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和发展的历史不对等性

第四章　经济理论和发展的 历史不对等性

“经济理论”这个术语是指一个组织严密的、内在关联的、又无法证明的各类假设的集合，这类假设又可以从公理化的集合中那些一定数量的、经过严格验证的公理中推导出来。如果这就是经济理论的话，那么很难说已经有一百五十年历史的经济史用过任何易理解的经济理论来解释大规模的、长期的“社会—经济”变迁。

事实上，经济史学家用围绕构成其现代工作的基础来作为那些处于转告中的、普及中的及正在组织中的神话（用更客观点的术语来说是视角）。一个正在建立中的神话不是一个可验证的命题。它是一种传说，一种历史哲学（metahistory），是寻求提供一种框架，在其中结构、循环模式以及一个给定历史的社会系统中的事件可以被解释。它从未得到证明或驳倒。它只是作为一种启发式的教学方式而被提出来（或被捍卫），通过研究可发现，这一方式可比其他的神话更精致、更连贯、更令人信服地解释历史系统，并只留下更少的不能解答的疑难，需要更少的辅助性假设来说明经验的实在。

围绕进行中的神话来建构我们的工作，对这一事实的招认，也许会使一些人烦恼；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召唤，要我们回到那种把记述历史（writing history）的模式当作道德的规训。在19世纪，通过新颖的、强调对源出的研究和一种训练有素的、专门化的知识，人们早已把这种方式抛到一边去了。让我来消解这些担忧。我肯定不会提出一种新形式的、伪装的神学。正相反，我所建议的那种现代的编年史也不包括被弃的神学，它仅仅是用来替代先前的那种精心组织的神话而已。如果我们要想取得有意义的进步，那么我们必须把主导性的神话置于重要地位，并要公开地检验这些神话，而不是把它们藏匿于一种非实在的、科学性的掩饰之后。

早在1943年，约翰·内夫（John Nef）在其对当代那些精心组织的神话主题之一——“工业革命”——的“再思考”中相当精彩地表达了这种情绪：

观念绝不是实际风景和期望的图片。当我们述说作为真理的历史观念时，我们正思考着由作者传给我们的总体印象，即观念最完美地对应着事实，状如它们是通过我们可领悟的物质所显现出来的。但是，为了表现这种印象，拥有某一特定时期、关于某一特定历史层面的大量物质还是不够的；它还必须去理解这个特定主题和时期与作为整体的历史之间的关系。……精密的专业化所产生的非准确的历史，它并不比精密专业化时代之前的历史总论所产生非准确的历史少多少。（内夫，1943年，第4页）

我们精心组织的神话当然是关于“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神话。如我们所知道的，现代性的一个伟大的理智转折就是用进步的观念取代了关于社会变迁的周期性的观点。[1]人类进步被设定为：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至少是高度可证实的；它同时还被设定为总是有条件的，并且也是连续的。

关于现代世界的基本传说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传说由博学者们来宣布，由学者们传授，为大多数人所信奉（或至少是“现代的”、受过起码“教育”的绝大多数人）。的确，这一特定的传说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到了今天，在我们大众的心里和在学者的语言及观察世界的视角里，它还不是一个受过严肃分析的主题。这个基本的传说是什么呢？说起来相当简单。很久很久以前，欧洲曾是封建社会，处在“黑暗的岁月”。绝大部分人是农民。绝大多数农民受拥有很多土地的地主的统治。通过一些进步（如何发生和准确在何时发生，这仍然是一个争议中的主题），中间阶层出现了，并成为市民。新观念出现或者再现（一个复兴）了。经济生产在扩大，科学技术在繁荣。最后，这一切带来了一场“工业革命”。伴随着巨大的经济变化的是政治变化。资产阶级在进步的扩展中、在自由的氛围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推翻了贵族统治。所有这一切变化是一起来的，然而它却不是在每一个地方同时发生的。一些国家较其他国家率先实现了发展。长期跑在前面的英国是受宠的候选者；在传说的语境里，世界经济中受英国霸权的保护得以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另一些国家较为“落后”或欠发达。但是，既然给定了这一基本神话的乐观主义态度，那么就没必要绝望，因为落后的民族只要模仿前面的或进步的民族，就能够品尝到同样的进步果实。

