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克里先：他的收养制度与统治

第二章　戴克里先：他的收养制度与统治

作为罗马元老阿努利努斯的达尔马提亚奴隶的儿子，戴克里先大约三十九岁登上世界宝座，那一瞬间，征兆应验了，神谕证实了。母子俩的名字得自出生地，即卡塔诺附近的小地方戴克里亚[1]。如今为了罗马人的缘故，戴克勒斯（Diocles）——意为“有宙斯之名”——给名字加上拉丁语特有的后缀，使之成为戴克里先（Diocletianus）。他保留其中有众神统治者含义的Dio-；其拉丁姓名的第三个名字朱维乌斯也使人想到同样含义。[2]

关于他的军事成就、统治和（极具争议的）个性，下文将谈及。眼下关心他对皇帝权威抱有的特殊观念，以及他试图确保、分享和遗赠这种权威的手段。

前面一些皇帝因为死于非命而无法对帝位做任何安排，另一些则有意将决定权托付给手下将军。卡鲁斯草率地把自己的儿子们立为继位者，这或许正是他们垮台的首要因素。显然，戴克里先的妻子普里斯卡只生下一个女儿瓦勒里娅，他因此被迫寻找解决继承问题的另一种方案。假如帝国处在和平环境中，他也许会推迟决定；但外部正酝酿着猛烈风暴，内部则在卡鲁斯之后出现大批篡位者——实际上，虽说得到元老院认可，戴克里先自己的统治就本质而言也是篡位。对此有何补救措施呢？

戴克里先在某个方面展现出的崇高与远见，换个方面看却奇怪而费解。

最近几十年的经历已经表明，即便精力最充沛的统治者和帝国的救世主，也必然屈服于士兵的背信弃义以及他们被煽动起来的情绪。皇帝身边的大将无法阻止这个，有些人甚至不愿阻止，因为自己就有染指帝位的野心，哪怕这种野心让他们担惊受怕。最终，一种类似于伽列努斯和“三十僭主”统治下的局面必定会再次出现；在285年，所有迹象表明这已为期不远了，帝国将再次分裂，而这次分裂或许是永久性的。

戴克里先开出对症药方：用继承人和同僚把自己环绕起来。对篡位者而言，野心要攻击的目标变远了，军营叛乱的成功率降低了。因为如果皇帝或恺撒中只有一人倒下，如果一次阴谋不能在一天之内成功除去并杀死两位或四位统治者——他们可能分别驻在尼科美底亚、亚历山大里亚、米兰和特里尔，那么无情的复仇者将伺机借助个别暴力行为。所有聪明人会立即明白自己必须追随哪一方；他们无需再在欠考虑的恐惧中投入由军人起首的偶然选择而引发的刀光剑影。戴克里先措施的另一大好处是分散了行政负担。现在，行政事务可以在深思熟虑之后从容应对，并可以按照既定的共同规划顺利实施。

不过，戴克里先一手缔造的收养制度却是个谜。单从表面上考虑，最简单明显的解决方法是收养某个杰出家族里的几个兄弟，再将他们分派到各行省和其他行政职位上。这样，部分由于卡里努斯的过错而使卡鲁斯家族未能达到的目标，也许现在就能实现；不连贯的恺撒收养制度将会转变为世袭的王朝，这是任何君主政体必然走向的最后归宿。戴克里先是否真的担心一个借机青云直上的家族将取代他？像戴克里先这样的大人物不可能被轻易排挤。在那个颓废年代，这是不是他对依靠血缘关系维系的道德效力缺乏信心？他随后亲自将这些恺撒变成皇帝的女婿。他是否发现有必要通过收养或给予收养的希望而尽可能多地满足政治野心？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恰恰是那些最危险的人才永不知足；再说费心让众人得到满足或赢得众口称赞并非他的天性。如果进一步研究个案及其明显或可能的动机，我们会找到正确路径，尽管文献传统中的空白必然让许多问题悬而未决。

早在285年，考虑到高卢的农民起义，戴克里先就提拔战友马克西米安为恺撒，次年又晋升为奥古斯都。这种收养关系反映在马克西米安的第三个名字“赫丘利”中，赫丘利是宙斯之子。这两人在帝国全境发动了镇压蛮族、篡位者和反叛行省的战争，持续六年之久；接着，二人在没有正式分割帝国的情况下，提升两位将军伽莱里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克罗鲁斯为恺撒（292年）。就在这次，戴克里先明确宣布，“自此以后，国家将有两位高级统治者与两位次一级的副手”。马克西米安之子马克森提乌斯被断然忽略了；相反，通过让两位恺撒娶两位皇帝的女儿，设计出一种人为的孝顺义务。伽莱里乌斯娶了瓦勒里娅，君士坦提乌斯娶了狄奥多拉。从严格意义上讲，狄奥多拉只是马克西米安的继女。两位恺撒在奥勒良和普罗布斯时期就接受了军事历练。君士坦提乌斯出身贵族，在母系上是克劳狄·哥特库斯的甥孙。身材魁梧的伽莱里乌斯系牧羊人之子，因此喜欢说他母亲受孕于一位化身为蛇的神，或同瑞亚·西尔维亚[3]一样，受孕于马尔斯。现在，出现了四个宫廷、四套政府和四支军队。君士坦提乌斯统治高卢和不列颠；伽莱里乌斯统治多瑙河地区和希腊；马克西米安统治意大利、西班牙和阿非利加；戴克里先本人作为一切权威的来源，保留了对色雷斯、亚细亚和埃及的统治。在超过二十年时间里，这四人保持着最非同寻常的和谐关系，而他们的差别是如此大，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如此粗鲁。这种和谐根本无法解释，如果我们注意到其中一位统治者插手另一位所属行省的管理、指挥那里的军队，并注意到戴克里先当着整个军队的面数落容易激动的伽莱里乌斯。一切来自戴克里先的东西，即使是最艰巨的作战计划或最成问题的命令，一律被孝顺地执行；他是支配全体的灵魂，这点从来没有任何疑问。“他们仰慕他，”奥里略·维克多说，“就像仰慕父亲或至高无上的神；这意味着什么，只要我们想想自罗慕路斯开始直到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弑亲罪行，就会很清楚。”

