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思路、基本观点与创新之处
上述文献综述表明，康德的心灵哲学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待进一步深化讨论。在我们看来，这一“深化”必须从唯理论和经验论对心灵的争论开始。借用拉卡托斯的说法，这一做法在“外史”和“内史”的两个层面上都有其重要依据。首先，从“外史”上说，我们固然熟知，康德的思想是对唯理论和经验论的批判性融合，但我们往往不甚了解他如何接纳、改造这两者的具体过程。所以，本书的一个工作目标就是为了对这一现状有所改变。我们将从唯理论和经验论对“心灵”的论争入手，随后展现这一论争在康德思想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中的映现。由此，我们将更加清楚：康德批判哲学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他的创造性贡献究竟体现在何处。一直以来，受限于国内国际的形势，我国的康德研究长期陷于“以康德解康德”抑或“研究者与康德的对谈”两种模式中。在初期，这种模式确实有助于康德哲学的解读与传播。但从长远来看，该模式毕竟忽视了康德哲学生发的时代因素，也忽视了与它关系密切的思潮或哲学家，难免对它的确切与深入的理解产生障碍。我们从唯理论和经验论的渊源对康德哲学开始解读，也是为了在更广阔的背景中理解它。其次，从“内史”上看，康德虽然重视“心灵”，但在他发表的著作中，它不像“范畴”“自由”“上帝”等概念，获得了那么清晰的正面论述。可以看到，在第一批判中，他通过对范畴的先验演绎与理性心理学批判才第一次将它带到前台。同时，在批判哲学内部讨论心灵问题必须指涉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心灵观，因为这一讨论本身是通过对前人观点的批判性考察才得以呈现的。
因此，按照我们的设计，本书的内容将按以下部分依次展开：在第一章中，我们将论述唯理论中四位代表性的哲学家（笛卡尔、莱布尼茨、沃尔夫和鲍姆嘉登）的心灵观。其中，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各自的接续和不同。在第二章里，作为唯理论对手的经验论者（洛克、贝克莱和休谟）将“隆重登场”。但有趣的是，虽然都以经验为标尺，只有洛克和休谟对唯理论的心灵实体论证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贝克莱却转为了心灵实体观的捍卫者。在第三章中，我们将表明唯理论和经验论的这一论争如何在康德的前批判时期留下深刻烙印。可以说，他的前批判时期是未能均衡化处理“理性”和“经验”两者的不成熟期。在第四章中，本书将进入他在成熟的批判时期对心灵哲学的讨论。在其中，理性与经验得到了很好的综合与平衡。我们将看到：康德如何从心灵的实体性、单一性、人格同一性与观念性（这四个要素在唯理论和经验论的争论中都是关键性的）入手，对唯理论的心灵理论给予了致命的打击。但为人所忽视的是，他在其中也批驳了经验论的心灵观。在此，他终结了对心灵问题的知识性争辩，而转入了对它的实践性追问。因此，在第五章中，我们将论述他在实践哲学中如何一步步地将“灵魂不死”树立为实践理性确立的道德信仰，并建构其完整的道德神学体系。进言之，心灵的“先验人格性”将被他赋予本源的道德意味而化身为“道德人格性”。而从“道德人格性”中衍生出的“道德律”又规定了：“灵魂不死”必须作为道德实现的无限进程被信仰。随后，我们对心灵无限进程的分析将导向下述辩证性结论：心灵的持存性既在时间中，也在永恒里。在第六章中，我们将界定心灵观念在康德哲学中的地位以及它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影响。在第七章中，我们将围绕心灵问题，将康德分别与柏拉图、约纳斯做比较，从而规定康德的心灵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经由上述总体的论述思路，本书力图表明如下三点。1. 康德对心灵哲学的探讨对于他自身哲学的成长、演进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应该说，心灵理论是康德哲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在理论哲学中，康德对心灵实体观的批判构成了其自我意识理论的核心环节；其次，在实践哲学中，他对“灵魂不死”的规定是其伦理学的关键要素。因此，心灵观念在批判哲学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2. 康德的心灵观念对于其道德神学的建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他认定的三个形而上学的理念是意志自由、灵魂不死与上帝存在，因此他的哲学从始至终保持着对这三个理念的高度关注，三者共同构建了康德的道德神学体系。在这个以道德律为基础的体系中，意志自由是基础，灵魂不死是中介，上帝存在是归宿。其中，灵魂不死作为道德神学中的关键一环，构成了人在道德上持续进步的保证，也是康德哲学从道德走向宗教的必要通途。3. 通过对心灵实体性、单一性与同一性、观念性四个谬误推理的分析，康德驱散了笼罩在心灵上述四种性质上的概念迷雾，维护了它们的先验性。基于此，他既反驳了唯理论的心灵实体论证，也抵制了经验论和唯物论对心灵观念的彻底拒斥。这样，他就使心灵观念的可能性得到了中立性的保留。这种“中立性的保留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告诉我们：思辨理性拒绝对心灵的性质作出任何知识性论断。因而，无论是唯理论对心灵实体的证实还是经验论对心灵实体的否证都将归于失败。
