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其他关键词
在英国文明史的诸多关键词中，我们遴选“思想史”“文化史”两例，因为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内在本质和灵魂，是文明史研究和书写的主线。
（一）思想史
西方学者从思想观念的角度来书写历史的人不少。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相关著作都是成功的案例。在现代英国，尤其是19世纪以后，科林伍德、E.P.汤普森、霍布斯鲍姆、彼得·伯克、约翰·波科克、恩斯特·贡布里希、以赛亚·伯林等是较为杰出的代表。另外，思想观念史在美国也有较大影响。比如，A.O.洛夫乔伊、乔治·伊格尔斯和海登·怀特都是美国著名的思想观念史家。
科林伍德是出身和工作于牛津大学的一位具有深厚艺术哲学背景的历史学家，也是思想史研究领域集大成者，在艺术与历史领域，均强调心灵的力量。他认为，在历史学领域，只有展示人类思想与精神品质的历史学才是真正的历史学；在艺术领域，只有体现人类创造力的表现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科林伍德否认再现说，否认艺术的使命是再现生活，反对艺术的创作主要依赖于艺术技巧。(7)他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除了思想以外，任何别的东西都不可能有历史。尽管这一观点比较个性化，但是这也说明了思想应该是历史的本质精神。
洛夫乔伊(8)是另一位具有深厚哲学背景的非常重要的哲学家和思想史家，因其在20世纪观念史领域的奠基之功而享有盛名。1925年，他和朋友们创立观念史学社。1948年编辑《观念史论文集》(9)，标志着观念史学科在美国建立。首先，洛夫乔伊和他的朋友们提倡用历史哲学的方法去研究文学艺术，用古典主义的文化观念去追求艺术与社会的完满性；历史哲学可以揭开文学艺术的奥秘。其次，“有效的观念”可以存在于不同的思想领域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比如“自然”的观念，它在不同的思想语境和历史时期均可以表示小于神、等于神和大于神的含义；另外，也有一些难以把握的范畴，如不规则、天然与美的关系。
再次，洛夫乔伊重视“语义”的演变与混同在思想趣味史中的意义。“自然”可以是正常、驳杂，也可以是浪漫的意思，演变和混同必将带来许多歧义。这一现象既加大了思想史的难度，也使思想史拥有宽阔的诗学空间。也正因为如此，洛夫乔伊思想史观的特点涉及面较为广阔，内涵较为丰富。还有，思想观念史蕴含着人的“内心的张力”，这一张力来自敏感、持久和对立的观念，这一学说对于历史和历史学均具有较大的影响。
洛夫乔伊对思想观念史最重要的贡献是，主张建立“观念的历史编纂学”。具体地说，观念的历史编纂学具有以下内容和特点。观念的历史编纂学具有多重存在样式，他认为有十二种类别。它们是：哲学史、科学史、民俗学或人种志、语言史尤其是语义学、宗教信仰和神学教义史、文学史、比较文学、文学之外的艺术史、经济和经济理论史、教育史、政治史和社会史、社会学的历史性部分。观念的历史编纂学避免举轻若重，注重知识体系的多元吸纳与互融。观念史学家不能过于重视自己学科的趣味性和倾向性，以及价值取向，应重视知识储备与全面的学术素养的培养，关注并吸收思想观念史技术体系之外的哲学观念。
观念的历史编纂学重视个人的史学价值，强调个人的观念史。思想观念方面的历史学家应当关注“意义重大的个人问题所怀有的观念”，即所谓“单位观念”，这里指的应该是伟大的思想家或社会精英人物的特殊观念，因为他们的观念牵动着大众，影响着社会发展。观念的历史编纂学强调史学家之间的精诚合作。即所有不同分支的史学家在努力探索历史的过程中，需要在情感态度和行为等方面更明确、更可靠、更有组织的合作，由此更好地理解人类思想成果的现阶段、跨学科合作的必要性，(10)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赛亚·伯林(11)，英国社会与政治思想家。他来自俄国犹太人家庭，也是就读和工作于牛津大学的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和演说家。他能在思想史著述中，广泛地使用隐喻（allusive）等修辞手法。对于思想观念史的研究，他主张思想史要有探索、创新和抗争、批判精神，要关注人的内心世界。伯林的历史学思想有以下几个核心观点：一是有效（决定）理论；二是价值倾向关怀；三是人类的主观意图不是客观的社会力量。这些观点是在与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H.卡尔的争论中形成的。(12)与此相对应的是，首先，卡尔认为，人类的所有行为既是自由的，又是被决定的；伯林的有效理论是遵循“决定论”的历史意识。每一个成年人应当对自己的人格负有道德责任。他认为，我们有能力理解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其次，卡尔反对伯林谴责历史人物，认为谴责查理大帝、拿破仑、成吉思汗、希特勒和斯大林是一种“道德说教”（价值取向或价值判断）。再次，卡尔不同意伯林用“人类意图”作为解释历史和历史研究的根据。他主张，取而代之的应当是“社会力量”，其实人类与社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赛亚·伯林对密尔自由思想形成有过精深的研究。
伊格尔斯(13)坚持思想史的理性与客观性。昆廷·斯金纳、约翰·波科克等剑桥学派思想家认为，只有认真研究历史学中的修辞因素，才能真正懂得历史的真谛。而海登·怀特(14)则更进一步，在其著作《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倡导历史研究中的比喻与修辞等诗学品质。