经过二十年的双头统治，共治者马克西米安终于要经受一次顺从与否的决定性考验，戴克里先在305年要求他遵照很久以前两人达成的共识，一起宣布退位。马克西米安尽管极不情愿，还是屈服了。当两位新恺撒被提名时（伽莱里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晋升为皇帝），他的儿子马克森提乌斯再次被忽略；而他本人作为镇压巴高达农民起义、战胜日耳曼人和摩尔人的资深老手，竟然在恺撒人选上没有发言权，对于这些，他都忍了。戴克里先把挑选恺撒的特权专门留给其继子伽莱里乌斯。后者任命忠诚的军官塞维鲁斯为西部恺撒，任命侄子马克西米努斯·戴亚为东部恺撒。尽管也被加冕为皇帝，君士坦提乌斯·克罗鲁斯受到的待遇同马克西米安一样，他必须同意接受塞维鲁斯而非自己的儿子做未来的恺撒。基督教作家称赞他谨慎克制，其实没这个必要。

拉克坦提乌斯的《论迫害者之死》写于这些事发生之后不久，其中对这些政治手腕的个人动机做了丰富多彩、一波三折的叙述。吉本认为这份报告与事实不符，只是出自一个忿忿不平的敌人之口。具体来说，将这位隐退的资深皇帝表现为曾经受到伽莱里乌斯的胁迫是错误的。不过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细节却很可能有事实基础：文中认为伽莱里乌斯在统治二十年后，如果未来继位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安排，也打算隐退，像戴克里先一样。作者把这当作自愿决定，但显然，他对伽莱里乌斯的愤恨使他不想报告这点。然而，除非我们完全上当受骗，还是能够发现戴克里先体制的一个既定而首要的原则，它连当时的人也只能部分领悟到。把皇帝在位期定为二十年构成所有这些人的顶点和安全控制阀。这一期限就是要给收养和继承打上必然性和确定性的印记。但在第二年（306年），整个体制无可挽回地遭到皇帝之子篡位行径的破坏，君士坦丁（大帝）感到自己被刻意忽略了，在士兵的拥护下，他声称自己有权继承父亲的统治。马克森提乌斯为自己夺取了意大利，甚至年迈的马克西米安也放弃了讨厌的隐退生活，支持儿子的举动。这种对继位方案的扰乱动摇了原先郑重的安排，为此，戴克里先相信，帝国自身已在劫难逃。深深的悲哀笼罩着他多病而疲惫的晚年，那几年，他一直待在家乡萨洛奈的宫殿内，其外观设计形同罗马军营。

实际上，他治理帝国的理想既奇特又非凡。当时的皇帝都是将军，鉴于将军统治可能出现的结果，我们必须对这份奇特有心理准备；我们现在同样无法确定自己所处的晚近时代的欧洲到底会为后代留下怎样的经验。两人以强制隐退告终的二十年在位期；对恺撒的提名权；资深皇帝的专有特权；统治者（即便他们是自我克制的英雄）个人因为亲生儿子受排挤而时常苦恼并受到伤害——所有这些因素形成一种人为的王朝。就算为了捍卫皇权必须分权，就算来自外部的篡位因为现在要对付四人而肯定比先前只需针对一人的篡位困难许多，但怎样才能阻止皇帝家族内部的篡位呢？这些是戴克里先没有给出答案的少数几个难题。

要找到解答，单单有政治和心理上的动机是不够的，缺少的因素可以在渗透和支配所有这些安排的宗教迷信中找到。

上文已经提及征兆和预言对于戴克里先一生的重要性。说起他，人们称他是“未来事情的侦察者”，“总是服膺于神圣习俗”。我们发现在祭司的包围下，他狂热地查验献祭牺牲的内脏，并因为不吉利的闪电霹雳而充满焦虑。他甚至会关注特有姓名中显露出的征兆。因此伽莱里乌斯必须采用马克西米安努斯这个名字，以同老马克西米安被证实的忠诚扯上一层奇妙的关系。出于类似原因，年轻的戴亚随后也接受了马克西米努斯这个大同小异的名字。显然，皇帝试图与他姓名中包含的神祇结成特殊关系；朱庇特经常出现在钱币正面。正是在尼科美底亚附近旷野一根刻有宙斯神像的石柱下，他举行了退位仪式；而八角形的朱庇特神庙至今仍是萨洛奈宫殿的显著特色。他的公开声明同样表现出显著的宗教倾向。295年婚姻法的导言读来有如布道辞，296年反对摩尼教徒的法律则散发出个人热忱。

他的帝国同僚几乎一样迷信；的确，如果少了迷信，真难解释他们长时间的顺从。他们肯定明白，迷信因素甚至关系到升迁。他在决定收养谁之前显得多么焦虑啊，对此我们简直无法理解！例如，一个人在梦中出现，指名道姓让他把某人定为继位者，且不容置辩。他感到自己被施了法术，最后把那个被指名的人传唤过来，对他说：“收下你夜夜向我索要的统治权吧，别舍不得把睡眠赐给你的皇帝！”我们不知道这一宫廷逸事指的是谁，甚至不清楚它是否被如实转述；但它肯定意义重大。

马克西米安是伟大、能干的将军。戴克里先很可能器重他，早年把他当作自己崇高计划的心腹知己；但决定马克西米安晋升的最关键的因素很可能是下面这点，即他与戴克里先同月同日生。至于君士坦提乌斯，我们可以有点把握地断定，戴克里先任命他为恺撒是迟早的事，因为德鲁伊特教的女祭司曾这样预言过。

如前所述，君士坦提乌斯系达尔马提亚人。马克西米安是来自瑟缅（萨瓦河畔的米特罗维卡）的农民之子，此地是3世纪最英勇皇帝的故乡。伽莱里乌斯是牧羊人，不是来自达契亚就是来自萨蒂加（今之索菲亚，位于保加利亚）。马克西米努斯·戴亚显然来自同一地区。儿子君士坦丁出生时，君士坦提乌斯·克罗鲁斯正住在位于塞尔维亚境内的尼萨。后来以伽莱里乌斯朋友身份出现的李锡尼是来自下多瑙河地区的农民。塞维鲁斯的故乡尚无人知晓。有这样一种可能（但没有外在证据），即一些当地的宗教或迷信在这些统治者之间形成特殊纽带。关于马克西米安的退位，我们只知道他在卡匹托林神庙（显然在米兰）中说的套语：“啊，朱庇特，收回您曾经赐予的吧。”戴克里先的政治安排缺乏感召力和持久性，而誓言、献祭和供奉典礼或许是他用来弥补的替代品。

