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康德在实践领域对心灵哲学的探索充分展示了心灵的道德意涵。他的人格性概念暗含了一种从“先验”到“道德”的置换。由此，他的心灵概念获得了独特的道德内涵。一条导向灵魂不死信仰的“通途”就此被打开了。因为规制着道德人格性的核心法则是那条致广大、尽精微的道德律。无疑，它是他道德哲学的价值中轴。这个中轴导向了对“灵魂不死”的三重道德论证——实践目的论论证、与意志自律学说不相容的道德悬设和与意志自律学说相容的道德悬设。第一个论证是先前自然目的论论证的进一步提升，但其理论效力依然值得怀疑。第二个论证出现在第一批判中，是一个不成熟的道德悬设。因为在其中，康德缺乏对“灵魂不死”“上帝存在”与“意志自由”这三者关系的明确界定，以至于“灵魂不死”与“上帝存在”有妨碍“意志自由”的嫌疑。而第三个论证则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呈现的最著名论断。它将心灵（灵魂）的无限延续树立为道德信仰，亦即为达到与道德律的全适而必须悬设灵魂不死。换言之，灵魂不死信仰意指对无限修善进程的渴求，只为臻于至善。但心灵（灵魂）的这一无限过程究竟谓何，成了康德哲学中的一个“未解之谜”。通过与诸多研究者的争辩，我们认为：这一进程既是在无穷时间中的持存常驻，也是在永恒中的不变如一。这对应于心灵（灵魂）在现象与物自体两个层面上的区分。因此，他哲学中的“灵魂不死”是在时间与永恒中的辩证统一。最后，通过对批判时期道德神学体系发展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灵魂不死”在其中一直占据着关键地位。虽然在《纯粹理性批判》的道德神学的最初版本中，“灵魂不死”与“上帝存在”这两者与道德律的关系是不甚清晰的，但在《实践理性批判》的成熟版本中，“灵魂不死”首次成了道德神学体系得以建立的枢纽，因为“意志自由”向“上帝存在”的过渡完全系于它之上。也正是以它为中介，康德道德哲学向宗教哲学的演进才得以顺利展开。这个成熟版本的道德神学体系在康德后期哲学中一直受到他的青睐，远没有被他历史哲学的光芒所掩盖。
从康德对道德神学的终极建构反观前路，我们看到了：第一，唯理论与经验论关于心灵观念产生了激烈的争鸣；第二，康德在前批判时期在两派观点间有过徘徊和取舍；第三，在批判时期，他在融合两者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理论批判，最终在实践领域中充分展开了其道德意涵，并建构起完整的道德神学体系。康德整个哲学事业的价值通常为世人所公认。但作为他哲学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在心灵问题上的艰辛探索却很少受到关注。本书的一个目标就在于，对康德工作这一被人忽视的部分进行重新发掘和展示。当然，其中的成败得失仍有待方家的检验。在此基础上，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评估康德心灵哲学的地位和影响，亦即它在康德哲学自身中的地位和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后续影响。
(1) 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上册），陈修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7—28页。
(2)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89页，A466/B494。
(3)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0页，A468/B496。译文有所改动。
(4)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0页，A468/B496。译文有所改动。
(5)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22页，A365-366。
(6) 对于唯理论者来说，人格和人格性两个概念似乎并不需要加以特别的区分。但在康德那里，我们将会看到，对于两者的区分是决定性的。换言之，康德给予了两者完全不同的运用。
(7) 参见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64—170页。
(8) 参见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70—173页。
(9)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版范畴的先验演绎§18，具体位置在B139-140。还有一处是在A版范畴的先验演绎“概念中认定的综合”中，具体位置在A107。
(10) 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74页。
(11)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9页。译文有所改动。
(12)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7页，A249。
(13)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9页。
(14) 参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60页。
(15)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60页。译文有所改动。
(16)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60页。译文有所改动。
(17)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60—461页。译文有所改动。
(18)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4页。
(19)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4页。译文有所改动。
(20)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8—119页。译文有所改动。
(21) 邓晓芒：《关于Person和Persönlichkeit的翻译问题——以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为例》，载《哲学动态》，2015年第4期，第44页。
(22)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9页。
(23) Daniel Greiner，„Der Begriff der Persönlichkeit bei Kant“，in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Vol. 10，Issue 1-4，1897，S.63-64.
