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路径考略
英国史学家约翰·惠克特说：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到来之前，诸多部族还没有凝聚在一起的时候，是罗马文化给了不列颠以最早的启蒙。(61)我们知道，在英国近代文明形成的诸多要素中，来自罗马的诸多文明对不列颠民族的融合与文明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欧陆诸多文明尤其是罗马文明，是英国近代社会崛兴的文明之根。
（一）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运演的基本路向
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是在一定的历史时序中通过不同的学术群体的更替、历史空间的位移、早期成就的形成等因素，呈现出自己的路向。
1．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学术群体的更替及其主要贡献
学术群体的更替对于早期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我们知道，在特定的历史空间，古典文明的文化内涵的呈现，都是凭借传播主体来实现的。在不列颠社区古典文明的进程中先后由希腊罗马人、犹太人、阿拉伯人、法国人和不列颠人等作出了贡献。
希腊罗马人对于古典文明的贡献尤其重要。西方学者认为，希腊人创造了政治；他们同样创造了政治理论，而且在他们所创造的这两个基本要素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联系。(62)希腊人拥有相当繁荣的古典文明。他们不仅精通诸如医学、建筑、天文等学科，而且他们的论证艺术、他们的能言善辩、他们对复杂问题更为敏锐的理解力均有着使用价值，这样一种古典文明，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着强大的感召力。罗马人存在着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当罗马人卷入对东部进行征服时，他们不能容忍由自己垄断政治与军事权力，而文化却由希腊人垄断；另一方面，罗马人要有效地控制希腊人，就必须首先拥有希腊文化，即便罗马人对希腊文化存有不同的态度。在历史观念的矛盾与冲突中，罗马人的智慧伦理超越形而上学，有效地实现形而上学的经验化转向。罗马人全方位地继承了希腊的文明，而同时也体现出自己的特别创造力。学界认为，像古代罗马人一样，当代西方人意识到“历史”是继承希腊人的。希罗多德对当代西方人来说是历史之父，一如当年他之于西塞罗。(63)我们知道，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兴趣始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他们从希腊进口商品并引进生产工艺，稍后，罗马文学家以希腊模式创作……在公元前2世纪早期，学习希腊演说术的念头吸引着罗马人，因为演说术在审议会与法庭所操纵的社会中有着明显的用途。这就意味着需要按照希腊的模式创建学校；而且，在希腊，如同在大多数国家一样，学校课程是作为对当时传统文化的导论而开设的。事实上，以演说术为中心的教育并未对此有什么改变。演说家要想令人信服，就得求助于广为接受的政治与道德准则。他们必须接触各种各样的论题，并且，他们常常得按照希腊人的方式对文学与历史加以比较。当罗马人决意学习修辞学时，他们为希腊文化的涌入敞开了大门，这也即是老加图极力呼吁从罗马驱逐希腊教师的缘故。在西塞罗还是年轻人的那个时代，在罗马师从于希腊教师，后出国赴雅典或罗德斯进修，已是司空见惯的事。(64)
阿拉伯人为古典文明的早期复兴做了许多工作。值得关注的首先是阿拉伯人对古典文明传播的贡献。西方学界认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典著作的传播首先是通过新柏拉图主义著作进入阿拉伯世界的。(65)公元9世纪中叶，是古典文明传播的鼎盛时期。阿拉伯学人伊本·铿迪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除了《政治学》之外的主要著作，还著《第一哲学》讨论人的灵魂和知性问题，为古典时期的科学、哲学和文化的传播，作出很大的贡献。(66)公元11世纪，由于拉丁文翻译被人们称作阿维森纳（Avicenna）的阿拉伯思想家伊本·西拿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传播逻辑学、物理学、数学、神学和形而上学，并进一步发展铿迪的哲学思想。最引人关注的是阿维洛伊（Averroes， 1126—1198），在许多阿拉伯人还不知道什么是政治学的情况下，阿维洛伊已经由于评注亚里士多德全集而著称。不仅如此，他还为柏拉图的《理想国》写了评注。(67)阿拉伯人与其他知识分子群体在西西里岛多元并存、相互交融，而叙利亚又是阿拉伯人传播古典文明的重要桥梁。可见，阿拉伯思想家们为古典时期的哲学、宗教，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传播作出过十分重要的贡献。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贡献，古典文明才得以由南欧传播到西南欧直到西北欧。