不愿意接受这种解释的读者也许会认为，戴克里先提拔马克西米安，是因为无法舍弃后者的合作与军事才能，但之所以有意忽略马克西米安之子马克森提乌斯，是因为此人与伽莱里乌斯长期为敌。然而，这种解释能否与戴克里先的性格以及他身为统治者的无可争议的地位相符，却大有疑问。他的法规具有深刻的严肃性，尤其体现在把皇位降为一种有固定任期的职位。如果其他人将这一职位当成美差，这不是戴克里先的错；他视之为一份令人敬畏和需要负责的义务，孩子和老人绝对不能承担，既为了他们自己，也为了帝国的福祉。同时，他也考虑到现任恺撒怀有的合理抱负；现在，他们可以扳着手指数日子，算算自己最迟可以在何时登上皇帝宝座（如果这期间无任何意外发生）。每隔五年，皇帝都会举办在位五周年庆典，接下来有十周年庆典、十五周年庆典，这些都是洞达人不免一死而产生的人之常情之举；不可阻挡地，皇帝在位二十周年庆典又渐渐逼近了，那天，他必须脱下紫色皇袍。这就是退位那年一枚钱币上所纪念的“万能的命运女神”的意志。关于继位者不可能永远团结这点，戴克里先非常清楚；但他希望，至少应该装装门面，提供一个榜样。更何况，只有规定二十年的在位期，才能保证将皇帝们的儿子排除在外，如果是终身制的话，情况就不会这样了。人们或许会问，为国家内部的敌对和颠覆性因素提供一个固定期限是否明智，因为这有可能在期限满后使叛乱获得成功；但别忘了抵抗叛乱的手段同样可行。戴克里先在退位前曾病倒一个半月，在此期间，人们甚至不能肯定他是否尚在人世；尽管如此，在这个井然有序的国家里，没有出现一丝动武的迹象。

非常显眼的是，同样的问题和事件也发生在帝国东边的敌对近邻萨珊王朝中。关于在293年仅仅统治了几个月的白赫兰三世，权威学者告诉我们，这位波斯国王首次让他所指定的继承人，即某个儿子或兄弟以“沙”[4]的头衔临时充当某一行省的诸侯；而只要父亲白赫兰二世还活着，他自己只能称作锡干（Segan）或锡斯坦[5]的“沙”。他的短暂统治显然伴随着剧烈骚乱，其弟纳尔西随后继承王位。接下来，纳尔西本人将儿子霍尔穆兹立为王位继承人，并于301年退隐到宁静的私人生活中，“在神之美德的庇护下”。据米科洪德（Mirkhond）的说法，对死亡的思考促使他选择这一步，“他的时运取决于天命，无法逃脱”。很可能麻葛[6]已预告死亡的准确时间，因而禁绝了他全部的生活乐趣。但也有人提出，纳尔西希望避开帝王命运的兴衰沉浮，毕竟，与罗马人作战让他对这点体会深刻。“路还长着呢，”他这样说，“人生有起有伏。”纳尔西的例子或许触动了戴克里先的心灵，这不是没有可能。

笼罩戴克里先一生的迷信考虑产生了庄严肃穆的盛况和排场，与之密切相关的，是繁复的宫廷礼仪得到迅速而惊人的发展。老奥里略·维克托会用以下事实来解释这一发展，即戴克里先是暴发户，自然对外在的炫耀贪求无厌。但果真如此的话，此前3世纪伟大的军人皇帝中间竟然无一人像他这样装腔作势，就显得很奇怪，那些人实际上都是从卑微的出身晋升到帝位的。例如，有权有势的奥勒良与老朋友的交往非常简单，谁确实需要，他就提供帮助，以免他们再被称为贫困户。丝质衣服对他来说过于昂贵，他还希望摒弃用黄金装点建筑和服饰的做法。他很乐意准许别人使用价值不菲但可以再度熔化的小饰品，而他本人却对这些东西敬而远之。登基之后，他的仆人在穿着打扮方面没有变得更加华丽。他在帕拉丁山上金碧辉煌的宫殿里感到很不自在，因为这里五颜六色的大理石墙壁沾上了许多皇帝的鲜血。同以前的韦帕芗一样，他更喜欢萨鲁斯特的花园，在其宽敞的庭院里，人们每天可以看见他锻炼和遛马。这一切如今都变了。戴克里先不乏相知已久的朋友，但信任消失了，也许双方都是如此。戴克里先有理由担心，与第三方的亲密会破坏好不容易与同僚达成的和谐。与几乎所有前任（只有那些丧失理智的皇帝除外）仅仅满足于简单的紫色皇袍不同，戴克里先在293年之后穿上丝质绣金外套，甚至鞋子上都饰以珍珠宝石；他头带冠冕，即一条镶嵌珍珠的白带。当然，这些只是出席正式场合才会穿戴的正式服装。在忙碌的行程和战役中，他和同僚马克西米安采取的作风截然不同，不放过他们每个暗示的两位恺撒自然也表现互异。君士坦提乌斯尤其崇尚俭朴。但在尼科美底亚，戴克里先却钟情于盛大浮华。各种繁文缛节使接近他神圣不可侵犯的本人变得一天比一天难。军官、宫廷官员和卫兵布满皇宫的走廊和前殿；在内殿，权倾一时的宦官呼风唤雨。假如谁的事情或官衔使他得以接近皇帝，那他必须遵循东方惯例，匍伏在地对他讲话。谈及戴克里先与马克西米安在米兰的那次会晤（291年），颂辞作家马莫提努斯甚至指出，当时的典礼具有“一种被供奉在圣所内室中的威严，它可以使那些只有具备觐见您本人所必需的官衔和等级的人感到愉悦和惊叹”。

变化并不限于无声的形式：意义重大的词也被朗声诵出。皇帝不再用共和时期罗马的头衔称呼自己，执政官官衔、保民官权力等如今已变得空洞无物。他现在自称为Dominus（君主）。罗马人过去一直在感情上顽固抵制Rex（王）这个称号，因为它会引发种种不愉快的联想。希腊人早就习惯了斯巴达和周边半开化邻邦使用的国王称号，他们自己也以此称呼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达几百年之久；他们一开始就称罗马皇帝为Βασιλειζ（王），因为维持共和制的假象对他们没有意义。但如今，王的称号已经不够分量了，人们采用另一称号展现彻底的支配和奴役关系。真正的帝王神化现在需要盛大排场，这一点不奇怪。长久以来，元老院一直行使将已故皇帝封圣的权利。实际上，同样的荣誉也会授予在世的皇帝，这一般通过在他们雕像面前献祭或宣誓来完成。在此类场合，也许会用到numen imperatoris这种暧昧得无法翻译的措辞[7]。实际上，马克西米安在钱币上把自己表现为身披保护神赫丘利的狮子皮的形象，他与康茂德和以前习性相近的皇帝都有同一个嗜好。

