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体系分析：第二阶段
世界体系分析术语出现大约有十五年了，当然它的一些思想有更长的甚至是极其长远的历史，但是作为一种学说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它的提出是针对当时社会科学中各种流行的观点，其中主要是对发展主义和现代化理论进行了批评；而在60年代，这两种理论几乎在全世界占据了社会科学的主导地位。
社会科学领域也没有逃脱1968年学生运动这一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所带来的影响。针对意识形态的实证主义和对政治虚伪的漠然态度，世界体系分析此时成为做出广泛反应的一种力量，并且是与美国霸权观所统治的社会科学相对抗的力量。回顾起来，其令人瞩目的原因是：尽管世界体系分析只是这种批评的新变种，但它比其他批评更深入地摧毁了19世纪的社会科学，尽管还不够深刻。
很难对“我们已经学到的东西”做出评价，我要做的是说明我所认为的主要的前提或观点，我相信它们已经被合理地阐明了。我选择动词“阐明”，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前提或观点已经被广泛接受或至少在细节上没有争议，即便是在那些自认为接受世界体系论的人们中间。它意味着观点已经有了翔实的阐述，使得它们在学者范围之外也是熟知的（例如，它们可能在课本中作为一种“观点”有所反映），而且，这些前提和观点也许被当作世界体系论的鲜明的特征。
我看到三种明确的特征。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社会或社会行为研究的最合适的“分析单位”是“世界体系”。毫无疑问，这种断言导致了围绕着所谓“微观—宏观”问题进行的无穷讨论。在此背景下，这一问题可以解读成为：有多少地方的或国家的行为在世界体系层面上是由结构演进所解释或决定的。我相信这完全是个错误的问题，但我不想在这儿讨论。我只想郑重地指出，如果一个人断定社会的边界就是世界体系的边界，或者这些边界或多或少与“民族—国家”有关，那么，“宏观—微观”的问题就没什么不同。也可以说就是“宏观—微观”一体的问题。因此，真正的奇迹是：世界体系论否定了“民族—国家”在任何意义上代表着日益“发展”起来的、相对自治的“社会”。
第二个明显的特征是长期性（longue durée），这当然把我们带入了年鉴派的传统中，也带到了“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的萌芽领域。但我相信世界体系观更具体地阐明了在其他两个传统中一些模糊的因素。长期持续与“世界体系”的空间量化有着暂时的关联。它反映了这样的观点：“世界体系”是“历史的体系”，就是说，它有开始，也有结束。这种立场弄清了结构不是“静止的”。另外，它还坚持认为，从一种历史体系到它后来的一个体系或多个体系之间存在着“过渡”，就是“世界”的空间和“长期”的时间这一对范畴，结合形成了一个具体的、历史的世界体系。
世界体系分析的第三个特征是具体世界体系的观点，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让我列举一下已经阐述清楚的各种因素，其中一些是从其他早期的观点中直接借用的。一些观点可能是很新鲜的，但它可与世界体系分析有关的观点相结合。我现在只列举那些假定能够描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特征：
1.无止境地积累资本是其推动力。
2.劳动的轴对称分工，其中存在着核心—外围的紧张关系，因而有某种形式的空间性的不平等交换（不一定是阿格里·伊美纽［Arghiri Emmanue］早期的界定）。
3.半周边地区的结构存在。
4.与薪金劳动相伴的是大规模的、源源不断的非薪金劳动。
5.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边界与包括主权国家的国家间系统的边界之间的关联。
6.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起源早于19世纪，或许在16世纪。
7.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开始于地球的一部分（主要在欧洲），后来通过连续不断的“合并”扩展到整个地球。