留意一下19世纪知识界的几大争论，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些争论包括：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等等。所有各方都将上述基本传说作为可信赖的事情予以接受；它们仅仅是出于政治行动的考虑，才对这个精心组织的神话及其各种涵义有所争论。自由主义者是那些对作为人类自由使者的中产阶级的崛起表示庆贺的人，他们提倡将人类进步的福利扩展到那些被认为是落后的群体和国家中去。保守主义者是那些对贵族统治的衰落表示遗憾的人，他们争辩的是个人主义不等于自由，只不过是对巧取豪夺的一种许可。自由可在传统和权威的复原中找到。马克思主义也相信中产阶级的崛起和贵族统治的衰落。他们赞同自由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是人类自由的使者，但同时也论证了，如保守主义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的自由是对巧取豪夺的一种许可。然而，马克思主义补充道，在进步的较高级阶段，通过历史不可回避的辩证法，无产阶级会像资产阶级推翻封建贵族统治一样，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当然，我们又一次看到，像保守主义对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的思想批判一样，马克思主义也不诘难那些精心组织的神话中描绘性的要素。

可以肯定，这一切都是相当简化了的。当然，通过对现代编年史的充分解说，我们可以揭示出对该问题的分析有着相当大的复杂性和对细节无止境的质询。可我还是要争论，这些简化的解说并非完全是对历史如何被记述和被思考这一问题的一个不公平的对待。首先有地主和农民；接下来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从这两对行动集团的中心地位上看，这就是现代世界历史生活中的转折点，是18世纪的终结，是19世纪的开始。

我们总是这样去想，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相信阶级之间的对立。可是，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也声称“贵族”和“农民”作为社会因素已慢慢地消失掉了。相反，有关新的社会阶层——“新中产阶级”（new middle classes）——出现了的观念也见诸于那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献。而在很多近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里，可怜的资产阶级（bourgeoisie）这个范畴（常常作为一个疑难）的持久性和扩张性也显现出收敛的迹象。

因此，我认为在对现代世界戏剧的分析中，在基本的剧情（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基本的演员——也就是两类消失的团体（被打败的贵族和传统的农民），两类兴起的团体（战胜者资产阶级和扩展中的无产者）和一个朦胧的、界定模糊的多事者（它似乎扮演着不定的角色）——他们之间有着广泛的一致性。

还有第二个广泛的一致性。这就是这场戏在很多（但是可数的）变异的模式中被演义，每一个变种对应着一个国家（政府、民族）。这种变异既重要（对历史学工作者），也不重要（对理论工作者）。可是，那些原始的分析单位——国家——大部分没有被质疑。

这个有组织的神话隐含一个确定的、理智的议程，这个议程要诉诸历史性的社会科学。问题之一是如何解释那些彼此差异的民族发展路线。这一问题也导致了诸多附属的问题：如何以及为什么“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或“工业革命”发生在这个而不是别的国家？哪一个国家是第一个？（换句话说：为什么法国落后了，而英国胜出了？什么使欧洲比东方更“进步”？）

问题之二是这些国家是如何应付由它们的“现代化”引起的无政府状态。这个问题也带来很多附属的问题：什么是现代“民主的”政体产生的最优路径，它既能允许对政府广泛的“参与”，又牵制“贵族”？个别国家是如何对付由一个非传统社会的“非正常”特征所引起的个体的“越轨行为”（如犯罪、精神疾病等等）？政府如何处置由快速的经济增长所引起的政府间的无序（战争、帝国主义等等）？

最后，问题之三是由历史的社会科学提供给政策的制定者回答前两个问题的功用：一个落后的民族如何追赶？既然回答问题之一、之二就会广泛地涉及那些“原初”实体——国家——特殊的、内生的历史，那么对问题之三的答案本质则是：很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复制（replicate）！改变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以便取得进步，或者再造出可先期存在的“阶级结构”，以便能够运动到“下一个阶段”，这两方面并不总是很容易的。然而，不论容易与否，这都是唯一的途径。在此，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达成了根本上的一致。保守主义者也不是不同意这种复制世界的工作。的确，这就是他们所忧虑的，于是他们就声称这不是他们想要的。