像戴克里先这种举足轻重和阅历丰富的人，要是没有一个充足的理由，不会担当起把自己表现得如此崇高的重负。何况，我们知道，他经常数落与世隔绝的坏处。他意识到，上至高级官员下到最卑微的请愿者，保持与这些臣民的私人接触能给统治者带来很大好处。他说：“四五个人合伙欺骗皇帝；他们把决定摆在他面前；由于关在房间里，他无法弄清实际状况；只知道他们告诉他的事。他任命了不该任命的官员，革除了应该留任的官员；这样，即使最优秀、最精明的皇帝也会上当受骗。”

尽管清楚洞察到其中的弊端，戴克里先还是推行了这些限制性措施，其中可能有这样一个原因。在奥勒良与普罗布斯的战争之后，宫廷，尤其是军事参谋部可能涌进大批蛮族军官，这些人由于各不相同的出身以及非罗马的教育背景，无法融入原先盛行于皇宫的亲密无间的轻松氛围。直到大迫害时期，还有大量基督徒留在宫廷各部门中；采用庄严的宫廷礼仪防止了与异教徒发生不愉快。可以肯定，当时有一种对夸夸其谈的特别喜好，这甚至体现在敕令中。不过，从以下事实却可以看出，皇帝甚少受到纯粹的虚荣心和好大喜功的影响：在取得一系列伟大胜利之后，他把惟一一次凯旋式推迟到统治结束那年（303年）举行，庆典的规模也颇为适度。

戴克里先与罗马传统的决裂不只表现在一个方面。比如，从统治伊始，他就对罗马城没有表现出任何特殊兴趣。晚至公元3世纪，皇帝还约定俗成地住在帕拉丁山上，这与其说出于对神圣往昔之记忆、对世界首都之圣所怀有虔诚，不如说是因为它所处的中心位置、它的雄伟壮观以及它所提供的无尽享乐使之特别适合作为皇帝的宅邸，同时也因为，除了自身的古老，它仍保留了实权的一丝残迹。因为罗马是元老院所在地，后者至少在最近还罢免、任命和认可了皇帝。只有埃拉伽巴努斯才敢将元老院驱逐出罗马城，不过，他是空前绝后的。其他人践踏它的尊严，试图使它意志消沉；精明点的皇帝与它建立起友好关系；至少在更有才干的统治者那里，对不安分民众以及禁卫军余孽的忧惧只是促使他们对元老院表示敬意的次要因素；而对于软弱的帝王来说，罗马内外完全充满了同样的危险。

但是，一旦边境防御的需要导致必须分割皇权，罗马就再也不能继续作为两位或四位统治者其中之一的驻地。维护帝国边境比与元老院保持和谐关系来得重要，毕竟任何一位对罗马怀有真正感情的帝王都不难做到后一件事。马克西米安把驻地设在米兰，阿勒曼尼人的步步紧逼在普罗布斯去世之后卷土重来，米兰已差不多变成边境要塞。人们指望用它来保护高卢，就像阿尔卑斯山以南任何起类似作用的地方一样。同时，它也使其占领者能够监视意大利或干预阿非利加。连年征战的恺撒君士坦提乌斯最常驻守特里尔，稍后则在约克。戴克里先常驻比提尼亚的尼科美底亚，位于马尔马拉海一处纵深海湾的端角，那里可以监视哥特人以及威胁下多瑙河地区的其他本都部落的动向，同时又可以向上幼发拉底河的平原进发，这里是与波斯人交战的战场。的确，在他统治的早年，根本不可能有固定的驻地。两位奥古斯都从一个战场匆忙赶往另一个战场，很快，两位恺撒也步其后尘。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戴克里先对大兴土木多少有些病态的热情。他将尼科美底亚一处变成大型的常住皇宫，其设计如同后来在萨洛奈建的宫殿一样，兴许模仿了军营的轮廓外观。它包括长方形会堂，一座竞技场，一家铸币厂，一座兵工场，以及为妻子女儿准备的几处独立宅邸。这座城市自然会遵循皇室驻地的一般规律而发展起来。在4世纪初，尼科美底亚据说很像罗马的一个区（regio）。在米兰，大多数受到4世纪诗人奥苏尼乌斯[8]赞美的建筑可能都是马克西米安建造的。

即使没有遭受任何外部损失，罗马也一定对自身地位的变化非常敏感。一份带有敌意的文献（出自拉克坦提乌斯之手）声称，马克西米安攻击了富有元老，诬陷他们企图篡位，元老院的光彩因而不断遭到扑灭，其双眼被刺穿。种种责备或开脱的企图，无论立场如何，都是无益的。在所有刻画与评价戴克里先性格的人中间，惟有左西莫斯接近真实和全面，但他的历史记载中缺了二十年。在狂热的基督徒看来，其中对最后一次大迫害的描述或许显得过于偏袒迫害者；他们发现，与其驳斥它，不如删掉它来得容易，正如异教徒当时删改西塞罗的著作《论神性》，以防止基督徒在辩论时从中寻找反对多神教的武器那样。

戴克里先登基后，没有与元老院商量就任命了同僚，这是元老院和皇帝们关系紧张的起因。元老院接下来只能承认他们，并出于形式需要而不时授予他们执政官官衔。戴克里先对这种殊荣满不在乎，以至于有一次，他居然在就职典礼开始前几天离开了罗马。在291年米兰的那次皇帝会晤中，元老院代表团也出席了，显然是为了摆出效忠的姿态。颂辞作家马莫提努斯当着马克西米安的面感叹道：“元老院将一个自身权威的复制品赐予米兰，因此，当两位皇帝在那里会面时，这座城市就会拥有作为帝国中心的尊贵。”语气似乎并不友好，我们也不知道有何反响；不过，它确实意味着，在那一年，皇帝们与元老院之间尚未公开反目。双方关系在何时以及如何恶化的，仍是一个谜。马克西米安生性残暴狡诈，而戴克里先或许在这个僭越可以轻易得逞的年代并无僭越之举。这两人都觉得罗马人“自由但还称不上大胆的说话方式”非常讨厌。对新统治者而言，尤其刺耳的是那些事先策划好的口号，元老们在元老院内、民众在竞技场内有节奏且重复多遍地喊着这些口号向皇帝效忠或进言。假如事态确实恶化，而我们的作者又没有用惯技将细枝末节夸大成可怕的罪行，那么可以肯定，没有充足理由的话，皇帝们不会牺牲元老院的领袖。

