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谁受益了？

第三章　工业革命：谁受益了？

在现代世界里，“工业革命”是一个由西方制作的带有普遍主义的关键概念。我将从社会科学和社会意识形态两方面针对这一概念的用途提出一些问题。

首先，提出这个概念意谓如何？科尔曼（D.C.Coleman）曾指出，这个术语涵盖了三个彼此分离的意义。它首先指的是可以增强一个或几个生产领域机械化方式的任何种类的革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举例说欧洲13世纪的工业革命。第二个意义是指，可以说是“真正的”工业革命，即英国的工业革命，我们经常把它发生的阶段定在1760—1830年之间。在这种意义上，一些作者曾认为这次革命表现为一次根本的全球的社会变革，这一变革可以与新石器或农业革命相媲美。第三个意义是说，之后其他国家发生的经济变革和英国发展相类似，也有人说，这是以一种或别的什么方式来有意识地模仿英国的变革。（科尔曼，1966年，第334—335页）[1]在我看来，第一种用法有一种否定第二种用法合理性的语气，可以更坦白地讲，除非人们接受第二种用法的合理性，否则第三种用法就没有任何意义。于是，关键是第二种用法，工业革命作为“第一次”伟大的、国家意义上的变革，这是对现代世界进行分析的一个解释性线索。

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大批学者都是以如下方式提出的：为什么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别的地方？事实上这个别的地方似乎就是在说法国。对此有三种互相交织在一起的答案：一种“技术—经济”的解释，一种“社会—政治”的解释和一种“文化”的解释。也就是说，分析者经常是揭示两个国家特定的特征（通过两国之间或与第三国之间的比较），从而找到一个或几个要素来说明这一“革命”或经济“起飞”（罗斯托给出的一个很好的比喻，可人们用得太多了，因而又弃之不用了）。

所有的分析都始于对一个基本事实的观察，即在那一时期，出现了一种可见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出现了棉纺业的繁荣、农业生产的崛起、人口的增加和相应的城市化发展等等，都可以在那个时期的英国国内发现。而所有这些因素与同期的法国产量相比，法国实质上都是领先。这种情况在当时也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或者含蓄点说，在别的什么地方后来也出现了领先的情形）。显然，确定的量如何变成了质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我们现在无法讨论的问题。尽管每个人都认为，隔离出一个单一因素是极度困难的，而且几乎所有人都迟早将考虑把优先权给自己所偏爱的变量，如迪恩（Deane）就倾向于使用“创新簇群”（the cluster of innovation，见迪恩，1979年，第106页）这个概念，意指不是一个而是若干个创新；不仅指那些发明，更重要的是指那些创新的实用化。另一些人会谈及制造或加工组织的新方式，如有效使用机器的工厂体系[2]。还有一些人则强调的是实际的需求（既包括国内也包括国外的市场）足以吸引各方面的创新[3]。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强调用资本的有效性（availability of capital，既是因为较低的利息率，也是因为来自外部的和殖民地的资本原始积累）来解释创新的可能性。（克洛泽，1972年）

不用说，这些解释连续不断地遭到其他学者的反驳。伯吉尔（Bergier，1973年，第42页）认为生产量远远少于我们所认为的当时工厂的产量；霍伯斯鲍恩（Hobsbawm）就非常怀疑英国技术的优势[4]，他的观点在多马斯（Daumas）权威的《普通技术史》中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在其书中，多马斯所阐发的主题是，从技术的立场上看，决定性的变化是发生在16世纪中叶而不是在18世纪中叶。后一时期所发生的有意义的变化“是生产的社会组织、商务分销系统以及系统结构方面的改变，而非生产工具的迅速转换”（多马斯，1965年，第ⅹⅱ页）。至于引人注意的国内市场，马西亚斯（Mathias）指出，特别是对国内市场而言，税收政策尤其是一大障碍，这在英国比在法国表现得更甚（马西亚斯，1969年；马西亚斯和奥伯利恩［O'Brien］，1976年）。到此，我必须声明，我不是来评价这些反驳意见，我只是将它们提出来。

那么，不管在此层面上这些解释的本质是什么，这些反过来也要求解释的“技术——经济”的差异，将引出关于社会结构或“政治——社会”结构的分析。有两种主要类型的分析。一种强调的是基本的农业结构，是将法国延续着的“封建主义的”结构与英国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的”结构相对照。第二种与前一种并非毫无瓜葛，是关注政府机构，是将英国政府对经济的不干涉与法国的专制主义相对照。在18世纪，法国的社会结构和英国的社会结构是大不相同的，对这一点没有人怀疑，但在我看来，其差异是被夸大了。

布罗克（Bloch）提醒我们，“通过放弃群体劳役制而尝试着进行平均土地的改革，这是18世纪一个遍经欧洲大地的现象”（布罗克，1930年，第511页），尽管在英国做得更加成功。博兰尼（Polanyi）曾详细解释了斯品汉姆兰法是如何在1795年至1834年间阻碍了一个真正的劳动力市场的诞生。[5]另一方面，雷·洛伊·拉杜鲁（Le Roy Ladurue）根本不看重18世纪法国乡村生活封建层面上的经济意义：