犹太人对古典文明的复兴也作出了重要贡献。犹太人是一个极其神奇的群落，几乎每一种近现代文明的创造都与他们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早期的犹太人大多与穆斯林交叉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各自的语言也可相互交流相互使用。从公元12世纪起，有相当一部分古典著作由阿拉伯语翻译成希伯来语。好像一开始的时候，犹太人使用的是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选录（doxographies），但他们很快得到有阿拉伯语注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著作。阿拉伯语是穆斯林的土地上犹太人说话和写作时用的语言（有时候用希伯来语字母）。(68)伊斯拉里（Isaac Israli，850—932）、加比罗尔（Solomon ben Judah ibn Gabirol，1022—1054或1058）、犹大·哈列维（Judah Halevi，1075—1140）、迈蒙尼德（Moses ben Maimonides，1135或1138—1204）等思想家，是犹太人中传播古典文明的代表。灵魂学说、知识论、世界初始元素理论等，都在他们的著作中得到了介绍和评论。加比罗尔从柏拉图那里学到了灵魂学说和知识论，加比罗尔关于上帝存在的观念与普罗提诺也有相似之处，(69)而迈蒙尼德则认为，12世纪中叶，亚里士多德主义展示出新柏拉图主义对于犹太哲学的主导性影响。(70)亚里士多德的理智代表了人类理智的极致，亚里士多德著作是讨论科学的所有著作的根本和基础。学界认为，在犹太思想家中，没有人在传播亚里士多德科学思想方面的贡献比迈蒙尼德更为杰出。(71)他们还认为，如果难以理解古典著作，可以通过阅读阿拉伯思想家拉法比和阿维洛伊翻译的著作。可见，犹太思想家对于古典文明的传播是与阿拉伯思想家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可以在同一时空条件下相互交融，共同生长。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样，他们是将古典著作从西西里岛、阿拉伯世界经地中海传播至西班牙和法国的忠实使者。在法拉比和阿维洛伊时代还不能完整地向西欧传播希腊罗马的古典著作，比如他们可能对柏拉图的《理想国》比较熟悉，而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则比较陌生，甚至在西班牙根本就难以看到这本书。(72)然而，他们依然是古典政治学传播的杰出代表。
英国的学者对于古典著作乃至古典文明的传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英伦三岛的学者，尤其是苏格兰人为古典文明的早期复兴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除了爱留根纳（爱尔兰人与苏格兰人是同一个族群，只是在不同时域称谓不同）、约翰·司各脱、威廉的奥卡姆之外，米切尔也是其中非常杰出的一位。仅就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而言，大约从1120年开始，苏格兰的米切尔先后翻译了《物理学》《论天》《论生灭》《气象学》《论灵魂》《论感觉》《论回忆》《论梦》《论长短》《动物志》《形而上学》等著作及其不同版本。(73)米切尔对于古典著作传播的贡献，在英国乃至西欧形成重要影响。
2．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早期主要成就及案例分析
不列颠社区古典文明经历了一个十分久远的过程，然而在大学建立之前，能够作为早期突出成就的也只有约克的阿尔昆和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及其学术群体所作出的贡献。
早在公元8世纪末到9世纪初，约克有一个叫阿尔昆的学者。阿尔昆在约克接受的教育使他得到了一种很好的拉丁语文化背景：维吉尔的诗歌、古代晚期基督教诗歌、早期教父文本宽阔的语境，以及早期其他一些英国学者，如阿尔德海姆·比德（Bede，673—735）等作者创造的来自欧洲大陆文明又有所发展而变得更加抽象的文本。(74)查理大帝时期，阿尔昆鼎力推崇知识，认为人没有知识就不可能行善，因此主教应创办学校。(75)正是在约克修道院受到很好的古典式教育的阿尔昆，后来主持约克修道院的学校工作。公元781年，阿尔昆从罗马归来后接受查理大帝的邀请，到法兰克王国首都埃克森主持宫廷学校工作。在此期间，阿尔昆开始教授作为语法的对话、修辞、逻辑，以及部分古典著作的手稿，他还在古典文明改良活动中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任务。
