行严肃的批评，但决不能说得一团漆黑。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也不能说成是“反革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立场。
同样，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个估计是合乎实际的，决不能加以怀疑和否定。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决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很明显，感情用事把错误说过了头，只能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只能损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只能涣散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团结。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必须结合实际加以坚持和发展，并理直气壮地进行宣传，不允许怠工。
这里，邓小平一连用了几个“决不能”，特别是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了要“理直气壮”和“不允许怠工”，确保了决议的修改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
在邓小平的正确思想指导下，起草小组集中了4000人讨论中的正确意见，又作了大的改写，1981年2月3日又形成了一个稿子，篇幅压缩到37000字。送中央常委审阅。
邓小平看了建国以来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这些部分后，3月9日，找邓力群谈话，对决议草稿中历史部分提出了重要意见：历史部分我看过了。总的讲，现在的稿子，缺点错误讲得多，成绩讲得少，鼓舞人们提高信心、提高勇气的力量不够。从历史问题决议中肯定成绩，指出缺点错误，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很必要。但是千万要注意，不要把三十多年的历史写成黑历史。如果这样，产生的效果就会使人们痛恨我们的党，痛恨我们的决议，痛恨我们写决议的人。
邓小平对每一个部分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解放初的七年差不多了。”
“问题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这部分，现在稿子的调门不对头，和原先设想的方针不对头，好像错误都是老人家一个人的，别人都对。历史不是这样的，这不符合实际。总的说来，我们还是没有经验，那时的错误，大家都有责任。拿少奇同志说，也有错误。我也一样，过去说过多次了。不能把一切责任推到老人家一个人身上。讲错误也要恰当。如1957年反右，要肯定必要性，错误就是扩大化。”
“十年‘文化大革命’错误写得差不多了。也要承认，老人家还是看到了党的缺点错误，还是想改正。对情况的估计错了，方法错了，危害是严重的。要说得恰当。”
“集中起来说，还是对老人家的评价问题。中心是老人家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错误讲过分了，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恰当，国内人民不能接受，国际上也有一部分人不能接受。”
最后，邓小平说，六中全会要早点开，现在主要是等决议。决议出来了，过去的问题有了统一的认识，定下来，可以集中精力向前看。
按照邓小平的意见，胡乔木、邓力群等对稿子又作了修改。
这时，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冷西从广东调回北京，起草小组的力量得到加强。
3月18日，邓力群、吴冷西就胡乔木对决议稿修改中的一些意见向邓小平作了汇报。
邓小平说，决议第一位的任务是树立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个问题写不好，决议宁肯不写。在这一点上站住了，决议才能拿出去。这是中心，是关键。写好这个问题，才叫实事求是，也才能实事求是地分清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是和非、对和错，包括个人的功过。这些写清楚了，历史问题过去了，不再纠缠了，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他认为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对建国头七年、“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和“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又作了全面的科学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邓小平指出，建国头七年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些。
“文化大革命”的前十年情况比较复杂，争议也比较大。其间发生的问题比较多，在决议草稿讨论的过程中，有的同志认为，这十年成绩不是主要的，错误是主要的。
邓小平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充分肯定成绩，同时也要讲到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庐山会议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邓小平提出，关于这部分，要写得概括。胡乔木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分析，我是赞成的。决议稿中写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而是一场历史的倒退和灾难。
最后，邓小平要求，马上修改，一个星期内搞出稿子来。
邓力群还向邓小平转述了胡耀邦的意见，主张决议稿写出来后，多听听老干部、政治家，包括黄克诚、李维汉等同志的意见。
邓小平说：“这很对，我赞成。”
邓小平不仅同意这个意见，而且亲自付诸行动。一个星期后，3月24日，邓小平专程去看望陈云，听取陈云对正在起草的历史决议的意见。陈云提出了两点修改意见：一是要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这样写，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陈云还提出，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26日，邓小平将陈云的意见转达给决议起草小组负责人邓力群。
邓小平说，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并报告胡耀邦。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见。
陈云在3月份就历史决议的起草问题还同邓力群谈了四次话。他指出：关于建国以来32年中党的工作的错误，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使它能够站得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小平同志提出决议宜粗不宜细，我是同意的。要在这个原则下面，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要分清不同情况，把它“敲定”下来。
陈云还讲到前面要写60年，要回顾建国以前28年。这就使得起草决议的思路一下子拓宽了，不再受“建国以来”的限制，可以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陈云说：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60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因此，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起草小组按照陈云的意见，在决议稿上加上了一个部分“前言”，以“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60年的光辉战斗历程。为了总结党在建国以来32年的经验，有必要极简略地回顾一下建国以前28年党和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革命斗争”开头，写了四大段2000字，达到了邓小平开头提出的要求。