(24)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页。
(25)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0页。
(26)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9页。译文有所改动。
(27)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37页。译文有所改动。
(28) 参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36页。
(29)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9页。译文有所改动。
(30)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2页。译文有所改动。
(31)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9—120页。
(32) Corey W. Dyck，“The Aeneas Argument：Personality and Immortality in Kant's Third Paralogism”，in Kant Yearbook，ed. by Dietmar Heidemann，Vol.2，No.1，2010，p.119.在本文第四章的第三节末，我们已对戴克的观点稍作评述。此处，我们将加以详细展开。
(33) Daniel Greiner，„Der Begriff der Persönlichkeit bei Kant“，in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Vol. 10，Issue 1-4，1897，S.83.
(34) Daniel Greiner，„Der Begriff der Persönlichkeit bei Kant“，in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Vol. 10，Issue 1-4，1897，S.47.
(35) 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94页。
(36)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1页。
(37)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08页，A799-800/B827-828。译文有所改动。
(38)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09页，A800-801/B828-829。译文有所改动。
(39) 在康德的使用中，“Vernunftwesen”这个词不仅表达了一个“拥有”理性的存在者，更重要的是，还表达了这个存在者的本质（Wesen）就是理性（Vernunft）。显然，这一点在“理性存在者”的汉译中并未展示出来，但目前我们也缺乏对“Vernunftwesen”这个词的更好译法。
(40)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页。
(41)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5页。译文有所改动。
(42) 刘易斯·贝克：《〈实践理性批判〉通释》，黄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29—330页。译文有所改动，参考了英文本（Lewis White Beck，A Commentary on Kant'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pp.266-267）。以下皆同，不再赘述。
(43) 刘易斯·贝克：《〈实践理性批判〉通释》，黄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1页。
(44) Immanuel Kant，Lectures on Metaphysics，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Karl Ameriks and Steve Narag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279.
(45) Immanuel Kant，Lectures on Metaphysics，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Karl Ameriks and Steve Narag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281.
(46) Immanuel Kant，Lectures on Metaphysics，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Karl Ameriks and Steve Narag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352.
(47) Immanuel Kant，Lectures on Metaphysics，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Karl Ameriks and Steve Narag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407.
(48)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04—305页，B425-426。译文有所改动。
(49)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05页，B426。
(50) 刘易斯·贝克：《〈实践理性批判〉通释》，黄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0页。
(51)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05页，B426。
(52)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05页，B426。
(53) Immanuel Kant，Lectures on Metaphysics，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Karl Ameriks and Steve Narag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283.
(54) 刘易斯·贝克：《〈实践理性批判〉通释》，黄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0页。译文有所改动。
(55) 刘易斯·贝克：《〈实践理性批判〉通释》，黄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0页。
(56)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4页。译文有所改动。
(57)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4页。
(58)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39页。
(59)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49页。
(60) 如果说在1781年出版的A版《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对于道德自律学说还缺乏明确的观念，那么在1787年出版的B版《纯粹理性批判》中，他理应意识到：他在A版中对道德规定性的论说是存在问题的。因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出版是在1785年，是早于B版的。在那本书里，康德的自律学说已经比较清晰了。不过康德在B版中也没有对这部分进行改写。实际上，他在B版中的所有改动，都集中在“先验要素论”部分。“先验方法论”部分只字未动。依据我们的推测，他之所以没有改写涉及道德的这部分，很可能是因为：他已准备在1788年出版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对道德奠基问题作出最适合的论述。
(61)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7页，A813/B841。译文有所改动。
(62) 奥特弗里德·赫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现代哲学的基石》，郭大为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3页。译文有所改动。
(63)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7页，A813/B841。
(64)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5页，A810/B838。译文有所改动。
(65)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1页，A804/B832。
(66) A. T. Nuyen，“Kant on God，Immortality and the Highest Good”，in Th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32，Issue 1，1994，p.123.