令人关注的是，阿尔昆创建了一个古典学术著作译介工作小组。他们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群体，对希腊罗马时期的亚里士多德、波爱修、波菲利等许多思想家的著作进行了全面的翻译和评介。公元8世纪90年代，阿尔昆凸显了逻辑哲学的历史地位。他的《论逻辑》是中世纪逻辑哲学第一部学术文献。通过这一部著作，亚里士多德的十范畴论在逻辑学思想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逻辑哲学的崛兴，标志着经院哲学的萌芽。可是，阿尔昆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逻辑学是否适合于上帝？适合，教父哲学已经走了几百年路程；不适合，那么逻辑哲学最终将实现与神学的分离，并预示着人类文明重心的转移。阿尔昆《论对神圣的三位一体的信仰》，逐渐取代了奥古斯丁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诸多解释。阿尔昆不仅在哲学、逻辑学、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等方面全面译介古典著作，尤其是对伪奥古斯丁《十范畴》的阐释所体现出来的观点，在他的学生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学生弗里德基斯（Fredegisusu de Tours，？—834）在巴黎撰写《论虚无与黑暗》，黑暗指灵魂认识之前的蒙昧，虚无指柏拉图创世说中的“世界灵魂”被创造之前的“前存在状态”。阿尔昆的另一位学生莫鲁斯（Rhabanus Maurus，约776—856），成为美因茨地区主教。他倡导七艺教育，编撰多种教材，传播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由于阿尔昆小组的存在在宗教文明的背景中有其独立自由的存在方式，有其群体的对于古典著作的翻译与传播，因此我们认为，阿尔昆小组建树的事业，是早期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历史源头和重要标志。
特别重要的是，人们后来在牛津大学图书馆中发现了公元891年由菲利普斯题字的译文。(76)到了公元10世纪前后，《政治学》《尼各马可伦理学》和《形而上学》，已经不同程度地被翻译成英文。(77)这一时期，古典文明中的核心性著作已经被传播到不列颠。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1120—1180）是古典政治学的忠实传播者。虽然约翰早年在乡村学校在当地牧师的管理下学习，但是他或许是接受了最接近于16世纪人文主义教育意义的小学生。后来又花了很多时间（1135—1136）在巴黎和夏特尔学习，接受了深厚的宗教和古典文明教育。1148—1152年，约翰作为教徒们的工作人员生活在政治中心，一边接受宗教文明的熏陶，一边又面对世俗生活世界的影响。尽管约翰的著作很少留存，然而他的许多书信，记录了他对古典文明的许多见解。(https://www.daowen.com)
约翰认同柏拉图关于“共和国”的政治学说，认为共和国如同放大了的人体世界，他们的全体成员相互依存而且拥有共同的福利。约翰还提出了自己的国王学说。他认为，国王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和传统的规则，他应该是全体人民的奴仆。(78)约翰著《论政府原理》，他关注的是普罗塔克的政治思想，关注的是恺撒的共和思想，关注的是图拉真的政治主张。(79)《论政府原理》受到美国思想家哈罗德·J.伯尔曼的特别关注，他认为，《论政府原理》的作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是西方政治科学的创立者。(80)伯尔曼认为，约翰的著作有四点创新：首先是包含于《论政府原理》的新的东西是作者努力用一种包罗万象的方式把来自极其多样和矛盾的渊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塞尼克、维吉尔、奥维德、《旧约》《新约》、教父们、研究由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自己同时代所注释的查士丁尼法律原文的罗马法法律家、教会法法律家，以及其他渊源的理论、原文和例子汇集在一起，并企图整合他们。其次，索尔兹伯里的约翰除了作出综合的努力以外，还发现了一种通过概念去实现综合的方法，这些概念通过抽象出矛盾的规范的共性而综合在一起。第三，有些事例即使披上了《圣经》的、希腊罗马式的或者其他来自较古老的时代的外衣，也还是引入了一种经验—归纳的特性、一种对实际经验的关切或一种决疑法。