关于这个精心组织的神话肯定也有继续下去的困难。设想一下在19世纪，我们会有大量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英国在当时比法国、德国更强大，如果把它应用到19世纪的西欧，解释起来也许会很不错。而当人们在时间和空间（后进的或先进的）上有所移动时，将经验事实尝试着去适合这个神话的框架会产生反常性就更显而易见。但是大多数分析家设定他们所发现的超出其所限定的时空单位而出现的反常性是例外，可通过在“理论”上增加另一个“循环”加以处置。也就是说，在工业革命之前就有工业化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原型工业化”，为了真实的情况，我们姑且使用这个词。为什么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和宗教法西斯主义在20世纪晚期又张狂起来，取代了最终的消失？让我们称之为“复辟”，它带有点暂时的社会失范的味道。

然而，任何的实践都可让我们同意这种精心组织的神话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历史哲学。它是我们所熟悉的神话当中的第一个。它似乎解释了发生了的好多事情。然而，它似乎也从没有使很多人信服过。还有，它很灵活（也许是太过于灵活）。然而，它有一个明显的不足：与此模型中固有的预言相反，它不能解释在富有的民族和贫穷的民族之间，为什么存在很大的、可见的、增大着的鸿沟（既然所有的因素都被设定可兑现为“国家的财富”）。所以有盛行的神话（包括马克思分支流派），都不能解释的那种广泛的争夺，但我相信非常真实的、增大着的（极化的）鸿沟存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

然而，假使我们分析的问题与我们的资料不符、我们的研究不够勤奋、我们的方法和我们的理论都不够精巧，而是简单地（简单？）用历史哲学就可用来组织资料，并且形成我们的概括。假使我们所有的或其中的大部分的说法都不对，那不是因为资料是错的，而是因为反映这些资料的镜子所造成的扭曲超过了必要的程度。

我们用理论来参与和真实世界的对话，但从“理论”反思的智慧上看，我们只能诉诸一个认罪的信徒——其核心是将历史学家的资料作为经验——E.P.汤普逊：

事物的外表从未天然地和独自地显露这种意义：人们是否还需要把这个道理再说一遍？否认外观的那种诱人的、“自明”的神秘性，或者在没有验明的范畴里，否认我们自身的自我禁锢不是我意象中的部分内容。如果我们假设太阳绕地球运动，这一点将会被每一天的“经验”所确证地给我们。如果我们假设一个球通过其内在的能量和意志从一个山坡上滚下来，这件事的外观中无任何东西可用于解答疑难。如果我们假设坏收成和缺东少西的局面是因为我们的原罪而由上帝之造访所引起的，那么，我们就不会从指证是干旱、早霜、虫灾等原因这样的观念上摆脱开来，因为上帝可通过选择这些道具来造访我们。在我们“说明”早已存在那里的证据之前，我们必须打破旧的范畴，制作出新的范畴来。

但是，打破旧观念，提出新假设，重构新范畴，不是一个理论发明（invention）的问题。任何人都可以这样做。也许缺东少西的局面是魔鬼某个恶作剧的结果？英格兰的虫灾是法国巫师作法的结果？或许其中一个古老原因的再现，即是女王不贞的结果？外观现象会同样地确证每一项假设：于是众所周知，魔鬼在异邦，法国人就是巫师，大多数女王是不贞的。如果我们的假设是由启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引导的工人阶级政府；或者资本主义社会里市场力量总是导致消费品生产的极大化；那么，在每一种情形中，在所有的日子里，我们将站在一个点上，看到光芒四射的太阳走过蓝蓝的天空；或者看到国民生产总值之球从山坡上滚下，一路上接受新的祝福。我们不需要再次详述这类字母表了。

