祼圭瓒宝：祼礼中的玉圭

三、祼圭瓒宝：祼礼中的玉圭

祭祀天地日月星辰等自然界神灵用圭璧以祀，祭祀祖先的专用玉礼器又是什么呢？传世文献如《诗经》⁽⁴⁵⁾《国语》《礼记》⁽⁴⁶⁾《周礼》《白虎通义》⁽⁴⁷⁾等与出土铜器铭文⁽⁴⁸⁾均指向“祼圭瓒宝”，其中以《周礼》所载及其注释最为详细：

“祼圭有瓒，以肆先王，以祼宾客。”（《周礼·春官·典瑞》）

“祼圭尺有二寸，有瓒，以祀庙。”（《周礼·冬官·考工记·玉人》）

郑司农云：于圭头为器，可以挹鬯祼祭，谓之瓒。故《诗》曰“卹彼玉瓒，黄流在中”。《国语》谓之“鬯圭”，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郑玄谓肆解牲体以祭，因以为名。爵行曰祼。《玉人》条又注曰：“祼之言灌也，……祼谓始献酌奠也。瓒如盘，其柄用圭，有流前注。”唐代孔颖达疏解曰：祼圭以圭为柄，有瓒谓以金为瓒，所谓天子圭瓒也。王后及诸侯并用璋瓒，即《玉人》大中边三璋云黄金勺者。此瓒亦即勺。也即《书·康王之诰》中的“同”，也就是酒杯。清孙诒让正义又补充引述曰：此经二郑皆谓祼圭为灌尸及宾。《说文·艸部》云：“莤，礼祭，束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许说以祼圭莤酒，乃祼之异义。《说文·玉部》瑒圭尺度形制，与祼圭同，盖即《国语·鲁语》之鬯圭。肆或训为陈，即郑锷云：“鬰人和鬰鬯以实彝而陈之，凡祼玉濯之陈之，皆曰肆。为陈圭瓒于先王之前，而用以灌祭，故以为肆者灌祭先王也。”……此经云祼圭有瓒，亦谓别有金瓒，瓒与柄不同物也。⁽⁴⁹⁾

从上述文献及其注释可以看到：（1）祼圭是周人宗庙祼祭祖先、祼飨宾客的重要礼器；（2）祼圭有许多别名如鬯圭、圭瓒、璋瓒、同、爵、勺；（3）天子祼圭的规格是一尺二寸（1.2尺），且有瓒；（4）臣工所用祼圭一般为君王或上级所赐，目的是祝告祖先；（5）具体仪轨：鬰人和鬯酒实彝并陈圭瓒于先王之前，君执圭瓒祼尸（象征祖先）或以祼圭莤酒，王后及大夫持璋瓒次之，目的是用郁鬯之香气和圭璋之玉气感召祖先降临并依凭在圭璋上，馨飨祭品，福佑子孙后代。《国语·鲁语》所载“臧文仲如齐告籴”传奇，非常形象地说明了祼圭作为国之重器非同一般的功能：

文仲以鬯圭与玉磬如齐告籴，曰：“天灾流行，戾于弊邑，饥馑荐降，民羸几卒，大惧乏周公、太公之命祀，职贡业事之不共而获戾。不腆先君之币器，敢告滞积，以纾执事；以救弊邑，使能共职。岂唯寡君与二三臣实受君赐，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实永飨而赖之！”齐人归其玉而予之籴。⁽⁵⁰⁾

故事大意是说，鲁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66年），鲁国发生了大饥荒，卿大夫臧文仲说服鲁庄公并自告奋勇，带着国之宝器鬯圭和玉磬去向齐国国君求购粮食，理由就三个：天灾流行，百姓生命受到威胁，无法祭祀周公、太公，无法向王室进贡，所以拿着代代相传的祭祀祖先的宝器，来交换齐国积余陈粮，以解燃眉之急，让百姓保命，让周公、太公和天地间所有神祇能继续得到祭祀。齐国借了粮食，还退了宝器。齐国为何如此慷慨仗义呢？文中没说，齐鲁两国毗邻而居，经常发生些争端摩擦，但两国也一直是姻亲关系，有共同要祭祀的祖先。鲁国拿着祭祀祖先的鬯圭和玉磬来购粮救民和贡祭，齐国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得罪祖先且失道义民心于天下呢？

