圭碑石函：另一种玄圭神话与祖灵崇拜

四、圭碑石函：另一种玄圭神话与祖灵崇拜

玉圭在中国礼制文明中的影响力与渗透力，还可以在“圭碑石函”的文化编码中看到。据《汉语大词典》“圭碑”词条的解释，“圭碑”就是有状如圭首的石碑，亦泛指石碑。石函，石制的匣子，一指位于神庙圭碑旁的小石函，或者是承载圭碑的趺座，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汝水》：“城南里余有神庙，世谓之张明府祠。庙前有圭碑，文字紊碎，不可复寻。碑侧有小石函。”唐温庭筠《老君庙》诗曰：“自怜金骨无人识，知有飞龟在石函。”二指藏祖先牌位“神主”的祏，即宗庙中藏木主的石盒。《左传·哀公十六年》：“﹝孔悝﹞使贰车反祏于西圃。”杜预注曰：“使副车还取庙主。西圃，孔氏庙所在。祏，藏主石函。”简单点说，圭碑就是模仿玉圭的形制制作的木碑或石碑，立于宫殿、宗庙庭中以观日测影辨时⁽⁸¹⁾，如同圭表、日晷之用，或立于墓圹前后四角，像井台轱辘取水原理一般，以助下棺入圹中椁室，先秦多为大木斫制，称为“丰碑”⁽⁸²⁾，汉魏多为石制，称为玄圭⁽⁸³⁾和琬碑⁽⁸⁴⁾，并开始铭文纪事，一主显功，一主显德，并逐渐成为标记墓地及墓主身份事功的墓碑、碑志（汉魏之交兴起的“埋铭”，即埋在墓室中的刻铭石碑，其造型与墓碑同，可谓墓碑的另一种形式）⁽⁸⁵⁾。关于石碑铭功显德的源流，东汉刘熙《释名·释典艺》：“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其辘轳以绳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书。后人因焉，故兼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南朝刘勰追述得更远：

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实铭器，铭实碑文。⁽⁸⁶⁾

简单来说，碑，即裨补，上古帝王，凡记录名号、登山祭天祀地，皆树石来裨补山岳之不足，周穆王在弇山刻石记录其行迹，即碣石勒铭，就有树碑立传的意味。宗庙庭中立碑始于栓系祭牲，而非铭功显德，因为当时铭勒功绩的是青铜鼎彝，到了汉代，鼎彝缺乏，而代之以石碑。从宗庙到坟茔树碑立传，皆为标记。石碑其实就是铭勒丰功伟绩，标列美德风骨的另一种庸器。不过，刘勰的解释，显然还是停留在世俗的层面。1973年天津武清县兰城村发现的东汉《鲜于璜碑》 （全名《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的造型（尖首圭形，并在碑额饰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与历叙祖先世系及其生平仕历并颂扬死者功德的碑文⁽⁸⁷⁾，印证了刘熙、刘勰所论。

