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纪的皇权

第一章　三世纪的皇权

摆在我们面前的叙述，起自戴克里先皇帝即位，止于君士坦丁大帝之死，其中每个部分适合分别介绍，因为事件将不是按照年代和统治次序，而是根据主要活动来叙述的。但如果需要有一篇整部作品的总导言，其主要内容必然是，皇帝的特征与功能在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衰落期间不断产生变化的观念史。这并非由于历史的所有其他方面可能来自帝位的特征，但这一特征的变化确实为评价此后发生的众多事件，无论外在事件还是精神事件，提供了基础。一个建立在武力基础上的统治会采取的各种形式与程度，从最恐怖的到最仁慈的，都将在这里遇到显著的交替更迭。从涅尔瓦到马可·奥勒留（公元96—180年），在公元2世纪诸位贤明皇帝的统治下，罗马帝国享有一个和平的世纪。它或许也是一个幸福的世纪，如果这些最杰出统治者的仁慈和智慧能领悟在上了年纪的国家那里通常会有的深刻的萎靡不振的话。无论作为凡人还是统治者，图拉真、哈德良、安东尼或马可·奥勒留都身影崇高，但这不应使我们无视已然显著的形势和环境。三大股势力——皇帝、元老院和军队——定然最终斗个一团糟，失去先前苦心维系的和谐，这是无可避免的。接下来，在蛮族入侵、行省骚乱和自然灾害的联合推动下，这种混乱看来已完全无法挽救了。

马可·奥勒留的统治拉开了一个序幕。谈论这位皇帝的品性实属多余；在古代不朽的完美人物中，这位坐在世界宝座上的斯多噶派哲学家既非最俊美，亦非最年轻，但肯定最受人仰慕。即使如此，他也挥不去厄运先兆猛烈敲打帝国国门的威胁声声。首先，就帝位本身而言，一目了然的是，尽管已存在将上述四位伟大皇帝紧密联系的收养制度，皇位仍可能被一次政变所篡夺。在帝国安享了几乎三代卓越或至少是仁慈的统治后，国内最举足轻重的将军阿维丢·卡西乌斯[1]，就冒险发动政变，尽管没有成功。至于军队，据说马可·奥勒留“从不在演讲中奉承军人，也从不因为畏惧他们而做任何事”。然而，他却默认了在皇帝登基之日赐予军队庞大馈赠的传统陋习。馈赠数额如此巨大，以致每个军人（起码是禁卫军）都发了一大笔财，此后，军人便将这个数目当作基准。至于外患，必须算上日耳曼—萨尔马提亚人的部落联盟对帝国的首次大规模侵袭，以及一次恐怖的瘟疫。皇帝晚年饱经危险的战争和深深的忧思。不过，即使在多瑙河畔的军帐中，他还试图通过对美德和人生崇高意义的陶冶静修来摆脱眼前的烦恼和威胁。

据说马可为儿子康茂德（180—192年）建立了某种“元老院精英”的摄政制；至少在最初几个星期，年轻统治者接受了父亲友人的指导，但很快便逐渐显现出令人厌恶的帝王式疯狂，自图密善时期以来，人们已经对这种疯狂变得不适应了。主宰这个世界的意识，连同对所有可能觊觎王位者的恐惧，使他产生冲动，要趁早享受拥有的一切，要忘却不让人喘息的焦虑。此类压力，在一个天生缺乏坚定的个性中，立刻激发出残暴嗜血和骄奢淫逸的混合体。一次针对他的暗杀企图提供了诱因，他的家族也牵连其中，但最后一切都归咎于元老院。难怪禁卫军长很快变成国家头号人物，负责皇帝的生命安全，就像在提比略和克劳狄统治下出现过的那样；而他指挥的区区几千人同样有了身为国家主人的感觉。事实上，康茂德牺牲了这些禁卫军长中的一个，即精力充沛的佩伦尼斯，以安抚心怀不满的不列颠驻军代表团，这个1500人的代表团没有遇到任何阻挡就闯进罗马。[2]佩伦尼斯的继任者禁卫军长克林德尔，也被康茂德交给一次饥饿暴动中的罗马平民处置。当然，他落得如此下场，并非毫无因由。此人贪欲惊人，不仅以没收财产和出售官职激怒上层阶级，还以垄断谷物招来贫民的愤怒。

懦弱而残暴的康茂德打扮成神的模样，出现在圆形竞技场，接受一直生活在死亡阴影中的元老院的赞美。此时，人们很可能要问，“康茂德的元老院”是否还配得上元老院这一古老头衔，哪怕它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行省治理和官员任命，哪怕它依然拥有自己的财库和外在的显赫。的确，从严格意义上说，它很难再被称作罗马的，因为大多数元老或许连意大利人都不是，而只是一些行省人，高官显位在行省家族中有时是世袭的。从理想角度看，很容易对这个堕落的议会给予最严厉的谴责，尤其因为今天难以想象出那些时常盘旋在家族和团体头上的致命危险会产生什么后果。时人的评价则要宽大一些。克劳迪乌斯·阿尔比努斯[3]曾拒绝从康茂德沾满鲜血的手中接过恺撒封号，在一次对部队的公开训话中，他依然认为元老院对于恢复共和体制至关重要。他是否出自真心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元老院（正如下文将要看到的）依然包括许多当时最尊贵的人物，它在危难时期仍显示了行政管理方面的活力和决断力。即便我们将要看到的那些困扰它的假象也不完全有损其声誉。因此，尽管不乏小人作乱，还是容易理解为什么元老院就算称不上是帝国的代表，仍被视为至少是罗马社会的代表，以及它为什么以行省城市中所谓的元老院或库里亚会议[4]的理所当然的保护者自居。一个没有元老院的罗马还是无法想象的，哪怕其威力似乎长久以来受到外来暴力的破坏。

为了用惊人的礼物安抚首都怨声载道的民众，康茂德变本加厉地掠夺元老。此后，他丧命于一次寻常的宫廷阴谋。

在罗马，皇位继承中有个令人担忧之处：没有人确切知道推举新皇帝究竟由谁负责。没有一个王朝能够真正得到巩固，因为皇帝的疯狂——这是一切没有特别天赋的在位者注定的命运——招致了周期性革命。即使排除革命因素，风流成性，甚至某些相对贤明的皇帝的无子嗣，也会使按部就班的继位无法实现。收养的做法可以追溯到奥古斯都家族，但收养关系要想获得承认，养父养子皆须具备能使收养关系生效的必不可少的品质。

