圭璧以祀：祭礼中的玉圭

二、圭璧以祀：祭礼中的玉圭

如果说“植璧秉圭”是祝告者执圭向璧（祖灵凭依之圣器，应是周代以璧象征天象征王的新产物）以祝告祖先神灵的仪式，是天人间的“书思对命”，那么“圭璧以祀”则是以圭和璧两种玉器来祭祀祖先和天地神灵的仪式，也可谓一种天人间的“书思对命”。如游吉与驷带用两圭质于河以盟誓（《左传·襄公三十年》）、王子朝用成周之宝圭沉河以求福佑（《左传·昭公二十四年》）⁽¹⁰⁾，周宣王祭天祈雨以“圭璧既卒”祝祷（《诗·云汉》）⁽¹¹⁾，孔子劝诫鲁哀公“女（如）毋炁（薆）珪璧币帛于山川”以救大旱（《鲁邦大旱》）⁽¹²⁾等，侯马东周（约当晋定公以后）盟誓遗址祭祀坑出土的五千余件朱书玉石圭、简、璋等多见自铭“圭命”，可见，圭璧既是祭品又是传递信息之物。

“圭璧以祀”多见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如《诗·大雅·云汉》《鲁邦大旱》《秦诅楚文》《山海经》等，但更多的却是单独以圭或璧以祭的记载，如甲骨文、《左传》、《穆天子传》、《洹子孟姜壶》（又名齐侯壶）等，时代特征比较明确。传世文献中，祭祀用玉及其规制最详细者首推《周礼》，《周礼·春官·典瑞》详细记载了各种祭祀仪式用玉：“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青圭礼东方，赤璋礼南方，白琥礼西方，玄璜礼北方……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瓒，以肆先王，以祼宾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赠宾客。”⁽¹³⁾礼天地四方的六器，与前述“方明六玉”功能相同。所谓“四圭有邸”“两圭有邸”“圭璧”等当是因祭祀对象不同而用不同数量的圭璧组合和摆放形式的称谓，“邸”即底，即陈列祭玉时，璧通常被置于圭下或被圭所包围，故称之。⁽¹⁴⁾《周礼》在此描述祭祀用玉器类以圭、璧、璋为核心，其中最主要的“圭璧”组合祭祀用玉，虽然渊源有自，并且是秦汉以降直至明清祭祀礼仪和礼制话语建构的核心器类，但却是秦汉之际才形成的祭玉传统。⁽¹⁵⁾在此之前祭祀用玉的器类多且杂，并未聚焦到圭和璧。反映了先民祭祀用玉观念的演变和礼制的逐渐定型过程。

春秋时期的《洹子孟姜壶》（一名《齐侯壶》）：“齐侯拜嘉命。于上（二）天子用璧、玉备（佩）一䔲，于大无䔲（巫司）折（誓）、于大司命用璧、两壶、八鼎，于南宫子用璧二、备（佩）玉二䔲、鼓钟一銉（肆）。”这是迄今所见“用璧玉备”祀天的唯一金文文献，其中“玉备”与“备玉”，据朱德熙先生的考证即为“玉佩”⁽¹⁶⁾，这与《左传》用玉事例和此时期考古发现的祭祀用玉多佩饰性玉器大致吻合，尤其是与楚简所载祀神用玉相吻合，⁽¹⁷⁾说明其所记祀玉的时代相近。《左传》载有四十余例用玉于朝聘、会盟、祭祀、丧葬、货贿、服食、装饰、贸易等方面，其中祭祀性用玉八例⁽¹⁸⁾：用璧3例，如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晋公子重耳“投其璧于河”自誓和舅氏子范同心；文公十二年（公元前615年）“秦伯以璧祈战于河”；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楚共王以璧群望以祈神判来择立王位继承人；用圭2例，如襄公三十年（公元前543年）游吉与驷带“用两圭质于河”结盟；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王子朝沉成周宝圭于河以求福佑；用佩玉3例，如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55年）晋平公伐齐沉玉（二珏）济河以祈胜，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蔡昭侯沉玉（佩）于汉而誓伐楚，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卫太子蒯聩战阵前以佩玉祷祖以祈福佑。可见《左传》所载的春秋时期祈祷、盟誓等祭祀性用玉中圭、璧、佩平分秋色。包山、望山、天星观、新蔡等地出土楚简记载的楚地祭祀水神、祝告祖先神灵多用佩玉和璧，地方性特征十分明显：⁽¹⁹⁾