汉魏时人为什么会赋予石碑以玄圭、琬圭之形与名呢？个中秘密可能就隐藏在汉代愈演愈烈的谶纬祥瑞思潮中，可与前述“禹赐玄圭”的历史演义相参看。

现存东汉碑近200种之多，可见汉碑之盛。汉碑一般由碑首、碑身、碑趺三部分组成，一般按照碑首形态将汉碑分为圭首（尖首）、圆首和方首（无首）三种类型。金其桢在其《中国碑文化》一书中提出汉碑的尖首和圆首是模仿周代琰圭和琬圭的形制而来。⁽⁸⁸⁾刘海宇《汉碑的形制与谶纬思想》一文以《汉碑全集》为基础，对汉碑的形制、特点、渊源及其意义，进行了由量化到质性的深入研究，认为汉碑始见于东汉中期的安帝、顺帝时期（106—144），在东汉后期的桓帝、灵帝时期（146—189）大量涌现。这也正是汉代谶纬思想盛行的时期，因此，谶纬思想对汉碑形制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谶纬书籍中作为祥瑞大量出现的玉圭是汉碑形制的直接来源。其中圭首碑直接源于谶纬神话中的“玄圭”之形，为“天赐玄圭”之象征，用以晓谕死者功绩于天下，故可称为“玄圭”式汉碑；圆首碑直接源于琬圭之形，以象征德政或墓主有德，在圆首上刻半环形晕或螭龙象征龙吐符瑞的“河龙出图”，方趺或龟趺象征“洛龟出书”，表示碑文颂辞自天而降，以弘扬墓主的丰德伟业。故此可称为“琬圭”式汉碑；东汉晚期出现了螭龙首和圭首的混合型碑首，如刻于灵帝光和六年（183）的《白石神君碑》⁽⁸⁹⁾，刻铭白石神君之功德和当地吏民竭力奉祀之事，表示祭祀白石神君乃是应顺天命，这显然是“河图洛书”与“天赐玄圭”关系的证明。而纯粹记事性的祠庙碑刻，多为方首（或曰无首），可能来源于记事用或书写上奏文的木牍之形，所以我们称之为“木牍”式汉碑。这类汉碑只是模仿木牍的记事性碑刻，与谶纬思想的关系不大。⁽⁹⁰⁾

其实，记事性祠庙碑刻“木牍”式汉碑，依旧与谶纬神话相关，或者说与“圭命”神话有关，因此，与其说是模仿木牍之形，不如说是模仿玉册、玉简之形，而“禹赐玄圭”神话在汉代以来的重述中，经常置换变形为玉简神话，同样突显的都是天书、天命。这也就是说，汉碑的三种形制，其实都源于玉圭神话，特别是“禹赐玄圭”神话。

祖庙、神主、墓碑、祭器、祼器和系列祭祀仪式都是子孙后代与祖灵沟通的重要物化符号和形式。祖、宗，在商周文献中，既指供奉祭祀祖先的庙堂，又指祖先神主，从甲骨文“”（前1·9）“”（通169）“”（铁48·4）到金文（强盘）“”（三体石经），可见“祖”字构型背后的信仰逐渐文化过程，最初以象征生命源泉的男根之形“”表征始祖，逐渐转向供奉始祖牌位的庙堂，故而《说文解字》曰“祖，始庙也”。与“祖”相比，宗的字体构型和意义，从甲骨文（乙766）（前5·8）（前43·8）到金文（何尊）再到《说文解字》“”一脉相承，几无变化，皆指供奉献祭祖先的庙堂。这是夏商周的礼仪圣地，举凡家国大事如王权更迭即位大典、朝觐会同、册赐宴飨、冠婚丧祭等皆在此举行，有告请祖先监临之意。人类学和民族学调查的活态传承文化则表明象征生命源泉的男根崇拜及其转化而成祖神像崇拜是世界性文化现象，而且早于庙堂存在。在中国东周以来的文献记载中，祖神像即“主”⁽⁹¹⁾——木、石、玉等制作的纪念祖先的牌位，要放在祏（藏主石函）中存放在庙堂以防水火损毁，举行祭祀仪式时将神主请出祏，陈放于祭台或坛，供子孙臣民祭拜，故又称为“祏主”、“庙主”、“宗主”或“神主”。如《左传昭公十八年》“〔子产〕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庙，告于先君。”杜预注：“祏，庙主石函。周庙，厉王庙也。有火灾，故合群主于祖庙，易救护。”孔颖达疏：“每庙木主皆以石函盛之。当祭，则出之。事毕，则纳于函，藏于庙之北壁之内，以辟火灾也。”宋程大昌《演繁露·祏室》：“宗庙神主皆设石函，藏诸庙室之西壁，故曰祏室。室必用石者，防火也。”

古人把“祏主毁弃”视为国破家亡、中断祭祀香火严重事件，故而予以特别保护。古人之所以要强调宗主不坠，是因为坚信“祖德”的力量能庇佑子孙后代的生命、功名和福禄，并时刻垂戒、引导其慕圣向善：“循其祖德，辩其顺逆，推育贤人，谗慝不作。”（《管子·四称》）