另外，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1. 本书综合展现了康德心灵哲学的近代渊源、发展演变、理论内涵和后世影响等内容。由于这一论题在国内外的研究都较为薄弱，所以本书作为对该论题的系统研究是对汉语学界康德研究的必要补充，也能加深国内西方哲学界对康德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理解。2. 本书一方面通过揭示出“理性”和“经验”两种元素在康德哲学中的对抗与融合，充分勾勒出唯理论、经验论在心灵问题上与其哲学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在康德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深度关联中揭示心灵的道德意涵如何可能。总之，本书试图站在一个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来解读他的哲学。这种做法对于拓宽汉语康德研究的视野应该是有益的。3. 在康德哲学中，质疑并要求摒弃灵魂不死悬设的声音不绝于耳。在此形势下，本书力图论证该悬设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的不可或缺性。对康德来说，灵魂不死意义上的“渐进修善”是实现德性完满性的唯一可能的条件。借由灵魂不死悬设，人在现世的“实然状态”和其道德的“应然状态”被确定地勾连起来。因此，该悬设给予了我们在行善之途中不懈精进的动力。有了它，康德伦理学才可能具备充盈的希望。四、在研究文献上，本书查考了康德的著作、信件、手稿和讲稿等多种材料，尤其注重挖掘康德未发表的手稿与讲稿中所蕴含的心灵思想。康德对此问题的大量讨论集中在其手稿与讲稿之中。因此，本书在收集与解读文献时，力图对康德的已发表著作与其手稿、讲稿保持相对均衡的关注。这可以促发国内学界对于在“三大批判”之外的康德哲学的关注与研究。以上四点，是本书意想中所能达及的创新之处。当然，其中的成败得失仍需方家的指正。下面，我们就进入正文。
(1) 于连认为：“中国文明……是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时间最长的文明。在我看来，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弗朗索瓦·于连：《迂回与进入》，杜小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页）在这里，他将自己研究汉学的动机阐明为：从外部反观欧洲哲学传统。笔者认为，中国学者的西学研究同样能起到这种“外观”欧洲的效果，虽然这并非汉语学界的主要任务。
(2) 曾几何时，“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就是“世俗化”。这似乎是理解西方自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社会之生成的核心线索。从这个角度来看，广大的非西方（亦即亚非拉美）地区正由于不够“世俗化”而不够“现代化”，因而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眼中可能还处于“前现代的”阶段。但问题在于，西方社会的世俗化进程是否能够完全挪用到非西方地区呢？这一点是有待商榷的。不过，毋庸置疑的是：在西方国家借由它的坚船利炮将现代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广为散播到这个世界上之后，所有民族和文化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现代化的任务。这一现代化的任务常常与世界上各地区的本原文化（如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等等）发生一定程度的冲突和碰撞。例如，当以农耕立国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带着现代化工业文明前来的西方文化面前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开始了一场向西方学习来改造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有两方面的任务是亟须完成的：其一是以适应国情的方式建设现代化国家，其二是通过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保存并发扬中国传统的超越性文化（儒、释、道），以抵御西方现代性观念中蕴含的道德虚无主义影响。我们相信：对康德心灵观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应对现代社会超越维度缺失问题的有益教导。
(3) Rudolf Eisler，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schen Begriffe⁃Dritter，Band SCI⁃Z，Berlin：Ernst Siegfried Mittler und Sohn，1910，S.1584.