2007年前后，伊格尔斯访问过南京大学，笔者曾当面询问其史学观点与海登·怀特有什么关系。他说：“我们是好朋友，但是对历史学本质性的问题，我们的看法有较大差异。”伊格尔斯强调历史学实证方法的严肃性，而海登·怀特则容许历史想象占有更多空间，并将文学中的比喻（metaphor）等批评方法引入文化史学和历史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之中，是新文化史学批评与方法的代表人物。史学中的修辞问题也正是在海登·怀特的倡导下占据了史学思想史的中心位置。
海登·怀特说，史学家的想象必须从两个方向同时展开：其一是批判的，这种方式允许他确定哪些东西不必考虑（虽然他不能创造或在已知事物上增加点什么）；其二是诗性的，这种方式以其生动性和个性特征来描述混在一起的事件，好像它们就摆在读者的眼前。黑格尔在《历史哲学》导论中，就原始性历史与反思性历史作了区别，这种区别的基础在于前者基本上是诗学性质的，后者则是（批判性）不断增强的散文性质的。普遍性历史是最具诗意的，它将整个已知历史世界作为其主体，并通过隐喻（allusive），在与已知的理想形式相适应的情况下，将它塑造成一个具有一致性的诗性整体。(15)显然，史学可以包容诗学和修辞。
海登·怀特的史学观来自黑格尔，黑格尔的史学观来自哪里呢？来自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个用散文，一个用韵文；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叙述可能发生的事。(16)他的观点还发生较大的变化。他说，如果诗人写的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他固然犯了错误；但是，如果他这样写，达到了艺术的目的，能使这一部分或另一部分诗更为惊人，那么这个错误是有理由可辩护的。(17)他还为此进一步确认：一般说来，写不可能发生的事，可用“为了诗的效果”“比实际更理想”“人们相信”这些话来辩护。为了获得诗的效果，一桩不可能发生而可能成为可心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能成为可心的事更为可取。(18)诗可以描述不可能发生的事，那么历史则可以描述可能发生的事。这种可能指的是诗性（如修辞手法、主观倾向和材料取舍）的融入，而不是事件性质（尤其指它的分量、程度乃至客观性）的转换。
我们认为，史学和诗学是可以互融的。文明史、文化史，乃至思想观念史的研究可以走多元并存的发展道路，无需在方法、领域与时限上设定多少限制，但坚持学术理性与材料的客观性兼顾原则还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特性。在文明史诸多问题的思考过程中，“思想观念”应当成为人们感受历史、书写历史的基本方法之一。
（二）文化史
从文化的视角来看英国历史的发展是理解英国文明的重要途径之一，文化史可分为传统文化史和新文化史两个类型，它们在各自具有自己的文化内涵和基本特点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https://www.daowen.com)
传统文化史即经典文化史。传统文化史学的特点是：关注文化精英，重视伟大传统，呈现时代精神，但同时又萌发出新兴的个人主义观念。布克哈特关心佛罗伦萨，关注思想家但丁、彼得拉克和艺术家拉斐尔；赫伊津哈关心历史时代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关注历史时代的结束，尤其是中世纪的衰落。
布克哈特是传统文化史学的代表人物，(19)他著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希腊文化史》。布克哈特是传统文化史学的奠基人，同时也是研究文艺复兴问题最为杰出的思想家。布克哈特通过关注诸多艺术门类之间的联系来展示历史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来自黑格尔等德国历史学家。拉斐尔就是通过吸收众家之长从而创造出以圣母为主要形象、以慈爱善良为性格特征来展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
传统文化史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荷兰的约翰·赫伊津哈，这是一位十分关注人的本质和社会历史总体考察的杰出的思想家。(20)
赫伊津哈的《游戏中的人》试图挖掘人的自由快乐的本性。《中世纪的衰落》（另译为《中世纪之秋》）则阐明衰亡对于历史的重要性。赫伊津哈认为，古典精神吸收化入的过程毕竟是错综复杂的，新形式和新精神还不合拍。古典形式会被用以表达陈旧概念。传统的形式也包含着未来的时代精神。人文主义在成为一种动力之前尚是一种形式，另外中世纪思想的特征模式在文艺复兴之后很久也没有消亡。(21)彼得·伯克认为，赫伊津哈描绘的中世纪的思想和情感特征是构筑一种文化模式。(22)这一现象也表明，传统文化史所展示的哲理是，人类特定历史时代的文明及其转换或断裂大多是现象性的，即便是以“流血”的形式就能标示所谓文化的革命，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传统文化史学存在于1800—1950年，此后诞生新文化史学。20世纪60年代，英国出现了大众文化史与文化研究，伯明翰大学还出现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该中心的主任是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教授。从整个历史学流派来看，新文化史学的代表人物应当是彼得·伯克，(23)他是新文化史学最重要的学者。彼得·伯克曾经于2000年来过中国南京，并就历史学问题与杨豫、舒小昀和李霞进行了访谈。彼得·伯克认为，新文化史学和生态环境史学将成为21世纪的主流。现在看来，生态环境的现实与历史问题越发受到关注，史学的文学化趋势越发明显，证明了彼得·伯克历史学预见的真理性。约翰·波科克、昆廷·斯金纳也是重要的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的杰出代表人物。