从历史上看，任命新皇帝的权力显然属于元老院，它曾经把一个又一个权力头衔授予神圣的奥古斯都。可是，一旦皇帝开始厌恶元老院，只信赖禁卫军，后者便僭夺了选举权。不久，行省军队开始与罗马的禁卫军展开竞争。短期统治的好处很快被认识到，因为给禁卫军的馈赠变得愈加频繁。另一个因素是成竹在胸者的密谋，利益不时诱使这些人扶持王位觊觎者，而后者的早早垮台是他们既预见到又渴望的。

就这样，杀害康茂德的凶手推举出身心健全的赫尔维乌斯·佩尔提纳克斯，仿佛以此表示这一推举的正当。佩尔提纳克斯先得到军队，而后又得到元老院的承认（193年）。通过假装支持特里阿瑞乌斯·马特努斯，禁卫军从佩尔提纳克斯那里敲诈了一笔巨额馈赠，以弥补必须销毁手上所持的康茂德的贵重物品的损失。很自然就有了第二次尝试，这回支持执政官法尔科。到第三次，禁卫军开始直接谋杀皇帝。现在，接踵而来的是军营中对帝国官职史无前例的大拍卖。这时出现了一个富有的蠢人，叫狄迪乌斯·尤利安努斯，在支付每名军人一千多元后，他为自己买来纵情声色和胆战心惊的几个星期。但这已经到了禁卫军专横跋扈的末日和顶点。与此同时，三支行省军队正自得其乐地宣布自己的将军为皇帝，其中就有阴郁的阿非利加人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软弱的尤利安努斯的最初反击是派遣刺客；一个名为阿奎利乌斯的军官经常被雇来刺杀政府要员，他享有与尼禄时代的卢库斯塔[5]同样的名声。接下来，因为已经为王位付了大价钱，尤利安努斯试图与塞维鲁做交易。眼看塞维鲁越来越逼近罗马，尤利安努斯宣布他为共治者。可就在塞维鲁距离罗马尚有几天路程的时候，他被鄙弃，在元老院的提议下遭处决。

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193—211年）是全面军事统治的首位代表。尚在当副将时，他就表现出对军人职业和等级的自豪，这种自豪既有非罗马成分，又有摩登成分。他对元老院这一古老权威显示的尊重微乎其微，这或许让前往特尔尼（Terni）迎接他的为数一百人的元老代表团忧心忡忡，他甚至下令立即搜元老的身，检查他们是否携带了匕首。他将禁卫军士兵缴械和羞辱，再逐出罗马，这无疑最能显示军人逻辑。他的体制容不下一支有政治图谋、享受特权且腐败堕落的禁卫军。至于追随他的亲信部队，他仅仅赐予了其所要求馈赠的五分之一。在与竞争对手佩西安尼乌斯·尼格尔和克劳迪乌斯·阿尔比努斯的战役中，塞维鲁也表现出同样的坚持，将其党羽尽数铲除。他无法想象许多元老竟然会同这些人通信，甚至无法想象整个元老院会保持中立。“是我赐给这座城市谷物，是我为这个国家打过许多仗，是我赐给罗马民众橄榄油”，他对元老院如是写道；这种暗中通敌“真是你们给我的一个极好的报偿，一个极好的答谢！”信中继续提到，自图拉真和马可·奥勒留时代以来，元老院已大大衰落。

尽管拜占廷作为对抗本都蛮族的堡垒地位重要，且军事意义不可或缺，但在被佩西安尼乌斯的党羽据守一年之后，它依然被夷为平地，其驻军连同许多当地居民被处死。必须让这个世界记取一个教训，如果各城市和党派无法立刻在一批篡位者中选出值得长久依附的那位，看看下场会如何吧。

阿尔比努斯党羽的下场也好不了多少。塞维鲁手上已握有他们的通信，他本可以不看这些信就烧掉，就像恺撒将庞培党羽的信件付之一炬那样。那将是一种宽大姿态，但完全不合时宜。如今，问题不再是出现了原则分歧，需要通过协调和说服来统一；问题仅仅是服不服从。一批元老和罗马城内外的其他显贵被处死；皇帝在元老院、民众和军队面前宣读了对康茂德的赞辞，这当然不是出自信念，而是有意嘲弄元老院。罗马城内，就在争夺统治权期间，圆形竞技场爆发了自发的悼念活动；一位目击者无法解释这个现象，只得将之归于神的启示。“啊，罗马，女王，不朽者，”群众异口同声高呼，“对这些事我们还要忍受多久？还有多久战争就会降临到我们头上？”他们对未来懵懂无知或许更好。

随着国内恢复和平，显而易见，军事统治连同其必然的衍生物即对外战争，已经成为目的本身。这一军事统治的核心是塞维鲁及其家族，他希望他的家族能形成王朝，瓜分最显要的官职。塞维鲁唯独与他那非常乐意分享政权的兄弟刻意保持距离。维护政权的首要步骤是建立一支超过原有兵力四倍的新禁卫军。握有这支随时待命的私人武装，就能对行省军队摆出相当不同的姿势。有了这支武装，如事实证明的，一个人可以巡游帝国，到处烧杀抢掠。原来的禁卫军由意大利人，特别是来自罗马附近的成年男子组成；如今，塞维鲁给罗马带来粗鲁可怕的野蛮人面孔。虽说吝于馈赠，塞维鲁却将士兵的固定军饷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过去一掷千金不同，现在却是为了军人利益而细水长流地耗尽帝国。据说塞维鲁曾留给儿子们一句父亲的忠告：“团结统一，使军人富有，藐视所有其他人。”这听上去更像是时人对塞维鲁执政的评价，而非皇帝亲口之言；尽管如此，它仍然意义非凡。

人们或许期望，因为受到如此高的尊敬，因为有一位活跃的将军而时刻保持戒备状态，这样一支职业军队会为罗马辉煌的军事过去增光加彩。事实却并非如此。塞维鲁曾大声抱怨军纪之败坏。在他伟大的亚细亚战役中，出现过反叛，而他只能通过宽宏大度和追加礼物来解决。难道塞维鲁会无视下面这个事实？他的革新举措仅仅保护了他本人和他自己的统治，却不可避免地为软弱而邪恶的继位者带来灭顶之灾，这个继位者不像他那样是禁卫军的主人。或者，只要能维持这种军事统治，他根本不在乎继任者的下场？