8.世界体系中存在着霸权国家，但完全的霸权或没有挑战的霸权时期是短暂的。
9.国家、种族团体或家庭的非原始特征就是持续创造和再创造。
10.作为体系组织原则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有着基本的重要意义。
11.反体制运动的出现同时削弱和增强了系统。
12.循环周期和世俗趋向的模式是系统固有矛盾的具体体现，它解释了我们目前生活其中的系统危机。(https://www.daowen.com)
确实，列举的这些只是一些已经明确阐述的前提和观点，对许多人来说已经相当熟悉。它不是真理的列表，更不是一些信念的清单。毫无疑问，这些条款中很多经验性的工作还需要去做，未来也许会对它们进行理论重构。但它们作为相对关联的历史资本主义的详细观点可以存续。
我现在要讨论第二阶段——已经提出但还未明确阐述的观点。就我看来，在下个十年或二十年会出现一些占优势的观点。
第一个是世界体系而不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阐述。这个工作是从克里斯·切斯顿（Chris Chase-Dunn）和杰尼特·阿布拉赫德（Janet Abu-Lughod）以及一些考古学家开始的，他们的很多著作都没有被从事现代世界体系研究的世界体系分析家读过。我们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或许会出现三种情况：（1）我们要重新评价什么事实上是我们现代世界特有的东西；（2）我们应以时间和空间的标准来重新评价世界体系是什么；（3）我们应该有系统地比较不同种类的世界体系。这是否会把我们引向迷途或者带回到一种新的普遍分析法的世界观（比较世界体系的科学）或新的具体分析法的世界观（已经发展了至少五万年的单个世界体系的描述）中去，这还需拭目以待。
第二个领域是我们如何界定、衡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内部的极化现象。在战后时期，极化成了不太普遍的概念。世界体系分析复兴了它，但还没有真正阐述过。我们怎样证明它的存在？确切地讲，是我们怎样测量它的存在？首先是技术性困难：没有可靠的相关的方法，它们都不是世界体系范围之内的，而且世界体系的边界一直在随时间而改变。第二，理论上极化不存在于国家间，而是存在于经济地区间或阶级或民众之间。最后，国家还没有采用适于这种分析的方式收集统计数据。测量的问题因而令人灰心。
这还不仅仅是创造必要的新数据库的问题，在这个方面过去的十五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进展。问题是我们怎样使极化概念化。如果我们用某种货币收入来衡量，我们就会面对众所周知的长期思索的，但仍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如何把那些未货币化的但无疑是真实的东西转换成货币。然而这还是个小问题，较大问题在于生活质量的标签背后。例如，因为在当今世界中有更多的人，很显然，每个人有着更小的空间，更小的实际空间，更小的使用空间。或者，在极化的收入分配两端的人们如何使用空间或随意支配空间？我们怎么知道？树木呢？与五百年前相比，世界的上层人们看到更多的树木，而下层的人们看到更少的树木吗？然后是健康问题，如果我们全都平均活到X岁，但有些人活这么多年是在生机勃勃的健康基础之上的，而其他人是缺乏活力的。这是另一种极化。
这里的问题既是技术性的（如何度量），又是本质性的（度量什么），它们都很棘手。在同很有生命力的发展主义者的争论中，这些问题也是很严肃的认识问题。直到我们自信地解决了极化的问题，我们才能希望产生真的影响。
第三，我们必须开始研究将来会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选择。如果我们相信所有历史体系都有结束，那么，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也应如此。如果我们相信现存体系的世俗趋向已经把体系带到危机地带或“过渡”时期，那么，这不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开始要陷入乌托邦学了——不是乌托邦主义而是乌托邦学（Utopistics）。乌托邦学是乌托邦理想的科学。就是说，在历史体系进入到危机阶段的时候，我们必须努力弄清我们面前真正的历史选择，而且要在剧烈的波动时刻评价选择的战略收益或损失。
