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四个坚持”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根本原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领导全党实行工作重心转移、制定发展经济和改革开放等新方针的同时，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政治概念加以完整的阐述，并把它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方针载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和行动指南。
邓小平多次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们党进行了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逐步深入，党内外的思想也空前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然而，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种动向也引起了邓小平的警觉：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人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把党的错误加以极端的夸大，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提出了什么“反饥饿”“反迫害”“要人权””要民主”等口号，甚至成立非法组织，出版地下刊物，煽动一部分人到处闹事，冲击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有的还同海外敌对势力相勾结，妄图挑起更大的事端。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必将破坏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稳定的政治局面。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央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为了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研究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于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在北京召开了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
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坚持了刚刚闭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恢复的民主风气，“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对一些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总的说来，会议开得是有成绩的”。但是，由于一些人对三中全会后的形势缺少全面的分析，会议初期也出现了一些“左”的或右的思想倾向，比如：有人说：“西单民主墙的出现是好事，应当说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里程碑。”“中央对西单民主墙应当表态支持。”有人说：“现在警惕的不是什么解放思想过头、民主过头的倾向，更不要来一次新的反右”，“‘左’的东西还批得不够，如果提出反右，就会妨碍批‘左’，影响思想解放，甚至可能走回头路”。等等。
对于社会上出现的错误思潮和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思想动向，邓小平以其特有的政治敏感意识到，这是关系到我们党的事业兴衰、关系到能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的一个大是大非的原则性的问题。为此，他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
3月27日，邓小平为准备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稿，同胡耀邦、胡乔木等谈了他要着重阐述的一些主要观点和想法。他指出：“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民主法制问题，要展开讲。讲民主，要结合分析几个非法组织的活动来讲，讲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结论是，不搞“四个坚持”行吗？不严肃对待社会上的坏人行吗？他说：到底社会主义公有制好，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好？只要我们的工作搞得好，按经济规律搞建设，肯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好，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他说：讲党的领导，应该讲讲历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要强调党的统一领导，要有统一权威，没有党的统一领导就没有效率。不统一，一事无成。他指出：思想理论界应有一个主导思想。理论工作的主导思想、中心任务是要引导人们向前看。有那么一种倾向，就是迷恋于算旧账，对三中全会的精神宣传得少，还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提法，甚至是偏激的提法。这样不好，不利于团结一致向前看，不利于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不利于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他说：搞四个现代化，我们会遇到许多困难，要使群众做好准备。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理论界去研究，去回答，现在缺少这样的理论家。
3月30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在讲话中，他明确指出：现在一方面，坚持“左”倾错误的人攻击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因此，我们要在继续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对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批判。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东西，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但是在新时期强调地把它提出来，具有历史的原因和新的需要。它使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改革开放事业，从一开始就具有了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出现的右的思潮，虽然由于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重申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而得到遏制，但是，产生这种思潮的国内外种种条件和土壤仍然存在着。
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人不断散布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他们采取各种方式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一时间在社会上特别是在一部分青年中引起了空前的思想混乱。而这时，我们党的理论宣传工作也出现了一些软弱和偏差，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与这股错误思潮进行有力的斗争。
1985年5月20日，邓小平在会见台湾大学原教授陈鼓应时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6月6日，邓小平在接见“大陆与台湾”学术研讨会主席团全体成员时又一次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在我们的国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统一不起来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内部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不是一个安定的社会，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的问题。(https://www.daowen.com)
1986年9月28日，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时，有人提出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见，邓小平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他强调：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顶不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
1987年1月20日，他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说：“我们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需要经常用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人民。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反对不力。尽管我多次强调要注意这个问题，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党的领导不力。”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阐明了这场斗争的性质、意义、范围、重点等政策问题。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两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加蓬总统邦戈时说：大学生闹事，主要责任不在学生，而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其中主要是少数党内高级知识分子，我们严肃地处理了这件事。但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还没有结束。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3月3日，他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又进而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教育的问题，同四个现代化建设将是并行的。为了刹住一个时期的势头，例如对这次学生闹事，需要采取一些比较紧迫的办法，但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年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清楚地告诉我们，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是我国在基本克服了“左”的错误以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将要长期存在的必然现象。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能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现代化建设。
正如邓小平所预言的那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项长期的斗争。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总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在一段时期被压下去，就会寻找另一个时机跳出来。1988年末至1989年初，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影响下，资产阶级自由化再次泛滥，在若干大城市，特别是在北京，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陆续举行意在根本改变国家制度的政治集会、政治上书和其他敌对活动，他们公开宣称：社会主义的尝试和失败是20世纪的一大遗产。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地宣传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发展的绊脚石，说社会主义只能导致缓慢和停滞，只有资本主义那一套才能使中国起飞。因此，他们一再公开鼓吹私有制和三权分立，甚至公开发表《私有制宣言》，企图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些人把种种否定社会主义的谬论披上“改革”的外衣大肆散布，造成了相当的思想混乱，并最终导致了一场政治风波。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取消了四项基本原则，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除了搞资本主义那一套，难道还有别的道路可走吗？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他说：“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
6月16日，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我跟美国人讲，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只要有利于中国稳定的就是好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我都没有让过步。”
三个月后，9月16日，他在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时又指出：“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态度更为明确，也更为坚决，他说：“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你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来搞动乱，我就坚决制止。”
1992年1、2月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一次告诫全党：“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一直坚持的，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也是必须始终注意坚持的。
在任何时候都要防患于未然，防微杜渐，这就是邓小平对全党的谆谆告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