新文化史学的特点是：关注社会、大众和艺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通过社会问题、广大民众和文学艺术乃至三者综合交叉的方式来书写文化史。也就是说，新文化史有三个关键词：社会、大众和艺术。即关注社会问题、体现大众意识、凸显艺术情怀，并以此来展示特定历史时代的文化内涵与历史走向。
一是社会。新文化史学首先关注的是社会，新文化史不是像传统的经典文化史那样关注作为精英的个人，张扬个人主义，而是关注着当下底层的社会状况与历史发展规律。
与英国文明存在密切关联的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Beard， 1874—1948）夫妇及其著述与实践就比较充分地体现出对普通工人日常生活及其文化活动的关切。
比尔德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因在美国政治制度发展研究中破除传统观念而享有盛誉。强调社会经济的冲突和变动起着动力作用，分析了制度建立中的推动因素，这使他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比尔德出身富裕家庭，1898年毕业于印第安纳州德格林卡斯尔的德波大学后，入牛津大学深造，1899年在牛津参与创办一所工人学校。在牛津大学生活期间，比尔德对于英国和其他国际政治与社会活动更有兴趣。他参加了对工人阶级的培训工作，并写就《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901），向英国工人阶级解释社会问题。
比尔德于1904年回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政治学。随后他成为进步运动和美国自由主义的领导人之一。他和J.H.鲁滨逊合作撰写过几本广为使用的欧洲史教科书，他还制定了一个解释历史的纲要，《从经济角度解释美国宪法》（1913）一书就是这一纲要的最好说明。他在该书中声称，宪法是由利益集团制定的，其动机是谋求政治和经济的个人目的。尽管美国政治家们普遍反对这种冒犯父辈的解释，但学者们仍把它视为创新的研究。他在《杰斐逊民主制度的经济根源》（1915）一书中，更进一步强调政治斗争的观点，但仍然重申经济利益在政府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观点。1919年，比尔德辞去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职务，以抗议几名教师被指控不忠诚和从事颠覆活动而被解雇。同年，参与创建纽约市社会研究新学院。在1930年以后，他的学术研究方向开始转向历史和文明史问题研究。1927年出版了《美国文明的兴起》，以此来推进美国文明史的发展和世界文明史的演进。此后又著《美国精神：美国的文明观念研究》，麦克米兰公司1942年出版。比尔德比较猛烈地批评F.D.罗斯福总统的对外政策：如《美国对外政策在形成中，1932—1940》（1946）和《1941：罗斯福总统和战争的来临》（1948），指责罗斯福使美国卷入全面和公开的战争之中。比尔德认为，发生这种情况，自己还可以置身于战争之外，这是一种伪善：一方面非常狂热地采取敌对行为；另一方面却又告诉美国人民可以置身于战争之外，他们是不会送自己的孩子到国外去打仗的，这是一件十分无耻的事情。(24)正因为如此，比尔德被批评为孤立主义者，名声有所下降。(25)但是，作为关注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历史与现状研究的历史学家，在历史学尤其是文明史研究领域，比尔德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是大众。对于大众的发现，一般被认为与文化史的诞生同步，即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的popular culture或Volkskultur。有学者认为诞生于18世纪后期的德国。其实，这一阶段文化史现象基本出现于整个欧洲，英国就已经出现了对生态文化现象的考察与研究。(26)在这一时期，许多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不断兴起的工业文明的背景下，开始关注平民生活、民间故事与歌谣、民间礼仪与舞蹈、民间艺术与手工艺制品。彼得·伯克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与论述。然而，大众文化的历史学研究则诞生于20世纪50—60年代。1959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以弗朗西斯·牛顿的笔名发表《爵士风情》（The Jazz Scene），证明民间音乐在工业文明的背景下不仅不会消亡，而且还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27)
