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世界经济、运动和意识形态

第二章　危机：世界经济、运动和意识形态

当我们谈到一个历史系统中的危机，我的意思不是指系统内的一个危机性困难，而是指系统的结构扭曲如此之大，以至于仅有的可能的结果就是系统的消亡：要么是通过一个逐渐的解体过程（引向无法预测的方向），要么是通过一个相对可控制的转型过程（走向一个预测的方向，因而被一个或几个另类系统所取代）。在这种意义上，危机从定义上讲就是一个“过渡”（transition），或从大尺度系统的发展趋势上讲是“多复性的过渡”（transitions）。以中远期长度而论，也要有一百至一百五十年（沃勒斯坦，1982年），我们现在就生活在从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向别的体系的过渡之中，也许过渡到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秩序。但从危机的本性上说，我们只能给出方向上的概率。

萨默·阿明（Samir Amin，见1980、1982年的著作）指出，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还是相对可控制的，用他的话讲是一种“革命”；而从西方远古向封建主义过渡则是一个解体的过程，用他的话讲是“衰微”。通过观察这些差别，我们定会收获甚丰。阿明论证道，目前的危机似乎具有两种形式的要素，但事实上将来更会采取衰微或解体的形式而不是可控制的转型。如果这一点是确实的，那么犹如最初考虑的那样，事实上这将是一个积极的而非消极的过程。因为这使人想起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确实是可控制的，即上层社会通过以一种新的和改良的方式保守其主导性。确切地讲，这是因为它们的主导性受到了刚刚开始的解体的威胁。这种解体表现为：造就一个世袭传统更少的历史系统要比一个可控制的转型更是一种可取的过渡模式，尽管我们被教育成为反对派有一两个世纪了。（或许我们可以问，这种意识形态假设的根源是什么？）

因此，我提议应探究事实上的过渡程式（modalities of transition）这一命题，即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中“真实存在”的东西，它使得过渡更可能成为解体而不是受控的变形。的确，当代主要的政治学争论实质就是关于过渡程式的论争，我的看法就是如此。这使我可以在反制度化运动的家族中对这一内部争论能更好地表白自己，也能使我面对当前那些尖锐的两难问题。最终，我给出的建议是：以科学的话语、以我们所拥有的认识论和意识形态而言，这些关于运动的两难问题事实上被一些并行的不断增加的内在争论所围攻。

什么是这个历史系统危机的结构渊源？我看这是一个三重过程；概括地说来，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挤压、政治挤压和意识形态挤压（economic squeeze，political squeeze，ideological squeeze）。经济挤压可以还原到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两大基本矛盾。其中一个矛盾是：一面是每位业主竭力通过减少成本（特定情形下常常是劳动力的成本）使竞争极大化来获取利润；另一面则是如果存在非充足有效的世界需求，那么就有在一个扩张和竞争的世界经济中实现利润的不可能性。第二个矛盾是由生产的无政府主义所引起的，其结果是对于任何一个给定的、作为竞争者的业主，其投资往往陷入他或她作为一个阶级成员的对立方向上。当然，两个矛盾是直接相关的。

其结果是大家所熟知的。我们看到在世界经济中有一种周期性的滞胀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其内在的机制又能确保更新的滞胀状态的再现；于是，这种状态就包含了对世界经济更进一步的综合修正（commodification）。然而，资本主义是一种体制，获取利润和占有剩余价值的基础与这种体制的本质密切关联；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也总是一种部分的、综合修正的机制。作为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增加的共同修正，资本主义要无情地逼近一条百分之一百的渐近线。一旦我们处于这一曲线靠上的部分，那么，每个进一步的步骤都会对全球的利润进行挤压，于是在资本的聚集者之间将会显现更加激烈的内部竞争。[1]

世界生产的进一步扩大就会实际地增加累积资本贮存这块蛋糕，这个道理已不再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人们已开始注意有关“增长极限”的争论，这个说法是一群资本积累者提出的，而另一群人又激烈地反对。