然而，这种字母表不是某种特殊的，只有逻辑学家才能理解的编码，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字母表，是进行各种训练之前必须掌握的入门知识。它也不是一个定期的、提供给（也只能提供给他们）“经验主义者”的严格课程。可以肯定，存在这类经验主义者，他们需要这种校正。但是这类课程也是双刃剑，自我产生的假设不受任何经验的控制，将我们迅速送到偶然性的边缘，使我们向“显而易见”和展现出的现象所屈服。的确，每个错误产生或再造另一个错误；两类错误经常地发现包含在同样的心灵之中。人们重新详述的事情，似乎就是思想与其客观的物质之间争斗的本性：“对话”（或者作为惯例，或者作为带有更多自我意识的理智训练）——从中我们赢得了所有的知识。（汤普逊，1978年，第228—229页）

我想要指出的是，那个主导性的、精心组织的神话有三个错误。其一，分析的单位（所预设的社会活动的领域）错了。现代政体不再是一个原生的政治架构，在其中会产生历史的发展。它们更多的情况下被实用地想象成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架构中的一套社会制度，而在其中我们能够分析结构、危机和事件。

其二，演员特征也被怀疑说得不对。一方面，我们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概念刻画是不可信的。他们只是用了一个在19世纪西欧才能发现的特殊变量来限定，因而这些概念是相关性的，但不是正规的和特征化的。另一方面，贵族和资产阶级两者是对立或分离的角色，这一点远非清清楚楚（至少它还能成为一种预定的假设）。同样，在另一排里，无产者与农民之间的区分也不是很清楚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个基本的传说就是错的。我想提出一个关于我们这个时代可替换的寓言。很久以前，有些地主（或贵族），他们用各种方式剥削农民的剩余价值。但是，由于一系列原因（这些原因也是值得怀疑的），这个体系在欧洲某些地方，大约在1250年或1300年左右，陷入严重的麻烦之中。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农民讨价还价的权力明显地上升，部分地是由于农民的政治行动（反抗），部分地是由于人口数量的降低（这就产生了技术工人的稀缺价值），部分地是由于贵族内部的互相残杀（这是由于经济上相互挤压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封建主义危机，也可以说是君主的财税危机。

由于贵族在政治上逐渐式微，而农民相应地在增强，所以贵族有理由担忧社会朝着“富农乐园”的方向发展。这就需要一个扭转潮流的策略。这个策略实际上已被找到（或者说，如果让它的到来更充满意象性，那么这个策略是浮现出来的）。它就是使封建主义体系转型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只不过采用了一种较困难的生产模式，在其中，来自直接生产者的剩余价值的扩展将比旧的方式变得更间接、更难以观察。

这种策略包括封建主义的地主向资本主义企业主的“革命”，首先发生在农业，也发生在工业、商业和金融业。资产阶级远没有推翻贵族政体，取代贵族政府，而是贵族本身变成了资产阶级。

当然，他们不是接受了某些平民，可另一方面，许多个别的贵族没有完成这次转变。正是经过了全部更艰苦的工作，人们才训练出商业洞察力，如需要也会雇用秘密杀手，这种训练给人的压力无异于把人推向剑术表演中要掌握特殊的技巧。进而言之，平民接受这种贵族化的热望无疑是可悲的，但对于减低矛盾的可能性却也是很有用的。虽然如此，总是有些贵族人士对变成资产阶级有所抵制，有些平民对变成贵族有些急不可待。这就说明了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持续在内部上层中的斗争；但本质上讲转变不仅在政治上是成功的，在社会上也是成功的，在经济上也是成功的。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戏剧性地改变了财富分配的潮流，离开直接的生产者，更加钟爱较上的阶层。资本发展的过程包括一个时期生产力的再分配和再配置。然而，这一点被可怜地描绘成这样一幅图画：被剥夺权力的乡村农民变成了无任何产权的城市工人。事实上，在大部分情形中，工人阶级走到现在的生活模式，远比刚才所讲的那种变化情形复杂得多。现代世界里，他们的大部分生活模式是使用更广泛的收入来源；在这类生活模式中，他们既不是“农民”，也不是“无产者”（从阶级的形象上讲），而是两者的混合体。这种现象既不是偶发的，也不是老一套，它就是工人力量爆发阶段的核心特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力量开始透过市场交易这块“面纱”，以各种方式要求他们的“权利”。早期的农民暴动已混合成为对世界不断增强的“商业化”的一种抗议。这似乎又有点像老一套，一种对早期封建秩序“保护”的需要；而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开始，但显然与资本主义秩序要剥夺一切的做法是对着干的。