因此，从统治阶层所感受的权力的威望、欲望和快感方面看，事实上封建主义体制起着关键作用；它像任何权力器官一样，能够产生非直接的金钱利益；但在每年财产的平衡表上仍然延续的是被称为“皇权”的传统，严格地说它微不足道，非常微不足道。（Le Roy Ladurue，1975年，第430页）

对雷·洛伊·拉杜鲁和对布罗克[6]一样，拉布洛斯（Labrousse）步随其后，18世纪的皇权是第一位、最重要的“一个农业资本主义的所必需的母体”（Le Roy Ladurue，1975年，第534页）。

至于政府方面，在18世纪的法国，正是由于其力量不够充足，致使其缺少能力像英国那样去修改关于财产的法则；在英国“面对圈地运动，乡村毫无自由可言；一旦下院通过了，乡村必须服从”（布罗克，1930年，第543页）。学者们像念祷文似的重复道，英国的工业革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没有……政府的协助”（迪恩，1979年，第2页），但就是同样的作者迪恩，在同一本书中承认说：“随着工业化的前进，政府在经济中的干涉作用较之从前越来越深入，也越来越有效。”[7]（迪恩，1979年，第23页）如果在法国和英国之间存在政治上的差异，那么在政府角色方面比在内部政治联合的结构方面表现出的差异要少些。在法国，中间的乡村阶层、农场主，他们与少数自耕农之间的结盟要多于大量的土地所有者的结盟，根据雷·洛伊·拉杜鲁的观点，这样的结果正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存在。[8]

对一些学者来说，无论如何，在纯粹的经济或社会层面隐匿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实在性抑或更深层次的“合理性”。兰迪斯是这一观点的代言人，通过分析英国以煤代木的过程，他阐述道：

这很显然，准备接受煤本身就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合理性的直白；像法国这样的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选择，但却执拗地拒绝煤——即便法国已经有了转向使用便宜燃料的课罚措施。（兰迪斯，1969年，第54页）

现在，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执拗的法国和英国都渴望进步。克洛泽（Crouzet）提醒我们，当时英国的工业家们一旦生产出了煤，就尽可能快地来追求“轻松的生活”，购买大量的不动产，并在上面建起了城堡（克洛泽，1972年，第189页）。克洛泽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继续向我们阐述道：

大量的（法国）贵族，不论是新获得封号的还是承自古老家庭的，都早早地进入到未来经济的领地，准备他们的“起飞”。可是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进步不是某些领先阶级的属性。（克洛泽，1969年著作A，第234页）

所有这一切都是空泛的。迪恩在此又回到关于价值的主题曲上：“工业革命的一个条件……是有代表性的生产者心态的改变。”（迪恩，1979年，第123页）

在法—英的比较中，这个例子说明了法国所扮演的一个象征性靶子所达到的程度。封建主义的法国对资本主义的、自由的、有技能的英国就是东方对西方，失败的野蛮人对进步的文明使者，贫穷对快乐的富足，穷凶极恶之人对风度翩翩之士（Caliban vs Prospero）。让我们看看是不是还有别的方式来提出基本的编年史问题。假设我们处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并在法英两方之间争辩，由于在经济组织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因而再也找不到别的什么差异可用来解释。显然，这不是标准的观点，但它无论如何也不是那种上述没有某些学者赞成的观点。

首先，我们来看较早的时期，1700—1775年，拉尔夫·戴维斯（Ralph Davis）已经观察到（这里存在一个广泛范围的一致性）两个国家的工业增长或多或少是平行的，而在该世纪的中叶，法国的产业还更大些（戴维斯，1973年，第301页）。的确，克劳德·富伦（Claude Fohlen）就把18世纪中叶的法国称为法国起飞的时期，它“紧跟着英国之后”（富伦，1973年，第一部分，第12页）。我知道还有对立的观点，但是他们是否仔细地考虑过？比如说，高伯特（Goubert）谈到18世纪法国的经济扩张时，他以他的方式总结道：

只要经济依旧为农业所左右，只要纺织行业远比冶金行业重要，只要货物运输既慢又费尽气力，只要大多数企业依然是家庭所有并且规模较小，只要一个纯粹的工薪工人阶层、一个真正的“无产者”队伍、一个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还没有出现在聚集的群众中，那么就不会有“工业革命”，也不会有真正的“起飞”。（高伯特，1969年著作B，第234页）

但至于说到英国的上述每一项内容时，那也至少要等到1830年。在此之前，它的经济主要还是农业[9]（人们如何计算一个部门的“主导地位”，这也是一个问题）；纺织行业更重于冶金行业；其企业大部分也是家庭所有。

探索这一问题还有另一个方式。莫里钮（Morineau）以大量的细节展示了人们怀疑在法国的18世纪存在农业革命的全部原因。然后，也是通过与英国比较，他也发现了英国具有同样实际的情况，他总结道：

西方经济的起飞不是根植于“农业革命”。即便在英国，用这样的术语来标示进步的程度似乎有些悬疑，更有些昏昏然，以至于这样的进步将会受到头场霜的威胁。（莫里钮，1971年，第85页）(https://www.daowen.com)