随着时间的过去，通过每件事物的综合修正而进行的资本积累过程，当然产生了清楚的政治结果。首先，它足以说明在世界范围内所导致的两极化的倾向。我相信，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正当的量化分析就能揭示出绝对的以及相对的分化程度。然而，极化本身并非必然地丧失稳定。它所产生的政治混乱，如我们一直所关注的，也是相应的综合修正。这种修正集中在对立的物质要素方面，并最终揭去了蒙在市场上的面纱，而市场也处于部分的综合修正的状态之中。

结果是渐近的但又是相当壮观的反体制运动的兴起。自19世纪中叶以来，这种运动就作为世界经济的政治方面的组织核心。不管个人主义运动系统化的恢复模式如何，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系列的运动变得越发是群体性地强大了。（沃勒斯坦，1980年著作B）

这种反体制的运动不断地壮大力量，或许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不仅产生了一个抑制机制的理性化过程（包括一种国家间形式结构的强化过程），而且也产生一种体制上的努力，企图通过让步和增选的机制来减除运动的危险。这种让步和增选机制指向的不是世界劳动力的群体，而是指向在国家内乃至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系统内的管理者（cadres）这个有意义的中间阶层。世界范围内劳动力革命性的努力导致了世界再分配体制上的改革，给中间的阶层增加了配给剩余价值的份额。

虽然，这种政治上的付出大面积获得成功，但还是为资本的积累者们达成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经济价格。只要世界范围内剩余价值的绝对水平事实上在增加，那么，发生在世界资产阶级阶层中间份额上的分配就不至于引起紧张。但是经济挤压——我们认为是在追循综合修正渐近线的过程中生成的——定然也要产生一种政治挤压，将在不论是国家间的还是国内的上层中产生激烈的内在矛盾。这种局面还被如下的事实所恶化，即因为“在上层”分配的增加，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强烈的恳请者会进入世界人口的那部分（大约为整个人口的十分之一）[2]之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分享世界的剩余价值。

于是，我们就有了三个实际上相互竞争又相互分享胜利成果的集团：其一是非常小的集团，我们可称之为超级积累者；其二是管理者集团；其三是向往管理者阶层和所得的人所组成的集团。第二集团明显受到第三集团的威胁（比如，围绕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或者1982年围绕美国预算案的争论）。它们之间的斗争可以说明在当代世界正当而公开的政治中一笔好的交易是怎么一档子事。但在第一集团（超级积累者）和第二集团（管理者集团）之间的争斗即便是不怎么公开，也不显得多么重要。因为超级积累者控制着大部分的权力资源（主要是国际间的合作），而另一方面，管理者集团控制着大量的经济资源（主要是国家机器），他们之间的张力是在关起门来做交易，就像如何实现对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操纵（主要涉及汇率、利率问题等等）。

这里，我主要想阐明的观点是：作为趋向百分之百综合修正效果的经济过程，如此下去将趋向对利润率的限制；而政治过程就是在上层中间对分配剩余的三种尖锐的结构分配方式施加压力，因为剩余的增长率或许已经下降，或许是剩余的绝对价值（每一单位资本）不久将开始下降。

人们也许会想，这种争斗为世界系统的反体制运动提供了一个大好机会。由于秩序的捍卫者们彼此开战的情形会增加，那么，客观上反对世界革命力量的阻力就会弱化。这当然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世界反体制运动将会有所前进，但前进的程度不会超过人们的预期。既然有许多现象被用来刻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如综合修正、城市化）的发展，而人们也会基本地观察到百年的发展曲线是向上走，那么对于世界反体制运动而言，人们需要关注与之总体相关的事实是：增长率并非如此之快，而是如此之慢。

当然，从整个20世纪来看，反体制的运动是一个接一个地兴起，一个连一个地转移，然后又是一个接一个地胜利。但为什么不是更多的胜利？为什么在号角重新吹响之前杰里科[3]的卫墙没有被摧毁？对这一问题只有两个可能的答案：其一是耐心地劝告——号角吹响得太快；“客观条件”尚不具备；卫墙已经在崩溃，只不过是缓慢些等等。从许多方面看，这就是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历史答案。他们固执地说，在指定的策略中，一个世界就会从新的基础上产生出来。