第一种观点：玉柄金勺为瓒，是祼礼中的挹鬯之器，玉柄有圭和璋，分别称为圭瓒和璋瓒。这是自汉代郑玄以来解经家的主流观点。现代学者如李学勤、邓淑苹等皆从此说，如李学勤《说“裸玉”》以自铭“”的晚商小臣柄形器为瓒柄。⁽⁵¹⁾然而，迄今为止，除了上海震旦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两件战国玉瓒外⁽⁵²⁾，考古并未发现玉柄金勺，但考古发现了众多的铜、陶、漆木质地的挹酒器，其柄的确像圭形或璋形。此说还有一疑问无法解释，就是若圭瓒、璋瓒为挹鬯之器，那么何以承载祖灵（象征祖灵以饮）呢？

祼者，灌也。祼圭瓒宝或圭瓒、璋瓒皆为祭祀祖先行灌礼时的礼器，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祼圭与瓒宝、圭瓒、璋瓒是同义复指还是不同的器物呢？圭瓒究竟是用以受鬯之器还是挹鬯之器？圭、瓒与同、勺、爵究竟是异名同实，还是各有所指？迄今所见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可归纳为三。

第二种观点：圭瓒、璋瓒就是器柄作圭状或璋状的挹鬯器，主要证据即甲金文字瓒和祼的构型与考古出土的商周铜、陶、漆木类挹酒器实物以及传世文献的对照。以林巳奈夫、李家浩、孙庆伟、贾连敏、万红丽等现代学者为代表。尤其是1979年陕西扶风云塘铜器窖藏出土的《伯公父》，不仅自铭为（学者识读为“爵”或“瓒”），而且该器造型就是一个有圭形柄的挹酒器，且与酒器同出，且其铭文“伯公父作金爵（，字从手从瓒，象手执瓒之形），用献，用酌，用享，用孝于朕皇考，用祈眉寿，子孙用宝用耇”，明确指出此器是用来祭祀祖先的酌献之器。而甲金文中“瓒”（、、、）往往作为“祼”（、、、）的偏旁出现，表明瓒与祼密切相关，且祼字构型正像双手捧瓒献于神示或人之前，与古人所描述的祼礼相吻合，⁽⁵³⁾故而被不少学者认定为“瓒”标准器。⁽⁵⁴⁾有此自铭为证，当然比较具有说服力，而且圭形柄、璋形柄也正好是偏正结构的圭瓒、璋瓒最形象的注脚。问题是，果若如此，鬯圭、祼圭是否别有所指呢？也就是孙诒让在《周礼正义》中所怀疑的那样，（祼）圭和瓒分指二器吗？

第三种观点：“瓒”为某种玉器（圭、璋或玉柄形器）。以臧振、方稚松、李小燕、井中伟等为代表。臧振《玉瓒考辨》一文条分缕析地驳斥了“玉柄金勺”之瓒说和圭、璋柄铜勺说，认为金文“瓒（）”，像玉件或圭或璋植于鬲中待灌之形，本特指以鬯酒浇玉献祭于神灵。⁽⁵⁵⁾方稚松考证认为甲骨文“”即小臣柄形器自铭“”，即金文“”即“瓒”，甲骨文“”、“”即金文“”即“祼”，瓒与祼字构型有共同的构件“、、”，像人两手持器祭祀神示之形，上部构件的确像某种玉件置于“同（）”中待灌之形。又以不确定语气推测“瓒”很可能并非挹鬯的勺状器，而是某种玉器，特别是夏商周常见的玉柄形器。⁽⁵⁶⁾非常确定地认为玉柄形器就是“瓒”的是李小燕、井中伟，二人合作的《玉柄形器名“瓒”说》一文，系统梳理了考古出土的玉柄形器器形、位置、组合、功能，甲金文中祼、瓒字形变化和历史文献记载，特别令人信服的相互关联的证据有三条：

其一，是洛阳北窑西周早期M115出土一件复合体玉柄形器可能置于漆同/觚中的形态⁽⁵⁷⁾与甲金文“瓒”字构型（即实玉于同）高度形似：

总体上看，一套完整的玉柄形器组合是由单体玉柄形器、“丫”字形漆木鞘、漆“觚”三部分依次插入而成的，这与“瓒”字上、中、下形体结构完全对应吻合。“瓒”字下部所谓的“同”乃是器“觚”一类的盛器，中间的两横则是觚形器底部突出部分的象形。