社会上层对这类抗议有一个简单的回答——那是上层力量传统的回答。但是公众的力量就是要撕碎非人化的市场结构的“面纱”，从而威胁并破坏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走向成功过程中的基本要素。这就需要一个精致的社会控制模式，它包括两个要素：（a）核心国家中的法律规则，连同对工人阶级的社会福利，简单说来，就是政治自由主义；（b）通过新边界不断地更新——这其中也包括了受到最大程度剥削的政治弱者工人阶级，在核心层内的再分配来补偿国际剩余的损失，简而言之，就是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的扩张。

这里，我们既不是来评论这个允许这种历史系统对时间有一个动态的、平衡的机制，也不是来评论那些系统内在的、政治和经济的问题（或矛盾）。正是这些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导致了那些有良知的反体制力量网络的崛起，于是也就给这个历史系统带来了长时期的“结构危机”。

我把自己限定在历史哲学的两个要素上，用以直接处理“发展的历史不对等性”这一问题。首先，历史系统随时间的运作已导致了剩余分配的极化，也提供了一个在真实的社会实体——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内，而不是个体的民族政体内衡量极化的尺度。第二，它是资本主义的成功，不是它的失败，但也会给它带来灭亡。资本主义功能发生了作用（它允许无止境地资本积累），不是因为它是无羁的自由产业、自由贸易、生产要素自由的流动，而是因为直到现在的全部时间里，它是一个部分的自由产业、部分的自由贸易、部分的生产要素自由的流动的体制。它是对市场不停的政治介入，是无处不在的垄断和寡占，是对生产要素流动的经常性控制，是无薪劳动力的持续存在。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体制内，就使得资本主义对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缺乏最终的权威控制，于是就允许资本的无止境的积累，允许向几只手、几个中心非均衡地集中，这种体制就允许极化。

然而，资本家短期和中期的利益将定期地把价值规律推向更多的领域，从而给影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以更大的破坏。以这种方式，资本主义不是在启动经济的引擎，而是在政治上破坏其“保护层”（熊彼特非常坚信这一点）。

你现在可以说这仅仅是一个新的神话，比你那个神话更适合我的神学；但它本身流行不起来，因而也索然无趣。然而，这恰恰就是错误地理解了解释性的历史和复杂的真实之间的关系。因为是历史哲学左右了我们对资料的采集（或者更严格地说，是我们对资料的制作），是历史哲学将我们建构的假设变得“无法反驳”，是历史哲学首先使我们对资料的分析合法化了。我们关于历史大的解释使小的解释更为可信。因此，对历史哲学的辩护不是来自它所产生的资料，也不是来自它所支持的空洞的假设，也不是来自它所提供的分析。它的辩护来自其复杂地反映存在的能力，维持人们遭遇的真实的社会困惑，藉此，人们才会变得有良知。正是发展的历史不对等性持续增强的事实，使那个精心组织的神话陷入质疑之中；由于对这些不对等性不能给出合理的说明，因此推动全世界的学术正建构一个可替代的历史哲学。

这绝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仅建构一个新的、粗线条的历史哲学就包括大量的细节上的工作。也就是说，经过一百五十年的资料的积累工作，历史的社会科学还得重新来起草。尽管有大量的优秀工作已被完成，可是这些现存文献的数据基础总体上是被扭曲的，因此，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制图学和新的统计学。

地图是一个被历史和社会科学忽视的工具。地图所要表达的大部分都显而易见。我们常用它们在战争或和平条约签订时来确证国家的领土。有时带有一些想象，我们用它们来追寻选举和宗教团体分布的模式。地图当然建立在边界之上，地图上基本的边界就是那些国家。即使是当我们画出“功能性的”地图，我们往往也倾向于把它们画在政府的边界之内。