然而，还有第二种可能的回答，其涵义至少值得来探讨。反体制运动自身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制度化产物，是其内在矛盾严酷斗争的结果。反体制运动通过其形而上学假设来进行扩散，并且也为其他制度的作用所限制。反体制运动不是自由飘动的、由耶和华释放的复仇天使；它是真实世界世俗的产物。你毫无疑问地会立即设想，这是想当然的，而且也是一种陈腐的论调。然而它又不是如下意义上的陈腐，比如我们常常以这样的语言来讨论反体制运动的局限性，像“修正主义”这样的词，就是专门用来针对复仇天使的一种纯粹的表达方式。

因此，让我们开辟这样一条道路，在其中世界经济其他制度的运作能够有条不紊地前进，并能够扭曲反体制运动的影响。首要同时也是基本的扭曲现象可从如下事实中得出：在世界系统内各处，没有一个持续的、相当“成功的”反体制运动得到过实施，因为世界系统不在其辖权内；甚至也没有达到过一个有意义的程度，因为其基础、要素都属于上层结构的第三部分——上层的管理者。（当然，这些管理者也包含着来自于其他两部分的要素，但后者没有数量上或组织上的重要性意义。）

上进的管理者在反体制运动中担当主角这一事实是一个经验陈述，而在理论上也是可以引申出来的。首先，反体制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官僚组织实施的，这种组织所需要的技能不平衡地分布在世界人口当中。那些上进的管理者们倾向于拥有这类技能，因而也经常表现出自己似乎是受欢迎的新成员。其次，在动员过程中，反体制运动常常发现在短期内实行跨阶级的联合是策略上的需要，而这种联合却对反体制运动的长期结构会产生影响。第三，当动员活动可导致即刻的成功时，如有效地参与到政府活动之中，这样的运动又开始吸引了某种机会流，而且这种机会流来势汹涌，难以遏制。进一步说，既然这种机会流本身可以保证“成功”，那么，就几乎不会有什么运动会认识到遏制这种机会流在策略上是明智的。这就是所谓的彩车效应[4]（bandwagon effect）。

所有这些还不够，一个政府机构（部分的甚至是全部的）获取能力最终要体现在真实权力至少部分地得到增强。既然针对政权的运动立刻成了对固化在内部系统中政府机构的限制，当然我们就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真实权力有所削弱。理性社会（raison d'état）的形成可采取许多形式，其中之一就是在上进的管理者们反体制运动的相对影响中产生的。这其中也包括后来新补充人员的影响。这也成了为运动而保全政府机构的条件。

最后，人们都没有注意到，对于超级积累者来说，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群众动员本身的分崩离析作用——既是对系统长期的政治威胁，也在短期内引起骚乱，它干扰了平稳的世界生产过程。若运动在动员早期的过程中受到忽略，那么，我们将看到这样一个局面，先期的动员已产生了足够的动量，因而能够激发一个真正的、可持续相当长时间的政治爆发。人们也能够容易逃避特定的反体制运动本身的控制。在这种条件下，运动对超级积累者和运动的领导人（他们之中至少部分是上进的管理者们）都是很有利的；他们也可达成某种交易，严格地按要求中止动员过程。在这种环境下，反体制运动在政府机构内的登场所采取的方式就是使自己的角色、影响、作用，甚至在运动中上进的管理人员的数量最大化。而超级积累者所希望达到的，就是上进的管理者们要向控制其群众基础的主要政治机制进行转变。

给定这些起作用的结构要素之后，令人惊奇的、也需解释的一点就是反体制运动的进展不再是缓慢的了。下面我们就来解释运动是如何进展的。

事实上，如果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主导意识形态所宣称的那样，差别的鸿沟已消除是真实的，那么，大家就很难理解世界上还存在什么反体制运动的群众基础。然而事实是，在作为整体的世界系统的内部，这一鸿沟是在扩大而不是消除。正是这种客观实在性——一方面由综合修正过程，另一方面由无止境地积累资本的驱动力所形成的世界阶级结构的极化——为持久的政治动员奠定了物质基础。极化倾向于世界工人力量的政治化，也倾向于使反体制运动组织成为上进的管理者们追求彼此不同的自身利益的出色工具。于是，越走越远，并行的动员就会在数量、持续性、质量等方面得到加速发展，而且在可见的未来内还看不到有对这种倾向的起抵制作用的东西。