一个综合了祼圭瓒宝、火灾和保护宗主诸要素于一身的著名故事，就是《左传》中记载的公元前525—前523年间郑国子产救火迁主的故事。故事相当精彩，引文过长，现简编如下：

昭公十七年冬（公元前525年），彗星现于大火星旁，光芒西达银河。申须曰：“彗星是除旧布新之星，天象昭示吉凶，现彗星清扫大火星，大火星再度出现必将有灾，诸侯各国恐怕会有火灾吧！”梓慎曰：“……如果发生火灾，当在宋、卫、陈、郑四国，因为宋是大火星的分野；陈国，是太皞的分野；郑国，是祝融的分野，都是大火星所居住的地方。”……郑裨灶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发生火灾，若用瓘斝玉瓒⁽⁹²⁾祭神，郑必不火。”子产不同意。

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卫、陈、郑皆发生火灾。裨灶曰：“不采纳我的意见，郑国还会发生火灾。”郑人请用之，子产依旧不同意。子大叔（即游吉）曰：“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近，非人所能知。灶焉知天道？此人话多，难道不是偶尔说中的？”就是不同意，也没有再发生火灾。编者按，这并不是说子产不信天道，因为接下来的追述表明子产在祝告神灵祖先的同时，更相信人为预防和人道救灾。在郑尚未发生火灾之前，子产已在国都做好了各项安排，比如把晋国的公子、公孙以及诸多新来客人送走，派人巡查各祭祀场所、宫殿，派公孙登迁走大龟，派祝史迁走宗庙里安放祏主到周庙，向先君报告。派府人、库人各自戒备自己的管理范围以防火。并发放武器防卫晋郑边境。火灾发生时安排队伍救火，火灾后，一边安置灾民，一边安排祝史在国都北郊修整洁净祭坛，向水神玄冥、火神回禄和四鄘（类似城隍，城市保护神）祈祷。形成对照的是陈不救火，许不吊灾，故陈、许先亡。⁽⁹³⁾

可以看出，子产不同意用“瓘斝玉瓒”祭神，并非因为子产吝啬或胆大妄为不信鬼神，按照正礼，瓘斝玉瓒是用来祭祀祖先的，用来祭告水神、火神当为非礼。子产在火灾发生之前，将郑国宗庙中安放的祏主迁到周庙，并向先君即列祖列宗报告，灾后在北郊进行祭告祈祷，都是安定民心稳固社稷的举措。

那么，祏主或神主是什么样子的呢？与玉圭、墓碑有何关联呢？据历代文献记载及实物图像，虽然神主的形态也多种多样，但大体上二者不仅形似而且神似。天子主长尺二寸，诸侯主长一尺，穿中央，达四方，或琰上五分为圆首（琬圭）、或平首。⁽⁹⁴⁾宋代程颐《作主式》比较完整地重建了木主法天宗道的神圣性：

作主式用古尺。作主用栗，取法于时月日辰。趺方四寸，象岁之四时。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身趺皆厚一寸二分，琰上五分为圆首，……陷中以书爵姓名行，曰故某官某公讳某字第几神主。陷中长六寸阔一寸。一本云长一尺。合之植于趺。身出趺上一尺八分，并趺高一尺二寸。……粉涂其前，以书属称，属谓高曾祖考，称谓官或号行……旁题主祀之名，曰孝子某奉祀。⁽⁹⁵⁾

这与现在还通行的祖宗牌位十分相似，而且其形制与《周礼·玉人》所载“天子镇圭尺有二寸”“祼圭尺有二寸”以来以讫《大明会典》《明史》等对天子所执玉圭、祼圭的描述高度一致：