结果，我们就没有一张可以描述世界经济随时间变化的最基本过程的地图。举一个明显的现象实例，到城市中心的乡村移民。我们可从法国的北部开始，这里从现代（或更早的时期）纪元以来，曾有过某种这类或那类的“工业”。让我们提出这样的简单假设：随着世界经济的扩张和交通的改善，劳动移民圈的半径也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有可能经常跨过国家边界）。这能够在地图上演示出来。但是我们也许是第一次制作这样的地图。如果为别的“工业中心”勾画一个并行的地图（或者是时间系列的地图），那么我们就能够概括地说出它们的特点和差异来。

再举一个基本过程为例。人们都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经济在扩张。这也可以在地图上画出来，但从未有人做过。当然，我们这样做要先来选定世界社会经济的参与标准。我们也许必须有能力把“公司法人”计入世界社会经济。可是一旦这项工作严肃地做起来，肯定技术上是行不通的。一旦我们有了这种时间序列的地图，我们就能画出其他历史系统的同期的边界，这些其他历史系统我称之为世界经济的“外部领域”。一组从公元1500年以来的地图就会展示一个清楚的图式：世界经济的扩张和其他社会经济逐渐被挤压出局。但是一组从公元500年到公元1500年的地图，能以这种方式画吗？我不能确定大家是否知道。

除一个新的制图学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个新的统计学。统计学（至少是历史统计学），从名称就显而易见，它是有关政府数据的编排工作。这就是其社会的起源，它也非常忠实于这项工作。我们可以用数字的形式表达在一个政府内大量的事件过程。我们也可以用来做政府间的比较，从中得知政府间的流动，这些记载都是可测的。但空白也是无限量的。

假设我们有意去测试如下命题。在早期欧洲的谷物消费有三个区域：1千克生产单位（很少通过市场）；50千克生产单位；超过50千克生产单位。我们假设在1600至1700年间，欧洲世界经济的谷物生产总量是稳定的（或多或少都可以），但是不同消费区其百分比的分布将有所变化。但要认真分析这种比率变化，就需要统计学基础；一旦做起来，我们会遇到大量的实际障碍。然而，问题是目前数据的组织模式——也就是，在国家的范围内——使我们根本不能接触这个问题。

再举一个问题为例，直到今天仍有一个不断续新的话题，即所谓的康德拉捷夫周期。曾经收集了各种时间序列的数据。但是这些数据都是在政府的界限地收集的。假设这些波动存在于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之内，但结果不同区域内的波动样式是不一样的。那么当现实是正向时，关于康德拉捷夫周期的存在我们可能得到的是负面的结果。

我相信，我要继续的话，可以充分解释这一问题，即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制图学和统计学，这样我们就可使历史哲学达到某种可能的精致（这反过来也可增加确信程度）。让我来引出我们这项工作的最后一个含义。所有的科学活动都是一项确定相似性和差异性的事宜。但是重点在哪里？这要取决于我们比较什么。过去的一百五十年，我们都是在比较政府，政府间比较，政府自身随时间前进的比较。我们总在追索并要说明差异性。我们问的都是这类问题：为什么英国成为了第一个工业革命的国家？为什么意大利没有产生变种的法国式资产阶级革命？然而，在这些国家间寻找差异性已经遮蔽了历史系统的连续性，而在连续的历史系统中这些国家是能够找到他们的自我的。当我们一开始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系统与封建的欧洲、中华的帝国世界（它们每一个不论从结构上，还是从机体的发展上，都被当作一个历史系统）做更系统的、长期的比较时，我们的分析更是硕果累累。这一工作并不是从19世纪开始的。但我们关于历史哲学的约束简化了这种努力。它们都和“哲学家”的沉思有关。它们应该被带回科学关注的中心。因为我们正生活在从一种特定的世界体系向另一种世界体系转型的一个具体过程之中。我们要对当代的政治决策所提供历史的透视负有道德义务。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建议，我们需要修正我们的历史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