结果是形成了这样一本书：一方面，它不是对某种乌托邦或理想共和国的描绘；另一方面，它也不是一种衰败时代的编年史，尽管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因素。他还说，在《论政府原理》中看到的政治统治的有机体概念和自然性概念，更近似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而不是斯多葛派或早期教父的思想。虽然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当时无法利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但他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政治共同体要服从作为理性的自然法，并且认为自然或理性要求国王按照正义和公平的原则统治。也就是说，约翰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具有一致性、相似性，抑或继承性。约翰在接受古典文明教育的过程中，接受过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的影响。(81)可见，约翰来自古典政治学与古典文明中的政治思想，影响着那个世纪直至近代社会。
古典文明从希腊、罗马经过地中海世界传播到不列颠，经历过不同的历史时序和地理空间的位移，经历过诸多思想家的整理与翻译，经历过诸多文明的碰撞与融合，以使古典文明在诸多内涵与形式发生变异升迁与创新，从而对英国近代文明的崛起产生强大的推动力。仔细考辨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历史源流，及其内涵与形式的演变过程，对于探讨英国近代文明崛兴的历史原因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二）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基本途径
在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诸多途径中，教堂与大学的建立及其对于摄取古典文明既具有特殊的效用也是其最为重要的途径。
1．教堂的建立在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过程中的作用
教堂的建立，对于不列颠早期古典文明的复兴及其全面拓展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在不列颠社区古典文明的历史进程中，诸多教堂的先后建立是古典文明全面复兴的重要桥梁。西方学者认为，在古典文明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当英国学者于15世纪初格外关注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知识分子对于英国的关注则开始减弱。然而，在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欧洲各地的基督教机构和大学中的知识分子作出了重要贡献。
西方学者认为，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进入高潮之前，许多地方古典文明复兴是通过教堂来实现的。比如，在英格兰，古典文明的传播就是从坎特伯雷大教堂开始的。首任大主教奥古斯丁就是古典文明最早的传播者之一。奥古斯丁给不列颠首先带来的是宗教信仰，可是同时也带来了法律和古典文明地方化的意识形态。(82)在奥古斯丁和格里高利的诸多讨论中体现出这样一种观点，宗教信仰和法律都具有地方化的可能性。奥古斯丁说过：既然只有一个信仰，为什么不同的教会会有不同的习惯？奥古斯丁还说过：请告诉我，如果有人偷窃了教会中的东西，该怎么处罚他？格里高利告诉他的答案是，宗教信仰可以有自己不同地方的习俗，法律问题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83)这些观念，和古代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意识十分相近。
坎特伯雷第七任大主教西奥多·塔尔苏斯（Archbishop of Canterbury，Tarsus，668—690）就曾经阅读普罗塔克的著作，并教授希腊文和拉丁文。后来，公元9世纪的爱尔兰人约翰·司各脱·爱留根纳，一位与普通传播希腊著作的方式存在明显区别的学者，他在不列颠传播新柏拉图主义的生涯中，既没有使用比德《英吉利教会史》中关于普罗塔克的材料，也没有使用约克宗教学校图书馆阿尔昆资料中关于普罗塔克的书籍，或许奥尔本斯教堂发现的这位基督徒所使用的手稿类的普罗塔克的著作直接来自雅典。(84)在诸多坎特伯雷大主教中，对于摄取古典文明过程起到突出作用的还有第36任大主教安瑟尔谟，他于1494年被教皇封为圣徒。他于1093年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将希腊古典文明中注重理性、重视逻辑学与辩证法，以及强调人的自由意志的传统带到不列颠。