还有，E.P.汤普森（E.P.Thompson，1924—1993），他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1940年在剑桥读书期间，汤普森就加入了英国共产党。1956年，他与克里斯托弗·希尔等历史学家一起脱离共产党。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和《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到革命者》（William Morris: 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 1955）影响很大。《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记录了许多对工人阶级思想情感与文化生活内容的描写：普通工匠入帮的仪式、食物的符号，还有工人生活中的方言诗歌分析等；《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到革命者》则论述了莫里斯从一位具有拉斐尔前派倾向的艺术家变成马克思的崇拜者的过程，以及他在主编社会主义机关刊物《公共福利》和其他实践中形成的社会主义革命者的基本品质。(28)从这一方面来考察，也可以看出这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全面关注与深入研究。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被学术界认为是新史学的经典代表作之一。
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Elkan Samuel，1934—1996），出生于伦敦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家庭成员大多信仰共产主义，父亲是律师，母亲1934年加入共产党。1952年至1956年，拉斐尔进入牛津大学最早的学院之一贝勒尔学院读书，师从著名史学大师克里斯托弗·希尔教授，并跟随希尔教授加入“共产党史学家小组”，从事共产主义社会活动。1957年，拉斐热和同伴皮尔逊（Gabriel Pearson）共同创办《大学与左派评论》。1967年，拉斐尔在罗斯金艺术学院创办了“史学工坊”（History Workshop），面向大学内外，主张研究以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为主体的包括口述史在内的人民的历史，出版了以《乡村生活与劳工》（1975）等一大批体现民众日常生活的丛书与著作。1969年，拉斐尔参加了英国口述史首届成立大会，并积极为《口述史》杂志供稿。1976年，《史学工坊》杂志创刊，副标题为“一份社会主义史学家的杂志”，到了1982年更名为“一份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史学家的杂志”。拉斐尔的爱人也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的信徒，十分热爱生活，两人都来自婚姻失败的家庭，夫妻俩相敬如宾，且积极投身并扎根于工人阶级之中的共产主义活动，努力推进“自下而上”即文化的历史学。拉斐尔·塞缪尔在牛津大学罗斯金艺术学院创办的“史学工坊”，标志着英国文化与学术界出现了新的走向平民和大众的历史学转向。他的《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记忆的剧场》和《小岛的故事》，真实地记录了这位向往共产主义、向往苏维埃的思想家对工人运动的满腔深情和对共产主义事业在英国失落的忧伤，同时也是留给我们社会主义后来者不断追求的最好的历史记忆。
三是艺术。这里的艺术，也可以说成是平民艺术。以平民艺术、以艺术和艺术史来呈现人类文化与历史发展规律的，应当以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1909—2001）为最杰出的代表。贡布里希突破了传统艺术史由鉴赏家主导的写作方法，转而将艺术史与心理学和科学哲学结合起来，探讨了观念在艺术史研究上的重要性，为艺术与新文化史随后的联姻开创了学术路径。
在论述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后，笔者需要梳理英国思想文化史的一些核心著作。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1789—1859），生于伦敦，先后毕业于伦敦国王学院和剑桥三一学院，在伦敦南部从事殖民地事务，曾进行废奴、美国战争问题研究，后因健康问题赴布莱顿疗养，撰写了书写18世纪英国思想的开创性著作(29)。除了对于整体思想进行整合外，英国人还格外关注近代以来英国思想的演进(30)，此类著作大多先写古代，然后写中世纪，最后把主要笔墨放在近代以来英国政治思想家著作上。此外，英国中世纪史研究也与宗教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31)，英国也拥有许多思想家和学术经典，如爱留根纳、安索伦（安瑟尔谟）、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格罗斯泰斯特、罗吉尔·培根、约翰·司各脱、奥卡姆的威廉等宗教思想家留下了大量有关英国宗教文明的相关文献。目前，从宗教和大学的角度来研究中世纪英国思想史，也成为学术界的热门研究方向。
最后是近现代英国思想史上有诸多流派与代表人物，即许多内涵丰富的思想家和经典著作。如莫尔、哈林顿、霍布斯、洛克、伯克、休谟、罗斯金、斯密、边沁、密尔、欧文、罗素、奥克肖特等。他们的著作与创见，构成了英国思想史的基本线索和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