但对于罗马民众（这里避免使用已遭亵渎的“罗马人民”这个术语），戴克里先及其同僚后来显示了格外的恩宠。他们在维米纳尔山上修建最庞大的罗马浴场，仿佛罗马缺少享乐去处似的。以前的皇帝和私人慈善家建造了十座左右的浴场，其中以内设巨厅的卡拉卡拉浴场令人印象最深。卡拉卡拉浴场的拱形结构跨度惊人，建筑艺术至此已臻于极致，但戴克里先浴场的面积比卡拉卡拉的还大。绕一周要走上一千两百步，里面还包括三千个房间。令人叹为观止的中心建筑如今成了加尔都西会[9]教堂的核心部分，其中花岗石圆柱的周长达15英尺；浴场的其他遗迹在一个大圆环内四散于修道院、葡萄园和荒凉的街道。同一年，马克西米安开始在迦太基建造浴场，也许带有相似的安抚民众的考虑。迦太基以前是篡位者崭露头角的主要舞台。史料还提到这一统治时期在罗马建造的其他建筑：曾在卡里努斯在位期间毁于大火的元老院会堂，连同恺撒广场、朱利亚长方形会堂和庞培剧院都被修复了。除浴场外，新建筑还包括分别称作朱庇特与赫丘利的柱廊，三处带有喷泉、雕像和花木的休憩场所，伊西斯和塞拉皮斯的神庙，以及一座凯旋门。戴克里先为挑剔而危险的安提阿居民提供了许多豪华建筑，或许意在转移当地人对政治的关注。在安提阿的建筑中，留名史册的有奥林匹斯的宙斯、赫卡忒[10]、涅默西斯[11]和阿波罗的神庙，城里和郊外各有一座名为达佛涅[12]的宫殿，数座浴场和谷仓，以及一座露天体育场；其中绝大部分是新建的，有些则是重建的。

在罗马，公共配给和竞技娱乐并未中断。只是在305年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退位后，伽莱里乌斯才敢废除所有对罗马的特殊照顾。不过，戴克里先在另一方面冒犯了罗马，这在上文已经提到。在三面为奥勒良城墙包围的浴场后面，有一个后来属于耶稣会财产的大葡萄园，连带着一些倚城墙而建的荒废的拱顶小屋。这里以前是禁卫军营房，里面住的人曾频频让皇帝的紫袍在他们刀尖所向的寒气中瑟瑟颤动。先前做过许多努力解散和排挤他们；但到3世纪，原来的惯例似乎又恢复了，又从罗马附近和毗邻意大利的地区征募了几千人，这些人不充当皇帝卫队，而组成首都的卫戍部队。如今，戴克里先大规模裁减他们的人数，肯定不仅仅是担心其中不安分且要求多的意大利人，而且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还因为随着事态发展已经出现了一支能够替代他们的新部队。从德西乌斯开始，一批伊利里亚皇帝就拯救了罗马帝国；毫不奇怪，三十年的战争在他们周围培养出一帮忠心耿耿的同胞，与禁卫军里的拉丁人和萨宾人相比，他们与皇帝更亲密。这些伊利里亚人善于运用本民族的武器，由此备受欢迎。他们组成各六千人的两支军团，如今根据两位皇帝各自的附加名（agnomina）而被光荣地称作朱庇特军团和赫丘利军团；先前，他们被称作大力神投手（Martiobarbuli），得名于每人携带的系在盾牌上的五只（或五对）铅球，他们能用箭一般的速度和威力掷出这些铅球。现在，这两支军团受到的官方宠爱超越了所有其他军团，但未必永久驻扎在皇帝身边。尽管禁卫军在罗马激起的情绪主要是恐惧和仇恨，但解散他们现在仍被视为侵犯了首都的尊严。共同的憎恶结成了纽带，少数几个留在军营的罗马禁卫军士兵后来与元老院和人民达成默契，参与了针对伽莱里乌斯的叛乱。

罗马人或许应该抱怨和痛恨形势的变化，但他们实际上毫发无损。最终，皇帝仍然作为罗马本地人，甚或作为意大利生活和民众的执法官与代表，以及皇帝仍然以这些人的名义统治这个世界的巨大幻想肯定烟消云散了。就算戴克里先没有通过搬迁皇帝驻地、引入东方宫廷礼仪、贬低元老院和缩减禁卫军人数而从外部证实罗马首要地位之丧失，基督教也必将很快以自己的方式实现相同的功能，因为基督教有必要为其权力创建新的重心。此刻，我们必须叙述的是，在何种强大可怕的情形之下，戴克里先的革新举措收到了实效——当时他和同僚可是被迫在所有边境地区捍卫帝国，并从篡位者手中一点点收复失地啊；我们要评价戴克里先，就不能忘记这些。

