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低级别技术性谈判与临时性政治磋商

1955年12月，一名美国外交官拜访了德国外交部某位高级官员，提议建立一个常设机构，协调法、英、美与联邦德国在两德问题和柏林事务上的政策。这名美国外交官称，同盟国在这些事务上具有特殊权责，而德国实际控制着相关资源，这引发了诸多现实问题，比如为应对柏林危机再次爆发实施空运的筹备问题、占领区之间的交通问题、全德国奥运代表团的构成问题，等等。这样，法、英、美与联邦德国成立了“同盟国关于民主德国、柏林和转运路线相关问题工作组”，三国驻波恩大使馆的外交官与联邦德国政府工作人员通过该工作组讨论上述问题。为了方便交流信息，并明确各方职责，四国同意，每两周在政务参赞层面举行一次工作组会议，会议在联邦德国外交部及三国驻波恩大使馆之间轮流举行。

对于这个工作组，联邦德国与三国都有各自的考虑。联邦德国希望借助此工作组，参与同盟国关于德国问题的定期磋商，因此德国提议将此工作组提升到外交部国务秘书及各国大使级别。但这个建议遭到同盟国的反对。由于联邦德国对任何损害本国主权的举措都极为敏感，因此三国认为，该工作组应秘密举行，这样会产生更好的控制效果。而对法、英、美三国来说，该工作组提供了一个限制联邦德国在柏林问题上的行动能力，并监督与联邦德国关系的工具。三国要确保德国不会再对西方构成威胁，国家分裂、同盟国对柏林的占领、东部领土的丢失，这些都助长了德国修正主义的抬头，而四方磋商有助于遏制德国修正主义的兴起。

在德国统一和柏林问题上，四国具有共同的权利与利益。20世纪50年代，四国曾在柏林和日内瓦举行领导人会议，讨论这些问题。各国感觉到，在领导人会议之前，应首先举行部长级磋商。但由于德国反对延长占领安排，同盟国担心其权利与地位会受到损害，因此坚持要求，除了同盟国在波恩举行的技术性问题磋商之外，其他任何磋商都必须是非正式的。1957年初，阿登纳政府为组建四国政治层面工作组，在同盟国中展开游说，德国希望通过工作组，化解德国国内反对派对政府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不作为的批评。这个工作组应该是德国所主张的一项长期安排，还是同盟国所坚持的一项临时安排，这个问题尚未确定。在同盟国看来，该工作组只是摆个样子而已，仅仅为了帮助德国总理赢得下次联邦大选。最终，四国决定，该工作组将由四国外交官员组成，其任务是就德国统一问题提出政策建议。1957年7月，在德国提出的方案基础上，四国发表了《柏林声明》，四国工作组正式成立。[15]完成其助选使命后，在接下来的一年内，该工作组没有召开任何会议。而工作组再次召开会议，则在一年后，为了应对苏联对柏林地位问题的挑战。(https://www.daowen.com)

柏林危机促使这项政治层面的非正式磋商安排发生了变化。为应对1958年11月27日，赫鲁晓夫就柏林地位问题发出的最后通牒，阿登纳呼吁召开四国外长会议，协调法、英、美与联邦德国在应对柏林危机中的政策，并希望允许联邦德国参与关于德国和柏林问题的磋商。法、英、美没有答应联邦德国关于举行外长会议的请求，但同意召开四方工作组会议，授权工作组协调西方应对柏林危机的政策，并筹备将于夏天举行的法、英、美、苏四国会议。这一授权是在1958年北约部长级会议召开前一天举行的四国外长会议上达成的共识。同盟国意识到，德国在遏制苏联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因此不能无视德国的关切，但仍然明确表示，要按照同盟国方式应对苏联威胁，这是它们的权利。联邦德国参加了1959年召开的日内瓦外长会议，但仅作为次要伙伴与民主德国共同参加。德国通过定期举行的四方工作组会议，以及四国外长会议表达了本国意见。但由于英、美和法、德在西方谈判立场、内容及程序等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这使得磋商收效不大。法、英、美、苏四国会议结束后，此类磋商便没再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