在反体制运动形成自己自然史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建议彼此争论，那些上进的管理者们对各种人或事的矛盾心态在此方面更是昭然若揭。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具体的事例也滋长了祛魅的作用。它们同样也滋长了某些经验，也鼓励了为避开那些已知陷阱而进行的策略性尝试。在那些反体制运动的斗士身上，存在着一个不断减少着的天真程度的商数NQ（quotient of naiveté，如智商IQ、情商FQ——译注）。

于是我们看到，在世界范围内反体制运动中有两类对立的倾向。一方面，那些上进的管理者在运动中处于一种始终增强的角色，事实上他们的活动是企图强化而不是弱化世界系统的运行（尽管世界系统遭遇不断增加的经济压力，这使得他们向上发展更加困难，但这些人还是温顺的）；另一方面，反体制的运动的基础也始终在增强，并在其进程中不断养育了越来越臻于世故的能力，于是在那些斗士中其政治权力就更是得到强化。

这两种倾向反过来引发了世界反体制运动内部尖锐的斗争。这样我们就会说，对于横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系统危机有两种政治表达。首先，在上层结构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不断强化的内部矛盾，也使作为一个体系的资本主义内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局部矛盾得到增强，或许可以达到上层斗争中两败俱伤的程度，这也是1300—1450年期间封建主义矛盾的显著特征。

然而在世界反体制运动群体的演化史上有一个真正的转折点。问题是从效果上看，这两种对立的倾向中哪一个变得更强了。如果变得更强的倾向是导致运动中上进的管理者们其角色得到强化，那么这样的运动就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向别的不同类型社会进行“可控制转型”的主要机制，并且，对世界劳动者的剥削将以另一种僧侣制度方式继续下去。这使我们回忆起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实际出现的情形。

另一方面，在运动的斗士中间世故化倾向的发展将使他们获得更有利的优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必将采取对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反体制运动的基本策略进行再评价的形式，这个基本策略主要是通过政府内系统间多重状态下政府机构的持续获得而进行的变换过程。

在我们进入下一个可能成为抉择的策略之前，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对系统危机的第三种表达：必须质疑那些基本的、形而上学的范式。因为如果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世界系统，那么，这些范式现已成为资本主义出现的结果和堡垒。灌输到现代社会中的知识系统无疑是一种长期的也是令人很感兴趣的遗产，但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这是在对牛顿、洛克和笛卡尔的理智之胜利的整理中出现的：人们确信，以普遍规律的形式人类通过理性可通达真理和确定性。（兰道尔［Randall］，1990年；哈扎德［Hazard］，1973年）

只是在物理学中，普遍主义教义才通过真实的世界经济所提供的具体结果而得到崭新的辩护。但从一开始，其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就是深远的。如兰道尔指出的那样：

18世纪有两种主导性的理念：自然和理性……它们从自然科学中取得意义（meaning），并被应用到人类本身，从中人们企图发现社会的物理学……从所有方面上讲，新发明的社会科学使自身类似于物理学……世界的理性秩序，正如在牛顿的自然系统中，通过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假想所表达的那样……（已被应用到）关于人类本性的复杂科学上，这类知识包括关于心智、社会、商务、政府、伦理和国际关系的理性科学。（兰道尔，1940年，第255页）

人类根据这些基本的传说已生存了三个世纪。(https://www.daowen.com)

知识专门化所带来的问题之一，不是专家们不能接受其他领域的知识，而是从整体上，他们强使其他领域的知识成为过时的观念。正是在二战期间，在物理学内部牛顿世界观在其基础方面饱受攻击之际，在社会科学内部，这种世界观的影响却达到了极点。

但是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危机其不可改变的影响，开始迫使我们对普遍主义三个前提展开讨论，因为这些前提已深深地置入关于世界经济的知识结构之中，在某种程度上也置入了包括曾预想旨在转变世界体系的反体制运动之中。当社会科学家们开始挑战现存世界的形而上学前提时，他们作为（代表某种阶级观点的）思想家而受到批评。对于自然科学家，人们更难以这样做，因为对它们的批评更引人注目，也更危险。