(4) 奥特弗里德·赫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现代哲学的基石》，郭大为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8页。
(5) 阿尔克迈翁（约前499—？），古希腊自然哲学家，相传是毕达哥拉斯的学生。
(6) 恩斯特·普拉特纳（1744—1818），德国医学家和哲学家，著有《医学与哲学人类学》《关于无神论的一次谈话》等著作。
(7) 约翰·弗利德里希·赫尔巴特（1776—1841），19世纪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
(8) 大阿尔伯特（约1200—1280）是中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也是托马斯·阿奎那的老师，著有《论诸元素属性的原因》《关于亚里士多德论动物的诸问题》等著作。
(9) 阿佛纳斯是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一个湖，原为一死火山口，被维吉尔等拉丁作家描绘为通往地狱的入口。席勒在此沿用了此比喻。
(10) 这里，神的对应德语是“Gott”。笔者没有将它译作通常意义上的“上帝”，是因为考虑到在柏拉图那的Gott还不具有在基督教那的“上帝”意味。所以笔者将之译作“神”，以示两者的区别。
(11) Friedrich Kirchner，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schen Grundbegrifffe，Leipzig：Verlag der Dürr'schen Buchhandlung，1907，S.665-666.
(12) Cf. Friedrich Kirchner，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schen Grundbegrifffe，Leipzig：Verlag der Dürr'schen Buchhandlung，1907，S. 666.
(13)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页，BⅩⅩⅩ。
(14)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07页，A798/B826。译文有所改动，参考了德文本（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Band 3，hrsg. von Königlich Preuβ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Berlin：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1911，S.518）。下引康德著作原文需调整之处，皆依据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版康德全集进行修改，不再赘述。
(15) Cf. Moses Mendelsohn，Phädon oder über die Unsterblichkeit der Seele，Hamburg：Felix Meiner Verlag，1979，S.ⅩⅫ.
(16) 亨利希·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海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16页。
(17) 在德语中，“尘世的东西”（das Zeitliche）的字面含义是“在时间中的东西”。由此可知，时间是俗世的特征。用康德的术语来说，它是感性世界（Sinnenwelt）的规定性，而理知世界（intellektuelle Welt）则不在时间中。
(18)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页，BⅩⅩⅫ。
(19)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23页，BⅩⅩⅩ-ⅩⅩⅪ。
(20) Cf. Wolfgang Trillhaas，„Einige Bemerkungen zur Idee der Unsterblichkeit“，in Neue Zeitschrift für systematische Theologie und Religionsphilosophie，Vol.7，Nr.2，1965，S.143.
(21) “正信”一词取自佛教，意指对佛法正直的信念，与种种外道的邪信不同。笔者借用“正信”一词，是为了强调：康德所言的“信仰”是从理性中自然生长起来的。这种合乎理性的信仰带有一种周正平和的特质，不同于他批判的“不信（Unglauben）、狂信（Schwärmerei）和迷信（Aberglauben）”。（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页，BⅩⅩⅩⅣ。）
(22)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页，BⅩⅩⅩ。
(23) Quirin Huonder，Das Unsterblichkeitsproblem in der abendländischen Philosophie，Stuttgart：Verlag W. Kohlhammer GmbH，1970.
(24) 艾德曼编辑出版的这一著作，是康德在不同时期对《纯粹理性批判》各主题的评注手稿集。具体文本请参见Immanuel Kant，Reflexionen Kants zu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Aus Kants handschriftliche Aufzeichnungen，hrsg.von Benno Erdmann，Leipzig：Fues's Verlag，1884。
(25) Cf.Quirin Huonder，Das Unsterblichkeitsproblem in der abendländischen Philosophie，Stuttgart：Verlag W. Kohlhammer GmbH，1970，S.73.
(26) Cf.Quirin Huonder，Das Unsterblichkeitsproblem in der abendländischen Philosophie，Stuttgart：Verlag W. Kohlhammer GmbH，1970，S.76-78.(https://www.daowen.com)
(27) Gerda Lier，Das Unsterblichkeitsproblem⁃Grundannahmen und Voraussetzungen，Göttingen：V﹠R unipress，2010.
(28) Gerald Frankenhäuser，Die Auffassungen von Tod und Unsterblichkeit in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von Immanuel Kant bis Ludwig Feuerbach，Frankfurt am Main：Haag und Herchen Verlag GmbH，1991.