(67)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6页，A811/B839。
(68) 有趣的是，在第一批判和第二批判中，对道德律的使用有单复数的差别。也即是说，在第一批判中，康德多使用道德律的复数形式（die moralische Gesetze）；而在第二批判中，他则采用道德律的单数形式（das moralische Gesetz）。这一转变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在第一批判中，他还只是泛泛地将道德律规定为纯粹先天的、独立于经验的“绝对命令”，但到了《奠基》和第二批判中，他就对道德律作出了更为清晰的表述。这尤其体现在《奠基》中意思相同，却形式各异的三大公式中：一、“要只按照你同时能使它成为一个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二、“你要如此行动，即无论是你的，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任何时候都同时用作目的，绝不仅仅用作手段”；三、“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是一个普遍立法者的意志”。这种对道德律的清晰表述体现了他在道德问题上思考的深入。随着这一深入，心灵观念与道德律的关系也就得到了更完善和准确的规定。
(69)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6页，A811/B839。译文有所改动。
(70) Neigung这个词在康德伦理学中是一个重要概念，译名在汉语学界却并不统一。苗力田和邓晓芒两位先生将之译作“爱好”，牟宗山先生则译作“性好”，而李秋零先生译作“偏好”。在本文中，笔者从李秋零先生，将之译作“偏好”。原因如下：Neigung在德语中是名词，其动词形式为neigen，意为“使倾斜，使弯曲”。在笔者看来，“偏好”的译法最突出地体现了这种倾斜、弯曲的特征。因此，人一旦沉湎于自己的偏好，就不可能遵从公正无私的道德律了。
(71)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0页。
(72)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0页。
(73)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7页。
(74)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8页。
(75) Cf. Daniel Greiner，„Der Begriff der Persönlichkeit bei Kant“，in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Vol. 10，Issue 1-4，1897，S.81.
(76)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8页。译文有所改动。
(77)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8页。译文有所改动。
(78) 刘易斯·贝克：《〈实践理性批判〉通释》，黄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1页。译文有所改动。
(79)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8—169页。译文有所改动。
(80) 在康德看来，在实践领域内，道德律对人之实存有着直接的规定性。这正是我们在前一章第一节末所提到的人在经验性实存之外的别种实存方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人在经验上的实存表明，心灵（灵魂）的持存在经验领域中绝对不可被证明，也不能被否证。但道德律所规制下的实存却无关乎经验，并开启了心灵（灵魂）观念在实践领域中被确证的进路。虽然这种确证不可达到知识的客观确定性，但却拥有了主观上认之为真（Fürwahrhalten）的必要性。康德认为，这对灵魂不死信仰来说就已足够了。
(81)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6页。译文有所改动。
(82)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6页。
(83) 参见张荣《创造与伸展：奥古斯丁时间观的两个向度》，载《现代哲学》，2005年第3期，第100页。
(84) J.J. Macintosh，“The Impossibility of Kantian Immortality”，in Dialogue，Vol.19，Issue 2，June 1980，p.232.
(85) Patrick Schade，“Does Kan's Ethics Imply Reincarnation？”，in Th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33. Issue 3，Fall 1995，p.354.
(86) 刘易斯·贝克：《〈实践理性批判〉通释》，黄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5页。译文有所改动。
(87) 由此可知，赫克托尔·威特维尔（Héctor Wittwer）的下述观点——“对不死主体之追问的回答因此可以表述如下：灵魂是一个非物质的现象实体（Entität）”（Héctor Wittwer，„Einige Schwierigkeiten in Kants Lehre von der Unsterblichkeit der Seele“，in Annals of The West University of Timisoara⁃Series：Philosophy and Communication Sciences，Vol.Ⅲ，2008，S.40）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按照我们的分析可知：作为非物质的现象实体的心灵（灵魂）只能作为“经验自我”存在。在此，我们还不想去争论“现象实体”这样的说法是否合适，因为我们并不确定：这一说法在康德对心灵（灵魂）实体性作出批判性分析之后是否依然可以采纳。但无论如何，现象之我的心灵（灵魂）在作为内感官的对象时，恰恰不可能被证明是持存的。威特维尔显然忽视了康德在第一批判中对心灵（灵魂）概念的关键性论述。
(88) Edward A. Beach，“The Postulate of Immortality in Kant：To What Extent Is It Culturally Conditioned？”，in Philosophy East﹠West，Vol. 58，Nr.4，October 2008，p.503.
