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与贵族共天下

“家天下”与“家产式”的两大特色互为表里，是英国中世纪君主制的基本特征。同时，两者又深刻地塑造了中世纪英国的政治文化。前文把这些看似常识的史实重叙一遍，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这种体制下的政治文化。

我们过去在英国传统史学的影响下习惯于在叙述英国中世纪政治传统时强调王权的两大对立因素：法律与贵族，认为这两大因素始终制约着国王，并最终促使英国率先走向了现代政治。我们不否认作为制度基础的法律与作为中世纪政治力量主体的贵族群体的这种作用，它们在促使英国走向其独特的政治现代化道路上也发挥了重要影响。但是，如果把这种限制或斗争作为中世纪法律与王权、贵族与王权关系的基本面和主要特色，则大大远离了中世纪政治文化的真相，也会在根本上妨碍我们认识英国文明近代转型的真相。如本章第一节所述，英国二战后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术发展早已比较彻底地解构了辉格史学对中世纪政治史的认识思路和史实判断，只不过大破之后的大立显然并不容易，因此迄今仍缺乏比较宏观的综合与概括，由此带来的对整个中古政治文化的重新观察与叙述也有待展开。下文的叙述吸收了学界的新看法，很多细节需要进一步推敲，不过希望这一提纲式的重新思考能够对学界的有关研究有所促进。

作为“家天下”式的领地国家，理论上，中世纪英国的一切资源皆归王有，一切权利皆自王出。这是真正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概括看似夸张，但却是中世纪英国政治秩序的真正基础所在，或者说它至少是最初的出发点。通过诺曼征服的彻底洗牌，以及索尔兹伯里之誓的现实印证，这种理论上的“资源王有”成为现实的“资源王控”。

当然，在中世纪，国王不可能也不愿意亲自掌握这些资源。按照一般的说法，基于以封君封臣制为核心的封建制度，以土地为核心的国家资源不断地被分配给国王所信赖的追随者占有，与土地一起分配的，还有对土地上的人的行政、司法和财政等方面的治理权，当然同时包括受封者对国王提供人力、物力甚至精神上的臣服、协助和支援的义务。这便是诺曼征服后贵族的法理起源。封建制度的层层封授行为使这种权利与义务的委托或“出租”一直贯彻到社会的最基层。在这一体系下，上起独霸一方的伯爵，下至良田数百的骑士，大小贵族对手中以土地为核心的资源只有“占有权”（tenure）。所有权是国王的。无论这种占有权后来变得多么接近于所有权，关键的一点不会变，即其合法性的基础来自王权的封授。而且，国王有多种方法对贵族土地实行没收、回收和再处理。⁽¹⁵⁾

也就是说，贵族所拥有一切的合法性与安全性，都与王权不可分割。进一步说，贵族身份地位的合法性，乃基于王权的合法性。王权不存在了，贵族的一切也就失去了，整个中世纪社会的秩序也就不存在了。当然，国王也正是依靠贵族、依靠这样的体系来维持其权威和地位的。正如英国史家克里斯蒂·卡朋特在对沃里克郡的地方社会进行深入的个案考察之后所说，麦克法兰学派多年来强调的一个观点已经毋庸置疑，即中世纪的整个政治体系首先依靠的，就是国王与贵族的合作。“离开国王，贵族什么都不是，即使不考虑国王提供的利益，单就贵族们的巨大权威而言，那也不过是国王巨大权威的一个映象而已。”⁽¹⁶⁾王权依靠贵族精英维持着地方的有效统治、稳定性和忠诚，贵族则依靠王权来维持其作为国王代理人的权威的有效性。(https://www.daowen.com)

在这样的背景下，贵族与国王的关系，首先当然应该是相辅相成、合作共赢的。特别是面对这样一个以血缘身份为基础的家族式王朝，除了精诚合作，贵族还有别的选择吗？“人人都有帝王相”，在英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下是不存在的。绝大多数贵族和普通人没有改变身份命运的其他希望，除了与国王合作别无选择。在一定意义上，中古英国的贵族是最“安分守己”的，当然他们安守的，实际上是一个优越的特权地位。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说，正是贵族与有产者群体的这种处境使他们成为君主体制最坚定的维护者，从而造就了英格兰王权的千年一贯。

所以说，贵族首先是王权的拥护者，或者说贵族体制附着于君主政体。更进一步来说，贵族不但是君主体制的维护者，而且是强势的国王个人的拥戴者。这一点可能也需要稍加解释。谈到王权时，我们其实在谈论两个对象：作为制度的君主政体，和作为这一制度在某一时段的现实呈现的国王个人。制度王权和个人王权不可分割，但各自有发展的路径和特色，两者互相促进，也互相制约。⁽¹⁷⁾过去认为，贵族可能不对抗君主制度，但一定不希望君主强势。但晚近的研究越来越认为，国王过分专断独行当然不受欢迎，但国王个人的“领袖魅力”、他的能力和担当，其实在中世纪的贵族看来是君主制度得以维系的重要依赖，是秩序的真正保证。贵族群体有时表达的不满，针对的不是国王的强势，而是其“无能”。因为在这样一个资源王有、王控的社会，国王无能就意味着对内无法维持秩序、对外无法保证安全，这是贵族群体不愿看到并努力避免的。

以上分析没有专门提及君主的其他身份和权力来源，如王权神授，以及部落共同体传统等。但是这些理论或现实上的工具基本上也是有助于君主权威的生长的。它们提升了王权的公共性，增加了王权对普通臣民的约束力。同时，王与贵族“共天下”的关系也需要有效的维系机制，表现为各种协商与制约，后文会统一来谈。