洪武二十六年更定，衮冕十二章。……圭长一尺二寸。永乐三年定，……玉圭长一尺二寸，剡其上，刻四山，以象四镇之山，盖周镇圭之制，异于大圭不瑑者也。⁽⁹⁶⁾

综上，可见一条从神主（祖先牌位）到祼圭、墓碑再到执圭以祀的祖灵崇拜物化符号编码链，这大概是源于古人生死观或生命观，即人有形体魂魂，生时聚，死则散，形归于土（墓），魂则散而三：一魂归祖，一魂在墓，一魂在宗庙或家室，因散则需要依附寄主，故而便有了神像（画像）、墓碑和神主以及降神礼器和供器等。即所谓“形归窀穸，神返堂室，神主既成。伏惟尊灵舍旧从新，是凭是依”⁽⁹⁷⁾，“一点是主，神灵归府，福荫子孙，富贵长久”⁽⁹⁸⁾，“祠宇宗祖神灵所依，墓冢宗祖体魄所藏。子孙思宗祖不可见，见所依藏之处，即如见宗祖也。祠祭、墓祭皆属展亲大礼，必加敬谨”。⁽⁹⁹⁾汉族典籍一般记载的都是木主和石碑，现在看来也当有石主、玉主、金主等珍贵材质，材质越珍稀，大概祖灵生命力越强大。巴莫阿依《彝族祖灵信仰研究》一书中介绍了有关祖灵偶像的制作礼俗，据《赊榷濮》：“玉石祖妣骨，彩线祖妣筋，金银祖妣面，美饰祖妣身”，“祖公的脸用银雕，祖妣的脸用金雕”。可见，珍贵的玉石材料和后起的贵金属材料，都会在族灵偶像制作过程中充当神圣生命力的象征物。而云南彝族《祭祖歌》则为我们探究神主、墓碑和祼圭的关联，以及睹圭碑石函而思亲背后深远的文化意义，提供了生动形象的证据。云南双柏县彝族逢年过节都要祭祖，每年三月、十月还要到坟上去祭祖，俗称上坟，祭祖时要唱《祭祖歌》：

人死三个魂，一个随祖去。随祖这个魂，供在香案上。用草做祖身，马樱花做手脚，山竹做骨骼，涂上黄颜色，敬供灵台上，儿子来献酒，女儿来献饭。

……

青石板刻碑文，墓碑黑颜色，刻上祖先名，子孙各列名。碑文字齐整，碑石亮铮铮。过了百年后，碑文字不蚀，过了千年后，石碑仍垂青。年年祭祖灵，祖灵守坟墓。

你的子孙们，烧纸又献饭，祖灵来吃饭吧！祖灵来喝酒吧！

年年祭祖灵，祖灵保儿孙清吉，保六畜兴旺，五谷丰登。⁽¹⁰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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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23页。

(2)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23页。

(3)　陈说见其《经说考》，邓说见其《古玉的认识和赏析》（台湾《故宫文物》141期），转引自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前引书，第1227页。

(4)　叶舒宪：《玉人像、玉柄形器与祖灵牌位：华夏祖神偶像源流的大传统新认识》，《民族艺术》2013年第3期。

(5)　姜亮夫：《诅楚文考释》，《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6)　李零：《秦骃祷病玉版的研究》，《中国方术续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45页。

(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温县东周盟誓遗址一号坎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8)　李学勤：《从两条〈花东〉卜辞看殷礼》，《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9)　李学勤先生在《论美澳收藏的几件商周文物》（《文物》1979年第12期：72—76）和《殷商至周初的与臣》（《殷都学刊》2008年第3期：13—14， 19）都论及此玉戈铭文，具体的铭文释读前后有不同，不过对“”的解释两文是一致的。根据前章所考述，此有铭玉戈当为戈首即玉圭。可能是执戈拱卫之像，也可能是执圭以告之像，这与三星堆执璋/圭铜人像很形似。

(10)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77、1452页。

(11)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81页。

(12)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2、205页。

(13)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584—1592页。

(14)　孙庆伟：《〈考工记·玉人〉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研究之四》，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139页。

(15)　详细考证详参唐启翠：《“圭璧以祀”三证〈周礼〉成书于汉初》，《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社版）2018年第1期。

(16)　朱德熙：《长沙帛书考试（五篇）》，载《朱德熙文集》（第5卷·古文字论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03—204页。