抛弃了19世纪社会科学，世界体系分析必然也抛弃了它的支配信仰，即必然进步的信念。我相信，一个可行的可供选择的变化模式是非线性的过程，它最终达到分叉点。在这一点上轻微的波动就会产生大的影响（同约定论的平衡相反，其中大的波动产生小的影响），这是普里高津为所有复杂体系建议的模式（“混乱中的秩序”）——而且所有已知体系中最复杂的体系是历史社会体系。甚至对物理系统这样简单的系统而言，关键的变量也是时间，把现实重新定义为包含随机的不可倒转的过程，其中决定性的、可复转的过程形成了有限的特殊情况。分叉的解释并非是约定性的，这并不意味着它是理性研究不可及的东西。我们可以弄清起作用的力量网络，分析可能的矢量（因而分析可能的有意干预的轨迹），因此凸现我们面前的真实的历史选择。这不是投机的事情，而是严肃的研究，这是我们正该做的事情。
我们还剩下一个我相信是最关键的，也是最难攻克的问题，从一开始我们就说过我们的观点是单一学科的，但我们只是口头上做了些事情，还有更艰苦的工作要做，在三个层面上：理论、方法论和组织。
理论上讲，这个问题是简单的，研究社会科学的人都习惯性地使用三个领域的区别：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当我们说只有一个简单逻辑的单一领域时，没有人相信。
我们自己相信吗？毫无疑问，我们有些人相信，但不是每一个人。我们所有人在写的几乎所有文章中都使用三个领域的语言，现在是严肃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理论问题是：是否这种三分法——经济或市场、政治或国家、社会或文化——是完全实用的抑或是实际有害的。三个之中任何一个可以被认为或推测为有独立的行为吗？所有的经济行为都采用社会文化的偏好，在政治的限制内行动。而且，市场是“社会—政治”的产物。例如，有经济价格能在某种程度上真正摆脱政治和社会的基础吗？所有政治行为确保或追求经济的优势或需要同时巩固加强“社会—文化”目标。有没有摆脱了这些考虑的权力追求？“社会—文化”行为本身使经济和政治的定位成为可能，并被它们解释，同时也最终为用这些词语界定的内容提供服务。怎么能想象摆脱了这些因素的社会（或文化）行为呢？
三个领域紧密相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已知世界体系内，人类的行为毫无选择地、不知不觉地在所有三个领域中运动。它们真的形成独立的领域吗？有时人们认为尽管它们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前不是独立的，但它们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内是独立的。但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体系分析有关历史的资本主义是如何实际运转的描述性工作却引起我们对如下问题的疑问：领域的划分有任何功能性的现实意义吗，即使在该体系的内部？如果这样，继续使用这样的语言，就是在寻找错误的模式，反而会削弱我们自己的理论观点。是需要我们着手阐明另外的理论模式的时候了。
这将迫使我们正视并清楚地说明世界体系分析的方法论的内涵：实际上存在过既没有普遍分析法也没有具体分析法的认识模式，唯一有说服力的认识论位于历史体系的中心。那就是说，我们的知识是关于结构的，当结构不断变化时再造自我，结果它们从未重现自我。我们也许会发现循环周期运行所依赖的规则，除此之外他们没有真正描绘过任何已知的经验形式。复杂的科学是对本来含混不清的事物进行恰当描述的科学。
我们一定不能仅满足于解释这种方法论，我们另外还有大量的工作：建立最大限度地反映真实现实的世界体系数据。这是认识上困难的工作，物质上暂时匮乏的工作，需要发挥想象并且埋头苦干的工作。在收到明显回报以前，需要无数学者花费足足五十年的时间，我们浪费的时间太多了。
最后，我们也许不得不面对政治的和组织的工作：大学和图书馆的社会科学部分要完全重组。花了一百年时间，我们使现有的学科分工组织化，现在它们地位稳固。社会科学是庞然大物，甚至它沾满泥巴的脚也是如此，很不容易被铲掉。然而一旦我们遇到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回避我们基本观点的组织内涵。但这或许是第三个阶段的目标，第二个阶段的目标目前就已经相当宏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