大体上，在此时以及异教信仰的最后几个世纪里，任何人必须牢记，即使最强大的人物也没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因为他们屈服于占星术和各种征兆。譬如，塞维鲁喜欢赏罚分明，但他为何如此固执，让普劳提安努斯这种轻佻的废物担任禁卫军长，并让他与自己的家族保持最紧密的关系？这件事找不到任何其他解释。数不清的迷信事件充斥了塞维鲁一生，从孩提时代直到走进坟墓。既然皇帝宝座已经成了彩票头奖，就有各个社会阶层的父母密切关注自己稍具天分的孩子，看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否表现出未来主宰世界的迹象。假如小男孩吟诵奇特的诗句，假如乌龟或雏鹰甚或紫色鸽蛋被带进家中，假如蛇爬进屋子或月桂萌芽抽枝，此类事便足以引人注意。而如果孩子出生时头上有王冠状的疤痕，或者无意间用一小块紫布包裹了新生儿，那么他未来成为皇帝似乎就已注定。许多皇帝在位期间产生了此类错觉，而这些错觉影响了他们的行为方式，令人无从索解。年迈的塞维鲁打赢在不列颠的最后几场胜仗后，反而显得暴躁不安，我们对此只有同情。他之所以会这样，或许因为遇到一位头戴柏树花环的摩尔人，或许因为被领错神庙去献祭，或许因为供他献的是深色牺牲，而牺牲后来尾随他回到驻地。

不过，在约克的皇帝指挥部里，预兆已经不需要了。塞维鲁之子卡拉卡拉想要他的命，一直想要，而且差不多是公开想要。塞维鲁此前有意加大执法的冷酷无情，就是为了压制任何篡位念头；但他不曾料到，叛逆罪会由他当然的继承人策划实施，也想不到禁卫军竟如此厚颜无耻地支持叛逆。他对丧失人性的儿子低语，“别让他们看到是你杀了我！”其哭声听上去仿佛是对一条统治法则的痛苦声明。另一句话他似乎重复了好几遍：“我曾经是一切，但没用。”

现在，名叫卡拉卡拉的讨厌怪物登上帝位（211—217年）。他年纪轻轻，就展现出邪恶的妄自尊大，吹嘘亚历山大大帝是自己的偶像，并推崇提比略和苏拉。稍后，也许在谋害弟弟盖塔后，他身上出现真正的帝王式疯狂，这种疯狂动用了整个帝国的资源和力量，加速了他必然的毁灭。惟一的安全措施是他自认为绰绰有余的，即与士兵的同志情谊，他起码有时与他们同甘共苦。他还能轻而易举地与职业拳击手以及赛马骑师打成一片，由此受到罗马暴徒爱戴。没有必要去取悦体面正派、受过教育的人。在杀害弟弟之后——此举士兵最初并不赞同，卡拉卡拉完全致力于巴结暴民。为了满足士兵要求，他必须借助大规模的充公没收，两万人被当作盖塔的党羽处死，其中就有佩尔提纳克斯的一个儿子；在罗马，各种侵占征用有较为人道的一面，即一般会放过死去皇帝的亲属。同样为了士兵的缘故，卡拉卡拉着手在自己十分和平的疆域内发动一场战争；而对于邻近民族的侵袭，他却通过付钱息事宁人。发生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大屠杀，展现了专制统治在面对该城市民世故的嘲弄时会采取的态度。对此类罪行的真正惩罚（除史料中提到的良心不安外），是这个暴君越来越不信任享有特权地位的士兵；最后，他开始完全依赖一支野蛮人占相当大比例的贴身卫队，它由凯尔特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组成，这些人兴许对罗马事务一窍不通，而皇帝穿上他们的服装，以留住他们的好感。他过去常常对来自这些民族的使团说，如果自己被谋杀，那将是他们入侵意大利的大好时机，因为可以轻易攻占罗马。然而，正是在这些禁卫军的包围下，他被击倒，唆使禁卫军叛变的人被迫除掉他，以防自己落入他手中。

提名继位者的权力只得落入全能的军队手里。军队起初提名马克利努斯为皇帝，他是两位禁卫军长之一，因为军队不知道他参与谋杀了他们心爱的卡拉卡拉。为了转移人们的怀疑，马克利努斯采用卡拉卡拉的名字，还给他举办了盛大葬礼。他掩饰自己粗鲁放肆的本性，向元老院的承认致谢；又以假惺惺地犹豫不决接受了象征皇权的好几个头衔。然而，他约束已经桀骜不驯的军队的首项严厉措施却加速了自己的毁灭。与安东尼王朝[6]和塞维鲁沾亲带故的两个年轻叙利亚人突然崛起，成了帝国首脑。这两人就是性格相异的堂兄弟埃拉伽巴努斯和亚历山大·塞维鲁。此外，一起出人头地的还有两人的母亲索埃米娅斯和玛迈娅，以及两人共同的祖母朱利娅·梅萨。

埃拉伽巴努斯的统治（218—222年）诚然不乏恶心而疯狂的一面，但对于罗马统治的历史不失为有趣。难以置信的骄奢淫逸、亚细亚声势浩大的偶像膜拜、沉溺于不顾一切的及时享乐，这些其实是对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统治的反动，后者意图建立军人政权。埃拉伽巴努斯挑战了所有罗马习俗。他接纳母亲和祖母进入元老院，任命舞蹈演员、职业运动员和理发师担任国家要职，还出售公职——但这些未必会让他垮台。连他对首都必需品供应的轻视也可能长时间得到宽恕。他的毁灭来自士兵被唤醒的羞耻感，它因皇亲国戚支持亚历山大的阴谋而煽动起来。这些士兵知道亚历山大危在旦夕，遂迫使胆战心惊的皇帝清洗宫廷。埃拉伽巴努斯趁机将元老院驱逐出罗马作为报复。此举反而大大提高了元老院的声望，因为它表明这个团体不完全由“穿着拖袈的奴隶”组成，像埃拉伽巴努斯原先想的那样。最后，禁卫军谋杀了埃拉伽巴努斯，把亚历山大·塞维鲁扶上帝位。