首先，安瑟尔谟认为，自己对上帝的信仰渴望得到理性的支持。他说：“主啊，我并不求达到你的崇高顶点，因为我的理解力根本不能与你的崇高相比拟，我完全没有这样做的能力。但我渴望能够理解你的那个为我所信所爱的真理，因为我绝不是理解了才信仰，而是信仰了才理解。”(85)这种对理性的呼唤，显然超越了教父哲学时代神为万物之本源的观点，而是从信仰之外寻求理性的支撑。在《论语法》一文中，他还对名称和意义的差异，以及说话等范畴的使用，都主张需要理性的证明。
其次，安瑟尔谟重视古典文明中的逻辑学与辩证法。安瑟尔谟在他的《宣讲》中所作的关于上帝本体论证明就充分体现出他对于逻辑哲学与辩证法的重视。这一段三段论是逻辑推理的内容是：
大前提：被设想为无与伦比的东西不仅存在于思想之中，而且也在实际上存在。小前提：上帝是一个被设想为无与伦比的东西。结论：上帝在实际上存在。
尽管这一推理中缺乏设想与存在之间的必然性关联，然而它的逻辑推理与辩证法的性质及其在经院哲学中的运用，实际上是传播了古典文明中的逻辑哲学观念与辩证法思想。
还有，安瑟尔谟十分关注自由意志问题，为自由意志的神性实现向人的自由意志的转换准备了条件。安瑟尔谟在《论选择的自由》中说，自由的选择似乎与上帝的恩典、命定与天意相对立。我想知道自由的选择是什么，以及我们是否总有自由的选择。他认为，人的意志是灵魂的一种功能，具有选择功能的倾向性，还可以付诸实际运作，而且与有用和正当有关。显然，意志与道德和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具有主观倾向性和实践性。安瑟尔谟对于人的意志自由的关注，与奥古斯丁的神的自由意志相关，但同时又超越了这一学说，以便进一步实现向奥卡姆的人的主观意志的自由的根本的转变。
2．大学是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重要桥梁
早在公元7世纪，坎特伯雷就建立了学校，进行希腊文化和拉丁语教育；贝辛斯托克的约翰还从雅典带回普罗塔克著作的手抄本，(86)传播希腊时代的人文主义观念与政治哲学思想。
在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过程中，大学的兴起意味着什么？牛津大学建立的早期状况是我们了解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非常重要的依据。我们无法准确把握牛津大学建立的时间，但是有案可考的是，早在牛津大学创建之初，就必然体现出两个特点：一是牛津大学的创建得益于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的诸多资源；二是牛津大学最早授课的是宗教人士或者说是基督徒。(87)据查考，较早在牛津发表演讲的是1133年的一位引人关注的来自巴黎大学的老师罗伯特·普鲁斯（Robert Pullus），他发表的是关于《圣经》的演讲。后来是1149年，有一位更有声望的来自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老师瓦卡里乌斯，他在牛津讲授的是罗马法。显然，这是牛津大学课程世俗化的重要标志。12世纪下半叶，牛津已经形成比较稳定和有组织的大学，还建立了主教之下的专门委员会掌控大学的中心权力，然而商业行会拒绝合作，直到12世纪末尚未获得容许，没有开设人文学科课程的资质。然而，这一现象也表明，商务在牛津大学早期教育中至少已经形成思想和语境并体现世俗化的趋向。早期学生大多来自英国本土和欧洲大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已经成家的英国人在完成巴黎大学学业之后来到牛津大学。人文学科最早又分成了法文、英文、诺曼文和皮卡兹文。或许，这是牛津大学学科分类的最早记录。据查考，牛津大学主要有人文、法律、医学和神学四个学科，后面三个学科是在人文学科建立之后建立起来的；拉丁语是牛津教育使用的最基本的语言，拉丁语法是主要的必修课。在中世纪，由于课程的发展又将拉丁语教育分成两组：一个小组包括语法、修辞和逻辑；一个大组包括数学、音乐、地理和天文。这就是古典式的七艺教育。这七种自由艺术教育是由宗教人士主持的一种十分严肃的学习方式。(88)
尽管我们感受到的牛津大学历史悠久而且十分辉煌，可是它的形成和发展的经历却十分艰难。早期的牛津，人才匮乏，图书亏缺。据史料记载，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就是当时牛津大学的资助者之一。(89)格洛斯特公爵十分慷慨，他为牛津大学捐助了280多本手抄本图书。(90)在15世纪初的英国，这是一笔了不起的精神和文化财富。然而，1447年公爵逝世给他身边的学者们带来严重的影响。有人认为，他的离世使得以他为中心的第一批人文主义者面临终结。这并不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相当一部分思想家的名声不太显赫，而且也很少为社会所接受。有时人们能忘却来自古希腊的古典文明，甚至无法辨明从意大利来到英国的一些学者。