(89) Allen W.Wood，Kant's Moral Religion，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0，p.123.
(90) Gerald Frankenhäuser，Die Auffassungen von Tod und Unsterblichkeit in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von Immanuel Kant bis Ludwig Feuerbach，Frankfurt am Main：Haag und Herchen Verlag GmbH，1991，S.206.
(91) 亨利·E.阿利森：《康德的自由理论》，陈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7页。译文有所改动，参考了英文本（Henry E. Allison，Kant's Theory of Freedo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172）。以下皆同，不再赘述。
(92) A.C. Ewing，“Kant's View of Immortality”，in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Vol.17，Issue 4，December 1964，p.385.
(93) 刘易斯·贝克：《〈实践理性批判〉通释》，黄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5页。译文有所改动。
(94) John W. Wittaker，“Kant and Kierkegaard on Eternal Life”，in Kant and Kierkegaard on Religion，ed. by D. Z. Phillips and Timothy Tessin，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2000，p.191.
(95) 康德：《万物的终结》，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0页。
(96) 康德：《万物的终结》，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0页。
(97) 康德：《万物的终结》，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0页。译文有所改动。
(98) 康德：《万物的终结》，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1页。
(99) 康德：《万物的终结》，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1页。
(100) 康德：《万物的终结》，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1页。
(101) 康德：《万物的终结》，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7页。
(102) 康德：《万物的终结》，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7—338页。译文有所改动。(https://www.daowen.com)
(103) John W. Wittaker，“Kant and Kierkegaard on Eternal Life”，in Kant and Kierkegaard on Religion，ed. by D. Z. Phillips and Timothy Tessin，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2000，pp.191-192.
(104)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23页，A822/B850。译文有所改动。邓晓芒和李秋零两位先生都将“Glauben”一词译作“信念”。但在笔者看来，该词在康德哲学中译作“信仰”更佳。“信念”给人认识论意味较强的感觉，而“信仰”更合乎该词在康德哲学中与道德、宗教的关联性。
(105) 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8页。
(106) 参见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页。
(107) 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第6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9页。
(108) Cf. Patrick Schade，“Does Kan's Ethics Imply Reincarnation？”，in Th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33. Issue 3，Fall 1995，p.352.
(109) 参见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第6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8页。
(110) 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第6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3页。
(111) Patrick Schade，“Does Kant's Ethics Imply Reincarnation？”，in Th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33，Issue 3，Fall 1995，p.353.
(112) 康德：《万物的终结》，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8页。译文有所改动。
(113) 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6—67页。译文有所改动。
(114) 柏拉图：《裴洞篇》，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80页。
(115) 亨利·E.阿利森：《康德的自由理论》，陈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30页。译文有所改动。
(116) 亨利·E.阿利森：《康德的自由理论》，陈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9—260页。译文有所改动。
(117) A.C. Ewing，“Kant's View of Immortality”，in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Vol.17，Issue 4，December 1964，p.386.
(118) 阿利森将康德的解决方案归纳如下：“对上帝来说，意念的纯粹性就算作行为。因此，那些经受了所要求的精神转变的人，即真诚地采纳神圣准则，或一如他现在所提出的，努力奋斗去追寻道德完善之典范的人有理由希望他们会变得为上帝所喜。”（亨利·E.阿利森：《康德的自由理论》，陈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9页。译文有所改动）
(119) 亨利·E.阿利森：《康德的自由理论》，陈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60页。译文有所改动。
(120) 这里的问题是：通达道德完善性的途径，真的只有心灵（灵魂）不断修善的无限进程吗？我们将在下一章的第一节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相关于灵魂不死悬设是否必要的疑问。不少学者已经对此作出了探索。笔者的观点是：在康德哲学内部乃至西方哲学的整体背景下，这个悬设的确是必要的。但在非西方（比如中国）哲学的背景中，通达道德完善性就并不必然要求设定心灵（灵魂）的无尽修善过程。我们将在随后展开这一讨论。
(121) 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第6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7页。译文有所改动。
(122)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6页。
(123) Cf.Lewis White Beck，“Five concepts of Freedom in Kant”，in Stephan Körner⁃Philosophical Analysis and Reconstruction，ed. by Jan T.J. Srzednicki，Dordrecht：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87，pp. 35-51.