从基础方面进行这种新批评的一位发言人，对社会科学而言也是必须知晓这种批评含义的人物，就是伊利亚·普里高津及其所谓的布鲁塞尔学派。普里高津因其对“耗散结构”的研究而赢得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还是让我们先看看其观点，以便使我们能观察到，他们以稍微不同的语言逼近了对存在于社会科学中的普遍主义所提出的根本性质疑。

与平衡态结构相对应，耗散结构是通过能量持续耗散并因而显示出自组织现象而维持存在的那类系统。普里高津指出，在物理和化学系统中我们所研究的耗散结构会随着时间而演化。

在一种状态中，系统会根据其平均值而确定地改变着；可另一方面，（系统的）一个波动也会得到放大，直到它改变整个（系统）结构为止；于是，前一状态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下又重新开始。（普里高津，1977年，第2页）

对这类耗散结构我们知晓什么？不同于平衡态结构，耗散结构具有“随同大数单位合作的一致性行为”（普里高津，1977年，第21页）。于是，它们“在由自身的内在机制所规定的尺度内作为‘一种整体’去表现”。进一步说，这种尺度是关键性的。小系统是由边界条件所决定的；而只有当系统足够大，才能达到“相对于外界而获得一个自律的程度”（普里高津，1977年，第31页）。在平衡态结构里，系统一旦达到平衡态，系统就会“遗忘”初始条件。不同于平衡态结构，在耗散结构里，“宏观尺度的秩序生成于由快速成长的波动所形成的一种不稳定性之后”。普里高津称这种秩序为“通过波动产生的秩序”（order through fluctuation，普里高津，1977年，第38页）。他又用其称之为“社会科学的语言”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概括：

功能可被视为系统的“微观结构”，同时大规模或大时空尺度的组织对应着的是“宏观结构”。一个引发局部微观结构修正的波动，一旦被证明是不适合的，就会引发宏观结构的改变。这反过来又决定了未来可能出现波动的“序列”……远远超出了“机会”和“必然”的对立，我们看到在描述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系统时，这两方面都是本质性的。（普里高津，1977年，第39页）

我们必须清楚，在使用大尺度单位进行分析时，这种结构是如何对应着系统的整体构架，我们必须同时关注系统的周期（它的微观结构、它的必然）和趋势（它的宏观结构、它的机会），这样我们就会拥护这种观点。为免得人们对这种观点多么的不同于牛顿模型这一点不清楚，普里高津用了若干种方式来表达它。首先就是平衡态结构的问题。在经典的热力学中，“非平衡态被认为是阻止我们认为是平衡态秩序结构出现的一种扰动”（普里高津，1977年，第17页）。与此相反，现在我们主张非平衡态结构是秩序的一个更通常的源泉。普里高津认为，在经典物理学中，“事件”和“规则性”有一个基本的分离，动力学定律只是解释规则性，即把事件还原到物理学无法置喙的“初始条件”上，这样无可更改地把生命过程视为“延续允许生命存在的高度不可及的条件”而进行的斗争。与此相对照，现在的观点是，生命过程和初始条件“遵循特定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定律并以远离平衡态为条件”。于是，一个社会结构就是一种现象，“既受环境影响，也作用于环境之上”，并“在开放的、远离平衡态的系统中自然而然地生成”（普里高津，1977年，第18—19页）。

第一，是关于分析框架的问题。经典物理学“以为任何独立单位较相互作用有优先权……每个独立单位分别演化，就像其孤零零地在这个世界上一样”。但实际上，耗散结构主张“个体同具有个体间相互作用的整体是分不开的，除非极端简单的情形”。注意这个极端的结论：“经典物理学要符合边界条件和那些普遍地不允许任何推断的特定模型。”（普里高津，1982年，第61页）