在众多皇帝之中，没有哪位像他这样引起后世如此多的同情，他真正是古代的圣路易[7]，如果把他和他所处的环境联系起来考虑，此人相当费解。他努力扭转军事独裁的弊端，将国家带上公正节制的轨道，这是他垮台的原因。这未必意味他杰出母亲玛迈娅的声誉会受到任何贬低；但他本人的功劳显然更大，因为行动一旦实施，他就以独立的精神坚持不懈，并能够完全凭借美德的推动抵制住专制主义的种种诱惑。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他高度尊重元老院，这种态度自马可·奥勒留起就见不到了。连政治上长期被遗忘的骑士阶层，如今也被称为“元老院的托儿所”。一个元老委员会和一个十六人的核心参议会参与了政府管理，不遗余力地训练优秀正直的行政人才，并一丝不苟地监督。单单那些徇私舞弊的官员就能使亚历山大雷霆震怒。对于士兵，他并不讳言国家命运寄托在他们身上的事实；他的士兵装备精良，待遇良好。然而，正像他可以夸耀自己减低了赋税一样，他也冒险解散了一个哗变的军团。但另一些关于亚历山大的传闻却很难与这些较光彩的方面调和一致。在军队里，我们能感受到持续的骚动。禁卫军长在最剧烈动荡的形势下被替换，当其中最杰出的乌尔皮安在严重骚乱中遇害后，皇帝竟只能听之任之，不加惩处。我们获悉，就在此刻，平民和禁卫军在罗马街头血战了三天；禁卫军平定市民的惟一手段是纵火烧毁他们的房屋。最荒唐可笑的人也胆敢反抗这位杰出统治者，谋求篡位。其中一人名叫奥维尼乌斯，据说他带着具有讽刺意味的宽大仁慈真的接受了共治者的称号，但因为需要分担一场战役的辛劳而对王位产生厌倦。由军人荐举的另一人干脆临阵脱逃。对于第三人，奴隶出身的乌兰尼乌斯，皇帝似乎克制自己不去惩处。更糟的是，与他的典范马可·奥勒留一样，亚历山大注定要承受厄运的特别眷顾，好战的萨珊波斯王国[8]在东部边境崛起了。亚历山大与之交战，只取得可疑的胜利。莱茵河边境则出现日耳曼人具有威胁性的迁徙。这位年轻统治者的心性据说愈发忧郁了；传言他表现出吝啬的秉性，但这只意味某些随从再也无法克制对战争资金的贪欲了。在莱茵河流域离美因茨不远的一次战役中，士兵杀死他和他的母亲。现在再去考察那些靠不住的行事动机毫无意义。假如塞维鲁、卡拉卡拉和埃拉伽巴努斯之流的继位者还想把所有残忍的官员免职，严厉对待士兵，却又在危险关头显示宽宏大量，那他注定不得善终。阴谋是这个时代的疾病；它正甚嚣尘上。亚历山大在一个只承认恐怖的世纪里徒劳地为赢得尊重而苦苦奋斗。

马克西米努斯登上帝位（235—238年），人们猜测他是谋害亚历山大的凶手。他在色雷斯牧过羊，是哥特人和阿兰[9]女人所生之子，因而在出身上是彻头彻尾的野蛮人，在教育背景上也是。但军队不在乎，军队本身就由在东部行军中招募的十足野蛮人组成；对他们来说，候选人是不是安东尼王朝的后裔，有没有在高级官职上历练过，或者是不是元老，根本无关紧要。相反，马克西米努斯身高八英尺多，力大无穷，兴许在整个罗马军队的低级军官中无可匹敌。

从原则上如果不是从实际效果来说，他的统治比任何皇帝都恐怖。古代世界连同其富于美感的纪念建筑和文化气息洋溢的生活方式，在这个自惭形秽的野蛮人心中激起怨恨。的确，温文尔雅之士不可能主张篡位。为了士兵的缘故，这位罗马皇帝需要没收财物，遂开始系统破坏罗马的精髓。他本人拒绝在令他厌恶的首都露面；起初，他打算让儿子驻在罗马，但最终还是将他留在莱茵河与多瑙河畔的军营里，他从那里统治帝国。罗马已饱受惊吓，不禁担心一支驻扎边境的蛮族军队会变成世界帝国的指挥中心，这支军队多少让人想到奴隶战争中斯巴达克斯或阿辛尼奥[10]的部队。马克西米努斯的怒火会发向任何杰出、富有或文雅者，特别是发向元老院，他认为元老院鄙视自己。他下令把他战胜日耳曼人的巨幅图画挂在元老院会堂前。首都的平民百姓就算整个元老院被处决也会安之若素，但此时，他们的怨恨却因为日常供应遭缩减、公共娱乐活动的资金被没收而沸腾到极点。行省城市也好不了多少；它们的资源，就像富裕市民的财产，也被掠夺去充实军队。西部再也没有出现第二个如此明目张胆、彻头彻尾的军事统治。

接下来的混乱时期难以形容。最令人感兴趣的，莫过于被大大误解的元老院所表现出的坚定有力的态度。绝望驱使阿非利加的农民和军人起来反抗。两位德高望重的罗马人，即高迪安父子，被强行推举为叛乱领袖。一接到叛乱消息，元老院就宣布反对马克西米努斯。可以料想，元老之中的败类会将秘密决议泄露给暴君。元老院送往各行省煽动叛变的书面檄文同样大胆。除高迪安父子以外，其他人在其他行省被其他军队拥立为皇帝的可能性也不能低估。阿非利加一位名叫卡佩利安努斯的指挥官密谋篡位，他以马克西米努斯之名击败小高迪安，危险一触即发；高迪安暴卒，他父亲则上吊自杀。这时，元老院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由二十位有战争经验的元老组成，又擅自拥立了两位皇帝，即普皮艾努斯和巴尔比努斯（238年）。时局紧张，危险和恐怖四伏。民众起初为拥立这两位皇帝推波助澜，随后又站到禁卫军一边，后者被元老院的擅自决定激怒，要求并强行选出了第三位皇帝或皇太子，即最小的高迪安，他是上述高迪安父子的近亲。相关史料含混而残缺；例如，罗马城内禁卫军、角斗士和新兵之间的一场殊死战斗被一笔带过。因此，无法对这场危机下可靠的评断。不管怎样，元老院似乎展现了非凡的决心和毅力，因为它在禁卫军选中的人旁边成功保住了自己提名的两位皇帝，同时又承担起抵抗来势汹汹的马克西米努斯的全部重任，它的特派员指挥各行省备战。行省居民对暴君的怨恨至少帮了忙，正因如此，马克西米努斯发现卡林西亚[11]人烟、供应皆无，大军行经被遗弃的海默那（卢布尔雅那）时，只遇到几百匹狼。一旦兵临阿奎莱亚城[12]，这一经历已使他手下的毛里塔尼亚人和凯尔特人士气大落。这座城市在两名元老的指挥下做了长期顽强的抵抗，饥肠辘辘的军队遂把马克西米努斯除去，以同新皇帝们达成和约。

我们再也无法断定，将所有或大部分降军领到罗马是否明智；即使在行省，他们也会构成威胁。而在罗马，出现严重摩擦无可避免，因为两支军队——元老院拥立之帝的日耳曼人占绝大部分的军队和马克西米努斯的军队——都有集体荣誉感（esprit de corps）。不管怎样，后者就像败军和战败方会做的那样，急于发泄怒气。牺牲品是两位元老皇帝，他们被处决后，士兵和民众一起，在极度混乱中拥戴年轻的高迪安（238—244年）为奥古斯都。元老院被制服，但显然绝没有被击垮；闯入元老院会议（当时在卡匹托林山上召开）的士兵被元老们在胜利女神的祭坛上正法。

