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心灵的本性

在哲学史上，笛卡尔是一位划时代的人物。黑格尔称其为“现代哲学真正的创始人” (2) ，亦即“一位彻底从头做起、带头重建哲学基础的英雄” (3) 。在他看来，正是从笛卡尔开始，“自为的思想在这里与哲思化的神学区分开了……思想是一个新的地基” (4) 。无疑，黑格尔的这一观察是有其洞见的，也主导了我们对笛卡尔哲学的基本印象。众所周知，笛卡尔以普遍怀疑的原则追溯到了“我怀疑”（亦即“我思”）的不可怀疑。因为我们大可怀疑一切，却唯独不可怀疑“我在怀疑”本身。否则，这就是荒谬的。然而，如果我不存在，则我必定无法怀疑或思考。这样，他顺其自然地得出了那个著名命题：“我思故我在”。正是从该命题中，哲学第一次赢获了“主体性”这个“阿基米德点”，并重新将自己召回巴门尼德“思与在之同一”的伟大传统中。简言之，笛卡尔既给哲学带来了离开基督教神学的自主权，又使哲学在古希腊的精神本源中复生了。显然，这个由黑格尔主导的判断是合理的。笛卡尔之后的哲学在主体性原则下的突飞猛进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可以看到，笛卡尔在《沉思录》的第二个和第六个沉思中讨论了心灵（灵魂）问题。笛卡尔讨论心灵问题的方法是“几何学的普遍方法” (5) 。这一方法则体现为如下定理：“凡是我十分清楚、极其分明地理解的，都是真的。” (6)  这是一条鲜明的几何学原理，通常为天赋观念论者所笃信。在他们看来，几何学提供了一些 “自明”的真理，比如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三角形的和是一百八十度等等。这些真理都无须经验的支持，直接能在人心中清楚明白地呈现出来。与此相似，如果我们能发现关于心灵的“自明”命题，那么我们就可以先天地把握关于心灵本性的真理。

现在，恰好从“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中，笛卡尔发现了此种先天证明的可能性。如上所述，他用普遍怀疑的方法达致了一个不可怀疑的基点，即“我怀疑并因此思考、存在” (7) 。他认为，“这条真理是十分确实、十分可靠的，怀疑派的任何一条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发生动摇” (8) 。他相信，从这条最确定的真理中，完全可以自明地推出：“我是一个本体，它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它之所以是，并不需要地点，并不依赖任何物质性的东西。所以这个我，这个使我成其为我的灵魂，是与形体完全不同的，甚至比形体容易认识，即使形体并不是，它还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它。” (9)  这样，从“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中，他顺理成章地导出：我之为心灵，是一个独立自存的“思想实体”。他的这个结论是由于他将非思想或非精神的因素从思想或精神中完全排除出去了。由此，“我之思”与“思之我”同一化了，“我思”作为一个思想的实体就自明地开显出来。他认为，“在认识灵魂不灭之前，要求的第一个和主要的东西是给灵魂做成一个清楚、明白的概念，这个概念要完全有别于对物体所能有的一切概念；这在这里已经做到了。” (10)  (https://www.daowen.com)

现在，通过将心灵揭示为思想实体，它与物体的一切概念就天然区分开了。在笛卡尔看来，物体也是一种实体，但其本质特征是广延。也即是说，它以任意一个形状为边界，并且通过地点的方式占据一个空间，进而将其他物体从该空间中排除出去。 (11)  由此，作为思想物（res cogitans）的心灵与作为广延物（res extensa）的物体就“清楚明白地”得到了区分。笛卡尔曾这般强调道：“我们对不带肉体（也就是说，一个有广延的实体……）的精神（也就是说，一个在思维的实体）领会得很清楚；另外，我们对不带精神的肉体领会得也很清楚……所以，至少是由于上帝的全能，精神可以没有肉体而存在，肉体可以没有精神而存在。” (12)

因此在笛卡尔看来，心灵与肉体的区分是一个清楚明白的真理。由此，必然可以得出：“就其性质来说，肉体永远是可分的，而精神完全是不可分的。因为事实上，当我考虑我的精神，也就是说，作为仅仅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的我自己的时候，我在精神里分不出什么部分来，我把我自己领会为一个单一、完整的东西……可是物体性的或者有广延的东西就完全相反；因为凡是物体性的、有广延的东西，没有一个是我不能很容易用我的思维分成很多部分的，从而没有一个是我认为是不可分的。” (13)  所以， 既然心灵是单一、完整的，而物体是可分的，那么后者的分解或组合就不会对前者产生丝毫影响。更确切地说，我们“从肉体的腐烂得不出来灵魂的死亡，同样也足够给人们在死后有一个第二次生命的希望”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