赛祷太备（佩）玉一环，侯（后）土、司命、司祸各一少环，大水佩玉一环，二天子各一少环，峗山一。（包山楚墓简213—214）

（荐）祷一（鹿），归备（佩）玉於二天子，各二璧。（葛陵楚简甲一4）

一（鹿），归备（佩）玉於二天子，各二。（新蔡葛陵楚简甲三81、182—1）

举祷佩玉，各朋璜，册告自文王以就桓王，各束锦加璧。（葛陵楚简甲三137）

举祷于二天子各两牂，（璎）之以玉。（葛陵楚简甲三162、166）

夏夕享月，赛祷大水佩玉（葛陵楚简乙四43）

举祷大水佩玉一环（望山M1简54、55）

享荐大水一佩玉环（天星观M1简）

据考证，《洹子孟姜壶》铭文记录的是齐侯为其宠臣陈洹（桓）子之父陈文子逾礼服丧（以陈故国之礼，陈，帝舜之祀）的事情，因为逾越礼制，故而特排遣太子前去向周天子请示，获得周天子批准后，以堪比诸侯的高规格礼仪祭祀陈氏神灵祖妣。这表明作为虞舜之后的齐国陈氏保留了陈故国的丧葬祭祀礼俗。同时陈、楚同为帝颛顼之后裔，陈楚地缘接近，楚灭陈后又封陈，陈楚文化交流融合密切，故而楚墓简文所载的祭祀神灵体系及其祭品与《洹子孟姜壶》铭文所载高度吻合。⁽²⁰⁾若果真如此，则以璧与环佩祭祀神灵祖妣的传统渊源甚为深远，有可能是不同于圭璧以祀的另一传统吗？还待更多的考古发现以印证。

《山海经》也有多达三十余处祠祭山川神灵的礼仪用玉，涉及祀玉种类有珪6、璧13、吉玉11、璋1、瑜1、藻玉1以及泛称的“玉”等，其中圭璧组合以祀神出现3次。《西山经》：“羭山神也，祠之用烛，斋百日以百牺，瘗用百瑜，汤其酒百樽，婴以百珪百璧。”⁽²¹⁾《北次二经》：“其神皆人面蛇身。其祠：毛用一雄鸡、彘瘗；用一璧一珪，投而不糈。”⁽²²⁾《中次十二经》：“洞庭、荣余山神也，其祠：皆肆瘗，祈酒太牢祠，婴用圭璧十五，五采惠之。”⁽²³⁾据《秦诅楚文》的旁证和《山海经》的内证，“吉玉”很可能就是瑞玉即珪的代称，如《北山经》祠人面蛇身神以“吉玉用一珪，瘗而为不糈”⁽²⁴⁾。中山十二山系的婴、县（悬）吉玉以祠的“吉玉”很可能也是珪，如此一来，用圭以祠的用例就达17处之多，可见圭璧以祀山神是主要方式。祠祀的方式有两种：瘗与婴，其中南山系、西山系、北山系多瘗珪、璧以祠神，中山系多用婴吉玉（珪）、璧以祠冢，而依旧瘗圭（或吉玉）以祠神，说明瘗与婴两种祭祀方式与祭祀对象的对应关系。