宦官和阴谋小集团的政权接下来围绕在这位未谙世事的年轻人身边。一段时期过后，崇高真挚的演说家米希特乌斯来到皇帝跟前，唤醒了他的高贵本性。我们不曾知道，他如何成了高迪安的监护人、摄政，甚至岳父。除此之外，高迪安同时授予他禁卫军长和罗马市政长官之职。米希特乌斯的地位，乃至元老院授予他的“君主之父”的称号，无不让人想起12世纪塞尔柱突厥苏丹的阿塔比[13]。他与元老院之间是否达成某种谅解，尚无法确定。无论如何，这一辉煌统治并不持久。在一次针对波斯人的本应获胜的战役中，这位监护者被人称“阿拉伯人”的菲利普毒死。接着，菲利普利用一次人为的饥荒将士兵纵容得无法无天，再买通军官，一举成为无助的高迪安的共治者，然后逐渐剥夺高迪安的所有权威，最终取了他的命。

一接到高迪安死讯，元老院迅速插手，但它提名的哲学家马库斯不久死去，某位不知用什么手段继而获得帝位的塞维鲁·霍斯提利安也同样短命。菲利普此时已抵达罗马，通过谄媚奉承赢得重量级元老支持，如今被确认为皇帝（244—249年）。称菲利普为阿拉伯酋长是大大抬举了他；他来自约旦河东岸南部叙利亚人一个声名狼藉的部落。

皇权的吸引力定然大得令人完全盲目，要不然很难想象这个军事才能微不足道之人怎么驾驭罗马帝国，他只是依靠欺诈、依靠将重要官职分给亲朋好友而获得了这个帝国。当他在罗马庆祝这里建城一千周年的百年节[14]之际，蛮族正从四面八方入侵帝国，至少两支军队自立了新皇帝。在叙利亚，投机分子约塔庇安起来反对菲利普的兄弟普里斯库斯，他宣称自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后裔，亚历山大这个名字至今仍受到近乎迷信般的崇拜。在摩西亚[15]，马里努斯起来反抗菲利普的女婿塞维里安，而哥特人当时就在附近大举进攻帝国。

帝国面临的巨大而明显的危险再次唤起罗马的天才。公元3世纪后半叶是必定获得尊崇的年代，如果现有史料能让我们更充分地了解此时的人物以及他们采取措施的动机的话。尽管最杰出的人物大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罗马人，而是来自伊利里亚，即亚德里亚海与黑海之间的地区，然而正是罗马的文化和传统，尤其是军事方面的，将他们塑造成古代世界新的救世主。成为罗马皇帝不再惬意，而意味着重大责任。才德不配者只是被迫披上紫袍；更合适的人不再急于得到这个位置，而能看到其中的义务或宿命。于是出现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道德提升氛围。

种种巨大的危险迅速终结了菲利普的统治。他提心吊胆地向元老院求助，要求退位。元老院保持沉默，直到英勇的德西乌斯表示愿意为制服马里努斯效劳。他获胜了，但请求被召回罗马，因为他意识到，由于轻视菲利普的风气普遍存在，军队想立他为皇帝。菲利普拒绝了请求，于是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事。在与德西乌斯作战期间或之后，菲利普被士兵处死在维罗纳。他的兄弟普利斯库斯后来仍能出任马其顿总督，这个事实表明，德西乌斯无需为发生的事羞愧。可普利斯库斯还是用叛逆来报答他。

德西乌斯（249—251年）大体是位理想主义者，怀有理想主义者的幻想。用自己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彬彬有礼的元老政权服务，恢复古罗马的美德和宗教，继而重现罗马的威名并使之永垂不朽——这些无疑是他的意图。正是为了实现这种意图，他才迫害基督徒。六十年后，他或许会抱着同样的热情，引导基督徒的自我牺牲精神去拯救帝国。

不过，他注定实现不了毕生目标。除四面八方的蛮族入侵之外，饥荒和瘟疫也在境外肆虐；这些必然导致全部罗马生活发生永久变化，因为年轻人不屑一顾的捶打，上年纪的人却承受不了。德西乌斯获得的奖赏，是在对哥特人的战斗中光荣牺牲。

元老院再次重申它的权利。除军人推举的伽卢斯以外，它指定了（251年）自己的皇帝，即很快病逝的霍斯提里安。就在伽卢斯以贡赋收买哥特人之时，一位驻多瑙河部队的将军毛里塔尼亚人埃米利安对手下人提起“罗马荣誉”，并允诺如果取胜，他们即可获得支付给哥特人的贡赋。胜利到手，士兵遂让埃米利安皇袍加身（253年）。但德西乌斯的想法如此深入人心，以致埃米利安只希望被称作元老院的将军，并希望将帝国交给元老院管理。

《奥古斯都史》一处明显的缺失妨碍我们对接下来的事件做出有效结论。埃米利安向意大利进军；前去阻击的伽卢斯连同他的儿子们都被自己的部队杀害。但伽卢斯手下一个将军瓦勒良，却带兵从阿尔卑斯山一路南下，竟然不可思议地说服埃米利安的胜利之师倒戈，让他们杀死自己的皇帝，“因为他只是一名士兵而非统治者，因为瓦勒良更适合当皇帝，或是因为罗马人必须避免另一场内战”。振振有词的背后却隐约透露出事实真相。显然，这并非哗变军人的作为。三支军队的高级军官之间无疑有种默契。只有这种性质的默契才能解释瓦勒良的崛起（253年），他无论是担任文职还是作战，或许都是最出类拔萃的罗马人。如果任凭军人自己选择，他们要么会继续效忠于埃米利安，要么会推举某位高大、英俊但不堪重任者登上帝位。

此后，选举皇帝通常采用新的形式。自亚历山大·塞维鲁时期起，对蛮族的战争持续不断，其中必定涌现出一批杰出将军，他们的能力得到正确评价和尊重。至少作为皇帝，瓦勒良看上去正是这批人中的佼佼者。他的部分军事信函被有意保存在《奥古斯都史》中，其中体现了知人之明，使我们可以高度评价这位能够发现并提拔波修姆斯、克劳狄·哥特库斯、奥勒良以及普罗布斯的人。如果边境上有和平，元老院也许可以在政府中占有固定的一席之地，就像德西乌斯和埃米利安设想的那样。但既然不约而同、四面八方的蛮族入侵有彻底颠覆帝国之虞，既然真正的罗马早就遗弃了台伯河边的七丘，而其踪迹如今能在英勇的罗马军事将领的阵营中找到，那么国家权力转移到这些将领手中就再自然不过了。这些人现在构成武装的元老院，分散在各边境行省。可以肯定，帝国在短期内已经支离破碎，到处都有异想天开的士兵或绝望的行省，迫不及待地为第一个可兹利用者披上紫袍；但最初的动荡过后，将军就让他们中间的一位占据皇帝宝座。小心谨慎和深思熟虑在个案中是如何同政治野心和暴力手段调和一致的，将这个团体紧紧约束在一起的秘密盟誓的性质又如何，对此我们只能猜测。元老院没有受到任何敌视；它实际上通常会受到礼遇，甚至有一次还可以自欺欺人地以为它再次成了帝国的主人。