至于宫廷礼节和新仪式发展到的新高度，肯定有人热烈欢迎。在像戴克里先这样的过渡时期，皇帝依然感到有必要接收公众赞美；而一个彻底的军事独裁政权不需要这类认可，非但如此，还会对此表示蔑视，甚至憎恶。但人们才刚刚走出古代世界，仍一如既往地公开参与公共事务或者对此兴趣盎然，这种参与或兴趣是古代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教育仍然以重视修辞术为特征，公开演讲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着现代世界无法想象的重要地位。这些演讲包括一些颂辞，由罗马城或周边一些杰出演说家，在每年节日或其他庄重场合上，当着皇帝或一些高级官员的面发表。我们至今保留着小普林尼著名的献给图拉真的《颂辞》；此后，经过很长一段空白时期，突然冒出一大堆歌颂戴克里先的同僚和个别献给后期皇帝的颂辞。作为史料，这些演说自然需要谨慎使用。但它们告诉我们许多有价值的东西，绝不能视为文学作品而不屑一顾。它们的阿谀奉承无疑延续了3世纪那些散佚颂辞的风格。演说家用近乎鲁莽的现实主义风格将自己等同于亲自在场的皇帝，后者在他心目中无比崇高。他接连不断地揣摩皇帝的想法、计划和情绪；这时，善于察言观色的廷臣会适时制止，因为即便理想化的虚构也可能流于轻率，更不用说事实真相了。但明察秋毫的演说家立即应之以大量赤裸裸和欣喜若狂的溢美之词，意在取悦马克西米安这类人，虽说马克西米安没有足够的学识来领会巴结的典故和联想。马克西米安的绰号赫丘利被人做了许多文章，其个人经历也常常与赫丘利的个人经历混合起来，进行对比；但即使赫丘利的威力也相形见绌，因为比起马克西米安对巴高达的镇压，前者之战胜革律翁[13]简直不足挂齿。通常只把资深皇帝比作朱庇特，这种比喻让颂辞作家有了进一步发挥的余地。朱庇特的童年，就像在多瑙河畔长大的马克西米安一样，充满战争警报。演说家不厌其烦，用一个又一个意象歌颂皇帝们的和谐融洽：他们的统治普通得就像日光之于眼睛那样；由于他们同一天出生（参看边页码第35页），他们的共治就像赫拉克勒斯的子孙在斯巴达的统治那样；罗马如今比罗慕路斯和勒莫斯的时代更幸福，因为他们两人中的一个杀死了另一个；罗马现在可以同时称自己为赫丘利和朱庇特。就像赫丘利的经历被用来美化马克西米安一样，宙斯的神话同样也被用在戴克里先身上，尤其是宙斯无所不在这方面，皇帝匆忙的行程似乎可以与之匹配。但在这些时期整齐划一的步调中，却回响着对马克西米安的大胆而无耻的偏爱，这位皇帝或许乐于听到这种声音，虽说不会喜形于色。“通过接受共治，您施予戴克里先的，要多过受之于他的……您比得上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14]；戴克里先比得上您。”马莫提努斯竟然敢在特里尔皇宫当着整个朝廷的面慷慨激昂地说出这些句子。当然，对两位皇帝滔滔不绝、词藻华丽的阿谀奉承也点缀在这些句子中。“正如在马克西米安于莱茵河畔取胜之后河水定然干涸一样，既然戴克里先已经跨过幼发拉底河，那么就再也不用靠它来保护叙利亚了……由于新胜利源源不断，你们两人都推迟了凯旋式；你们总是紧追更伟大的东西。”许多极不起眼的业绩也被大肆吹捧。为了291年的那次会晤，戴克里先从东部匆忙赶往米兰，而马克西米安则在仲冬时节穿越阿尔卑斯山到达那里，马莫提努斯于是赞颂道：“没有与您同行之人很可能认为，太阳与月亮把昼夜兼程的马车借给您。您帝王之尊的威力为您抵挡住刺骨的严寒。和煦的春风与温暖的阳光追逐着您的脚步，而其他地方皆冰天雪地。汉尼拔，一旦你翻越阿尔卑斯山，就该死！”与这种自负颇为协调的是，这些皇帝的统治标志着土地肥力的陡然增长。几年前，诗人卡尔普尔尼乌斯·希库卢斯[15]曾经（在第八首或第四首牧歌中）用一种类似但更显著的田园诗风格赞美恺撒努梅里安：在他面前，森林肃然起敬，羔羊尽情嬉戏，羊毛羊奶丰盛充足，田野果园郁郁葱葱，因为在他凡人的躯体里，潜伏着一位神，也许就是至高无上的朱庇特本人。

在某种程度上，演说家尤曼尼乌斯[16]对待有教养的恺撒君士坦提乌斯·克罗鲁斯的态度更微妙。例如，他提及他曾陪同高卢青年来到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前，它绘在奥顿[17]大会堂的墙上，大会堂位于阿波罗神庙和带有密涅瓦圣所的卡匹托林神庙之间。“在那儿，让我们看看戴克里先的仁慈如何平定埃及的疯狂叛乱；马克西米安如何削弱摩尔人；在您，君士坦提乌斯王的手上，巴塔维亚人和不列吞人[18]如何从丛林湖泊中再次愁容满面地走出来；或者您，恺撒伽莱里乌斯，如何将波斯人踩在脚下跪地发抖。如今观看五颜六色的陆地也成了赏心乐事，因为在上面找不到不属于我们的地方。”他对这个新黄金时代的生动刻画使我们能体谅这位演说家为四人共治所精心设计的有趣象征。他视数字“4”为构成宇宙秩序的基本要素，体现在四大元素、四季乃至四块大陆上；罗马的人口普查每四年举办一次，并非毫无意义；在天空中，四匹马拉着太阳的马车飞驰而过；天上两大发光体即太阳与月亮由晨星与晚星两个次一级的光源伴随。如果高卢某地发掘出一幅镶嵌画，这些观念在上面得到艺术表现，这并不奇怪。造型艺术和修辞术为了完成此类任务，必须经常借助相似的表现手法。顺便说一下，尤曼尼乌斯不仅以自身的机智与才华有别于其他颂辞作家，我们还可以在他身上发现他其实是真诚的爱国者，不仅仅为了个人利益而去恭维。在这里如同在成百上千的其他例子中一样，历史评价必须仔细辨别，哪些是时代和环境强加于个人的，哪些又是个人根据自己决定作出的选择。

我们不清楚，语言在戴克里先的宫廷里是否多了几分奴性，是否受到阿谀之词的污染。无论怎样，与皇帝本人有关的礼仪要求依然相当简朴。当然，它们无法与后来拜占廷的宫廷礼节相提并论，在后者那里，10世纪的皇帝君士坦丁·波菲罗格尼图斯本人被迫充当宫廷内务大臣，创作了一篇向时人和后代系统介绍宗教习俗的文章。在教会与宫廷礼仪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之后，连无限神圣和上帝宠爱的专制君主也逐渐被迫服从这些宗教习俗了。

如果说皇位以下由官衔和品级构成的等级制逐步支配了罗马社会，这未必是戴克里先的错。如今困扰古代生活的僵化使出现此类情况势所难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政权几乎是纯军事性的。这类政权必然总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改造国家机器；服从是其灵魂，必须按照品级和等级来组织，分级标准还得严格、明确。许多这类制度容易被看作由戴克里先首创，其实很可能由他的前任推行。国家的彻底转变直到君士坦丁时期才发生。