(17)　李学勤：《齐侯壶的年代与史事》，《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2期。

(18)　孙庆伟：《〈左传〉所见用玉事例研究》，《古代文明》第1卷，2000年，第310—370页。

(19)　杨华：《楚地水神祭祀研究》，《江汉论坛》2007年第8期，第98—104页。

(20)　相关考证详参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5页；李学勤：《齐侯壶的年代与史事》，《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2期；代生：《齐侯壶新研》，《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2期。

(21)　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2页。

(22)　同上书，第84页。

(23)　同上书，第179页。

(24)　同上书，第79页。

(25)　河北省考古文物研究所等：《河北易县北福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9期。

(26)　段宏振：《北福地的史前玉器及相关问题》，《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15—320页。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青海民和喇家遗址2000年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2期。

(28)　公开发表的报告或研究皆为“静宁七宝”，即三璧四琮，不过据邓淑苹实地考察，原本为四璧四琮，由于被村民瓜分后只追回7件，故称“七宝”。详参邓淑苹：《杨家埠、晋侯墓、芦山峁出土四件玉琮的再思》，载山东博物馆、良渚博物馆编：《玉润东方：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13—31页。李天明：《齐家玉器遗珍——“静宁七宝”》，《丝绸之路》2013年第11期。

(29)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神木新华遗址1999年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1期。

(30)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等：《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第1期。

(31)　详参张颔、陶正刚等：《侯马盟书》，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95—397页。

(32)　刑兆元、李建斌：《山西侯马祁遗址发掘出822座祭祀坑》，《光明日报》2015年8月6日。

(33)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2期。

(34)　凤翔县文化馆、陕西省文管会：《凤翔先秦宫殿试掘及其铜质建筑构件》，《考古》1976年第2期。

(35)　刘云辉：《陕西出土东周玉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9、13页。

(36)　曲晓晖、李建：《烟台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谷纹青玉璧、玉圭、玉觽》，《走向世界》2013年第36期。(https://www.daowen.com)

(37)　（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67—1368页。

(38)　（东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47页。

(39)　李传江：《“八神”祭祀的国家中心及民间承续》，《东岳论丛》2014年第6期。

(40)　王永波：《成山玉器与日主祭——兼论太阳神崇拜的有关问题》，《文物》1993年第1期。

(41)　梁云：《对鸾亭山祭祀遗址的初步认识》，《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5期。

(42)　玉器出土状态照片采自梁云、曹大志：《2004年甘肃礼县鸾亭山遗址发掘主要收获》，《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5期。

(43)　（东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31页。

(44)　韩宏：《“秦汉皇家祭天台”——凤翔雍山血池遗址发掘出49座祭祀坑，出土文物454件（组）》，《文汇报》2019年1月25日，http： //app.myzaker.com/news/article.php?pk=5c4b11c577ac6478a56b94f2［2019-02-20］。

(45)　《诗·大雅·旱麓》：“瑟彼玉瓒，黄流在中。岂弟君子，福禄攸降”，毛传：“玉瓒，圭瓒也。”郑笺：“圭瓒之状，以圭为柄，黄金为勺，青金为外，朱中央矣。”《诗·大雅·江汉》：“王命召虎：来旬来宣。文武受命，召公维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锡尔祉。釐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万年！”（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15、574页。

(46)　《礼记·祭统》：“君执圭瓒祼尸，大宗持璋瓒亚祼”，郑玄注曰：“圭瓒、璋瓒，祼器也。”《礼记·郊特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鬰合鬯，臭阴达于渊泉。灌以圭璋，用玉气也。”（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03、1457页。

(47)　《白虎通义·考黜篇》：“玉瓒者，器名也。所以灌鬯之器也。以圭饰其柄，灌鬯，贵玉气也。”

(48)　据不完全统计，祼圭在商周金文中凡见9器之多，如《子黄尊》用王商（赏）黄瓒一，《鲜簋》王禘于昭王，鲜蔑历，王赐祼玉三品，《宜侯夨簋》康王夨赐鬯一卣、商瓒一，《荣簋》王休赐厥荣臣父瓒、王祼贝百朋，《庚嬴鼎》王锡祼璋、贝十，《卯簋盖》荣伯册命卯，瓒璋四珏、宗彝……《敔簋》王赐圭瓒，《師訇簋》（王）易女秬鬯一卣、圭瓒，《毛公鼎》王册命毛公，赐祼圭瓒宝、玉环玉瑹、秬鬯、服饰等，《多友鼎》武公赐圭瓒一，钟、金。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36页。