这一巨大转变值得细细考察。甚至在瓦勒良统治之下，个别地区的叛乱就已开始。后来瓦勒良被出卖而沦为萨珊国王沙普尔的俘虏（260年），这有违一切国际法，其子伽列努斯当时正忙着与日耳曼人作战，于是彻底的混乱降临了。罗马城自身面临不知名游牧部落入侵的威胁，元老院迫于无奈，仓促凑成一支民兵卫队，与此同时，东部地区接连宣布不再效忠罗马。先有恶名昭彰的塞里亚德斯，此人犯有弑父罪行，他甘愿被沙普尔作为篡位者推向罗马帝国的皇位，直到马克里阿努斯及其儿子们和勇敢的禁卫军长巴利斯塔起来充当东部拯救者（260年）。沙普尔被迫逃亡，妻妾沦为俘虏。值得一提的起码还有对卡帕多西亚的恺撒里亚城的伟大防卫。但帝国的分崩离析继续着。只是为了防范其他篡位者以求自保，将军和高级官员才常常被迫称帝，但还是不能避免死于非命。别名帖撒罗尼库斯的瓦伦斯[16]在希腊首当其冲。接着是皮索，马克里阿努斯派他去对付瓦伦斯。再下来就轮到马克里阿努斯本人了（261年），当时他带兵去打奥里奥鲁斯，此人是伽列努斯在多瑙河地区的将军；一旦获胜，奥里奥鲁斯同样会与伽列努斯反目成仇。在东部，马克里阿努斯及其家族已经被一个富有的行省人奥登纳图斯取代（262年）。这一时期有好几个这样的人篡夺了皇位，但没有一人拥有这位帕尔米拉[17]贵族的才干，取得他那样的成就。他与英勇的妻子芝诺比娅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东方王国。芝诺比娅是埃及托勒密家族的后裔，著名的克里奥帕特拉就出自这个家族。与由亚细亚将军组成的声色交织的宫廷一起，芝诺比娅稍后（267—273年）以儿子的名义统治了大片疆域，它一直延伸到加拉太[18]并深入埃及。正是在这一地区，伽列努斯的将军成功消灭了一些小篡位者：如小亚细亚东南部的海盗屈白良，他被怙恶不悛的伊索里亚人推举为首领；又如埃及的埃米利安努斯，他原为亚历山大里亚的指挥官，一群暴徒以死相逼，让他接受了皇帝头衔（262—265年），以避免向伽列努斯作交代。

有段时期，伽列努斯被迫承认上面提到的奥里奥鲁斯为多瑙河地区的统治者。但多瑙河部队早就（258年）推举了保护国土免遭侵略的更好人选——总督英格努乌斯。伽列努斯镇压了英格努乌斯，还对这一地区施以可怕的惩罚。行省居民迫切渴望复仇，任命英勇的达契亚[19]人莱吉利安努斯为皇帝（260年），他声称自己是图拉真著名的对头、达契亚王德西巴鲁斯的后裔。但他们很快抛弃了他，就因为害怕伽列努斯实施新的惩罚，现实使这位皇帝变得冷酷无情。比提尼亚[20]出现了一个篡位者，但叫什么名字都不得而知。西西里同样受到无名土匪（latrones）的统治。

最引人注目的一批篡位者出现在西部，特别是高卢，连西班牙和不列颠偶尔也会臣服于它。由于蛮族带来的苦难无法形容，这里（在259年以后）崛起了一连串强大的保护人，即波修姆斯、洛利安努斯（或莱利安努斯）和维克多里亚努斯。他们先是反抗瓦勒良，继而反抗伽列努斯之子及其将军。这些人不仅仅是军人皇帝，其统治还得到行省人热情和近乎频繁的参与。一个真正的山北高卢[21]王国初具雏形，当地显贵为皇帝组建了元老院，后者常驻特里尔。这些地区根本不想高举几乎被遗忘的高卢、不列颠或伊比里亚的民族旗号，而只想组成一个西罗马帝国，以保护罗马文化和制度免遭蛮族入侵的破坏。关于芝诺比娅的王国，说不出太多东西。但极其引人注目的是，在西部，同样身为女人，维克多里亚努斯的母亲维克多里亚确立了皇帝之间的收养和继承制度。她号称“军营之母”，像超人一般支配着军队。当着她的面，愤怒的军人将她的儿孙杀死，但事后后悔不迭，以致让她提名新皇帝。考虑到军人的缘故，她先选择了强壮的军械修护员马略（267年）。马略遇害后，她冒险提名自己的亲戚特垂库斯，军队此前对他一无所知，但至少在维克多里亚去世前，他的非军事统治（267年以后）为军人所接纳。

在一连串篡位事件中，阿非利加的凯尔苏显然最不济，因为他的举动最缺乏正当性，也最不成功。在没有蛮族进攻的背景或借口之下，阿非利加人（显然只能是迦太基人）受到总督和一位将军的唆使，宣布军团军政官凯尔苏为皇帝。天赋权利的欠缺由天庭女神的斗篷来弥补，放在迦太基著名神谕所的这件斗篷被拿来授予这个王位觊觎者。此时，一位妇女扮演了首要角色。伽列努斯的姑母使凯尔苏七日之后遭谋杀，狗撕碎了他的尸体。西卡城的居民坚持认为，这样处治是出于对皇帝的衷心。此外，凯尔苏的模拟像被钉上十字架。