戴克里先的确大大增加了官员人数。这种成倍增长的负担与其说是由四个朝廷，不如说是由四套行政班子造成的。根据拉克坦提乌斯记载，戴克里先的统治极易受到这种可怕的指控：“四位统治者每人为自己保留的士兵比以前皇帝总共保留的还要多。赋税方面出现前所未有的增幅。赋税的索取者远远多于支付者，被榨干的农民遗弃农田，耕地退化为森林。为了使恐慌无所不在，行省被分割成几个部分，每一地区和城市都因为成群的官员、税吏、各类行政长官的代理等等而变得不堪重负。结果，非但公共利益无所建树；反而只剩下不计其数和无穷无尽的财产没收、判刑公告[19]、敲诈勒索，其间还伴随着不堪忍受的暴力。”此外，戴克里先还被指责聚敛了数不清的财富。

我们现在来听听一位在其他方面与拉克坦提乌斯同样偏激的基督徒的说法。尤西比乌斯如是说：“什么话足以形容大迫害之前的富裕幸福时光呢？那时皇帝们向我们展示了和平与友善，人们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以喜庆、奇观和欢宴来庆祝皇帝在位二十周年。”拉克坦提乌斯的任何一项指控能够成立吗？

戴克里先扩大军队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必须从篡位者和野蛮人手中夺回被强占的半壁江山。为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多少兵力，不会有人比他更清楚。我们无法确知他增加的比例。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相信这位小说家的话，他说戴克里先的军队超过奥勒良或普罗布斯的达四倍之多。

接下来，我们瞥一眼聚敛财富的指控，没有一个君主能够逃脱这项罪名。事实上，许多统治者积攒了大量贵金属，但对其绝对值估计错误，并无法在适当时机予以有效的利用。东方专制国家通常为这一弊端所苦，而且其臣民会效法专制君主，将每一枚银币埋入地下。但戴克里先的情况很难用吝啬来解释。对于留在国库里的任何过大的盈余来说，恢复和重建分崩离析的帝国所需的花费肯定太庞大了。即便在他统治较为平静的后期，单单边境防卫——从尼德兰一直延伸到红海的堡垒及其驻军——的开销就会令任何盈余化为泡影。

罗马帝国有必要精打细算，而且，如果目标大体上能像戴克里先那样被出色而成功地达到，统治者起码不应受到这种庸俗的指控，即他折磨民众只是为了将其金银财宝据为己有。事实上，他的众多建筑的确会引起铺张浪费的猜疑，可其中很大一部分似乎是作为政治礼物赐予特定城市的，以此减少驻扎军队的必要性。与君士坦丁的奢华建筑相比，戴克里先的花费微不足道。不错，萨洛奈的皇宫占地面积巨大，但其单个房间无论高度还是大小都不突出，无法与罗马浴场的巨厅媲美。为了改造尼科美底亚，也许侵占了一些财产，就像以前希腊化时代的国王在城市奠基或以后重建拜占廷时会做的那样。但只有轻信之人才会相信，戴克里先对他所见到的任何拥有可观财产和美观住宅的人治以死罪。许多富裕人士因为对金钱的迫切渴望而遭到毁灭，令人十分遗憾；但这无疑是由残暴官吏造成的，由于这些人，政府早在戴克里先时期之前很久就遭到诅咒。

如果没有恰当而充足的理由，像戴克里先这样的政权肯定不会将帝国重新划分为101个行省和12个大区（dioceses），也不会增加官员数量。戴克里先本人就是帝国最勤奋的官员。除了军事战役，他时常行色匆匆，奔赴各地，始终在管理和决策。例如，293年和294年的巡行路线几乎可以通过他的批复上的日期而一周周、一天天地还原出来。法律汇编中包括了他就私法问题作出的一千两百多条批复。如果我们需要提出明确理由，以解释帝国为什么被重新划分为更小的行省以及官员数量为什么增长，那就是皇帝觉得现有机构不够用，他认为更严厉的监督和更好的执行命令是绝对必要的。他只能使用容易到手的资源，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资源多么令人不满。无论如何，如今在统一管理的趋势下，行省之间的差别终于废除了。戴克里先开启的事业将由君士坦丁完成和完善。

所有人都同意，罗马的财政体制总体上是糟糕的、压迫性的，而且没有任何理由设想戴克里先对改善国民经济有何高见；这位最能干的皇帝没有这种见识。欧洲大国的现状显示，彻底理解这些问题与实际废除弊端之间的鸿沟何其巨大。不过，作为戴克里先最公允的评论家之一，老奥里略·维克托对他的一项特别指控很容易被解读成赞美。在一段不幸遭到涂改且语意含糊的文字中，他被指控对“意大利的一部分”征收某项普通税和关税（pensiones）；“在当时普遍的限制之下”，这一局面尚可忍受，但在4世纪期间，它所产生的后果将要毁灭这个国家。无论这些赋税性质如何，意大利应当帮忙分担帝国的重负，既然它再也无力拯救帝国或统治帝国了。

关于对罗马财政体制总体上的批评，必须参考这一课题的专业研究成果。不过在这里，我们必须简单涉及一个要点。对于公元302年，各种编年史都这样记载：“当时，皇帝下令应该有廉价商品”，即，戴克里先制定了食品的最高限价。按照今天流行的观点，没有一种措施会比制定最高限价受到更严厉的指责；维持限价是以断头台不断有节奏的上上下下为前提的，就像法国国民公会清楚展现的那样。这种措施要么设想了极度迫切的需求，要么全然不顾价值和价格的真正概念。不可避免的后果接踵而至。商品遭囤积，尽管有禁令，它们反而比以前更贵了，无数销售商应当被判处死刑，直到这项法律被废除。

有关这一措施的确切记载保留在著名的斯特拉托尼契亚[20]铭文中，它复制了整篇敕令以及好几百项指定的价格（一部分字迹模糊且难以解读）。在前言里，皇帝们大致表达了这种意思：“运进市场或每天运进城的物品的价格迄今为止已大大超过所有限制，无论大丰收还是商品充裕都不能阻止无穷的贪婪。……我们的军队服从公共福利的命令，但无论行军到哪里，肆无忌惮的贪欲就会在哪里出现，不仅出现在村庄和城市，而且出现在所有大道上，结果造成食品价格不止上涨了四倍、八倍，简直无法估量。一次购物往往可以抢走一个士兵的军饷和我们的赠予。……我们的法律应该制定措施限制贪欲。”接下来就是严厉惩罚违法行为的种种威胁。