其二，是新出西周《内史亳觚》自铭为“祼同”，其铭文鲜明地表明该器是用于祼礼的酒器：

成王赐内史亳豊祼，弗敢豦，作祼同。⁽⁵⁸⁾

这与《尚书·顾命》所载“上宗奉同瑁由阼阶隮……，太保受同，降，盥，以异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相印证，并且解决了经学史上争讼不已的“同瑁”问题：同与瑁当为二物，且瑁与璋对举，太保以异同秉璋以酢，即用另一件酒器同盛放玉璋以行酢祭，“同瑁”当置瑁于同中以行祼礼。（吴镇锋认为此瑁当为天子所执以合诸侯的瑞圭。）

其三，商代晚期小臣玉柄形器上的自铭“瓒”，再次印证了玉柄形器应定名为“瓒”（图5-34）。这件小臣柄形器，现藏于天津历史博物馆，据传20世纪20年代出自安阳殷墟，天津方氏旧雨楼曾以银元千枚得之。⁽⁵⁹⁾该器柄首扁平，束颈较长，方体，底部出短榫，略残；器身一面阴刻两行文字，共11字：“乙亥王易（锡）小臣才（在）大室。”（如下图）全铭大意是：乙亥这天，商王在宗庙大室赏赐给小臣一件名为“”的玉器。小臣刻铭纪念。⁽⁶⁰⁾关于“”，释读为“瓒”已是学者共识。

故而贯穿于夏商周三代的神秘玉器——玉柄形器应定名为“瓒”，甲金文“瓒”就是复合型玉柄形器置于同的象形，是三代祼祭用玉之一，瓒与斗均为行祼祭时常备之器，瓒作玉食，斗酌鬯酒，灌注于玉瓒美食，贡献给祖先神灵歆飨，应是祼祭典礼的基本程序。⁽⁶¹⁾

严志斌《小臣柄形器诠释》对此观点又进一步做了补充和修正，认为柄形器是瓒，但瓒不一定是柄形器，祼礼中将瓒实于彝器以鬯酒灌之以祀神（或享人），瓒是祼玉之通名，其类有圭、璋、璜、、璧、琅、珥等，祼玉之通名“瓒”是因为玉器在祼礼中“以赞祼事”的功能，出土的圭、璋柄勺形挹酒器如《伯公父爵》既然自铭为爵，也不宜改称为瓒，以混淆视听。⁽⁶³⁾

上述三种观点，可谓在不断新增的证据面前，步步推进，对“祼圭瓒宝”的解释越来越纵深广博。笔者也认同“瓒”为祼器通名之说，非特指玉柄形器，西周中晚期以来的铜器铭文以及传世文献或曰“祼圭瓒宝”、或曰圭瓒、或曰璋瓒，作为祼礼中“以赞祼事”的祼器应该包括祼玉、秬鬯、盛鬯器尊彝卣和挹鬯器等。新出《伐簋》（鲁侯）赐给伐“圭瓒、彝一肆、尊，以厥备”，而伐则“作吕姜囗宝尊簋，其用夙夜享于宗室，用旂（祈）屯鲁，子子孙孙永宝用”，与《周礼·司尊彝》等所载祼器一致⁽⁶⁴⁾，就是证据。同时祼礼所用“祼玉”品类应该有一个逐渐定型并逐渐聚焦于“祼圭”的过程，商周铜器铭文虽然不完全但也呈现出了规律：早期或单言赐“瓒”或笼统曰赐祼玉三品，西周中期多为璋瓒，而西周晚期则为圭瓒或祼圭瓒宝。而在传世文献及汉代经学家的历史记忆中，无一例外地聚焦于圭瓒和璋瓒，并且明确标明了圭尊璋卑的等级性。玉柄形器究竟是圭璋之外的某类玉礼器还是二者中的一种⁽⁶⁵⁾，目前尚难断定，但其重要性显然不容置疑。而且从出土环境、墓葬、祭祀、人牲佩饰等来看，其与圭璋一样，其功用应当也不限于祼礼。