(29) 刘易斯·贝克：《〈实践理性批判〉通释》，黄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英文本为Lewis White Beck，A Commentary on Kant'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
(30) 持这种观点的有亨利·E.阿利森（参见亨利·E.阿利森《康德的自由理论》，陈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7页）、爱德华·A.毕希（Edward A. Beach，“The Postulate of Immortality in Kant：To What Extent Is It Culturally Conditioned？”，in Philosophy East﹠West，Vol. 58，Nr.4，October 2008，p.513）、A.C.埃文（A.C. Ewing，“Kant's View of Immortality”，in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Vol.17，Issue 4，December 1964，p.385）、安东尼·弗罗（Antony Flew，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Paul Edwards（ed.），Volume 3，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The Free Press，1967，pp.139-150）、J.J.麦金塔（J.J. Macintosh，“The Impossibility of Kantian Immortality”，in Dialogue，Vol.19，Issue 2，June 1980，p.219）和赫克托尔·威特维尔（Héctor Wittwer，„Einige Schwierigkeiten in Kants Lehre von der Unsterblichkeit der Seele“， in Annals of The West University of Timisoara⁃Series：Philosophy and Communication Sciences，Vol.Ⅲ，2008，S.44）。
(31) Allen W. Wood，Kant's Moral Religion，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0，pp.122—123.中译本请参见艾伦·W.伍德《康德的道德宗教》，李科政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98页。
(32) Cf. J.J. Macintosh，“The Impossibility of Kantian Immortality”，in Dialogue，Vol.19，Issue 2，June 1980，p.232；Patrick Schade，“Does Kan's Ethics Imply Reincarnation？”，in Th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33. Issue 3，Fall 1995，p.354；刘易斯·贝克：《〈实践理性批判〉通释》，黄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5页。
(33) Cf. Edward A. Beach，“The Postulate of Immortality in Kant：To What Extent Is It Culturally Conditioned？”，in Philosophy East﹠West，Vol. 58，Nr.4，October 2008，p.503；Allen W. Wood，Kant's Moral Religion，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0，p.123；Gerald Frankenhäuser，Die Auffassungen von Tod und Unsterblichkeit in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von Immanuel Kant bis Ludwig Feuerbach，Frankfurt am Main：Haag und Herchen Verlag GmbH，1991，S.206.
(34) John W. Wittaker，“Kant and Kierkegaard on Eternal Life”，in Kant and Kierkegaard on Religion，ed. by D. Z. Phillips and Timothy Tessin，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2000，p.191.
(35) Karl Ameriks，Kant's Theory of Mind：An Analysis of the Paralogisms of Pure Reas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36) Andrew Brook，Kant and the Mi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37) Patricia Kitcher，Kant's Transcendental Psych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38) Patricia Kitcher，Kant's Think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39) 参见张志伟《康德的道德世界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08—209页。
(40) 参见李蜀人《道德王国的重建——康德道德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93—194页。
(41) 参见邓安庆《康德道德神学的启蒙意义》，载《哲学研究》，2007年第7期，第63—64页。
(42) 赵广明：《康德的信仰——康德的自由、自然和上帝理念批判》，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7页。
(43) 参见邓晓芒《康德对道德神学的论证》，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9期，第75页。
(44) 参见舒远招《论神对于康德道德律的多重意义及其限度》，载《世界哲学》，2015年第6期，第72页。
(45) 参见张会永《批判哲学的定向标——康德哲学中的道德信仰》，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101页。
(46) 戴兆国：《明理与敬义——康德道德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22页。
(47) 参见叶秀山《“哲学”如何“解构”“宗教”——论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载《启蒙与自由——叶秀山论康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53—154页。
(48) 参见张会永《批判哲学的定向标——康德哲学中的道德信仰》，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102页；刘凤娟《从灵魂不朽到类的不朽——康德历史哲学的产生及其本质》，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58—65页。
(49) 参见刘作《类的希望与个体的希望——康德历史哲学引发何种希望？》，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94—101页。
(50) 尹洁：《康德心灵理论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
(51) 参见梁议众《康德的主体概念与同一性问题》，载《哲学动态》，2021年第1期，第84页。
(52) 参见杨祖陶、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69—271页；韩水法《康德物自身学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1页；高小强《天道与人道——以儒家为衡准的康德道德哲学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第144页；吴宏政《形式逻辑的界限与自我实体幻相的先验根据——兼析康德对“第一谬误推理”的批判》，载《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第51页。
(53) 参见余天放《论康德先验幻相与谬误推理的关系问题》，载《世界哲学》，2018年第5期，第80—82页。
(54) 参见宋博《康德论形而上学的结构：一项基于历史语境的初步考察》，载《清华西方哲学研究》，2019年冬季卷，第44页。
(55) 参见罗喜《笛卡尔与康德论“我思”》，载《世界哲学》，2021年第4期，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