迄今所见最早以玉为祭的遗存见于河北易县北福地遗址一期祭祀场（距今约8000年至7000年间），玉玦3、玉匕1、玉饰件6和2件水晶、41件石质工具（斧、锛、铲、耜）以及35件陶器（杯、钵、碗等）、1件小石雕、2件砾石同出，可能是祭天地祈年福的祭器。⁽²⁵⁾玉制匕、玦是迄今所见最早的玉器，其形制与东北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玦、匕惊人一致，见证着距今8000年前后燕山南北流行器类以及精神信仰的一致性。不过此时“玉器在整个遗物群中并没有凸显位置和特殊之处，似乎还并未将其功用特殊化而突出于其他日用器物”⁽²⁶⁾。在此后的几千年里，墓葬里虽有大量玉器出土，但祭祀性遗存中却鲜见玉器。直到龙山文化晚期祭祀性玉器方始多见，然而器类随意并无规制。如甘肃喇家遗址（距今约4300年）F4东壁北段黑色墙壁前像放置贡品般地陈设玉璧2、玉料2、石矛1和敛口陶翁1件（内置玉璧1、骨器1）。⁽²⁷⁾甘肃静宁治平乡后柳河村齐家文化遗址（距今4300年至3700年）附近的一处疑似祭祀坑内发现四璧四琮⁽²⁸⁾。新华遗址（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1900年间）祭祀坑K1出土32件玉器，器类为璜、玦、刀、璋、钺、铲、玉佩饰等。⁽²⁹⁾武官村殷王陵东区王室祭祖区域的坑4出土绿色孔雀石蛙、玉饰、玉笄，坑6出土玉柄形器，坑8出土玉环，坑240出土石钺，坑233出土玉鱼，坑228出土玉蝉、小玉戈。⁽³⁰⁾这种随意性和庞杂性特征一直持续到战国秦汉之际。即使是出土祭祀性玉器比较多的春秋战国时期亦是如此，器类有璧、环、瑗、璜、珑、玦、圭、残玉片和边角废料等。⁽³¹⁾2015年山西侯马虒祁遗址发掘822座祭祀坑中出土的400余件玉器的情形依旧如此，器类有环、璧、玉龙、璜、琮、圭、琥、戈、玉饼、玉块、玉片等。每坑1件或2件，迄今不见圭、璧同置一坑的情形。⁽³²⁾

然而，这种随意性在秦国已然有所改变，目前所见的建筑基址奠基性玉器已集中于圭、璧、璜、玦四种器类，如凤翔马家庄春秋中晚期秦国建筑基址出土玉璧81件、玉璜21件、玉玦21件、石圭34件，大多出于朝寝建筑的前朝及东夹室踩踏面上，少数见于祭祀坑内如K153人牲坑内的素玉璜和骨璧各1件，K158人牲坑出玉璜1件。璧、玦、璜均散出，石圭多数件堆积，玉石器形制皆不大，且均不规整和粗糙。⁽³³⁾凤翔姚家岗宫殿建筑基址出土玉璧21件、玉璜11件、玉玦32件、石圭97件⁽³⁴⁾；雍城南指挥村秦公一号大墓墓上建筑基址出土的亦是圭、璧、璜、玦⁽³⁵⁾。西秦东进，灭六国，统一中国，存世虽短，但其诸多制度皆为汉承袭，包括玉器。这也已为考古发现的祭祀性遗存所证实。