若暂时抛开定名于一尊，从祭祀玉器特别是圭璋类玉礼器器形的因革嬗变轨迹来看，或许更有利于考察其功用。

祼玉品类中，祼圭或圭瓒最显著，并且一直沿用到明清皇室祭礼中。如前所述，玉圭脱胎于斧钺，其中平首圭和凹首圭（即过去习称的牙璋）盛行于龙山文化晚期至夏商，西周时基本让位于尖首圭、不知形的玉璋和不知名的玉柄形器；尖首玉圭滥觞于凌家滩文化，标准型初现于龙山文化晚期至夏早期纪年内的陶寺遗址、石峁遗址，盛行于商周，并经秦汉延续至明清；玉柄形器始见于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晚期的石家河文化（距今约4200年），盛行于夏商周，至春秋早期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与此同时，标准型尖首玉圭开始独领风骚。从此简单的勾勒中，可以看出，所谓“祼圭瓒宝”具体所指完全有可能是随着历史进程和政局变迁而发生因革变化的。玉柄形器作为“祼圭瓒宝”之一，是确定无疑的。根据迄今所见考古资料，在推论玉柄形器的名称和功能时，有如下几点需要特别注意：

1.相对于玉圭/戈，玉柄形器是具有等级标识功能但又超越等级地出现在各个等级墓葬（含祭祀性人牲祭坑或墓）⁽⁶⁶⁾中，只是高等级墓葬出土的数量更多、质地更精、造型更繁复（如多出复合型）。在关于柄形器功能的诸说中，若将祼圭瓒宝和安阳后冈M3六件朱书祖先祭名的石质柄形器关联考察，则可能只有“神主”说——玉质祖灵牌，才能超越等级制度而出现于各等级墓葬中，目的是“让玉器所承载的祖灵祖德能够庇护墓葬中的死者，让其重获死后的生命，以至于永恒”⁽⁶⁷⁾。或者“占有者生前认为最贵重的物品，都被关进死者的坟墓，供他在冥中继续使用”⁽⁶⁸⁾。古代的主不仅存于宗庙、祠堂、家室，还可以埋于地下或坎中⁽⁶⁹⁾，这也可以解释柄形器何以随葬在墓中，或者至少可以说明用为神主是柄形器的重要用途之一。⁽⁷⁰⁾

2. 出土位置除了墓主周身（头侧、胸腹部、手部等）外，棺椁间、棺椁盖和墓壁皆有，说明其功能强大而神秘。(https://www.daowen.com)

3. 纹饰上以分节浮雕的神人兽面纹、花瓣纹、竹节纹或凤鸟纹为主，商代素面柄形器上的刻文或自铭为瓒，或刻祖先祭名（神主说的最直接证据）⁽⁷¹⁾，皆彰显着其神秘的宗教功能，神人兽面纹、竹节纹、花瓣纹和祖先祭名背后可能隐藏着史前中国式祖灵崇拜的象征意义：作为祖灵象征物或者凭依的玉石柄形器，蕴含着祖灵强大生命力和生殖力，护佑子孙后代福衍绵长。神人兽面纹可能源于神像崇拜，竹节纹、花瓣纹则可能源于植物图腾信仰。⁽⁷²⁾

4. 器形变迁，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遗址W71：5柄形器似脱胎于良渚文化玉锥形器（男根—祖灵崇拜，商周尖首圭承袭了其形及其功能）⁽⁷³⁾或高节玉琮改制而成⁽⁷⁴⁾，二里头文化和商代柄形器器形、纹饰相对趋近和稳定，至西周而变得多元。曹楠《三代玉柄形器研究》虽然将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玉柄形器按照剖面分为扁平长方形、近方形和圆形三类，整器的视觉效果差异并不大，其中圆柱形和近方形与良渚文化玉锥形器的亲缘关系比较明显。商代主要以扁平长方形为主，西周时期玉柄形器大量出现，器形多元，在曹楠细分的六种类型中，以A型和D型为主，既承袭了夏商主流形态，又有西周自己的创新。⁽⁷⁵⁾在李小燕、井中伟对西周早中期复合型玉柄形器主体的四型分类中，A型（有柄首的扁平长方体，部分器表分节饰花瓣纹）即延续夏商主流“柄形器”；B型为长方形或上宽下窄的宽扁牌形体，部分顶端与两侧雕出扉棱，一般饰凤鸟纹或凤攫夔龙纹，此为西周独有（即曹楠的D型）；C型为弧形弯曲似璜，部分顶端与两侧亦雕出扉棱状，饰凤鸟纹或夔龙纹（即曹楠的E型）；D型为顶端平齐或作直边倾斜的扁平长条形，素面（即曹楠F型）。西周后期至春秋时期主要流行A型、D型（或曹楠F型）。这其中A型、B型、D型或被视为圭，或被视为璋。其实D型与早期刚刚脱胎于斧钺的平首圭是高度契合的。而B型不过是在平首圭上雕刻凤鸟纹。