我的看法是，我们无论如何要尽所有力量来观察英国和法国增长率——既有工业还有农业——的差异，这将被称之为革命性的，甚至是有定性意义的。我将会更进一步。会有学者同意我关于英国和法国大致相同的说法；但是，也会有一些学者会坚持这一时期西北欧的工业革命都是相同的说法。然而，很显然，发生在18世纪60至70年代的所有层次上的改变比发生在其他时期的改变——不论在量的方面还是质的方面——都更有意义。难道这就是康德拉耶夫的转折点吗？在我看来，我同意熊彼特的观点：

通过厘清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来接受工业革命及其涵义的概念，对于提防可能的误解是非常必需的。作家们会同意那些对此问题凝眉枉思的现代经济史专家的看法。但这不仅是过时的，也是令人误解的，甚至在原则上是虚假的。如果我们有意要告知这个观念其所指的既是一个单独的事件，也指的是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可以产生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或者告知这种观念与先前发展毫无关联，那么，它在18世纪后两到三个十年期间一下子爆发了……我们将那种特殊的工业革命放在这样的标准上，至少有两个相似的事件产生在其前面，也至少有两个或更多的事件追随其后。（熊彼特，1939年，第253页）[10]

显然，我提出的论据不是说一点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在19世纪的进程中，英国统治着世界经济，它的霸权地位也是不争之事实。但是我们从这一事实可引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在1763年，英国大概已确定地赢得了那场一个世纪长的对法战争，从而获得了周边海域的控制权，进而也获得了欧洲以外的商贸控制权（沃勒斯坦，1980年著作C，第6章）。尽管这样，法国的国内产出在18世纪80年代还是超过了英国，并且“到了路易十四辞世之际还领先相当大的数量”（奥伯林［O'Brien］和凯德尔［Keyder］，1978年，第60页）。即便是英国的生产率比法国的略高一些，可真实的情况则是两国的经济发展在18世纪80年代实质上是“在同样的阶段”（克尔和迪恩，1966年，第11页）。在这种情形下，接下来是什么带来了改变？答案很简单：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而后者是使英国开始领先、使法国开始退步的因素。1793—1815年的战争可以肯定有两方面的影响：对法国是失去了矿物来源；对英国是鼓励了农业的创新（富伦，1973年，第13页；迪恩，1973年，第一部分，第208页，克尔，1952年，第69页）。在此方面法国大革命又加入了另一要素：一种社会制动器。正如霍伯斯鲍恩所指出的，法国大革命是“从罗伯斯庇尔之手取走，又给到立宪大会（Constituent Assembly）之手上”。[11]还是阿道尔夫·西尔斯（Adolphe Thiers）表达得最为简洁：

我们没有赢得特拉法尔加战役。我们就不再像英国那样拥有海上的最高权力和两亿消费者。这就是我们劣势的全部秘密。（引自奥伯林和凯德尔，1978年，第76页）

这一结论是怎样得出的？我想这一时期的特定的编史学的问题不是英国如何搞成了世界上第一次工业革命，而是相当不同的一个问题：在一个已经存在了超过二百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框架中，在这个世界经济中第二次伟大的地理扩张的时刻，英国——就像早期的the United Provinces（对1648—1795年尼德兰独立共和国的称谓——译者注）和后来的美国那样——是怎么在短期内成就其霸权地位的？

回答这类重新表述的问题完全不同于回答那些经典的问题。提问题的方式就迫使我们更仔细地观察一些少量的但常常被忽略的变量，包括英国内部抑制机制的作用，海地革命的影响，欧洲外围地区谷物产量的增加等等，这变量的条目可延续到许多事物上。

但是这里不仅包含了大量的、被忽视的变量——通过这些变量我意欲重新表述一下问题；而且就目前而言，这一概念还包括许多不同的涵义。如果在19世纪，工业革命这个概念不仅作为一个隐藏不深的，为英国的霸权所进行的意识形态之辩护，为自由主义者服务，而且作为一个对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略微更敏巧的否认，还为社会主义者服务，那么，到了20世纪，这个概念就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和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一样，这是一种将愧疚的负担转嫁给第三世界的方式，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追上西方的生活标准，除非做好不懈地与西方文化同化的准备（东方曾再一次使自身和先进的西方连在一起）。对那些致力于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斗士们，这一概念变成了一个陷阱，变成了对社会主义自身的限定。如果我们不去理会为社会主义所做的斗争，为转变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斗争，也就是将世界经济看成是基于价值规律之上，并且其上层建筑的内部体系是基于政府的预设统治权和权力平衡之上，那么，他们就迫使自己不情愿地卷入抓政府权力的游戏之中。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赶超”，也就是说是为了制造他们自己的“工业革命”。

如果我们想在对现代史的批判性分析中回到关键要素上，回到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核心圈和周边区域的发展鸿沟这一问题上，回到在世界层次上阶级的极化这一问题上，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曾用来记述这一“革命岁月”历史的概念，因为在这一时期，并非所有事物都是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