目前考古所见最接近《周礼》“圭璧以祀”的遗迹多见于秦汉之际。如1975年在山东烟台芝罘阳主庙遗址发现的两组玉器，皆为1圭1璧2觿，谷纹璧居中，觿置两侧，圭置璧好之中，圭射东北向直指芝罘岛最高峰“老爷山”。谷纹璧为战国末期遗物（图5-16）⁽³⁶⁾。 1979年至1982年在山东成山头祠日遗址发现的两组玉器：A组4件，谷纹璧1居中，素面圭2分居两侧，谷纹璜（珩）居璧上方；B组3件，玉璧居中，圭置两侧。其中的谷纹璧、谷纹璜皆为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的典型器。而《史记·封禅书》《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孝武本纪》《汉书·郊祀志》等史籍的记载表明，芝罘、成山恰好就是齐地“八神”中的阳主和日主所在地，且所用祭品正巧也是珪币：“八神：……五曰阳主，祠之罘。……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皆言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损益，珪币杂异焉。”⁽³⁷⁾据学者考证，自秦始皇至汉宣帝160年间的祭祀实践中，最热衷于巡祀“八神”的就是秦皇汉武，以“珪币”（可能为“圭璧币帛”的省称）礼祠八神的驱动力即在“用事八神延年”⁽³⁸⁾——祈愿国家政权和个体生命的双重永恒⁽³⁹⁾。因此，两地出土的玉器被视为秦皇汉武祀阳主、祠日主的礼仪遗物。⁽⁴⁰⁾

2004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肃礼县鸾亭山山顶祭祀遗址发现十组玉器，除了一组为圭璧和玉人组成外，其余皆为圭璧组合，发掘者依据遗存遗物的特征，推测这里可能是秦汉“西畤”的一部分，极有可能是秦汉时代合祭昊天上帝（白帝）及日月星辰等天上群神的遗存。⁽⁴¹⁾其中F3的五组圭璧组合位于地上长廊建筑之下⁽⁴²⁾：F3-1距地表15厘米，1白璧2青圭，圭尖东向。玉璧素面直径14厘米，二圭形制、大小相同，皆素面青玉，长约4.4、宽0.8、锐尖长1.4厘米。

F3-2距地表30厘米，1青圭1青璧，圭在璧上，圭尖指向东南。璧径14厘米，正反纹饰相同，用两道阴线同心圆圈纹把璧面分为边缘、外圈和内圈。外圈阴线刻饰三只回首的凤鸟纹，内圈饰四边形蒲纹。圭长16厘米、宽7厘米、圭尖长2厘米，下端有孔，这是此次发掘所见最大的一件玉圭。

F3-3距地表76厘米，2璧1圭，皆素面。两件玉璧上下叠置，圭贴下璧南侧边缘放置，圭尖东南向。上璧和圭用白色的大理石制成，下璧为青白玉。上璧残破，直径12厘米，下璧直径14。圭长5、宽1、圭尖长1厘米，下端无孔。

第4组玉器距地表70厘米，1青圭叠于白璧上，圭尖东北向，圭璧皆素面，璧径14.4、好径2.6厘米，系用白色大理石制成。青玉圭下端残缺，残长4、宽1.2、圭尖长1厘米。

第5组距地表深80厘米，12件玉器组成，共计2璧8圭、玉人2，青玉璧直径22厘米，以双阴线为界把璧面分为内外圈，阴线内填平行斜线纹。外圈饰四组兽面双身合首龙纹；内圈饰六边形交错网格状蒲纹；白玉璧直径14.4厘米。白玉璧上斜置两玉人，西男东女高11.4厘米。青圭东北向长5.8厘米，白玉圭西南向长7.2厘米，两组墨绿色青玉圭3圭一组上下叠置，西南向，长9.8厘米。

G4（1）层厚约20厘米，内含碳粒、红烧土星和零星兽骨，其下即为G4活动面，G4内出土五铢钱1枚，三组完整的玉器14件，散置的完整玉器6件（玉璧2、玉圭4）和残破白玉圭1件。位置多扰乱，圭璧组合及其层位关系不如F3清晰，考古发掘报告亦将之分为五组。

G4-1组三层共5圭3璧（璧皆白色大理石直径约14-14.4厘米），上层2圭1璧，白圭西向，长9.2厘米，青玉圭东北向，长3.6厘米；中层1璧3圭（2白1青），白圭南偏东，长9.6厘米，青玉圭东南向，长5.2厘米；下层1璧，上撒朱砂。圭璧皆素面。