5. 在此器形承传有序的变迁中，再仔细观察“”、（花东290）、（花东493）、（合集17539）、（荣簋）、（荣仲方鼎）、（小盂鼎）（宜侯夨簋）、（毛公鼎）、（多友鼎）、（敔簋）等字，不难发现上部构型有明显的不同，与殷墟玉璋朱书文字“”也不同，但与“豊（）”字上部“”很像，“”又写作“”、“”、“”，而商晚期—西周早期的子黄尊“瓒”、荣簋“瓒”上部即从“”，这是将“”释读为“瓒”的文字学基础。若将“”若分解为“或”和“或”两部分，就可以看到其与甲金文中常见“瓒”字型共同的构符所在了。那么多出来的这个字符“”或“”隶定为“”应该毫无悬念，与其他字型相较，是为了突出其玉质呢？还是另有所指呢？如果说、、等是柄形器“”的象形，那么“”是否是其花瓣纹在文字构型上的印记呢？这是否就是在象征性表达祖灵所蕴涵的强大生命力和生殖力呢？是不是让人想起了前章所述“斧始初开”和东方析神与青圭礼东方呢？

神灵祖德可谓夏商周历代崇拜者心目中的神圣价值所在，尤其是圣王祖灵不仅位列神班，更是人间君王与天地神祇沟通的媒介或使者。因此，圣王祖灵往往可以超越血缘和地域而上升为神灵，庇佑天下子民，故而也得到超越血缘、地域和时代之人的祭祀。一整套藉由祭祀与神灵祖先进行沟通的礼仪在国与家不同层面践行延续至今。这大概就是《礼记·祭法》所言的由来：

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者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所以不变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余不变。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设庙祧坛墠而祭之，乃为亲疏多少之数。是故：王立七庙……诸侯立五庙……大夫立三庙……适士二庙……官师一庙……庶士庶人无庙，死曰鬼。⁽⁷⁶⁾

庶士庶人虽无庙供奉祖先，但却有家祭和坟祭，后世寻常百姓家皆在堂屋供奉祖先牌位，并在坟前立木牌或石碑就是此传统延续之一。

邓淑苹曾经系统地论述了龙山时代至夏纪年内玉圭、玉刀、玉戚、玉琮等玉礼器上的神人兽面纹为神祖纹，认为：

先民们相信，神祇世界是祖先生命的源头，经由某些神灵动物为媒介，祖先可自神祇处得到生命力。神祇、祖先、神灵动物三位一体，可相互转形。在特殊的质地——玉上，雕琢这些特殊的纹饰，有些图像，已具有符号的意义。用它们祭祀，可与神祇沟通感应，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天人合一的宗教特质，可由中国古玉器上，充分表达出来，它是产生中国文明的主要因素之一。⁽⁷⁷⁾

日本学者伊藤道治也从殷商甲骨文第一期到第五期祖灵向神灵转变的轨迹里，看到了殷商人的宗教态度和神圣王权之间的关系：

殷代人的宗教态度，从第一期到第五期，逐渐把祖先灵看作神灵，祭祀祖先成为最重要的事情，与此相为表里的是王权的确立。可能由于重视对祖先的祭祀，以致王权被看得更为神圣。⁽⁷⁸⁾

西周早期的《天亡簋》（又称《大丰簋》）所记可谓是神灵祖先祭祀与神圣王权之间关系的最好注脚。该器内底铸铭文8行78字，记录了3000多年前周武王姬发伐纣灭商后在周庙“天室”举行的一次祭祀大典，祭告感谢上帝和列祖列宗特别是其父文王的护佑，终于灭商成功，取得祭祀天上神帝的祭祀权，确立了周王天下的统治地位。作器者天亡由于襄助武王举行仪式而得到赏赐，故铸造此簋称颂王德并纪念荣宠。⁽⁷⁹⁾

一如彝族祭祖歌词，祖先本源于神灵，祖先死后也魂归故里——神灵世界：

希冀祖宗白昼保佑子孙，祈祷祖宗黑夜庇护族裔。

请各方诸神呼唤吾祖宗，降临祭场青棚供祖台。

请各方诸神呼唤吾祖宗，降临族裔聚集的祭祖场。

祖宗诸神齐降临，同受祀奉赐福禄，共享祭礼保平安。

祖公与诸神自古同存在，今朝诸神成为祖宗天使。

祖妣与颖索自古同存在，今朝颖索成为祖妣天使。

请诸神引导祖宗祭奠，请诸神引导祖宗享祭礼。⁽⁸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