第二，关于时间的问题。对于经典物理学来说时间是不存在的（对于爱因斯坦不是这样）；用专业语言来说，时间被认为是可逆的。时间仅仅是外在的持续。与此相反，耗散结构主张存在另一个时间，与内在结构相关的时间。现代物理学已经提示了一个精细地互相连接在一起的“复变的时间”（plurality of times）——有趋向于平衡态的不可逆的时间，有由世界孕育其中的周期性时间，还有通过非稳定性和波动的放大而进行分叉演化的时间。通过经典的“流体学”与“湍流学”相对照，科学展示了“混沌给事物、给自然、给人以生命之始”（普里高津和斯唐热，1979年，第275、281页）。

第三，牛顿物理学声称科学家具有“理论的治外法权”（theoretical extraterritoriality），现在这在理论上和文化上都是不可能的了（普里高津和斯唐热，1979年，第23页）。与社会科学在物理学之上构建自身模型的方式相悖，耗散结构理论主张所有的科学都是“人性的科学，科学是人制又人享的”。（普里高津和斯唐热，1979年，第281页）

最后，普遍主义直接遭到拒绝。既然已认识到时间、变革和质地的差异是自然的逻辑本性，那么，科学“从理论上说，把自然还原为由普遍定律所控制的实在的简单性是不可能的了”（普里高津和斯唐热，1979年，第64页）。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不仅仅应用于微观现象上，“宏观尺度的方程本身也包含随机的要素而导致宏观尺度的‘非决定性’（macroscopic indeterminacy）”（普里高津，1977年，第57页）。于是，我们被责令拒绝那种把科学看成是“世界之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的观念，而应把科学看成是“世界之再赋魅”（reenchantment of the world）的事业。

这些对我们世界系统形而上学基础的破坏性的质疑不是空穴来风，它产生自一种知识的挤压，即将对我们现在社会上可见的、暂时的转型以及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结构危机的解释，适合于一种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表达，而这一普遍主义又是从有限的（物理的、生命的和社会的）条件得出的。通过寻求作为普遍主义定律的解释，我们旨在消除和减缓分叉的扰动（用普里高津的术语）过程。

不必说，这种形而上学再生论的建议者们不仅在知识分子所占据的狭窄的舞台上只是个别的少数派，在更广阔的社会舞台上也是如此。以拒绝普遍主义的人们的逻辑看来，我们还不能清楚地说明科学得以复生的地方就是前进的方向。但是普里高津非常恰当地认为，正是因为这些原因，“知识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就处在初始的位置上，处于我们洞察力的史前期”。（普里高津，1982年，第66页）

然而，以我的观点看，这种“科学的—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的”转换的解决明显与反体制运动内部的吵闹的解决有着清楚的联系。于是，两者就共同决定了从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向其他事物转变的方向。因此，我的看法是，尽管我们的确处在一个系统危机之中，但是这种危机是长期性的，在可观察的范围内又是正在显露着的，只是其变化的步伐还小于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可以猜测这个方向但不能确定它，我们甚至还可以影响这个方向。这种危机可以肯定将在经济舞台上一直演化到底，在进一步的、无止境的资本积累的层面上讲，将在长期的挤压之中演化到底。

但它也能在两个其他的舞台上演化到底，那里我们更容易塞入我们集体的意志、我们的能量和我们所拥有的智慧。一方面是反体制运动的政治舞台；另一方面是知识的形而上学表达的文化舞台。正是这两个舞台处在纷乱之中，并且在未来的三十至五十年中，还将处于更大的纷乱之中。对于这两方面而言，纷乱的结果尚不能肯定。对我来说，议程上的头一条款是对运动基本策略的重新思考；同样对我来说，议程的第二条款是对基本的概念工具，包括评测的模型重新进行建构。

因此，让我对思想和行动的两个议程总结出一个简短的说明。世界反体制运动基本的策略是在19世纪形成的。它包括组织的创立，其目的在于获得对政府机构的控制。这一点是核心，是几乎所有运动都倾向于认可的核心。我们已经重新领略了这种策略的模糊性和那些方式，在其中，它允许世界系统中掌握权力的人由于部分地否定反体制运动而享有获得政府机构的好处。我们同样也重温了不断增强的怀疑主义，即这种策略是在这些运动的斗士和潜在的斗士之间形成的。