(49)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588—1591、 3333—3334页。

(50)　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7—150页。

(51)　李学勤：《说“祼玉”》，载氏著《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3—60页。

(52)　孙庆伟：《周代祼礼的新证据：介绍震旦艺术博物馆新藏的两件战国玉瓒》，《中原文物》2005年第1期。

(53)　万红丽：《瓒的定名、形制及相关问题》，《东南文化》2004年第2期。

(54)　林巳奈夫、李家浩、孙庆伟等先生皆持此说，详参孙庆伟：《周代金文所见用玉事例研究》，《古代文明》（第3卷），第324页；孙庆伟：《周代祼礼的新证据：介绍震旦艺术博物馆新藏两件战国玉瓒》，《中原文物》2005年第1期。贾连敏：《古文字中的“祼”和“瓒”及相关问题》，《华夏考古》1998年第3期；万红丽：《瓒的定名、形制及相关问题》，《东南文化》2004年第2期。

(55)　臧振：《玉瓒考辨》，《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1期。

(56)　方稚松：《释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中的瓒、祼及相关诸字》，《中原文物》2007年第1期。

(57)　洛阳北窑西周早期墓M155东北角紧贴东壁处出土1件复合体玉柄形器，柄部向上，器身分五节饰花瓣纹，长16厘米、宽2.3—2.8厘米、厚0.9厘米，出土时器身四周有漆木片痕，下端由7个长条形玉片等距围绕，间距内填以4片椭圆形绿松石小片，它们粘附在端部，在其下面置一长梯形蚌托，中有圆穿孔，孔内向下插一长9.2厘米、径0.7厘米的圆形玉柱；再下有一口径9厘米、残高34.8厘米且镶嵌绿松石的喇叭形漆器痕，复原形状与漆“觚”同。且与新出自铭为“祼同”的青铜《内史亳同》相同，后者自宋代以来被称为觚，酒器。并且从残存在复合柄形器附近的漆痕来看，此类情形在洛阳北窑西周墓地并非孤例。

(58)　铭文中“豊”“豦”二字争议较大，不同的释读，铭文大意也不同，如将豊或释为人名即内史名为亳丰，“豦”释为“號”即“饕”，意即贪婪，铭文大意就是：周成王曾经赐给内史亳丰祼酒，亳丰不敢有所贪婪，仅仅浅尝了一下，示饮而实不饮。为了纪念这件荣宠，于是在成王去世后不久就铸造了这件祼祭用的酒器——同。详参吴镇锋：《内史亳同的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2期；或释豊为醴即酒，释“豦”为“虒”，即且，意为忘、懈怠，铭文意为内史亳受成王赐醴和祼之后，不敢懈怠/忘，立即制作了祼器同，详参涂白奎：《内史亳同与西周王号生称》，《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3期；王占奎：《读金札记——内史亳同》，《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2期；或释豊为地名“酆”，祭奠文王、武王的圣地，释“豦”为“虐”，意即亵渎，意即成王赏赐内史亳参与酆祼祭文武王大典，内史亳不敢亵渎神灵，制作了酒器同。详参《内史亳同铭文释文补记》，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399bba01019zix.html ［2019-03-07］。然内史亳因为祼礼而制作了酒器同，是大家的共识。

(59)　陈邦：《记商小臣玉》，《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60)　严志斌：《小臣柄形器诠释》，《江汉考古》2015年第4期。

(61)　李小燕、井中伟：《玉柄形器名“瓒”说》，《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3期。

(62)　采自《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2期。

(63)　严志斌：《小臣柄形器诠释》，《江汉考古》2015年第4期。

(64)　吴雪飞：《新见伐簋铭文考释》，《殷都学刊》2017年第1期。

(65)　关于玉柄形器的器类归属，有琴拨、佩饰、大圭、命圭、发簪、玉璋、剑柄、石主、瓒柄、玉笏、瓒、祖灵牌位（即神主）等十二种观点。前十一种相关综述详参李小燕、井中伟：《玉柄形器名“瓒”》，《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3期。最后一种观点延续了石主、神主说，论述更深入，详参叶舒宪：《玉人像、玉柄形器与祖灵牌位》，《民族艺术》2013年第3期。