在这些史无前例和很大程度上不应出现的情形中，伽列努斯本人的举动似乎并不像《奥古斯都史》力图使我们相信的那样冷漠或懦弱。他确实向所谓“三十僭主”中的一些人授予恺撒或奥古斯都的头衔，但也花费很大力气去对付剩下的另一些人。令他臭名昭著的懒散定然是符菉起的作用，但突然失效了。人们大概指望他进军波斯，解救父亲，但在当时的局面下，这一计划非常不可思议。他同他所承认的那些行省皇帝之间的关系就好比哈里发同那些宣布独立的王朝之间的关系，区别只在于他不接受象征性贡礼，公众祈祷时也不会提到他的名字。另一方面，他大力维护自己对意大利的统治权；他父亲的好几个重要将军依然忠于他。他有意不让元老院插手军务，甚至不让他们检阅军队，因为即使在这个议会规则遭到践踏的年代，他仍然担心出现元老的军事政权。奥里奥鲁斯一旦对意大利发起进攻，伽列努斯就采取有力行动，迫使前者将兵力屯集于米兰，再在那里将他围困住。就在奥里奥鲁斯走投无路之际，伽列努斯被杀（268年）。凶手是达尔马提亚人骑兵队的一个上校，直接煽动者是禁卫军长和多瑙河部队的一个将军。但主谋是率领骑兵参加围困米兰的奥勒良（后来的皇帝）和伊利里亚人克劳狄，后者是元老院的宠儿，也是当时最伟大的将军之一。无论何时，只要不满伽列努斯的松懈，克劳狄都会毫不掩饰地说出来。也许正因如此，他单独驻在帕维亚[22]。这些将军据说召开了正式会议，讨论伽列努斯的死活，肯定是在这次会议上达成了由克劳狄继位的决议。

从各方面考虑，由于情势非常，这次共谋也许可以部分地得到开脱。宣布决议的那些人并非不负责任。帝国要想恢复统一，必须除去伽列努斯这个障碍，而这不可能在伽列努斯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实现，因为没了帝王般的享乐，他根本活不下去。克劳狄或许已预见即将到来的那个世纪最可怕的一次哥特人入侵，因此这是事出无奈的必然之举。除了面对这一迫在眉睫的侵略，甚至当伽列努斯还在米兰城附近安营扎寨之际，阿勒曼尼人就已现身意大利。在庞蒂罗洛战役中迅速歼灭奥里奥鲁斯之后，克劳狄的当务之急是果断地应对阿勒曼尼人。克劳狄在他的墓志铭上宣称，当初要是考虑到奥里奥鲁斯的军队能征善战，他应当宽宏大量，放奥里奥鲁斯一条生路。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番话的诚意。

克劳狄（268—270年）只能开始重建帝国的艰巨任务，他最初的一批措施就让他在高卢的党羽陷入困境。不过，他在尼萨[23]战胜哥特人[24]确实暂时解救了古代世界。他在其他方面的治理才能几乎没有机会嘉惠帝国，因为他只剩下一年的寿命。然而，如果我们仅仅因为克劳狄曾不幸沦为颂辞作家歌功颂德的对象，而怀疑这些才能是否存在，则是不公正的。对他真正的褒奖，莫过于伊利里亚骑兵作为同胞感到的那份自豪，以及他的胜利在弱小城市和行省居民中激发出来的反抗蛮族入侵的饱满信心。西班牙就抛弃了特垂库斯，投入克劳狄的怀抱。

克劳狄有个出色的兄弟昆提卢斯，出于对克劳狄的敬意，元老院提名后者为皇帝。但克劳狄却在临终前，当着召集来的将军的面，指定奥勒良为继承人，军队立刻承认他当选。昆提卢斯立即割开静脉，这只能说是与那个时代吻合一致的举动。

作为土生土长的贝尔格莱德地区的人，奥勒良与前任相比，看上去多了几分野蛮，但在作为称职的皇帝方面并不逊色。在一次辉煌的战役中（272年），他征服了芝诺比娅和东部，这让他战无不胜的威名旋即上升到奇妙的高度。美索不达米亚总督马赛利努斯曾受部分军队怂恿篡位，他亲自当着奥勒良的面坦白了此事。在惩罚帕尔米拉人之后，奥勒良释放了原先被这些蠢人推举为帝的安提奥库斯。但对一个埃及的篡位者，即富有的菲尔姆斯，奥勒良却下令将他作为土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显然只是借机展现罗马对埃及人根深蒂固和由来已久的蔑视。至于因为与军人利益不合而遭受无法忍受的禁闭，并在卡伦斯战役（272年）中临阵叛逃的特垂库斯，奥勒良则给予他一个有利可图的官职。除这些为重建帝国而举行的战役外，如果再加上那些针对蛮族的旷日持久并以胜利告终的战争，我们可以想象，奥勒良的统治提供了一所多么无与伦比的战争学校。他那些最重要的继位者都曾受训于他和普罗布斯。

奥勒良与元老院的关系则远远没有那么令人欣慰，而是呈现出与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在位时期一样的风格。皇帝把首都的各种阴谋骚乱统统归咎于元老院，许多元老甚至被处死。虽说我们要研究当时那些悲惨的记载，但无一处足以下定论。我们无法断言，奥勒良是否试图将军营铁一般的纪律运用到平民生活中，或者元老院是否不识时务而想同这位帝国的再征服者竞争统治权。奥勒良生性并不残忍，且迫切避免流血，这些在他一生中的关键时刻都有体现。没人管他叫“凶手”，倒有人称他为“元老院的老师”[25]。不过一个类似于奥勒良所处的局势确实需要坚强气魄，才不致屈服于人们的蔑视而变得意志消沉，也不致出于胆怯和图省事而陷入嗜血杀戮的泥潭。设想皇帝当时的处境并非易事，也不大可能说出哪怕最温和的性情何以能够长期忍受这种处境。至于奥勒良的太阳崇拜，这也是异教岁月行将结束之际在士兵中盛行的一种信仰，我们将在下文中提到。

在一次远征波斯的途中，就在离拜占廷不远的地方，奥勒良被贴身侍卫谋害。也许可以猜测，在较受重视的将军中，除穆卡波尔以外，不会有第二人卷入这起事件；其他参与者是禁卫军，一个机要秘书通过一个伪造的签名就吓住了他们，而这个秘书自己也牵连其中并预料到了惩罚。

接着，将军联合向元老院发送了以下消息：“英勇无敌的军队致元老院与罗马人民：我们的皇帝奥勒良因为中了某人的诡计，并上了好人和坏人的当而遇害。正直而至尊的元老们啊！把他抬升到众神那里去，并从你们中间给我们派一位你们认为合适的皇帝来；因为我们无法忍受被那些已然作恶的人统治，无论此人作恶是出自过失还是蓄意。”这封信对一切相关者都表达了敬意——对奥勒良，他在这儿得到如此慷慨的辩护；对元老院，以及对军队，显然，将军是以军队的名义着手谈判的。对曾经帮助奥勒良征服世界的人来说，这一举动不可能仅仅是煽情的优美姿态。

元老院悠久而尊贵的权威在这里得到冠冕堂皇和出乎意料的承认，但是，元老院拒绝了荣誉。经过军人当政，比如先前的那些军人政权，由元老院提名皇帝是个严重错误。此外，罗马必须考虑在用于通讯往来的至少两个月内，东部军队因自身原因或因各种阴谋而发生情绪变化的可能性。可军队坚持己见。它与元老院先后三次书信交流，直到元老院最终同意决定人选。在已经过去的半年中，所有高级官员坚守岗位，没有其他任何一支部队胆敢抢在东部军队之前行动，畏惧或敬重在现存势力中保持了一种奇妙的平衡。

