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正如我们所展示的那样，无论是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后续进程中，还是在二十世纪以来当代哲学的发展中，康德的心灵观都遭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冷遇。德国古典哲学从“先验唯心论”向“绝对唯心论”的过渡，让先验的心灵观念变成了自我意识的世俗历史。从此，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逐渐湮没了个人化的心灵观。而启蒙运动更是带来了心灵观念的彻底世俗化，心灵持存或灵魂不死的看法都变得乏人关注。正如约纳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存在主义，作为现代的思想倾向或病症，在没有任何救援的保证的情况下就将自己抛入有死性的深渊之中。” (1) 这就告诉我们，20世纪的欧陆的主流思潮——存在主义接纳的是人的有死性，而非心灵（灵魂）的永存观念。舍勒也感叹道：“现代人已不再相信永生，不再相信一种在永生中对死的克服。” (2) 然而问题在于，人类的世俗历史似乎不足以让个人的全部生命得到安顿。我们知道，虚无主义和及时行乐等“无根”的价值观在当下是甚嚣尘上的。这凸显了现代人在基本生活信念上的困顿与无助。因此，现今这个缺乏超越维度的世俗社会，在基底上就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又比如，威胁着整个世界的恐怖主义，正是一种对现代政治文明的极端反叛形式。因为在那些恐怖主义者的头脑里，启蒙理性所塑造的当代社会摧毁了他们赖以为生的超越性信仰。其实，这才是他们发动恐怖主义袭击的深层次原因。
在此背景下，康德心灵观念的道德超越性必须一再被检视。因为我们往往只是注意到，他对普遍理性的展示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法理基础，但却忽视了植根于其体系内部的终极诉求：哲学理性必须借助道德延伸到超越维度。所以，现代社会如果将自己锁闭在五光十色的俗世之中，那么理性将沦为工具，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也将走向虚无。这也是在我们身边已经并且正在发生的事实。要想改变这一境况，我们仍然需要从康德那里获得教益，亦即承认理性的界限，也认可在这个界限之上需要希望。明言之，“我们只能希望那些不受我们力量控制的事物，只能希望那些与我们邂逅的事物，而我们又要在这些事物之上建立我们的生活；我们为此必须接受或考虑一个基础，因为离开这个基础我们的希望就会变得没有意义” (3) 。因此，现代社会在“祛魅”之后，依旧需要向不可知的超越维度保持开放。事实上，只有从这种开放的“未定性”中，人的心灵才居有了最终的规定性。因为心灵对超越维度的期望是人之精神境界的保证与体现。
这种对超越之维的希望依旧立基于道德之上。我们从康德心灵哲学的归宿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单纯地希望人类心灵的无穷延续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如果希望它延续的目的是享受如庸人般的功名利禄或者如帝王将相般的千秋万代的统治基业，那么在这种意义上，对心灵（灵魂）持存性的追求就毫无道德价值可言。毋宁说，这反而显示出人类心灵在贪欲与自私上的无限膨胀。所以，康德毫不客气地指出：“幸福与不幸都属于流逝的状态，它们由于其短暂的留存性就丧失了一切价值。因而我们必须鄙薄此世的生命。” (4) 这样看来，就自然生命而言，有死性的确是对人的限制，但却是一种合情合理且恰如其分的限制。它有助于让人在“向死而生”之时保持一种严肃真诚的人生态度。不过，仅是“人终有一死”的人生信条还不足以让人保持人生的紧迫感与严谨性。君不见，现代社会中的许多人正由于信奉“只此一生”的观念而大肆放纵，陷于享乐主义与自我中心主义的围城。所谓“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即是此意。因此，必须在人的自然生命之外再加上心灵生命，再通过心灵生命对自然生命的提升，尔后后者的有限性与前者的境界要求才能提供人生意义的足够支撑。而从康德的立场上来看，这种心灵生命归根结底是道德性的。他这样说道：“生命的道德方面仅仅在灵魂中依据其精神本性才能找到，并与精神性生命相关联，因为这种道德方面属于人格的内在价值，所以是不可消解的。” (5) 由此可知，我们所希冀的心灵的超越性是指经由道德展示的精神性生命。
这样，虽然心灵生命与自然生命的延续与永恒是康德同等强调的东西，但道德在其中的作用依旧是第一位的。他曾这样宣告：“因为在人的生命中的善行使得一种对于他的自然禀赋的扩大是有资格的，所以在未来与他的人性义务相适合的进步也导向他自然位阶的更高层级。然而因为这种更高的层级再次为自身带来诸种更高级的义务，所以朝向这些义务之实现的进步也持续着并如此以至无穷。” (6) 从中可以看出，康德的心灵生命允许由道德义务所激发起来的自然生命的提升，但与自然生命提升相应的却是实现道德义务的进步，乃至无穷。因此，对于康德来说，人的超越维度——对灵魂不死和上帝存在的信仰——当且仅当在道德视域下才是可能的。或许，这为解决当下虚无主义的时代难题提供了一种最切实际的“伦理学方案”。
同样，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当代西方的虚无主义病症是一件与我们无涉的事情。事实上，中国自从被西方裹挟着迈入现代化的潮流中开始，就不得不与西方世界“同呼吸、共命运”，一道面对由形而上学衰落而导致的精神危机与虚无主义困境。可以看到，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传统文化超越维度的丧失也不断加剧，中国人在消费主义与物欲主义的冲击下也越来越难以找到安身立命之本。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还没有完成，因而发源于农耕文明的传统文化还无法成为完全适合当代中国人的价值坐标；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强势文化连同其优缺点已经从各个维度渗透进中国社会的机体之中。因此，中国人就置身于中西古今的“交叉路口”，既要让自己的国家与文明完成现代化的重任，也要从作为轴心文明的中华文明中挖掘出诊治世界性的虚无主义危机的理论资源。现在，康德哲学告诉我们：人性中克服虚无主义的超越之维只有在道德中才能出现。那么，以现代理性为平台来衡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既要摒弃其中前现代的不合时宜之处，也要将其宝贵的道德超越性接引到当代中国人的思想与价值谱系中，夯实现代中国的精神文明基础。这项极其紧迫而又重要的任务或许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人的未来命运。而完成这项任务的关键无疑依旧落在中西文化的传承与汇通之上。那么，我们可以采纳康德引用的伏尔泰小说中一位园丁的话来做结束：“让我们关照自己的幸福，走进花园工作吧！” (7)
(1) Hans Jonas，“Immortality and the Modern Temper”，in Mortality and Morality：A Search for the Good after Auschwitz，ed. by Lawrence Vogel，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6，p.119.
(2) 马克斯·舍勒：《死·永生·上帝》，孙周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页。(https://www.daowen.com)
(3) 尤根·史陶森伯格：《“让每一个人都必然感兴趣的事物”——康德关于哲学的世界概念》，刘哲译，载《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8年第1期，第7页。
(4) Immamuel Kant，“Metaphysik⁃Erster Teil”，in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Band 17，Berlin：Walter de Gruyter﹠Co.，1928，S.473.
(5) Immamuel Kant，“Metaphysik⁃Erster Teil”，in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Band 17，Berlin：Walter de Gruyter﹠Co.，1928，S.473.
(6) Immamuel Kant，“Metaphysik⁃Zweiter Teil”，in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Band 18，Berlin：Walter de Gruyter﹠Co.，1928，S. 713.
(7) 康德：《一位视灵者的梦》，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