然而，在古典文明复兴的第一个阶段，人们为了一代代人的成长用汉弗莱的名字命名图书馆和每年均可获得的基金，用汉弗莱的名字鼓励复兴时期的后来者。(91)核心人物及大学，在英国文艺复兴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体意识”与“现代路线”的确立，是早期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重要成就之一。确立人是约翰·司各脱和威廉·奥卡姆。约翰·邓斯·司各脱（约1266—1308）是一位出生于苏格兰的有突出贡献的思想家。他于1288年前后，在牛津大学学习神学，《箴言四书》是他的学士论文，也被称为《牛津评注》。1291年被按立神职后，他曾经赴巴黎大学学习。1300年7月6日，他成为牛津教区报给林肯郡主教约翰·达尔德比（John Dalderby）的22名方济各会修士之一。此时，司各脱修订他的《箴言四书》。1302年，司各脱被送到巴黎学习，并在那里讲授《箴言四书》。1303年，他因在教会财产征税问题上效忠教皇博尼法斯八世而反对法王菲利普，被驱逐出境而返回英国，1304年才回到巴黎并再次讲授《箴言四书》。这一年，他成为巴黎大学教授，并接替方济各会总会长、来自西班牙的冈察乌斯（Gonsalvus of Spain）。任职期间，他曾主持过与多明我会修士威廉·彼得·高迪努斯（William Peter Godinus）讨论个体化原则的自由辩论会。1307年秋，方济各会教席很快被亚历山大利亚的亚历山大接替，后被调到科隆方济各学馆，作为一名讲员一直到1308年。就在这一年，正当他忙于修订《牛津评注》的时候，1308年11月8日，司各脱去世并安葬在科隆。值得关注的是，司各脱的自由辩论中的“个体化原则”和《论第一原理》中关于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的问题。他的观点，在传播神学和古典哲学的过程中已经包含着个体与群体、无限与有限、可能与事实等对立统一的范畴。我们知道，司各脱用“无限”和“可能”的假想逻辑，来为上帝存在辩护。从表面上看，司各脱的观点是一种倾向于唯识论的经院哲学观，但是他的观点对于个体、有限和事实的包容这一现象，事实上已经为奥卡姆“现代路线”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这一点，也呈现出古典文明意义在不列颠宗教文明背景中演进的历史轨迹，即由重视观念与神学的新柏拉图主义向重视存在与个体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转变。
13世纪之后，早期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历史上出现了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另一位著名思想家威廉·奥卡姆及其具有重要影响的现代路线。奥卡姆现代路线的确立，标志着新柏拉图主义向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转换的完成，也同时标志着经院哲学使命的完成；更重要的是，13世纪初的英国，出现了最早为个人权利立言的《大宪章》，它不只是王权、教廷与民族情愫的碰撞与融合的产物，更是历史运演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力量和社会阶层等复杂的社会因素走向统一的重要标志。古典文明的复兴，从文化内涵升迁和政治观念演变两个方面昭示着不列颠乃至整个欧洲进入了民主政治、理性哲学和人文主义观念逐步成为主流的近代社会。
大学的建立对于英国古典文明的摄取所担当的使命是不可估量的。牛津大学是英国的第一所大学，也是为近代早期英国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的大学：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1168—1253）、罗吉尔·培根（1214—1292）既毕业于牛津，也执教于牛津；约翰·邓斯·司各脱（1265—1308）、奥卡姆的威廉（1285—1349）都是牛津大学培养的优秀人才。(92)人们在12至13世纪就开始普遍地传播古代希腊柏拉图等诸多思想家的著作与思想；(93)到了15、16世纪，势头则逐步转向亚里士多德。据查考，到17世纪初，亚里士多德的诸多著作，在牛津诸多学院甚至整个不列颠的传播已经形成高潮。(94)
牛津大学从建立的时代起，就具有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品质。早在1184年，国王就馈赠了一个市场——高街（High Street）——给牛津大学；1219年，教堂的主教又得到国王的许诺通过一条大路将教堂、市场和大学连接在一起。(95)大概也正是因为如此，大学与宗教、世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容易在多元碰撞与融合中获得发展与前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