3月30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关于六中全会和历史决议，会议初步决定：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6月上旬召开，先开预备会，正式会议开三四天，6月中旬发表公报。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先在党内讨论10天左右，“七一”公开发表。要按照这个日程，抓紧把准备工作做好。请乔木同志集中精力修改历史问题决议，争取4月中旬修改出来，4月下旬提请政治局讨论。现在这个36000字的稿子，先发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和一些老同志，在40人左右的范围内看看。请起草小组派几个联络员听取他们的意见。现在的报刊宣传就要向历史决议阐述的观点靠拢。
3月31日，40多人的讨论开始。这次讨论没有采取开会的形式，而是各人改在稿子上，或者另外提出书面修改意见，或者约请起草小组的同志谈修改意见。据胡乔木说，实际参加的有52人。
根据这些意见，胡乔木和起草小组的同志继续修改，拿出了一个供第四次讨论的稿子。这时稿子的结构已经和最后通过的相同了。
决议起草小组很快将修改历史决议的结构安排的设想报送邓小平。
邓小平认为，这个设想很好。4月7日，他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指出就按这个设想改，文字不要太长，语言要精炼。重要的错误要写，不必用很多文字，不要现象罗列。有些错误可以不必写入决议。错误写得太多，势必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我们三十二年搞得不好，没有多少成绩。这不符合事实，国际国内也通不过。
他建议，立即动手修改决议，尽快改出个稿子来。
他还说，讨论中有许多好意见，要接受。李维汉同志过去谈过一些意见，他看得比较高、比较深。
邓小平接着谈到，讨论中也有些意见不能接受。比如，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非法的，说“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都不能这样说。“如果否定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那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这不符合实际”。“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针对一些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交、经济等方面没有做什么工作，没有什么成绩，邓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他还列举了基辛格访华、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尼克松访华发表《上海公报》、恢复中日邦交以及自己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等事实加以证明。
有的同志认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所谓走资派，就整体上说是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同志把这一大批共产主义者打倒了，证明他不是共产主义者；还有的说，多快好省、灭资兴无是错误口号，要在决议中正式进行批评。有的同志不高兴，说4000人讨论提了那么多意见，为什么不采纳？想不通。像对这样的一些意见，邓小平说，我们就是要硬着头皮顶住，不能接受。整个地说，就是要同这些意见唱反调，要坚定不移地按照原来的设想改好决议，不受这些意见的影响。
邓小平说，我们对已经取得的成绩还要充分肯定，对毛泽东同志，还要维持原来正确的评价。不这样，就是给党、社会主义制度、给国家抹黑，就会使人民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丧失信心。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了。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才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而且直到现在，站住了。国内的人也罢，华侨也罢，对这点都有亲身感受。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除台湾外，其他地区才真正实现了全国的统一。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还是旧中国的样子。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青年不了解。
邓小平还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定要写出一篇好文章。
决议起草小组根据52位中央领导同志和老同志的意见，在5月15日又改出一稿，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讨论，再作一些修改后，于5月16日印出修改稿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70多人讨论。
5月1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
邓小平在开幕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胡乔木对决议稿作了说明。
邓小平说，“这个文件差不多起草一年多了，经过不晓得多少稿”，“起草的有二十几位同志，下了苦功夫，现在拿出这么一个稿子来”。
针对有的同志提出的“不要急于搞这个决议”的看法，邓小平强调了作历史决议的紧迫性。他说：“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邓小平说，非洲几个国家已经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最关心毛泽东思想，反应非常强烈。不止一位非洲朋友提这个问题。
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谈到了他对起草的决议稿的评价：“现在的稿子，在我看来，起码是有一个好的基础。这个稿子是根据一开始就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写的。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要说有缺点，就是长了一点”。
邓小平在评述决议稿形成的过程时说：“这个文件是在4000人讨论和最近40多位同志讨论的基础上修改的，好多好的意见这里面吸收了。比如陈云同志提出，前面要加建国以前的28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现在前言有了。还有其他许多重要意见，大家一看就晓得哪些是根据大家提的意见修改的。”
“当然，也有些意见没有接受”。邓小平列举了十条意见，如：认为毛泽东同志从建国以来就离开了马列主义；1957年以来就存在着一条贯彻始终的左倾路线；“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成绩不是主要的，错误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反革命，不同意是内乱的提法；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是非法的；“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在任何剥削制度的国家都不可能发生；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整人开始，以整人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归结起来就是毛泽东的个人品质问题；毛泽东前期是共产主义者，后期不是共产主义者；“文化大革命”以前和中间的错误，统统由毛泽东个人负责；等等。