在一千五百年之后，如果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鉴于过分残缺的文献记载，我们会赞同由元老院来最终决定皇帝人选，但我们理应认为，候选人必须是未参与谋杀、知名度更高的将军，比方说，普罗布斯。可元老院却推举塔西佗，一位年高德劭的元老，他熟悉军务，并放任人们为这一宪政主义的杰作欢呼雀跃。欢欣鼓舞的信件被送往所有行省：元老院重新获得任命皇帝的古老权力，它将来还会颁布法律、接受蛮族国王的臣服、决定宣战与媾和。元老们献上白色牺牲，穿着白色拖袈现身公共场合，还敞开元老院会堂里存放先辈蜡像（imagines）的陈列柜。但塔西佗自认交了厄运，他将巨大财富捐给国家，然后加入军队。塔西佗提名他的兄弟弗洛里安担任执政官，但元老院出于一种纯粹教条的反复无常，对此轻率否决了。这一标志宪政意识复活的举动据说让皇帝非常高兴；旁人则无法理解。

在东部，塔西佗发动战争，击败哥特人和阿兰人。但是一小撮军官，在处境危险的谋杀奥勒良的凶手的增援下，先杀死了马克西敏，他是严厉的叙利亚指挥官和皇帝的亲戚；接下来出于害怕受到惩罚，又在本都地区杀死了皇帝本人。皇帝的兄弟弗洛里安此刻正在大数，在没有征询元老院或军队意见的情况下，他轻率表现出继位者的姿态，好像帝位是世袭的一样；就算世袭，塔西佗的儿子们也理当排在他前面。几个星期后，他同样被军人杀掉。

与此同时，一次纯粹的军队选举把强有力的普罗布斯推上帝位。普罗布斯是奥勒良的同胞，奥勒良至少通过暗示，曾经指定他为继承人。元老院没有提出异议便予以承认，而普罗布斯相当圆滑，授予元老院某些荣誉特权，以此安抚它有些郁闷的情绪。他将杀害奥勒良和塔西佗的凶手传唤来，表达了痛恨与鄙视，然后处死他们。他当选伊始就告诫士兵，他不会纵容迁就，而且说到做到。他军纪严明，率领部下取得惊人的胜利，将日耳曼人赶出高卢，并歼灭四十万蛮族。如果说这些胜利只能维持现状，如果说征服整个日耳曼——这是持久确保罗马安全的先决条件，正如普罗布斯清醒意识到的——没有实现，那么过错肯定不在他身上。

普罗布斯沿着莱茵河与内卡河来到东部，他的将军已经在遥远的东南部打了胜仗。确曾有篡位者起来闹事，如萨图尔尼努斯、普罗库鲁斯和波诺苏斯，但这并不是因为士兵憎恶他的执法严厉，而是由于埃及人不顾一切的急躁，由于里昂人及其追随者害怕皇帝的惩罚，由于一个酒鬼因为在执行边境任务时严重玩忽职守而产生的恐惧。每个篡位者的统治都极其短暂。这位伟大统治者被视为独一无二的军人皇帝，怀有非同一般的理想。他希望实现理想，对此毫不隐瞒。这个理想就是，通过彻底击败或削弱蛮族而使罗马国家不再需要军人，由此开启一个和平复兴的时代。《奥古斯都史》记载了他对一个黄金时代的乌托邦的殷切构想。这种话让军人深受刺激，再说他们已经对皇帝怀恨在心，因为在应付战争需要之外，他又将他们用于葡萄园、运河和道路建设。在皇帝家乡瑟缅[26]的一处排水工程中，士兵把他杀死，事先看不出任何预谋，事后又立即后悔不迭。如同先前那些失势皇帝的家族一样，普罗布斯的家族也离开罗马，定居在上意大利。

军队这一回没有想到元老院。高级军官自行选举或操纵了整个过程，这从一位年迈的、循规蹈矩的伊利里亚人卡鲁斯紫袍加身的事实中可以轻易推断出。在更年轻、才干亦更胜一筹的儿子努梅里安的协助下，卡鲁斯立即率大军前去了结与萨尔马提亚人的战争，并重开与波斯的战事。他任命败家子卡里努斯为共治者，还授予他同日耳曼人作战的最高指挥权。他似乎对这个任命感到后悔，并似乎打算用君士坦丁的父亲、精力旺盛且出身高贵的君士坦提乌斯·克罗鲁斯来取代这个越来越让他失望的儿子；假如实现的话，这会是对王朝观念的重大突破。

在东部，卡鲁斯和努梅里安相继神秘死去（284年）。努梅里安之死由禁卫军长阿佩尔一手造成。阿佩尔算不上核心集团中的将军，显然，他能够篡位成功，凭借的资本惟有胆大。然而，恺撒死亡的消息一传开，阿佩尔似乎就丧失了镇定，听任自己被击败，让人绑在全军面前接收军事法庭审判。正是在这里，“通过将军和军官的选举”，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官戴克里先被宣布为皇帝，戴克里先立即扑向当时仍在审判台下候审的阿佩尔，一剑刺穿他。有人推断戴克里先暗中参与了阿佩尔的罪行，这很可能是无稽之谈。这起令人吃惊的突发事件有个简单解释。高卢德鲁伊特教[27]的女祭司曾预言，如果戴克里先杀死一头野猪（aper）[28]，就能成为皇帝。从此，但凡外出狩猎，戴克里先都搜寻野猪。而此刻，当他看见真正所指的野猪出现在面前，心潮澎湃，再也按捺不住了。

戴克里先还需要与卡里努斯争夺世界的统治权。卡里努斯并非全无军事才能，他似乎曾在路经上意大利的途中轻松击败篡位者朱利安（285年）。他与戴克里先之间的战争持续了半年，甚至在通常被认为具有决定意义的马古斯[29]（离塞门德里亚不远）战役中，卡里努斯都有可能是胜利者。但其暴行所挑起的私仇要了他的命。戴克里先很快得到双方军队的承认，这一点连同他没有革除任何军官、没有没收任何财物，甚至还留任了禁卫军长阿里斯托布罗的事实，也许表明，他事先已经同卡里努斯的军队达成默契。但我们宁愿相信老奥里略·维克托的说法，他将这种行为单纯归结于新皇帝及其随从的宽大和远见。戴克里先自己声明，他要结束卡里努斯的生命，并非出于个人野心，而是考虑到公众福祉。这满可以当作对戴克里先的赞美，他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这种前所未有的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