(66)　如殷墟12座人牲祭坑中出土13件玉柄形器，洹北商城出玉柄形器的4个祭祀坑NJK3、K4、K6、K9各出1件分列在宫殿区1号基址主殿前部台阶的东侧，每坑埋1人。有学者考证认为这应该是祭祀用牲前“饰牲”以取悦神灵的玉饰品。有学者考证认为这应该是祭祀用牲前“饰牲”以取悦神灵的玉饰品。罗新慧《说新蔡楚简“婴之以兆玉”及其相关问题》（《文物》2005年第3期），谢肃《〈世俘〉“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1期。

(67)　叶舒宪：《玉人像、玉柄形器与祖灵牌位》，《民族艺术》2013年第3期。

(68)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1页。

(69)　何休注《春秋公羊传》文公二年“虞主用桑，练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曰：“谓期年练祭也，埋虞主于两阶之间，易用栗也。”又《春秋谷梁传》文公二年“丁丑，作僖公主。作，为也。为僖公主也”，杨疏引卫次仲云：“若祭讫，则内于西壁坎中，去地一尺六寸。”

(70)　刘钊：《安阳后岗殷墓所出“柄形饰”用途考》，《考古》1995年第7期。

(71)　安阳殷墟后冈M3盗坑幸存的6件朱书父祖日名“且庚”（M3：01，长7.02 cm）、“且甲”（M3：02，长6.91 cm）、“且丙”（M3：03，长7.5 cm）、“父*”（M3：04，长8.43 cm）、“父辛”（M3：05，长6.53 cm）、“父癸”（M3：06，长6.44 cm）的石柄形器，此6件柄形器器形一致，皆平首光素无纹，末端似插于他物之上，有研究者将之命名为“石主”或者石质神主——纪念或象征祖先之灵凭依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1991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考古》1993年第10期。图片及相关文字信息均采自该发掘报告。石主说发端于刘钊《安阳后岗殷墓所出“柄形饰”用途考》（《考古》1995年第7期），充分论证于叶舒宪：《玉人像、玉柄形器与祖先牌位》，《民族艺术》2013年第3期。

(72)　叶舒宪：《竹节与花瓣形玉柄形器的神话学研究》，《民族艺术》2014年第1期。

(73)　王正书：《良渚文化锥形器研究》，《南方文物》1999年第4期。

(74)　叶舒宪：《玉人像、玉柄形器与祖先牌位》，《民族艺术》2013年第3期。

(75)　曹楠：《三代玉柄形器研究》，《考古学报》2008年第2期。

(76)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88—1589页。

(77)　邓淑苹：《新石器时代玉器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92年，第29页。

(78)　［日］伊藤道治：《中国古代王朝的形成》，江蓝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79)　乙亥，王又（有）大丰（礼）。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喜（傣）上帝。文王德在上，丕显王作省，丕肆王作赓。丕克乞（迄）衣（殷）王祀。丁丑，王飨大宜。王降。亡得爵复觵。唯朕又（有）蔑，每（敏）扬王休于尊簋。

(80)　朱崇先：《彝族氏族祭祖大典仪式与经书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242页。

(81)　郑玄注：《仪礼·聘礼》“当碑南陈”曰：“宫必有碑，所以识日影，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宫庙以石，窆用木。”