这项措施出台的原因与敕令的条款一样令人费解。最现成的解释，是东部投机商串通一气，使必不可少的食品的价格飙升，涨价累及所有人，军人所受之累预示着最严重、最直接的危险。帝国收入的大部分是实物，但它也许无法在紧急时刻为单支驻军提供现成而充足的储备物资。挽救局面的决议或许是在匆忙之间或情绪紧张之下作出的，这项措施波及各级人民和各类商品，对城市人口帮助尤其大。

这几块碑铭是首屈一指的重要文献，因为它们提供了当时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之间的官方指数。将每项价格换算成现代货币则困难重重。[21]学者仍然未能就敕令中仅以一个星号所表示的单位的价格达成一致意见；有些人将它理解为银币（silver denarius），另一些人则主张是铜币（copper denarius）。若是银币，这些价格似乎高得可怕；若是铜币，它们便与我们现今没有很大区别。所以铜币的可能性大一些，只要我们关于重量单位和计量标准的假定是正确的。在铜币基础上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固定工资似乎要比三十年前（1820年）法国统计的平均工资低一些，换算出来为1.25法郎。农场工人每天挣65分；石匠、木匠、铁匠、面包师和石灰工每天1.25法郎；赶骡人、牧羊人、运水工、排污工等，除去膳食外每天50到65分。在教师中，（严格意义上的）paedagogus[22]照料一个小孩的月薪为1.25法郎，教授阅读和写作的老师同样如此；另外，算术和速记老师挣1.9法郎；教授希腊语和希腊文学的老师为5法郎，教授拉丁语和几何学的老师也照此标准。鞋的价格如下：农民和马车夫穿的，3法郎；士兵穿的，2.5法郎；贵族穿的，3.75法郎；妇女穿的，1.5法郎。当然，质量和手工不同，价格也不一样。每罗马磅（相当于12盎司）的肉类价格如下：牛羊肉约28分；羔羊肉和猪肉约35分，更别提被详细列出并描述的各种香肠，以及特制的美味佳肴了。每塞克斯塔里（sextarius，相当于半升）的普通葡萄酒较今天稍微便宜点，即20分。陈年美酒为60分；上好的意大利葡萄酒，包括萨宾和法勒纳斯产的，75分。啤酒（cervesia cami？）要10分，一种廉价的大麦酒（zythum）5分。这些数据来自马勒（Dureau de la Malle）的估算，它们无疑太低了，但有助于说明商品价格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幸的是，没有给出小麦的价格，这是可靠的指数。敕令中的价格无疑被定在较高水平上，因为如果定价低，那么从一开始就失去了意义。我们切不可被伊达提乌斯[23]编年史中的说法所蒙蔽：“皇帝们……下令应该有廉价商品。”

在戴克里先的所有措施中，最高限价政策也许最为人所诟病。就这次而言，专制国家在依赖强制手段方面判断失误；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忽视皇帝的善意。这在他统治最后一年（305年）下令在帝国全境展开的新税登记工作中一目了然。史料告诉我们，的确，“他下令丈量土地，使之承担重税”；但他的初衷显然不仅仅是为了提高赋税，而是更公平合理地分摊它。

总而言之，戴克里先的统治堪称帝国有史以来最成功、最仁慈的统治之一。如果我们不因为迫害基督徒的可怕场景，不因为拉克坦提乌斯的歪曲夸大而心存偏见，那么这位伟大统治者的品性将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一面。当时一位将作品献给他的人也许算不上是合格的见证者；但还是应该提到，根据《奥古斯都史》中马可·奥勒留传（第19章）的作者所言，马可是戴克里先在道德、社会行为和仁慈方面的楷模，在戴克里先的家族膜拜中占据首要位置。一位晚期作家同样值得援引。老奥里略·维克托绝不会忽略戴克里先统治的阴暗面，甚至敌视他的意大利政策，但这样形容他：“他听任别人称他为君主，但行为举止却像一位父亲；毫无疑问，他希望用智慧显示，真正要紧的不是邪恶的名字而是邪恶的行径。”在列举戴克里先的战役之后，他进一步写道：“和平的制度同样由于公正的法律而得以加强……他始终对粮食供应、罗马城和官员的福利非常热心，并通过提高效率和惩处罪犯提供了改进的动力。”最后，谈及退位时，维克托总结道：“在敌对的观点中，对真实形势的认识趋于模糊。在我们看来，他的统治缺少一种可以鄙视一切虚荣浮华、能够退入平凡生活的崇高特征。”

此外，这位专制统治者虽然被迫从篡位者手中逐步夺回统治疆域，却能以宽广的心胸废除政治上的间谍活动。显然，他发现他的权威因为分权而得到充分保障，不再需要这类活动的效劳。无论如何，搜集政治情报之前已落入一个有可能对政权本身构成威胁的集团手中。原先，frumentarii是军需供应官，先军队而行；稍后他们成了军械军官；最终被用来传达和执行各种各样可疑的命令。他们结党营私，尤其在边远行省利用虚假指控和人们对虚假指控的恐惧，敲诈勒索有名望的公民。我们对他们知道得不多，不过可以想象他们的栽赃嫁祸非常可怕。这帮歹徒受到高度保护，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窃听并利用皇帝们的丝丝疑心。他们还利用职务之便，恐吓高卢、西班牙或叙利亚的世家，迫使他们倾其所有，以免被指控参与了莫须有的阴谋。在君士坦丁时期，尽管他通常对告密者显得颇为厌烦，但同样的事再次出现，只不过换了头衔。管理皇帝交通的官员再次扮演了卑劣角色，这次顶着agentesinrebus或veredarii[24]的头衔。

在其他方面，罗马皇帝的专制统治不会如此煞费苦心地监督琐事，不会规范每一项生活细节，尤其不会左右和支配文化潮流，像现代国家有可能干的那样。皇帝们的统治由于对个体生命关心得如此少，赋税施加得如此重，公共治安又保障得如此差，故而名声不佳；他们的统治只满足于达到最基本的目的，也不会对行省的当地生活横加限制，既然这里曾因征服而血流成河。另一方面，当政府满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却没有介入。这样，它任凭地方差异和阶级差别持续下去，并不断扩大。于是形成了一个免税的贵族阶级，其中包括元老家族、由国家任命的教师和医生，以及其他几个类别，基督教神职人员最终也跻身进来。关于新的、有活力的国家组织的任何想法再也不会出现了；连戴克里先这样的统治者最多能指望的，也不过是保持帝国现有的疆域，并适度改善内部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