G4-2组2圭1璧（白直径约14厘米），璧下压1白圭、1青圭，长约9.6厘米，圭尖均向东。圭璧上染有朱砂。

G4-3组2圭1璧，1白、1青两圭压在白璧（直径约14厘米）上，白圭东南向，白圭上有朱砂。

G4-4组3青圭1白璧（直径约14厘米），G4-5组2圭1璧（白璧直径约13.5厘米），圭1青1白（残），两组位置均有扰动，摆放方式不明。

鸾亭山山顶祭祀遗存圭璧组合模式，基本符合《周礼·典瑞》和《玉人》所载的“四圭有邸”“两圭有邸”“圭璧”组合，其中一圭两璧，三圭一璧，可能是时制，也可能是因位置扰动和器物残缺。鸾亭山出土19件青玉圭、12件白玉圭，4件青玉璧、14件白玉璧，所用圭璧皆为青、白二色，契合《周礼·大宗伯》所言苍璧、青圭之制。璧径与《汉书·郊祀志》所云汉武帝郊祀泰一，“有司奉瑄玉”的瑄玉尺寸相吻合，孟康注“璧大六寸谓之瑄”⁽⁴³⁾，汉尺六寸相当于今13.8厘米，鸾亭山F3、G4共出玉璧14件，1件22厘米，1件12厘米，12件直径在14厘米至14.4厘米之间，确实与之吻合。也就是说鸾亭山祭祀遗址的圭璧与汉武帝祭祀泰一所用璧制相符。

2016年至2018年考古工作者发掘的陕西凤翔血池祭祀遗址和陈仓吴山祭祀遗址，据报告皆为战国晚期以来皇家祭天祭帝的圣地，规格很高，然出土玉器制作粗略俭省。血池遗址49座祭祀坑，含47座车马坑和2座三牲坑，出土玉器、铜器、铁器、石器、骨器等454件（组），其中玉器以玉人、玉璜、玉琮（形近方璧，与联志村和卢家口所出同）为常规组合。与凤翔血池遗址遥遥相望的吴山祭祀遗址，很可能是祭祀农神炎帝的吴阳下畤，已发掘出的8座祭祀坑皆为四马一车的车马坑，祭祀坑中有农具铁锸和男女玉人、玉琮等级别较高的器物，以及配套用的青铜车軎、马饰、马镳、马衔、箭镞等车马器。⁽⁴⁴⁾

综上，考古出土的物证表明：玉璧是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齐家文化以至商周秦汉的典型礼器，圭（平首与尖首）璋（牙璋）是龙山晚期至夏商周秦汉时期的礼器器类，龙山晚期至夏商，平首、尖首圭、牙璋并行，西周至西汉早期流行尖首圭。考古出土的先秦祭祀性玉器器类、数量皆很随意，迄今所见最早的圭璧组合以祀天地日月等的实物遗存皆见于秦汉之际，而据《西汉十一陵》的报告，昭帝平陵和上官皇后陵之间（昭帝为武帝少子，前94年—前74年；上官皇后，前88年—前37年），出土东西向排列的成组玉器，每组玉器的中间为一玉璧，璧的周围环绕着七或八个玉圭，圭首均朝向玉璧，应是汉代帝陵的祭神祀祖仪式的遗物。这足以证明圭璧以祀在汉代中央和地方祭祀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但显然，虽然玉璧出现的时代比标准型玉圭要早几千年，但在祭祀性遗存中，作为献给祖先神灵的祭品或天人沟通的圣器，玉圭的前身斧钺锛铲历史更为悠久，这显然是与斧始初开神话相关联的。有意思的是2018年12月报道的吴山祭祀遗址出土的阴阳玉人，带有明显的斧凿形态，是否在农神炎帝的祭祀中，尚保留着农耕文明时代的斧始初开神话记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