(82)　《礼记·檀弓下》：“夫鲁有初，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郑玄注曰：“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辘轳），下棺以绕。天子六四碑，前后各重鹿卢也。桓楹，斫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谓之桓。诸侯四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二碑，士二无碑。”孔颖达正义曰：“丰、大也，桓，亦大也，楹，柱也。其用之碑大如楹柱，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者，以礼，庙庭有碑。……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为方圹，《汉书》谓之‘方中’。又方中之内，先累椁于其方中，南畔为羡道。以蜃车载柩至圹，说而载以龙輴，从羡道而入。至方中，乃属绋于棺之缄，从上而下，棺入于椁之中。于此时用碑也。……桓，通言之亦谓之碑也。……立表之木谓之桓，即今之桥旁表柱也。……《周礼》桓圭而为双植者，以一圭之上不应四柱，但瑑为二柱，像道旁二木，又宫室两楹，故双植谓之桓。”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298页。

(83)　东汉中期名儒崔骃在其《达旨》中将纪功碑刻称为“玄珪”：“乃将镂玄珪，册显功”，把汉高祖重用张良、曹参、周勃、陈平，平定天下、成就大统之功与大禹平治水土重定九州相类比，实际上是把高祖的登基和玄圭祥瑞联系在了一起。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09—1717页。

(84)　南朝文学家鲍照《河清颂》“是以琬碑镠检，盛典芜而不治”（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79页），琬碑即圆首碑，模仿琬圭之形以象征死者有德如玉。《周礼》载有“琬圭以治德，以结好”，“琬圭九寸而缫，以象德”，郑玄注曰：“琬，犹圜也，王使之瑞节也。诸侯有德，王命赐之，使者执琬圭以致命焉。”详参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78、922页。

(85)　龚自珍《说碑》：“（墓志乃）仁人孝子，于幽宫则刻石而薶之，是又碑之别也。”且墓志往往亦自铭为碑，如西晋《张朗墓志》即在碑首自铭：“晋故沛国相张君之碑”。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自后汉以来，门生故吏多相与立碑颂德矣。”

(86)　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漓江出版社1982年版，第104—105页。

(87)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武清鲜于璜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第351—366、 403—408页，碑见408页图版二二。

(88)　金其桢：《中国碑文化》，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159页。

(89)　杜香文：《元氏封龙山汉碑群体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175页。

(90)　刘海宇：《汉碑的形制与谶纬思想》，《齐鲁学刊》2011年第2期。

(91)　称神或祖先牌位。（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乐仲》：“心念母苦节，又恸母愚，遂焚所供佛像，立主祀母。”关于主的原型及其历史变迁，详参杨家刚《先秦神主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92)　杜预注：“瓘，圭也，斝，玉爵也，玉瓒，勺也，用三器以禳火灾。”这里杜预将玉瓒释为勺，延续的是郑众、郑玄的观点。“瓘斝玉瓒”具体所指不清楚，但肯定与祼圭瓒宝和盛鬯器、挹鬯器等祼器相关。

(93)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82—2086页。

(94)　孔疏《礼记·曲礼》“措之庙，立之主，曰帝”引《白虎通》云：“主用木，木有始终，又与人相似也。盖记之以题，欲令后可知也。”《太平御览》卷五三一引《礼记外传》云：“天子庙主，长尺二寸，诸侯一尺，四向孔穴，午达相通。”下注曰：“漆书谥号曰神主”；李贤注《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大司徒邓禹入长安，遣府掾奉十一帝神主，纳于高庙”等亦曰：“神主，以木为之，方尺二寸，穿中央，达四方。天子主长尺二寸，诸侯主长一尺。”

(95)　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27—628页。

(96)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79—1080页。

(97)　朱子：《家礼·丧礼·题主》，转引自（日）吾妻重二《朱熹〈家礼〉实证研究（附宋版〈家礼〉校勘本）》，吴震、郭海良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5页。

(98)　石亦龙：《中国民俗通志·丧葬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11页。

(99)　《休宁宣仁王氏族谱·宗规》，第210页，转引自赵懿梅：《徽州祖先崇拜中祖灵的实体化》，《农业考古》2018年第4期。

(100)　《云南歌谣集成》据编者李世忠的注释：彝族崇拜祖先，逢年过节都要祭祖，祭祖也在三月、十月进行，俗称上坟。这首歌就是在祭祖时诵唱的。转引自叶舒宪：《竹节与花瓣形玉柄形器的神话学研究——祖灵与玉石的植物化表现》，《民族艺术》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