(124) 参见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2页。
(125)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4页。正题：A444/B472；反题：A445/B473。
(126)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5页，A446/B474。
(127)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4页。
(128)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9页，A451/B479。
(129)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3页。译文有所改动。
(130)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46页，A553/B581。
(131)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4页，A533-534/B561-562。
(132)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4页。
(133)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张荣、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0页。
(134)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135)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136)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137)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1页。
(138)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页。
(139)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1—42页。译文有所改动。
(140)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8页。
(141)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页附注。
(142)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46页，A553/B581。
(143)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6页。
(144) James. R. Flynn，“The Logic of Kant's Derivation of Freedom from Reason. An Alternative Reading to Paton”，in Kant⁃Studien，Nr. 4，1986，p.443.
(145)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6页注①。
(146)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48页，A557/B585。
(147) 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8页。译文有所改动。
(148)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5页。
(149)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8页。
(150)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1页。
(151)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2页。
(152) 参见康德《一位视灵者的梦》，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75—376页。
(153)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07页，A798/B826。译文有所改动。
(154)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08页，A799/B827。
(155)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08页，A800/B828。译文有所改动。
(156)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09页，A800-801/B828-829。译文有所改动。
(157)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3页，A533/B561。
(158)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0页，A802/B830。
(159)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0页，A802/B830。
(160)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1页，A803/B831。译文有所改动。
(161)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2页，A805/B833。
(162)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3页，A805/B833。
(163)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3页，A807/B835。译文有所改动。
(164)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3页，A806/B834。译文有所改动。
(165)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3页，A806/B834。
(166)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4页，A808/B836。
(167)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5页，A809/B837。译文有所改动。
(168)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5页，A810/B838。译文有所改动。
(169) Paul Guyer，Kan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p. 231.
(170)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5页，A810/B838。
(171)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5页，A810/B838。
(172)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5页，A811/B839。
(173)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5页，A811/B839。
(174) 当然，我们不能说，实践自由在康德首次建立的道德神学体系中无关紧要。实际上，道德律正是作为实践自由的规律才被引入批判哲学体系的。因此，实践自由依旧是道德神学体系的基础，只是它隐藏在道德律的表达形式中。
(175)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6页，A811/B839。
(176) A.C. Ewing，A Short Commentary on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8，pp.265-266.
(177)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4页，A534/B562。
(178)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179)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3页。
(180)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页，注①。
(181)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3页，A807/B835。译文有所改动。
(182)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6页。
(183)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7页。
(184)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2页。
(185)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2页。
(186) Paul Guyer，Kan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p.235.
(187) 邓晓芒：《康德对道德神学的论证》，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9期，第75页。
(188) 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9页。
(189) 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4页。
(190) 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4页。
(191) 康德：《一项哲学中的永久和平条约临近缔结的宣告》，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25页。
(192) 康德：《一项哲学中的永久和平条约临近缔结的宣告》，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26页。
(193) Immamuel Kant，“Preisschrift über die Fortschritte der Metaphysik”，in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Band 20，Berlin：Walter de Gruyter﹠Co.，1942，S.295.
(194) Immamuel Kant，“Preisschrift über die Fortschritte der Metaphysik”，in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Band 20，Berlin：Walter de Gruyter﹠Co.，1942，S.295.
(195) Immamuel Kant，“Preisschrift über die Fortschritte der Metaphysik”，in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Band 20，Berlin：Walter de Gruyter﹠Co.，1942，S.295.
(196) Immamuel Kant，“Preisschrift über die Fortschritte der Metaphysik”，in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Band 20，Berlin：Walter de Gruyter﹠Co.，1942，S.295.
(197) Paul Guyer，Kan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p.237.
(198) 刘凤娟：《从灵魂不朽到类的不朽——康德历史哲学的产生及其本质》，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60页。
(199) 康德：《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页。
(200) 康德：《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页。
(201) 康德：《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页。
(202) 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李洪润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597页。
(203) 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李洪润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597页。
(204) 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李洪润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597—598页。
(205)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5页注②，A337/B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