如果让我说的话，这种策略的局限就在于牛顿的世界观。它把政府看成是相对自治的结构和作为局部排外的或者至少主要在政府机构内是排外的政治权力。这两种预设从经验上讲千疮百孔，在他们的分析之中（但他们的策略很少如此），反体制运动很明白这一点。首先，政府结构根植于（此词还不够强）政府间的系统，它们自主的程度严格地受到限制。第二，也许是重要的一点，只有政权所在地才受到政府机构的控制这一点是不对的。像许多反体制者一样，唯物主义者也很明白这个道理。那么跨国家的合作难道拥有真实的政治权力吗？当然，肯定有，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也影响到国家机器，但也可肯定那是其最小的影响。它们真正的权力就是对生产资源发号施令，在乎有能力对这些资源作决策——例如，重新配置资源，或者阻止使用资源。

可是，就是这样一些显而易见的实例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线索。真实的政治权力分散到许多地方。政府机构就是一个重要的权力所在地，但这个点远远不止一个。我们没有对权力的量的测度，但我猜想，政府机构只能说明不到一半的世界经济的真实权力的集中化现象，我甚至还怀疑这个估算是高而不是低了。权力存在于对经济体制的控制，存在于对权力分散的否定结构的控制，存在于对文化制度的控制，存在于运动本身之中。

是的，你可以说，各种运动都明白这一点；是的，他们明白这一点，除非他们总是相信在政府机构之外的权力是较少的、人们所需要的形式，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获得一个控制政府的位置。在政府机构中，获得权力策略的先决性总是存在的。就是为了这个最基本目的，总有人不惜一切代价来追求。于是所有的运动本质上都会回绝葛兰西的建议：不要陷入争夺权力的泥淖，而是要牢记斗争策略的整体性。在我看来，运动的议程应该是斗争策略的发展，要把在政府机构里获取权力降格为战术层次，或降到这样一个位置上：进入这个位置，人们可以动；走出这个位置，人还可以动。既然是在动或变迁的过程中，那么运动其真实的权力建构就存在。用阿明所做的区分，正是在当前系统的加速退化消失的过程中，而不是在其可控制的转型过程中，我们创造了一个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系统。

这将带给我们观念的重新变革。反体制运动滋养了太多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其并行发生的许多事件）。当然，这些是关键的，但还不是足够关键的。举例来讲，他们把资本主义分析成为一个固定的关系集合，看成是非此非彼的结构，可它实际上是一种不停演化的事物，是唯一的一个单系统，它经常使用的一些描述性参数（自由企业、自由市场、自由的工人、可让与的土地和可交换的货物等等）也仅仅是、仅仅才是、也将永远是部分地实现。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制度结构（政府、阶级、人口、家政、运动）如上所分析的，恰如从分析角度讲，存在一个独立的实体，它从一个历史系统进化到另一个历史系统，而这一进化模式又平行于系统作为整体的发展。于是，我们就有了概念上的混淆，诸如“资本主义的政府”，意指如用术语“政府”来分析的话，存在着某种常态，比如封建的政府、资本主义的政府和社会主义的政府等等，这有些像同一纲目下的三个物种。事实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制度结构是群体性的产物，是不能分解的，如果在这种特定大尺度整体运作之外给出解释，甚至不能得到认同。

因此，下一个议程是要重新做过去二百年社会科学所做过的工作，而且不能潦草地做。我们搜集的资料最好是部分相关的。概念范畴需要重新建构。我们的研究方法必须以新的目的进行调整：要解释一个具体的、大尺度系统，它自身能够存在，还能随时间发展，并在一个确定的点进入危机状态。我们必须这样做是要防止物化（reification），但是无论怎样使用概念，它总是涉及到物化。倘若有人认识到这不是一个专业，而是整个一个事业，如果有人愿意，可以把它称之为历史学的社会学或社会学的历史学或别的什么。

两个使命——给反体制运动策略定向和给社会科学策略定向——是同等困难，也同等重要。我相信两者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个不成功，另一个也别想成功。在实践中，两个使命又交织在一起，这些使命能被完成吗？在我看来，斗争犹如爬坡，而成功的物质基础已然就绪。然而，这还是一个猜想，最好也不过是一种可能性。用普里高津的话来说：“我们就处在初始的位置上，处于我们洞察力的史前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