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明显的经济现象，也无法同政治和社会现象进行区分，整个天衣无缝地纠缠一起

19世纪社会科学给我们留下了可怕的遗产，它宣称社会现实可在三个不同的独立区域内发生：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文化的。

我们已经围绕这种区分建构了我们的知识体系，在我们的著作中，我们谈到三个系列的因素或变量，我们把与虚构的市场相关的现象叫做经济现象，把那些最终与政府决策有关的现象叫做政治现象，把那些假定我们心灵状态的现象叫做社会—文化现象（通常认为心灵状态比市场和政府的限制要更“主观”）。但就世界真实的运动而言，这是荒唐的。主观上没有维持的三种割裂的动因——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实际上也没有一种制度在任何一个领域内是真正排他的。

拿一种经济学家通常写到的典型的制度做例子：农业和工业中的生产体系，为什么我们叫这些著作为“经济”的历史？如果有人真的读了经济史学家的著作，很显然，这些结构完全不是就它们如何与“市场”有关而描述的。生产体系是作为具体体现信仰体系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组织起来的。他们进行推测并受到具体政治进程的限制。实践中，如果分析要有实际价值的话，就要“整体主义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理论上回避这个问题呢？(https://www.daowen.com)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神圣的三位一体，在今天已没有思想上的启发性，它或许从来就没有价值，当然，我们也不再这么分了。经济史学家正在变为“社会史学家”，他们越来越注意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当然不能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我们研究家庭历史的机制，但也不要忘记进程中的价格曲线。简而言之，当经济史学家要求代替经济学的时候，他们应该坚持丢掉形容词“经济的”，当然这不是为了忘却经济因素，而是为了坚持整体分析。

我们需要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在历史社会科学中进行认识的重组，经济史学家过去一直与我们未来要创立的历史社会科学在精神上最为接近，我们超越现实的研究也就是超越历史。唯一的现实是不断变化的现实，是必须理论化的历史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