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个困惑

一项国际机制建立之初，人们很少会考虑它能否发展成一个高度制度化的正式安排。1955年12月14日，在美国提议下，法国、英国、美国和联邦德国组建了“同盟国关于民主德国、柏林及过境路线问题工作组”，并举行首次工作组会议。当时，联邦德国已成立6年，二战结束后的占领机制也已到期数月，联邦德国国内没有一人希望这项占领机制被延长。法、英、美提出，必要的时候，应与联邦德国就柏林及两德关系的技术性问题举行低级别磋商；但同时强调，此类磋商不涉及三国在德的特权领域，比如柏林应急方案。这引发了人们的第一个困惑：最初建立的时候，四国机制[2]十分松散，后来却能发展成一个规则复杂、结构完善的制度化安排，该机制的功能和结构虽然不断调整，但它能够持续运行35年之久，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1990年，德国实现统一，同盟国在德国的权利与责任宣告结束，[3]四国机制存在的法律与政治基础也随之消失。二战结束后，同盟国签署的关于德国问题的总协定，赋予法、英、美在德国特殊的权利与责任，这是同盟国参与德国内部事务的法律基础。这项协定于1955年生效，1990年终止，其政治授权包括协调同盟国与联邦德国在柏林、德国问题上的政策，但协定同时规定，同盟国[4]在行使其权利时，应征求联邦德国的意见。1990年9月25日，四国机制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正式宣告结束。然而，四国之间的磋商却没有因此而停止，四国磋商在多个层面和领域延续了下来，其作用几乎没有减弱。这引发了人们的第二个困惑：四国机制的法律基础、正式的政治职能、公认的组织结构都已经终止，但该机制为何能够延续下来？什么因素让四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维持这项秘密的国际机制？

更加令人费解的是第三个困惑。1955年12月，四国磋商正式启动。英、法、美最初的想法是，在结束对德军事占领后，通过磋商继续对联邦德国实施控制，并在德国和欧洲处于分裂的情况下管理德国问题。当时四国磋商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同盟国在两德分裂、柏林特殊地位等现实问题上的协调。后来，四国机制逐步演变为一个由法、英、美和联邦德国组成的非正式领导集团，通过这个领导集团，联邦德国能够同三大国一起，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四国机制最初创建时的意图是控制德国，德国是被控制的对象，而后来德国却在四国机制中获得了重要的发言权，这一转变是如何发生的？转变的条件是什么？这种权力变化是怎么实现的？[5]

本文将借助引言和第一章中所提出的概念和假设来分析四国机制。[6]四国机制是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一项安全机制，人们对它的了解很少。安全机制与其他类型的机制相似，都由相互关联的、具有持续性的规则构成，这些规则约束着成员国的行为，影响着各方的合作预期。但安全机制的特殊性在于，其功能是为了保护成员国领土完整，对武力的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武力加以限制。[7]安全联盟是最典型的一种安全机制，它建立的最根本目的是为了应对外来威胁。1951—1961年柏林危机期间，四国机制发挥了类似于安全联盟的作用，该机制有效应对了苏联对柏林的安全威胁。此外，四国机制还发挥着安全管理的作用，它有效协调了四国之间的安全政策。[8]虽然如此，四国机制的根本作用在于遏制德国，实现并维护局势的缓和，为1990年德国统一制定公平的国际框架。四国机制所设定的规则与程序，有助于四国之间的信息交流，有助于通过磋商解决由德国问题所引发的争议。(https://www.daowen.com)

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国机制不断调整其功能、制度设计和结构，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制度结构包含规范、规则和程序，它们共同构成了机制，机制管理着成员国的行为，以及行为的功效。[9]而规范是一组行为准则，明确了成员国的权利和责任；规则对成员国的具体行为提出要求与限制；[10]决策程序是指共同决策与政策执行的实际办法。机制的主要属性包括成员与规模、层次与频度、授权与权利等。一项机制所包含的规范、规则和程序决定着该机制的制度化程度，[11]即决定着它是一项高度制度化机制，还是一项低层次权限和频度的机制。

本文将研究四国机制的发展历史，试图解答前文所提出的三个困惑。首先，四国机制经历了一个逐步制度化的过程，本文将详细研究四国机制所包含的规范、规则和程序是如何随着合作性质的转变而发生改变的。其次，本文将探讨四国机制在原有功能失效，而新职能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得以延续的原因。基欧汉与沃兰德提出问题强度、延续性与交叉性等理论框架，[12]这些框架均无法用来解释四国机制的演进。本文认为，四国机制得以延续，并不断适应新的要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成员国看重该机制所确立的程序，以及磋商功能。最后，本文还将分析四国机制下的权力再分配。现实主义认为联邦德国实力上升是四国机制权力再分配的主要原因，而本文认为，德国在联盟中的作用提升，是四国之间共性增加的结果，[13]也是德国政府的行为逐渐符合同盟国预期的结果。总的来说，本文将分析四国机制合作本质的变化，并将同盟国对四国机制的评判、成员国之间的共性作为变量，来解释该机制的特征、延续性和适应性，以及四国机制内部的权力再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