邓小平强调指出：“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第四，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邓小平在讲话中还说明了这次会议的任务：“现在的方法，就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七十几个人，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定了以后，提到六中全会。设想就在党的六十周年发表。纪念党的六十周年，不需要另外做什么更多的文章了。”
会议从5月21日起分五个组进行讨论，到29日结束，一共进行了8天时间。讨论进行得认真、热烈，与会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深刻的、好的意见。这些意见对决议稿的充实和提高，非常有益。
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结果，把几十条好的意见都吸收进去，决议稿又作了很多的修改，由政治局通过，提交六中全会讨论。
中央常委决定：六中全会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先开预备会，分组讨论历史决议，讨论改选、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第二阶段开正式会议。
6月15日至25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举行预备会议，对决议稿进行第四轮大的讨论。讨论一共进行了8天，又吸收了实质性的意见差不多将近100条，并且又增加了3000多字。
在中央全会开预备会的同时，还请了民主人士和参加政协工作的党的一些老干部来讨论决议稿，并且在北京的1000多名高级干部中征求意见，其中也吸收了他们的一些意见。比如说，原来讲“文化大革命”主要讲打倒所谓“走资派”是错误的，在政协讨论中，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就提出来，对知识分子当作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来打倒，这也是重要的问题。这个意见后来也被采纳了。
6月22日下午，中央常委召开各组召集人碰头会，着重讨论怎么样根据预备会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对决议稿进行修改。会上邓力群汇报了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的情况，各组召集人提了补充修改意见。几位常委都讲了话。
邓小平首先说，这个稿子要定下来了。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起到像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
邓小平还就讨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如不提路线斗争、路线错误，由集体来承担一些责任，需要点华国锋的名，讲“文化大革命”原因不提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等，作了解释。
邓小平说，比如提不提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就有个分寸问题。
关于“路线斗争”，邓小平在这里正式提出，以后“原则上不再用”这种提法。他说，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
邓小平说，过去评价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这是我们不主张提路线斗争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对待这个问题。
邓小平把这个问题提高到“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对十一大，不要说什么路线错误。对“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说是路线错误，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
对于毛泽东的错误，邓小平说，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但是，不能回避“我们”，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这是从中央领导的角度上说的，地方上没有责任。我和陈云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常委，起码我们两个负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要承担一些责任，也合乎实际。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恰如其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降温，温度要降一下。
陈云说，讲毛主席太厉害了，老农民、老工人通不过。
李先念说，干部中间也通不过。
邓小平强调，基本调子不能再改动了。
他最后说，没有时间了。召集人同志是不是同意委托常委的同志定稿？
到会的同志都说：同意。
会后，胡乔木、邓力群等对决议稿进行了精心修改。6月26日，修改好了准备在六中全会上正式讨论通过的稿子，首先送常委审阅。
陈云看了这份稿子后，要秘书告诉胡乔木说，改得很好，气势很壮。
叶剑英高龄有病，亲自向中央常委和全体到会同志写信，说“由于年老又在病中，我不能参加这次全会的讨论。特向中央告假”。关于决议，信中写道：“在小平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和参加写作的同志辛勤努力下写出的‘决议’修改稿，又经过同志们认真细致的讨论修改，最后形成了‘决议’。虽然由于我长期在病中，未能详尽地研究，但我是同意和拥护中央所做的这一决定的。‘决议’中确立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对于我们党的千秋大业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之一。
全会之前召开了预备会议，对历史决议稿进行了认真的讨论。邓小平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中的若干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6月27日下午5点，决议草案经过讨论获得一致通过。
6月29日，在全会的闭幕会上，邓小平最后讲话：“我确信，我们这次全会解决的两个问题，解决得非常好。第一个，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于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当然，胡耀邦同志说，统一思想还要一年工作。但是，今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在这个统一的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全会发表的《公报》指出：“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全会认为：“《决议》的通过和发表，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必将产生伟大的深远的影响。”
这次全会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是总结经验、团结前进的会议。它的召开，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胜利完成。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定，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1)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